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细节

 

枫桥以枫溪得名。

两抹山溪从黄檀、白水而下，沿岸有枫叶赤红，在枫桥镇南大竺园附近相遇，始名枫溪。

枫溪江上的枫桥，据说是当地最早的桥。《枫桥史志》记载，隋统一后，隋行军总管杨素在枫溪渡口架了一座桥，取名枫桥，并在旁边建驿站，称为枫桥驿。这是枫桥地名最早的记录。

8月27日天刚放亮，枫桥镇的学勉路已是一片喧闹。沿街的铺子早早开门，技工蹲在路边砰砰啪啪敲打着电机，老人摇着扇子在散步，汽车助动车人力三轮争相穿街，构画出一个发展中的小镇模样。

枫桥宾馆斜对面的神仙居早餐店，里外满是食客。伙计掀开支在红炭上的蒸笼，滚滚热气扑向天空。

枫桥新的一天由此开始。

格外珍惜“枫桥经验”这笔财富

枫源村在枫桥镇的最东面，据说枫溪便在这里形成。

2008年，这里的大悟、大竺和泰山3个行政村合并成一个村，取名时，有过争论，最后多数村民赞同骆根土提出的方案，叫枫源。“这个名字既有地域特征又有传统形态，更主要的是具有唯一性。”骆根土说，“有几个地方敢说自己是什么东西的源头？”

58岁的骆根土是枫源村的村委会主任，之前在大竺村当过27年的主职干部，能言善辩，常有名言，比如说村干部就是要管好“两张皮”，即地皮和肚皮。地皮是合理利用好土地，肚皮是做好计划生育。

我们到枫源村采访时，村综合楼正在改造，建材散落一地。一楼是村民办事大厅，大块的阳光打在屋内，柜台桌子凳子一应俱全，正面墙上是十几块告示牌，注明可办事项和流程。村党支部书记宣均江说，一般事情村里都能解决，复杂一些的由村干部去镇里代办，村民办事非常方便。

尽管“枫桥经验”形成时，骆根土、宣均江还是八九岁、十几岁的孩子，但长期的耳濡目染，让他们对诞生于家乡土地的这笔财富格外珍惜，时不时有一种创新冲动。

小村变大村后，管理和组织方式随之发生变化，对村干部提出更高要求。宣均江说，2008年春天，诸暨市委书记就上述问题到村里调研，在宣均江家里住了一个星期。在昼谈夜议中，宣均江等村干部提出对村务管理“宜细不宜粗”。

“当时我们就提出了网格化管理这一概念。”宣均江说。为了证明他们是较早的“先行者”，他翻出一本2008年6月印制的“枫源村综治网格化管理手册”，上面开宗明义写着：村级综治网格化管理是一种联系户制度。“全村划分为36个网格，每个村民代表平均直接联系16户，每个村两委干部平均间接联系72户农户。”这本小册子规定，每一级联系人的核心工作，就是当好网格内矛盾纠纷的“和事佬”和信息员。

记者仔细翻看，尽管里面没有提到“组团式服务”这一概念，但“服务”的影子在条款中无处不在。

81岁的宣春岳老人对记者说，现在村干部很好，他们不单是致富带头人，还想方设法为村民办事，一般矛盾村里都能解决。

这或许就是“枫桥经验”在这个村庄的创新和发展。

王水方在枫桥算个名人，在他任上，岫山村党支部曾获“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先进党支部”称号。退休后的王水方被聘为枫桥法庭人民调解员，“他的经历和品性让他能够胜任。”枫桥镇社会服务管理中心主任马祖军说。

关于王水方的故事在枫桥很多。在马祖军印象中，最厉害的是他的智慧和眼光。

上世纪90年代，诸暨市一个调研组到枫桥总结新时期的“枫桥经验”，到岫山村和王水方聊天时问，怎样把后进村转化为先进村？他沉吟片刻，说，“要戴致富帽，先戴平安帽。”这个回答让调研组吃了一惊。因为当时，多偏重经济发展硬突破，鲜有人注重“平安”这种软实力，更何况一个农民。但在王水方看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只有堤固梁牢、村睦人和，才能干事，干成事。”

