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考试机器”论，谁该反思？

 

【文化产业案例】

【事件介绍】

北大教授称中国教育把人修理成“考试机器”缺创造力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中国12年中小学教育把人修理成考试机器，这个言论出自一位北京大学教授。日前，广州举行首期广州教育大讲坛，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作为讲坛主讲人之一，分析了中国教育的现状。

郑也夫把中国中等教育的现状比作压缩饼干，他说，“学生的天赋和能力参差不齐，教育机构的做法往往是上压下提。即成绩好的学生会被限制，而成绩较差的学生会被逼迫去学习，出现了伺候分数的现象”。

“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没有一个在大陆受过中小学教育”，他甚至认为在中国受过12年中小学教育的人，即使进入哈佛耶鲁等世界名校也不会获诺贝尔奖，因为12年的中小学教育把人修理得已没有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只是一个考试机器”。

郑也夫列举了德国的教育模式，认为其值得借鉴。德国采用三轨制，在小学四年后学生分流成三种不同的中学：主体中学，实科中学和文科中学，各占1/3。其中只有文科中学的学生才会走进大学，而主体中学和实科中学的学生都会进入职业学校。而德国的职业学校与大学没有地位上的优劣之分。

然而，郑也夫也指出，中国要学习德国的分流模式还有很大障碍，首先是中国的职业教育办得不好，与高等教育地位悬殊太大。其次全社会都存在学历竞赛。

中小学教育为啥把人变成了考试机器

郑教授的这番言论可谓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国中小学教育的弊病。不过，持有这种观点的不只是郑教授，因为我们的教育把学生变成考试机器，把学生变成考试工具，类似这样的说法早就有。只不过这样的话语从郑教授口里说出来，自然更有影响力，因为这样的话语从教授嘴里说出来更有权威。

我们知道，12年的教育本来是要把人培养成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培养成未来的合格公民，培养成有独立自主精神且会创新进步的终身学习者，培养成具有综合能力发展潜质的未来的高层次人才。然而，事与愿违，大量的事实证明，我们通过12年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的显见能力不是这样的，其主要表现出来的能力是学会了应试，而且，我国学生的应试能力可以说是全世界最高的。

 

如今，当我们结合郑教授的言论反思12年教育成果时，除了义务教育的普及、均衡发展和财政投入增长，除了大学入学率的提高等等令人鼓舞的内容之外，面对创新能力评价，我们的确还有难言之隐：学生应试能力的提高是长期应试教育不断强化标准答案的必然结果，这种能力的发展是被动就范的结果；相反，在学生应试能力提高的过程中，伴随着划线录取制度的固化，我们在教育上的最大损失就是创新能力的普遍萎缩。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最需要的不是培养学生的应试能力，而是需要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想象能力是创新思维得以持续发展的发动机。爱因斯坦有句名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想象比知识更重要。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不要知识教育，而是说我们学习知识的目的不是仅仅为了收获知识，而是为了创造。徒有知识不足以创造，没有创造，人类社会就不会进步，人类的知识也就很难更新。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这样十分浅显道理，不是我们不懂，而是我们设计了阻碍创新教育成为普遍可能的僵化的考试制度，且用这种制度束缚了施教者和学习者自由想象的翅膀。例如，如今的标准化答案与过去格式化的八股文其本质都是一样的，就是在于它们都在起束缚学生思想的作用。这种束缚作用，普遍在表现在学校对学生进行的大量的应试训练方面，表现在题海战术反反复复枯燥的训练方面，表现在唯分数论的评价上，表现在无情的考试分数竞争上，甚至可以说，表现在12年教育的所有应试教育教学行为上。

考试机器的阀门在哪里

中国中小学教育只是一个考试机器，这个比喻概括得很精辟。在考试机器轰轰转动、速成品源源不断的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关掉这台机器的阀门，让它不能再按原有的模式运转，但问题是：中国考试机器的阀门究竟在哪里呢？不妨找找。

第一，是课本吗？我认为不是。如今的中小学的课本，不管是文科类课本还是理科类课本，都在趋于理性、客观。拿语文课本为例，从小学到高中，课本阅读面大大加宽，而课本里面的试题方向，基本上是围绕开发智力这个目标展开。

