【案例】慈善捐款总额下降是面多棱镜

 

【网络传媒案例】

【事件介绍】

红十字会系统募捐额连续2年下降 人均捐款约60.4元

2013年9月21日，民政部在深圳发布《2012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报告显示，去年全国接收捐赠的总额约817亿元，是我国年度捐赠总额连续第二年下降。其中，红十字会系统的募捐额也连续两年下降。不过，随着郭美美事件的影响进入衰退期以及红会本身的改革，预计今年红会的募捐情况将好转。

人均捐款约60.4元

《2012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是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受民政部委托编制的年度系列报告之一，今年已是第6年发布。

报告显示，2012年，我国社会捐赠总量（含我国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的款物捐赠）共计约817亿元，相当于人均捐款约60.4元，不过该数字只占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约0.25%。与2011年度相比，全国接收捐赠额减少28亿元，同比减少3.31%，这也是我国接收捐赠额连续两年下降。

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副司长徐建中说，导致捐赠总量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全球经济形势持续低迷、重大自然灾害的减少等。

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受到郭美美“问责风暴”的持续负面影响。此外，捐赠人权利意识也开始觉醒，盲目捐赠的行为大量减少。

红会募捐降两成多

报告显示，这些捐赠中，7成以上的社会捐赠流向了社会组织。徐建中说，2012年度，我国社会组织获得了73.63%的全国捐赠，“社会组织成为接收社会捐赠的绝对主体，政府进一步退出捐赠市场。”

而在这些社会组织中，各类基金会接收捐赠约305.7亿元，约占全年捐赠总量的37.4%，虽然捐赠金额和比重都有所下降，但依旧是最大的募款主体。

数据显示，全国各级红十字会系统接收社会捐赠21.88亿元，占全国捐赠总量的2.68%，与2011年相比下降了6.79亿元，同比下降23.67%，这也是红会接收捐赠总额连续两年来的下降。

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刘佑平表示，红会近两年来捐赠额虽然下降明显，但随着郭美美事件带来的影响逐渐进入衰退期，再加上红会这两年启动的各项改革非常有成效，预计从今年开始，红会接收募捐的情况将会有比较好的转向和改观，“今年雅安地震时红会的募捐额就已经非常可观了。”

 

慈善会募捐额上升

据不完全统计，慈善会系统去年募捐约268.65亿元，接收款物捐赠较2011年相比，反而上升20.94%。在全国197.18亿元的折价物资中，约有113.88亿元物资流向了慈善会系统，占到近6成。

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刘佑平分析说，大的基金会基本不深入县一级地方，但截至2012年6月，全国共有县级以上各类慈善会1923家，乡镇和村一级的慈善会总数超过2000家，“郭美美事件对大的慈善机构影响大，但对这些乡镇、县一级的慈善会影响非常小。”

大额捐赠明显减少

报告称，2012年接收到的817亿社会捐赠总量中，来自我国境内捐赠约747.81亿元，境外捐赠69.52亿元。

从捐赠主体来看，企业捐赠仍为主要力量，捐赠总额达到474.38亿元。其次是个人捐赠，占现金捐赠总额的32.7%，而个人捐赠的主力仍是企业家，去年捐赠过亿的企业家有9位，其所在的行业主要为房地产业和制造业。

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的监测和统计发现，2012年度超过亿元的大额捐赠有34笔，明显少于2011年的41笔。与大额捐赠对比明显的是，多家网络捐赠平台的劝募效果皆超过了2011年。

慈善事业发展需要重塑社会诚信

“人之初，性本善”，慈善作为人的一种道德品格，从人类走出丛林世界以后就逐渐形成。随着现代意义上的人类文明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慈善更是发展为一项社会事业，它使遭遇天灾人祸袭击陷入困顿的人群能够得到救助，也使因为收入无着而生活贫困者能够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在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从事慈善事业已经成为富裕阶层的一种普遍追求，像比尔·盖茨这样世界上最成功的企业家、全球首富，也是全球最为著名的慈善家。

