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擎半个世纪的火炬

 

50年，半个世纪，光阴轮回，沧桑巨变。发源于浙江诸暨的“枫桥经验”，横跨两个世纪，却历久弥新，永葆活力，成为全国政法系统的一座丰碑，平安建设乃至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一面旗帜。

进入新时代，与时俱进的“枫桥经验”被浙江干部群众不断注入新内容，赋予鲜明的时代特征，显示出愈来愈重要的社会管理价值。

正因如此，每隔五年或者十年，在浙江乃至全国，都会举办各种纪念活动，深化提升“枫桥经验”，挖掘它对平安建设和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现实意义。

“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毛主席批示“枫桥经验”

50年前，刚刚成立14周年的新中国，经历了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朝鲜战争、中苏关系动荡、三年自然灾害等等。

1963年，大病初愈的新中国刚刚恢复了一些元气。在此形势下，毛泽东同志来到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起草社教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因为年初，由他亲自发起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刚刚进入关键时期。

浙江毫无例外，也积极投入到这场运动中。1963年6月19日，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林乎加带领省委工作队进驻诸暨枫桥区，在当地7个公社开展社教运动对敌斗争阶段试点。具体地说，就是对其中的911名“四类分子”进行监督改造。

如何改造“四类分子”？当时在群众中产生了分歧，有的人对“四类分子”体罚打骂，甚至不惜用上假枪毙等极端手段，但是改造效果依然不佳。枫桥公社西畴大队有个地主，被斗过20多次，结果越斗越皮条，人称“橡皮碉堡”。

于是就有干部群众提议，既然如此，为啥不把“武斗”改成“文斗”？“武斗”斗皮肉，外焦里不熟；“文斗”以理服人，才能斗倒敌人，让社员擦亮眼睛。

社教工作队在辩论后认同了这样的观点，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开展说理斗争。对“四类分子”中的45名重点对象，干部群众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不打不骂，并且允许斗争对象申辩，没有逮捕一个人，就把那些认为非捕不可的“四类分子”制服了。

1963年10月下旬，公安部主要领导向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同志汇报了“枫桥经验”：一个不杀，大部不捕，采取说理斗争方式“教服”四类分子。

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说：“这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并且指示公安部门上报汇报材料，总结做法。

1963年11月，在公安部的书面材料上，毛泽东作出批示：“此件看过，很好……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枫桥经验”由此诞生。

此后，中央又两次对“枫桥经验”作了批转，“枫桥经验”成为全国政法战线的一面旗帜。

50年来，浙江历届省委、省政府十分珍惜“枫桥经验”，高度重视学习推广工作，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任务，提出明确要求，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之与时俱进，显示出持久的生命力——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初期，枫桥创造了依靠群众改造流窜犯和帮教失足青年的成功经验。

十年动乱结束后，枫桥在全国率先给“四类分子”摘帽，“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为全国范围的拨乱反正提供了好的范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枫桥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预防和化解矛盾，维护社会治安，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型。

进入新世纪以来，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在全省范围内学习推广和创新发展“枫桥经验”，使其融入到建设“平安浙江”的战略布局，逐步形成了维护和谐稳定、推动科学发展的成功经验。

近年来，浙江又结合建设服务型政府和服务保障经济转型升级的新任务，充分运用“枫桥经验”的基本精神，发展“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等寓管理于服务的精细化的新机制，让“枫桥经验”始终具有普遍意义。

实践充分表明，尽管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但“枫桥经验”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始终没有变。这就是发挥政治优势，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基层基础，就地解决问题，减少消极因素，实现和谐平安。

“枫桥经验”是我省服务和保障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宝贵财富，并超越地域空间，成为一种中国经验模式。

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

——“枫桥经验”植根于基层和群众中间

岁月更替，“枫桥经验”踏歌前行，其“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本质特点始终未变。

在浙江，“依靠群众”被视为平安建设的动力源泉。坚持抓基层打基础，紧紧依靠群众，发挥群众首创精神，“枫桥经验”焕发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这期间，发源于舟山市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应运而生。

整个舟山市，被分成2464个“网格”，所有居民“定位”在单元网格中。以网格为单位，组建管理服务团队，团队里有乡镇干部、社工、民警、教师、医生等。通过信息化手段，将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向最末端延伸。

当地老百姓说，以前有困难不知道找哪个干部，现在有了网格服务队，不用我们去找，他们就先来了。

一个个网格，组成了一张覆盖舟山城乡、伸向每家每户的“大网”；一张张管理服务“大网”，打破城乡藩篱，网罗民声，化解民忧，为民服务，筑牢平安建设的根基。

这个基层典型渐渐上升为促进全省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宝贵经验，形成长效机制。目前，全省村（社区）共划分11.76万个网格，组建管理服务团队19.8万支，构建起为民服务之网、平安建设之网、感情沟通之网、民意会聚之网。

