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考试进京”如此荒诞言论，还是少说为妙

 

【网络舆情案例】

【事件介绍】

清华教授提议落户北京先考试

关于“北京户口要考”的言论引来网友热议。某门户网站发起的一项网络投票显示，逾七成网友反对此言论做法。有网友调侃道：“请教授先考”。

以上言论出现在一个主题为“城市农村化”的专访中。当被问及“如何构建一个科学的城镇化途径”时，文国玮表示，方法有很多，“比如说外来人口想要取得北京户口，可以考虑进行考试审核。这个考试分为几项，包括文化程度的考试、法律知识的考试、工作能力的考核等等。来北京工作，也可以参照国际经验，要有‘工作许可制度’，没有工作许可就是‘非法打工’，就要处理。”

北京户口，向来意味着身份和待遇，此前甚至有案例，一个应届大学生为办进京户口指标花了72万。文国玮此番提议一出，遭到不少网友的质疑。

有网友发牢骚说：“干脆搞个全国统考，北京户口的人也要参加考试，考不过就自动放弃北京户口，让出来给那些考试过了的人。”网友@-VSing戏谑道：“到时会不会搞个出入境，进入北京要签证啊？”

不过也有网友以更理性角度看待此事：北京地小人多，环境人口容量已近极限，确实需要设置一个入户门槛，否则人人都将往北京涌。对此，文国玮言论中也有提及：“北京是全国人民的，但不是全国人民都来居住、工作的地方，这要分清一个界限，不能任由人口无限制地拥入城市。”

文国玮教授言论中出现的“非法打工”等字眼，也刺激了网友神经。网友@小黑妞_97974认为此话不妥：“这不是明目张胆瞧不起人吗？”网友@56malao也说：“北京的发展是集中了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和各种资源，与全国的支持分不开，其中包括了外来工作者巨大贡献，怎么就变成了‘非法打工’？”

中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从户籍制度角度看待这件事：“户口问题是个现实的存在，但这中间的不平等和辛酸也是应该予以承认的。户籍制度衍生出来的许许多多不平等是我们应该力求改变的，而不是像专家建议那样再去强化这种不合理。”

 

清华教授：“北京是全国人民的，但不是全国人民都来居住、工作的地方”

何谓城镇化？数以亿计的人口，正在经历一场遍及神州大地的流转。

毋庸置疑，在这场流转之中，掺杂着无序、缺乏管理等诸多问题——北京人口总量已突破原规划中2020年人口目标——这也许仅仅是问题的一个面相。

在城镇化当中，我们忽略了什么问题？“城市农村化”现象是否会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又应如何“去农村化”？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城市规划专家文国玮。

“提高城市居民素质，是城镇化的最难点”

记者：城镇化是我国发展的一个大趋势，您认为城镇化的目标应该是什么？

文国玮：新型城镇化应该是高质量的城镇化，要追求五个目标。第一是要有好的经济效益，没有高质量的经济生产力，城镇化无法发展。第二是要追求优良的城市环境，就是我们常说的绿色、生态、环保。第三是要有完善的城市服务功能。包括完善的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管理和人性化的社会服务。

在目前城镇化的过程中，我们比较关注这前三个目标，但忽视了另外两个重要的目标：

第四个目标是要追求更高的城市居民素质，不能大量的人进到城市里来，城市居民的素质反而下降了。城市居民素质包括文化科技水平、社会道德风尚和法律知识以及居民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城市意识和行为准则。

随着现代化进程，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要达到作为一个“城市人”所应该具备的“城市居民的素质”，就需要进行教育。“进城”需要有一定的科技和文化基础水平，如果你一字不识，或者对新科技没有一个基础的了解，到了城市里很多设施都不会用，就会需要很多人为你服务，这肯定是不行的。同时，城镇居民应该拥有基本的道德风尚和法律意识。也就是说，城市的人需要遵守城市的行为准则，恰恰这个问题，在城镇化进程中是最难做到的。

第五个目标是要追求城市区域内的城乡发展的平衡协调。在这个平衡协调的过程中，在农村可以形成一个反吸引力，吸引一部分人留在农村。这一点，现在我们也远远没有做到。

记者：为何说提高城市居民素质是城镇化最难的一环？

文国玮：由于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的影响，以往传统农村人的意识是一种个体意识，而城市人需要社会意识。在农村人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中，如果这种意识不转变，就会带来很多不适应城市的行为举动，给城市、给自己带来很多问题。