中国作为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慈善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在民众生活保障方面实行的是低福利全覆盖的政策，一定程度上使慈善事业失去了生存的空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社会成员的收入格局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人跻身富裕阶层，但还有一部分人由于各种原因，未能赶上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逐渐沦为贫困者，因此，慈善事业的发展又有了现实的需求。与此同时，在中国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也使慈善捐助的发展具有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是，最近几年，我国的慈善事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长期以来一些慈善组织运作处于不透明状态，在“郭美美事件”等负面事件的影响下，慈善组织的信誉出现了严重的下降，连续两年慈善捐助的下降就是这种情况的直接反映。对于这个情况，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副司长徐建中表示，主要可归为全球经济形势持续低迷、重大自然灾害减少、“问责风暴”的持续负面影响和盲目捐赠行为的大量减少等。这个分析基本上是中肯的，而其中最为重要的还是整个社会诚信机制的缺失，已经影响到了我国慈善事业的顺利推进。

由红十字会等机构主导的慈善事业，使慈善捐助成为一种政府主导下的有组织的行为，它提高了慈善事业的效率，但也改变了那种传统的“一对一”的捐助模式，而这种捐助人与被捐助人不再见面的慈善模式，对于中介机构的诚信要求特别严格。但是，我国在推进经济建设的进程中，重商主义的泛滥使社会诚信机制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并且延及到了像慈善这样的公益事业。一些慈善机构在募集到了善款善物以后，提取高额管理费，用于机构内部工作人员的福利，真正到达需要捐助的人群中的善款善物已经打了很大的折扣。比如，前两年几次重大自然灾害发生以后，社会各界的慈善捐助达到了一个高峰，但后来陆续暴露的地方政府将善款用于建造豪华办公大楼、购置超标准公车等事件，使民众的爱心受到了挫伤。类似事件一再曝光以后，民众对于向慈善机构募捐来参与慈善事业的信心自然很容易产生动摇。

 

中国的经济正在不断发展，即使最近几年全球经济形势持续低迷，中国的经济总量仍在稳步增长之中，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仍有很大差距。仅以去年来说，美国接收社会捐款约为3162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中国GDP约为美国的1/2，但是美国的慈善捐赠总量却是中国的近24倍。因此，积极推进慈善事业的发展在中国仍有现实的需要。但是这两年中国慈善事业所经历的曲折表明，在整个社会的诚信机制存在严重欠缺的背景下，以诚信立身的慈善机构需要拿出更大的诚意来面向民众。今年1月，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的《2012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显示，2012年度我国公益慈善行业年度透明指数为45.1分，虽比2011年度有所上升，但仍在及格线之下，特别是红十字会系统的年度透明指数只有35.2分，表明民众对公募慈善机构的基本信任仍未修复。

慈善机构信任度的下降，是整个中国社会缺乏诚信所造成的后果。因此，重塑诚信机制是整个中国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在这方面，慈善机构应该比其他行业有更紧迫的意识。类似红十字会这样的机构，需要建立起更严格的捐助管理制度，善款善物的来源和去向，机构内部的具体工作内容，都需要向社会经常性地作出详细的报告，把自己置身于民众的监督之下。对于一些由地方政府接收的慈善项目，慈善机构更需要建立起从头至尾的监督和公开制度，防止基层政府将民众的爱心移花接木，流进政府财政的腰包。

慈善捐赠下降正是锐意改革契机

年度慈善捐助总额连续第二年下降，从表面上看对于中国慈善事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说明中国慈善事业面临必要的问题。但是，在看到这是一个巨大挑战的同时也不得不明白也是一个最佳的锐意改革的契机。如果能够从连续两年下降的态势中不断总结出经验教训并能够提供有效的措施进行改革的话，中国的慈善事业或者能够迎来一个春天。当然，如果在这样的基础上，仅仅是看到存在的弊端并不能认识到其中的真问题的话，中国慈善的真实状况并不会得到真切改善。

对于慈善捐赠为什么连续两年下降，按照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副司长徐建中的解释。捐赠总额下降的具体原因归为全球经济形势持续低迷、重大自然灾害的减少、“问责风暴”的持续负面影响和盲目捐赠行为的大量减少等。可以说，这些都是客观原因，并不能真正解释中国慈善的真面目，因为全球经济形势等因素对于世界各国的影响都同样存在，不能成为中国的特殊原因。所以，如果不能够从中剖析出中国慈善的真原因就可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分析中国慈善事业的真原因只能从中国的真实情况出发，否则，当越来越多的慈善原因被冠之以客观因素的时候，这已经是走偏的迹象。