第二，是教师吗？我认为也不是。教师始终是个墙头草的角色，哪边风硬就会倒向哪一边，始终在迎合，始终小心翼翼。应试教育占据主流的时候，他们会在题海中废寝忘食；素质教育之风刮起的时候，他们又会绞尽脑汁想主意创新。教师的善良与可爱，是遵从上级、社会和家长的意志，执行得不折不扣，指望他们引领什么、反对什么、支持什么，几乎是痴人说梦。

第三，是教育主管部门吗？是，也不是，至少不全是。每一个教育理念都是教育主管部门发布并且引导实施的，仔细揣摩，他们的很多理念都在进步，并且是大步向前。但他们的无奈在于，他们只能对教育发号施令，却左右不了其他。而教育问题又远非教育本身那么单纯，它实质是一个很乱的毛线球——社会、经济、教育等因素纠结在一起的毛线球。比如，就业难这个难题，它不是教育的结果，它根本就是教育自身力量难以解决的。同理，作为就业问题的基础、大学的先导，中小学教育问题岂是教育主管部门能够彻底改变的？

第四，是社会的原因吗？我感觉是。民众的不安因素，是中国考试机器生存的基础。农村很多人都想生儿子，为什么呢？怕老无所依，怕老无所养。农村人要儿子，是为了养老；那要成绩、要分数，是为了有生活就业的资本。因为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造成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还是成绩重要。

问题的症结似乎找到了，那就是社会民众的心态，这好像就是中国考试机器的阀门。但这似乎又不是总阀门。因为假如各项养老、医疗、救助体系完备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了。而我们的经济发展到足够好的水平和高度，我们的分配又足够公平，就业不再是个大难题的时候，社会民主的焦虑心理也就自然没有存在的理由了。不是这样吗？

 

造就“考试机器”，根源不在中小学

郑也夫教授分析的目前中国中小学教育的现状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说到把学生修理成了没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考试机器”，根源却不在中小学。

我想，造成这种畸形发展的最直接的原因，是我们当前的高考模式。此外则是公务员、事业编人员的考试方式，再次则是组织人事部门提拔选用干部“唯第一学历论”、“唯名校论”的做法。换言之，“囚徒困境”的始作俑者，不是“囚徒”，而是游戏规则的制订者、执行者。

学生为什么会被培养成“考试机器”?学生及其家长为什么会心甘情愿被培养成“考试机器”?原因很简单，因为只有善于考试才有美好前景，同时也因为考试是目前来讲最为公平的选人方式。在考试的炼狱中，中国的青少年痛苦、无奈并努力追求着。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考试，还有什么规则能保证社会公平，能保证“草根二代”与各种“优势二代”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不认同目前千军万马闯独木桥的高考模式、公务员选拔模式?又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能确保公民接受高等教育、参与社会管理的权益平等呢?

我们的组织人事部门，是社会管理人员遴选的组织者和决定者，也是相应规则的制订者和执行者。但是直到今天，许多由组织人事部门主持的招聘考选、干部提拔，都在《报考简章》当中植入了一个杀伤力极强的要素：“第一学历”、“全日制学校”。这让那些后续学历持有者，通过函授、自学完成学业者，直接被打入了另册。由组织人事部门主持的一些诸如“选调生”之类的人才考选，目标仅仅瞄准全国“985高校”、“211高校”等名牌高校，其他一般高校的学生即便再优秀也不被问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不会考试、不参加高考、不一步到位进入名校怎么行呢?

说到诺贝尔奖，在当今学术界、文艺界山头林立、派别丛生、党同伐异的大环境下，中国的学者、作家得了诺贝尔奖又能怎样呢?去年莫言先生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之后，遭遇的并不完全是同行的赞许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他需要面对一些“同类项”的冷嘲热讽和排斥孤立。相对于社会科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界的情况或许会好些，但谁又能保证类似的情况不会发生呢?所以，中国的学子注定不会全力以赴为获得诺贝尔奖而拼搏，他们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好的工作环境、工作岗位、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