村里组织禁赌协会、帮教帮扶组和护村队等自治组织，并不断完善被王水方称之为“小宪法”的村规民约，同时充分发挥村民代表大会这个“小人大”作用，把个小山村治理得风清气正，经济也迅速发展起来。曾经的贫困村，用村民的话来讲，“现在是吃讲营养、车讲漂亮、住讲宽敞”。

格外珍惜“枫桥经验”这笔财富

枫源村在枫桥镇的最东面，据说枫溪便在这里形成。

2008年，这里的大悟、大竺和泰山3个行政村合并成一个村，取名时，有过争论，最后多数村民赞同骆根土提出的方案，叫枫源。“这个名字既有地域特征又有传统形态，更主要的是具有唯一性。”骆根土说，“有几个地方敢说自己是什么东西的源头？”

58岁的骆根土是枫源村的村委会主任，之前在大竺村当过27年的主职干部，能言善辩，常有名言，比如说村干部就是要管好“两张皮”，即地皮和肚皮。地皮是合理利用好土地，肚皮是做好计划生育。

我们到枫源村采访时，村综合楼正在改造，建材散落一地。一楼是村民办事大厅，大块的阳光打在屋内，柜台桌子凳子一应俱全，正面墙上是十几块告示牌，注明可办事项和流程。村党支部书记宣均江说，一般事情村里都能解决，复杂一些的由村干部去镇里代办，村民办事非常方便。

尽管“枫桥经验”形成时，骆根土、宣均江还是八九岁、十几岁的孩子，但长期的耳濡目染，让他们对诞生于家乡土地的这笔财富格外珍惜，时不时有一种创新冲动。

小村变大村后，管理和组织方式随之发生变化，对村干部提出更高要求。宣均江说，2008年春天，诸暨市委书记就上述问题到村里调研，在宣均江家里住了一个星期。在昼谈夜议中，宣均江等村干部提出对村务管理“宜细不宜粗”。

“当时我们就提出了网格化管理这一概念。”宣均江说。为了证明他们是较早的“先行者”，他翻出一本2008年6月印制的“枫源村综治网格化管理手册”，上面开宗明义写着：村级综治网格化管理是一种联系户制度。“全村划分为36个网格，每个村民代表平均直接联系16户，每个村两委干部平均间接联系72户农户。”这本小册子规定，每一级联系人的核心工作，就是当好网格内矛盾纠纷的“和事佬”和信息员。

记者仔细翻看，尽管里面没有提到“组团式服务”这一概念，但“服务”的影子在条款中无处不在。

81岁的宣春岳老人对记者说，现在村干部很好，他们不单是致富带头人，还想方设法为村民办事，一般矛盾村里都能解决。

这或许就是“枫桥经验”在这个村庄的创新和发展。

王水方在枫桥算个名人，在他任上，岫山村党支部曾获“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先进党支部”称号。退休后的王水方被聘为枫桥法庭人民调解员，“他的经历和品性让他能够胜任。”枫桥镇社会服务管理中心主任马祖军说。

关于王水方的故事在枫桥很多。在马祖军印象中，最厉害的是他的智慧和眼光。

上世纪90年代，诸暨市一个调研组到枫桥总结新时期的“枫桥经验”，到岫山村和王水方聊天时问，怎样把后进村转化为先进村？他沉吟片刻，说，“要戴致富帽，先戴平安帽。”这个回答让调研组吃了一惊。因为当时，多偏重经济发展硬突破，鲜有人注重“平安”这种软实力，更何况一个农民。但在王水方看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只有堤固梁牢、村睦人和，才能干事，干成事。”

村里组织禁赌协会、帮教帮扶组和护村队等自治组织，并不断完善被王水方称之为“小宪法”的村规民约，同时充分发挥村民代表大会这个“小人大”作用，把个小山村治理得风清气正，经济也迅速发展起来。曾经的贫困村，用村民的话来讲，“现在是吃讲营养、车讲漂亮、住讲宽敞”。

 

一份老文件折射出的实事求是精神

我们到钟山村时，已是午饭时间，坐落在巷子里的村委会人去楼空。陪同的镇干部打了一个电话，村干部陈伟根匆匆赶来。

钟山村由钟瑛村、迪山村合并而来，当地人称这里是“枫桥经验”的发源地。“过去参观的人很多，后来停车不方便，安排来的人就少了。”陈伟根有些抱怨。

钟山村是全镇保存“枫桥经验”史料最完整、最丰富的村。“正在筹建的‘枫桥经验’陈列馆的许多原始资料都是从我们这里拿去的。”陈伟根从掉漆的木柜里捧出一摞卷宗，内页的纸有些泛黄，字多是用钢笔工工整整写出来的。其中有“关于五类分子1961至1963年交待汇报评审材料”、“本大队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交流资料汇编”等几十卷，涉及乡村政治、宗族文化、集体经济、社会建设等诸多领域。翻页间，仿佛能听到历史前进的脚步声。