杭州市推广“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片组户联系”制度，设立民情直通车、分发“民情联系卡”、建立为民服务队等多种形式的联系服务方式；衢州市在农村（社区）全面推行了“建立民情档案、深化民情沟通、实行为民办事全程服务制度”；松阳县401名驻村干部亲手绘制“民情地图”，在绘制地图中了解民情民意，破解矛盾……

这期间，诸暨市以人民调解为基础，整合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等资源，构建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涉及医疗纠纷、交通事故纠纷、劳动争议、消费维权和婚姻家庭等6个专业调解委员会，与基层法庭、派出所、司法所，以及民间组织参与的调解室联袂合作，将矛盾化解于无形之中。

学习“枫桥经验”，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不断激发，创新做法层出不穷。

杭州市上城区老人自发成立 “和事佬”协会，专做邻里矛盾纠纷调解的事，以“小事不出楼道，大事不出社区”的实践特色，被誉为“枫桥经验”的城市社区版。

义乌市首创工会维权机构，落实维权经费，健全维权网络，建立维权队伍，积极为职工说话、替职工撑腰。

发源于武义后陈村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成为中国乡村民主政治建设的样本，并为全国立法工作提供了借鉴。2010年10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修改后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改后的这部法律明确，“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或者其他形式的村务监督机构。”

蜚声省内外的温岭“民主恳谈”也是充满乡土气息的基层创新典型。1999年，温岭市松门镇基于增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考虑，举办“农业与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邀请村民和乡镇干部就村镇发展的重大事项平等对话、公开讨论、商讨对策，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效。这一民主恳谈机制迅速推广到政府机关、乡镇企业，并衍生出民主评议制度。之后，温岭市新河镇受此启发，创造了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协调当地非公有制经济劳资关系，还把民主恳谈方式引入人代会，让民众参与公共预算的审核和监督。

把维护社会和谐建立在牢固的群众基础之上，让群众成为促进平安和谐的中流砥柱，以人为本的“枫桥经验”始终植根于基层和群众中间。

 

一手拿经济报表，一手拿平安报表

——“枫桥经验”在推进中不断深化和完善

两张报表，今年9岁了。

每个月初，一张“经济报表”，一张“平安报表”，都会准时摆在浙江各级党政领导的办公桌上。这是一项延续了9年的制度。

2004年1月，浙江省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会首次提出建设平安浙江，深刻指出“富裕和安定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致富与治安是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

2004年5月，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主持下，省委作出了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决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既要抓经济发展，又要抓社会稳定。

这不仅是一次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更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枫桥经验”的坚持和发展，为浙江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奠定了基础、指明了前进方向。从那时起，“大平安”的理念融入各级党政领导头脑中，指导执政为民实践。

赵洪祝同志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把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深化基层平安建设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去谋划、去推进，每年集中力量突破一两个重点难点问题，有力地推进了基层基础建设，维护了全省社会大局稳定。

省委书记夏宝龙高度重视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他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一手拿经济报表，一手拿平安报表，始终把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为平安建设的总抓手，把“枫桥经验”的核心“依靠群众、服务群众”融合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中，不断放大“枫桥经验”的效应。

从省委开始，明确平安浙江建设由“一把手”负总责，市、县两级也都成立了以党政“一把手”为组长、副组长的平安建设领导小组。建立健全了一套平安建设组织领导机制、责任落实机制、工作保障机制和考核奖惩机制。

目前，省委常委会每半年、各市每季度、各县（市、区）每月都会召开一次社会稳定形势分析会，像分析经济形势那样，定期分析社会稳定状况。

环境保护、城乡规划、房屋改造拆迁、重点工程建设等，往往牵涉到群众切身利益，稍有不慎，就容易引发社会矛盾。

2008年，我省在市县两级全面实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凡事关民生的重大事项，决策之前必须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一些地方还举行听证会，扩大公众参与，自觉接受监督。2012年，浙江全省对3683件重大事项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缓实施145件，停止实施16件，坚决防止因决策不当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用群众工作统揽信访工作。从2004年开始，我省大规模开展领导干部大接访机制。省委领导身体力行，带头下访接访，市级领导坚持定期接访，县级领导坚持开门接访，乡镇领导坚持随时接访，村居干部坚持上门走访，不仅让老百姓诉有所求，忧有所解，也进一步提高了基层发现问题、破解难题的能力，从源头上解决信访问题。

领导干部下去多了，群众信访数量少了。2003年以来，我省市、县两级领导5万余人次参加接待群众20多万批次。与之相应，全省信访总量从2003年的50多万件（人）次最高峰，降到去年的31万件（人）次。

抓平安，干部是关键。我省创新实施领导干部平安建设约谈机制。约谈分为警示约谈、日常约谈、任职约谈，比如，当某个领域安全问题集中多发，或者出现重大安全事件苗头时，市（县）委会对这个地方、单位的领导进行约谈，指出问题，指导如何解决。