中国慈善事业中，尤其是中国红十字会最具有代表性。从郭美美事件开始就饱受质疑，但是在屡次处理这样的事件上，中国红十字会并没有形成一整套的透明机制，并没有从根本上打消公众的质疑。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造成红十字会总体形象的下降，而这样的下降又对于整个中国慈善事业来说是一个灾难，对于整体的慈善形象是一个巨大冲击。可以说，慈善的生命力就在于公开和透明，资金来源的公开和资金支出的透明成为慈善的最大法宝。如果这两大法宝缺失的话，慈善的形象就自然会岌岌可危。而中国慈善事业正是在这两大法宝上有所缺失，没有一个公开的资金来源机制，没有一个完整的资金支出透明机制，成为中国慈善的软肋。

正所谓，知耻后勇。中国慈善事业尽管从整体总额上看是连续两年下降，但也呈现出新的趋势，比如网络募捐的突飞猛进。这是一股新兴的力量，值得引起足够的重视，让网络募捐的力量成为一种新的形式。另外，认识到中国慈善事业的软肋之后，也唯有从这个方面突破，锐意改革进取才能实现慈善事业的新的发展。那就是从公开和透明上入手，能够让公众信得过，这就做到了基本的信任，能够获取信任才能赢得支持，因为这是中国慈善事业的软肋，必须认真对待，才能有所突破。

 

【启示与思考】

近几年，我国的慈善事业总令人有无限的感概，而《2012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更印证了我们的担忧。这样一组国内年度慈善捐赠数据，无疑既显得有些“难看”，也令人“难堪”。这不仅因为它是一组“连续两年下降”的数字，而且还是在原本就非常低的基础上的“连续下降”。这正像媒体报道中指出的，“中国慈善捐赠规模与国际水平差距依旧悬殊”，“2012年美国接收社会捐款约为3162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中国GDP约为美国的1/2，但美国慈善捐赠总量却是中国的近24倍”。

在“差距悬殊”背景下，我们的慈善捐赠何以依然“连续下降”？民政部官员提到的“持续负面影响”，显然是导致捐赠“连续下降”的重要原因。而这种所谓“负面影响”，实际上也即此前舆论曾热议的由于慈善组织公信力严重不足而引发的社会信任危机，如其中堪称典型的红十字会信任危机。而上述《报告》数据也已充分见证了这一点。如2012年红会接收社会捐赠约21.88亿元，同比再次减少了23.68%。而在2011年，红会接收捐赠28.67亿元，降幅近六成。

直观来看，这种慈善组织的社会信任危机，无疑首先是一种由于慈善组织运行管理透明度不高、相应慈善信息缺乏公开性所引发的信任危机。如此前媒体调查显示，“透明度”为公众对慈善组织的“第一要求”，而对目前慈善组织透明度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的公众仅占23.5%；其余八成公众均表示，“不满意”“非常不满意”或“一般”。

而更进一步分析，这种慈善组织信任危机，归根到底，实际上还是一种社会公众对目前许多慈善组织的运行管理机制体制，难以形成信任的体制化危机。这正像原民政部部长徐永光曾提到的，“世界银行前行长曾告诉我，华人的慈善捐款热情很高。中国人现在的捐款数量没有想象的那么多，并不是文化的原因，而是制度的原因。中国人有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的传统，而现在的体制抑制了这种热情”。

具体而言，这种抑制慈善热情的体制，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在许多半官方慈善组织身上都能强烈感受到的，那种具有浓厚“政事不分、政社不分”色彩、高度行政化权力化的慈善组织运行管理体制。诚如社科院《民间组织报告蓝皮书2013》指出的，“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中国很多官办公益慈善组织和社团组织具有强烈的行政色彩”，“官办社团组织频频遭遇严重信任危机，充分表明对他们的去行政化改革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这种背景下，要想改变所谓的“负面影响”，进而救赎“慈善捐赠连续下降”趋势，根本还在于必须彻底从体制上改变，祛除慈善组织自身固有种种“负面”现状，如信息“不透明”，运行管理体制“行政色彩强烈”的“负面”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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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1012/73873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