在卷宗里，记者看见一份50年前的浙办（64）13号文件，是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当时下发各地几个社教试点材料的通知。

这个《通知》的行文很有意思，没有那种命令式的不容置疑的口气，看见的是一幅对坐而谈、循循善诱的画面：“由于各地在试点中接触的情况不同，认识不完全一致，做法也各有特点，许多问题还没有看准，许多经验还不成熟。因此，这几个文件只能供你们在试点中作为参考，并且请你们在实践中及时提出修改补充意见，特别是……等问题，都需要在今后实践中进一步研究和总结经验。”

50年前的这份党内文件，重视并强调各地的实践性和创造性，洋溢着浓浓的实事求是精神和党内民主氛围，读了让人动容。

问起当年省委工作队到这里蹲点搞社教试点的情况，尚嫌“年轻”的陈伟根建议我们去找俞善昌老人，他当时是大队干部。

穿过七拐八弯的弄堂，我们进了一个小院子。80岁的俞善昌赤膊坐在躺椅上，眼睛半闭着摇着蒲扇。见了我们，忙起身套上汗衫。老人记性很好，谈起50年前的往事，就好像在说昨天的事。“我这辈子，就数和‘枫桥经验’捆得最紧。”

俞善昌在1955年当大队长，1959年当支部书记直至1984年，经历了“枫桥经验”形成和发展的特殊历史时期。“当时我们对‘四类分子’管理有办法，有好经验。”老人比划着手势：“我们把他们的帽子放在群众手上，表现好的摘帽，表现不好的，继续戴下去。”说到这个历史现象，老人禁不住笑了。“要问最大的经验，就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把矛盾都在这里解决掉。”他说了一件事，村里有一个泥瓦匠帮人家造房子，跌下来摔死了。村里协商了两天一夜，把事情平息了。

俞善昌啪嗒啪嗒摇着扇子，沉浸在当年的风云岁月。“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小偷破缸而逃’的故事？”老人突然问。记者在参观“枫桥经验”陈列馆时，耳边曾经听到过这件事，知道这是“枫桥经验”中对人的改造的一个经典案例。

“这事就发生在我们村。”老人兴奋地说。

骆某年轻时好偷，一次被捉牢后，气愤的村民用大水缸把他倒扣在地上，还压上了大石块。一位村民担心会闷死他，于是在缸下垫了一块石头留下缝隙。谁知半夜，骆某把石头抓了进来，砸破水缸逃走了。这一年，派出所把几进几出拘留所的骆某领了出来，和大队党支部商量后送回了村里，又指派民警杨钟湃做好帮教工作。大队把骆某安排在猪场劳动，让贫协委员尉清槎做他的“导师”，并发动广大社员共同关心他、帮助他。骆某渐渐变好了，学会了自食其力。

我问俞善昌，骆某现在怎么样，他说，很好啊，现在生活富足，儿孙满堂。“他的媳妇还是我们大队干部三上苏北，帮他娶回来的。”

“浇花浇到根，帮人帮到心”，这是枫桥沿习已久的做法。马祖军说，时至今日，“枫桥经验”的老传统一点都没有变，只是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请干部“上楼去洗手洗澡”

在枫桥采访时，记者听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和目前正在进行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有相通之处。

以说理见长的“枫桥经验”在形成之初，并不只教育群众而“放过”基层干部。在1963年的社教运动中，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教育，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上楼去洗手洗澡。”就是让那些可能存在问题的干部暂时停职，检查自身问题，由组织和群众积极分子帮助他们提高认识。一次不行，再来一次，直到问题说清楚，群众满意了，才可以“解放下楼”，恢复工作。

记者看到一份历史档案，是当时紫薇大队一位干部“上楼洗手洗澡”的记录。详细记载了这位干部的检查和群众的发言，其中有质疑、有争辩，有反诘，有表态。看得出当时对基层干部的“洗手洗澡”绝非走过场。档案显示，对这位大队干部，各级组织的谈话就在20次以上，为了查对一笔谷子账，一直忙到深夜。