前不久，针对黄坦镇对黑臭河、垃圾河整治不到位，文成县领导约谈了该镇镇长。“刚被约谈时会有情绪，但是对工作的开展有很好的促进，县里问责镇里，镇里问责社区，一步一步，责任落实到位。” 副县长蔡爱东说。

以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为目标，我省抓住社会治安、安全生产、公共安全等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打击与整治“双管齐下”，及时消除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各种苗头和隐患。去年，全省排查发现社会治安重点地区和突出问题1197个，其中挂牌整治423个，警示50个，整治完成1161个，整治率达97%。

“一手抓经济发展，一手抓社会稳定”。在浙江省各级“一把手”的眼中，能够在党委会议室里摆上一个“平安鼎”，这是上级党委和当地群众对平安建设的最高奖赏。

根据浙江省委的规定，对连续3年被评为平安市、县的，授予平安鼎。到2013年，已经有3个市和54个县(市、区)连续8年获得了平安市、平安县(市、区)称号。沉甸甸的平安牌和平安鼎里，凝结着广大干部群众辛勤汗水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丰硕成果。

 

平安不平安，老百姓说了算

——人民群众是“枫桥经验”的最大受益者

“评价一个地方平安建设搞得怎么样，不是看发了多少文件、开了多少会，而是看矛盾纠纷是否化解了，案件和事故是否下降了，突出治安问题是否解决了，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率是否提高了。也就是说‘平安不平安，老百姓说了算’。” 省委书记夏宝龙反复强调。

一直以来，我省都把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作为坚持“枫桥经验”、建设平安浙江的根本标准，并设置为平安市、县(市、区)的先决条件之一，如果一个地方的群众安全感满意率没有达到85%以上，就将被取消评选的资格。

考核“指挥棒”的转变，直接推动了社会管理工作由传统“防范控制型”向“现代服务型”转型。

经济发达的浙江，流动人口高达2200多万，占到全省常住人口总数的1/3强。如此庞大的流动人口给社会注入活力的同时，也给社会管理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

2009年10月1日，我省在全国率先出台《浙江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条例》，“暂住证”变为“居住证”。“一字之差，体现管理思路的转变，过去强调管理，现在注重服务。”省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办公室负责人说。

在宁波，外来人口缴纳的五险合征“社保套餐”实现了“可转移、可衔接”；湖州的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覆盖全市75%以上的非公企业；在诸暨店口镇，满足条件的新店口人可获12万元购房补助。

理念重塑，政府服务领域拓宽。浙江所有乡镇（街道）综治工作中心都统一更名为社会服务管理中心，同时将中心向村（社区）延伸，建立25319个村级社会服务管理室。基层干部说，这不是简单的更名翻牌，而是整合资源拓展功能，将综治、调解、计生、劳保、民政、城管、环保、工商、税务等所有与百姓有关的职能集中在同一个平台，提供一条龙、一站式服务。“归根结底是‘方便群众，高效服务’。”

群众对城市拥堵、水质恶化反映强烈。从今年开始，浙江打出了“治水”、“三改一拆”、“四边三化”、城市治堵等“组合拳”，不仅获得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广泛参与，还直接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回应群众对社会平安的需求，我省每年修订完善平安考评指标体系，将考核重点放在涉及民生、群众关心关注的事项上。

采访期间，省委政法委的同志向记者展示了一份浙江省平安状况月报表，在这张平安报表上，共有15个“一票否决”项目，涉及社会、经济、生态等各个领域，其中包括食品药品安全事故。

“食品药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因此我们在2005年的评审条件中增加了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的扣分项目。也就是说，如果某地发生有重大影响的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将被‘一票否决’，不能参加当年平安市、县(市、区)的评比。”这位同志解释说。

与此呼应，我省的公安机关加大对有毒有害食品药品犯罪案件的打击力度。去年，全省共查处食品领域违法行为6.7万起，破获食品药品犯罪案件1902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527名，还在全国首次全环节侦破特大制售地沟油案件。

重视居民收入和改善民生，积极回应群众对社会平安的需求，开展精细化管理、人性化服务，这样的“大平安”建设，始终顺应群众意愿，符合群众需求。连续9年，我省刑事发案、信访总量、生产安全事故总数不断下降，保持“零增长”，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率持续保持在95%以上，被公认为全国最安全的省份之一。

境安民富。到2012年，浙江农民人均收入连续28年位居全国省区第一，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连续12年居全国省区第一。

“每看霄斗悬从北，别有春风来自东”。“枫桥经验”，这段始于50年前的伟大创新，一路走来依然朝气蓬勃，春意盎然，并转化为绵延不绝的精神力量，融入到“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浙江”的伟大征程中。

责任编辑：葛立新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1015/73924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