郑也夫教授所列举的德国教育的“三轨制”，不过是此前教育界所批判的资本主义教育“双轨制”的变种。而这正是当前我们最为担心的。因为一旦中学生分流，就意味着孩子们提前被分成了三六九等，意味着相当一部分学生提前放弃参与竞争的权利、告别常规的高等教育，成为“预科”的蓝领工人和自由职业者，在当代中国，在独生子女时代，这是大家最不愿意看到的。

当然，郑也夫教授也提到了，“中国要学习德国的分流模式还有很大障碍，首先是中国的职业教育办得不好，与高等教育地位悬殊太大。其次全社会都存在学历竞赛。”既然如此，远水难解近渴，尊重中国国情，暂时不学也罢。

如何让“考试机器”成为创新人才?

在现行的应试教育体制下，中小学教育是千校一面，考核学生成绩也是千篇一律：标准化试题，标准化答案。不可否认，我国的中小学教育，既有教育观念上的问题，也有教学制度和管理上的弊端。长期以来跟着高考指挥棒转的应试教育，多年形成的“灌输式”、“填鸭式”教学方法，有碍于中小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加之长期形成的“学用脱节”、“考用脱节”的教育，也不利于综合能力的发掘。如此背景下，“中国12年中小学教育把人修理成考试机器”，不足为奇。

在政策与对策的长期僵持中，中小学生的素质教育被一次次忽视。学生学习成绩和升学率，成为衡量学校办学质量的唯一标准，这是不争的事实。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都是“高学历低技能”或“高分数低素质”的“考试机器”。然而，当军训场上晕倒的“豆芽菜”越来越多，家长们还能沉得住气，逼迫孩子搞题海战术?当学校的综合测评一次次输在素质教育上，校领导还能横下一条心，片面追求升学率?当国民体质监测数据逐年下降，影响到国家人才战略，应试教育还能独善其身?

 

事实上，中小学教育缺乏活力和想象力，归根结底，在于行政手段过多干预学校办学，使学校失去了个性，教学失去了个性，学生也失去了个性，也就失去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因此，政府部门对学校办学应少一点干预，多一点服务，维护和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为学校教育营造宽松公平的环境，这就是对中小学教育最好的重视。再者，学校应摒弃急功近利的教育方式，让教育真正回归到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并驾齐驱的正常轨道上来，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缓解学生的学业压力。

特别是，对于中小学等基础教育来说，当务之急是更新教育观念，深化教学内容方式、考试招生制度、质量评价制度等改革，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就高校而言，高考和自主招生要打破“唯名校是举、唯状元是才”的选才机制，代之以全面综合的考量，既要重视学生的成绩，更要关注学生的创造力和服务社会的精神。与此同时，必须改革高校管理体制，真正让大学回归本位，并积极营造学术研究的健康氛围，鼓励对创新人才的教育培养。

【启示与思考】

“把人修理成考试机器”说法或许尖刻，但却不是空穴来风。在现行的应试教育体制下，中小学教育是千校一面，考核学生成绩也是千篇一律：标准化试题，标准化答案。不可否认，我国的中小学教育，既有教育观念上的问题，也有教学制度和管理上的弊端。长期以来跟着高考指挥棒转的应试教育，多年形成的“灌输式”、“填鸭式”教学方法，有碍于中小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加之长期形成的“学用脱节”、“考用脱节”的教育，也不利于综合能力的发掘。如此背景下，“中国12年中小学教育把人修理成考试机器”，不足为奇。

那么，考试到底要不要？作为选拔人才的一种方式，考试当然要，但若把考试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有创造力的唯一标准，是有失偏颇的。不局限于现有的知识，不迷信“唯一正确的答案”，对培养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非常有好处的。为此，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应该认真思考，教育管理者和教育研究机构也责无旁贷。

前不久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也提出这种改革方向：“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一句话，如果我们的教育评价、考试评价以及录取方式，在各级各类学校，得到立竿见影的改进和落实，更多个性孩子将得到赏识和深造机会。

比如南方科大在高考分数之外，单独组织记忆力、想象力、注意力和洞察力“四力测试”，凸显“体制突破”，诸如此类尝试和试点，值得大胆尝试。只有让学生的自由发展、兴趣发展、远景发展在教育中得到尊重，“把人修理成考试机器”才有望得到真正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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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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