当地干部对记者说，这是一种结果比较温和，过程却具有很大压力的做法，既教育和保护了基层干部，也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现如今，有村干部说，群众民主和监督意识更加强了，干部得经常自己“洗手洗澡”，干净干事，否则这个干部根本当不下去。

新择湖村在白茅尖脚下，绍（兴）大（唐庵）公路从村前穿过。

小平头、鸡心领汗衫、圆口布鞋，杨栎夫显得很精干。“说农村没有矛盾纠纷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村很少，即使有，也可以在短时间里解决掉。”43岁的杨栎夫2011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我刚上任时，遗留下来的矛盾纠纷有38件，七成是土地纠纷，三成是村干部不作为、不公平引起的。”

杨栎夫说：“现在村干部不像过去那么好当，一碗水端不平，村民口水淹死你。”

“我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解决那些陈年旧案，还邀请了镇里的‘老杨工作室’一块参与，最后一笔笔解决掉了。”他说，“村里的事就是这样，看看是小事，不马上解决，软藤缠死硬树。”

他告诉记者，这次“三改一拆”，全村一下子就拆掉了2.7万平方米，涉及167户人家，进度全镇第一。“为什么能够这样？”他停顿一下，然后自答，“就是因为我们干部公正公道，村民信服。”

新择湖村现在有两个专职调解员，都是过去的老党员、老干部，村民说他们“做事公平，判案管用”。

68岁的王仲新是这一天的当值调解员。他坐在村综合服务大厅的信访接待桌后面，面前是几张纠纷受理单。王仲新曾是合并前的择树下村党支部书记，2011年5月当起了新择湖村专职调解员。“过去村民有纠纷了，满村追着找干部，现在到这里，肯定有人。”

王仲新的调解桌上，放着一块铜牌，上面刻着“群众最满意平安村”8个大字，这是杨栎夫上两天从省里捧回的。“诸暨市只此一块。”他骄傲地说。

记者掂了掂，很重。

死了也要摘掉帽子

我们在枫桥采访时，“枫桥经验“陈列馆“正在紧张布展。陈列馆放在新建的枫桥镇社会管理服务中心三楼，以图片为主，有少量实物。第一展区的建筑空间仿造五六十年代的农家制式，椽梁高挑、黑瓦白墙，有历史分寸。进门右侧立着一幢小楼，一人高，三间二层。当地干部说，这仿的是60年代的枫桥区公所，“枫桥经验”的基础稿，就是在这里写下的。

但当事人的回忆与这一提法似乎有出入。当然，只是枝节上的。

1963年7月，时任浙江省公安厅研究科副科长的徐贤辅，参加了省委工作队在枫桥区进行的社教试点。徐贤辅回忆，在运动进入到“对敌斗争阶段”时，一些干部群众揭发有四类分子幻想“变天”，要求工作组在把四类分子武斗后抓走，有的甚至说对个别地主分子要“一枪两个洞”。

但经过大讨论，工作队决定依靠群众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对四类分子就地改造，矛盾一个也不上交。

当时枫溪大队有“20多顶帽子”，有个“坏分子”汤某，公安机关把逮捕证都填好了，大队党支部书记陈友堂知道后，赶到县里去“保”，说“劳改队不过几十人管，这儿有上千群众管，还怕管不住一个汤某？”。

在对敌斗争阶段基本结束后，省委工作队开始总结试点经验，决定由在枫桥蹲点的省公安厅副厅长吕剑光牵头抓这项工作。徐贤辅和公安厅的8位同志参加了这个写作班子。

据徐贤辅回忆，“我们被安排在紫薇大队一户农家，这是幢三间二层木房，户主让出楼上两间，作为我们8位同志住宿、办公之用。”徐贤辅说，为了让他们夜里也能工作，公社特地拉了一根电线过来，装上电灯。“由于桌子不够用，有时就蹲在灶前的长凳上写材料。”

从1963年的10月8日到31日，整整干了23天，材料终于写完，标题是《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敌斗争总结》。

这恐怕就是“枫桥经验”的“开山之作”。

1977年11月，时隔十年后，徐贤辅再次来到枫桥，对“四类分子”的情况进行调研。“一些村干部对我说，我们这里的四类分子早该摘帽了。”徐贤辅了解到，由于当时对摘帽有个比例限制，所以“不是表现好就可以摘掉的。”

调研结束后，徐贤辅把情况向公安部下派的干部赵明作了汇报，赵明很干脆地说，“对改造好的四类分子全部摘，百分之一百地摘。”

赵明随后带着徐贤辅又回到枫桥镇调研，公社干部向他们提到西畴大队一个地主陈某。陈某经过群众的“说理改造”，表现一直很好，公社根据群众意见，曾要求公安部门为他摘帽，但被“文革”耽误了下来。公社干部说，现在陈某已经病故了，头上还戴着“帽子”。

赵明说，“党的政策一定要兑现，该摘掉帽子的，死了也要给摘。”于是西畴大队经过群众评议，并报上级批准，摘掉了陈某“地主成分”的帽子。陈某在外地工作的女儿收到父亲摘帽通知书后，非常感动，来信表示“一定要紧跟共产党干一辈子革命，还要鼓励我们的子女为社会主义出大力。”

徐贤辅回忆，一天，他和赵明到一户刚被摘掉帽子的农户家走访，鼓励他们继续好好劳动，做一个好公民。“出门后，赵明感慨地说，曹雪芹的《红楼梦》只写了一户封建家庭的衰落，我们共产党人却写了把中国主要剥削阶级彻底消灭的更伟大作品。”

 

“枫桥经验”曾遭遇质疑

“枫桥经验”形成时，陈善平刚两岁。但18年后，他却成为了一个“枫桥迷”，用大量时间挖掘、梳理、总结和传播“枫桥经验”，先后撰写和发表300余篇“枫桥经验”的文章，并主编了数本相关书籍。

陈善平是诸暨市政法委办公室主任。据他自已估算，工作33年，他每年总要去枫桥数十次。“早几年去枫桥，把自行车绑在公共汽车的车顶，到了后就骑车跑村里，常常是骑到哪睡到哪，当时的184个村都跑遍了。”

记者问他为什么会对枫桥这么感兴趣，“一开始是受到老同志影响。”陈善平说。

1981年，陈善平从省公安专科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诸暨市公安局，报到当天，就随绍兴地区公安处的宋金良去枫桥。在车上，老宋绘声绘色地讲了许多“枫桥经验”的故事，鲜活而生动。“我一下子就被枫桥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吸引了”。说来也巧，工作头5年，他每年都要被派到枫桥蹲点调查两三个月，“更加深了对这里的认知和情感。”

1990年七八月，枫桥派出所搬迁新址，有一批旧资料想烧掉。陈善平一听说，“脑袋嗡的一声，这可是历史啊。”他立即搭上公共汽车赶了过去，抢救出了一批珍贵的史料。“许多现在被‘枫桥经验’收藏。”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陈善平每年要和绍兴市局的几位同志相约去枫桥调研，在内部和公开媒体上发表一些“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文章。他说：“我就是不想让它断层掉线。”

陈善平的这句话，意有所指。“枫桥经验”在行走过程中，也曾遭遇过质疑。改革开放后，有人提出，“枫桥经验”是“左”的路线产物、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枫桥经验”一度受到冷落。

1990年2月19日，绍兴市公安局长傅缨带着陈善平等十几位同志到枫桥蹲点调研，想系统总结新时期的枫桥经验。“当时就有人提醒我们，不要犯方向性错误”。

陈善平说，尽管调研坚持进行，但大家心里都像压着一块石头，“默默地出门，默默地回来，吃饭时连个声响都没有。”

转机出现在3月中旬。

3月12日，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决定》提出，要积极疏通和拓宽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渠道。

《决定》的发表一扫调研组连日来的沉闷，“大家兴奋极了，说新时期的‘枫桥经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坚持群众路线，把综治工作落实到基层，扎根于群众之中。大家认为，‘枫桥经验’体现了《决定》精神。”

当晚，调研组的同志把各自的一碟小菜拼在一起“会餐”庆祝，傅缨摸出一瓶自带的洋河大曲，大声说：“今晚的酒我请客。”

这次调研历时两个月，形成了《依靠群众是维护社会治安的根本》的调查报告和19个典型材料，直接推动了“枫桥经验”的“东山再起”。

责任编辑：葛立新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1015/73923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