城镇化是双向的。我们目前更强调的是单向的城镇化，这种单向的城镇化中，又特别强调人口城镇化。似乎把农村户口转成了城市户口，就是城镇化了，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城镇化不但要将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口从农村引进来，还要将他们变成城市人。

计划经济时代曾经有一轮城镇化的过程，城市经济发展需要的劳动力，是有计划地从农村选拔优秀的青年，到城市进行文化、技术培训，合格后上岗，逐渐转变为城市人。可现在，一个农村人只要有个落脚点，甚至还没有落脚点，都可以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跑。而我们的城市管理缺失，对这种流动方式缺乏管理。导致需要到城市来，能够到城市来的人，未必真的能到城市里来；那些不需要来，还没有能力来的人，反而来了一大堆。这样就造成了现状无序的人口流动。

目前城镇化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正是由于对城镇化的这些深层次问题的理解太肤浅。

“防止城市农村化，政府部门要尽快作为”

记者：城镇人口的素质没有得到有效提升，是否成为“城市农村化”的原因？

文国玮：有管理的城镇化和没有管理的城镇化，差别很大。有管理的城镇化，会让城市健康地发展，没有管理的城镇化，就会在城市出现城市农村化的现象。

我们过于将着眼点放在人口的城镇化上，发现问题了，就觉得是人口管理的问题，解决问题，就是让派出所、居委会去管一管，这种思路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如果农村人进入城市后，其素质没有相应的提高，意识没有相应的改变，仍旧坚守原来的行为方式和习惯，就会慢慢转变为“没人管，不服管，管不了”的社会现象，进而造成我们的城市里有很多没有管理、没有组织的工作，比如说贴小广告的、无照的小摊贩、游击的小工，非正规的洗车停车点，黑工厂、黑商户：造成很多非城市文明的行为举止，如翻栏杆、中国式过马路、随地大小便、赤膊行走、乱拥乱挤等。

出现这么多非正当职业的流动人口，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他们住哪？许多人就会寻求就近居住，所有出现这些人的地方，就会出现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如市区里平房的违章建筑、楼房里的蚁族、群租。从而导致一系列脏乱差的现象，违章建筑丛生、垃圾成堆、脏水乱流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普遍存在。

接下来就是社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问题。北京各大医院现在都成为全国人民的医院，外地患者大大多于本地患者。其中很大一部分医疗的资源，都被流动人口占据，从而也带来很多诸如挂号难、医疗乱象、医患矛盾等问题。

记者：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应该更包容。

文国玮：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说把外地人都轰出去。

有一种说法叫做北京是全国人民的北京，不能不让人来。但是我们要思考，一个人到了城市，他并不是随随便便就来的，应该寻找一个科学的途径。比如你来北京是干什么，如果是工作，那么就要考虑有没有工作给你？你有没有符合城市需求的工作能力？如果没有工作你硬要来，不就成为盲流了？北京是全国人民的，但不是全国人民都来居住、工作的地方，这要分清一个界限，不能任由人口无限制地涌入城市。

再说到市民的待遇，如果一个外地人留在北京，有稳定的工作，对北京的建设作出贡献，那么享受北京市民的待遇是应该的，但是不是随便来个人就给予市民待遇？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谁应该为此负责呢？当然是政府部门。我们应该意识到城市农村化不符合新型城镇化的要求，要尽快防止农村化现象的进一步发展。

“外来人口向要取得北京户口，可以考试审核”

记者：如何才能构建一个科学的途径？

文国玮：这个方法有很多，比如说外来人口想要取得北京户口，可以考虑进行考试审核。这个考试分为几项，包括文化程度的考试、法律知识的考试、工作能力的考核等等。来北京工作，也可以参照国际经验，要有“工作许可制度”，没有工作许可就是“非法打工”，就要处理。

大学毕业生可以视同文化程度合格；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意味着工作能力合格。同时作为城市市民，一些基本的法律法规常识必须了解。这一系列的考核，不是说仅仅由公安局来衡量你有没有资格得到户口，应该由专门机构认证。

已经有北京户口的人，同样存在再教育的问题。这包括学校的教育、单位的教育、执法的教育，还有媒体的引导作用，要持之以恒，让城市人拥有城市人应有的素质。

即便如此，还是会有一批人，没有进入管理范畴，那这部分就要严格地管理。造成农村化现象的人，例如一些没有相应素质的人，我们要将他请出去，对于已经形成的恶劣居住环境的现象，要逐步清理，恢复城市应该有的秩序。当然不能粗暴地把人轰走，要根据情况疏散到其他地方。必要时也可以由政府出面，盖一些临时住房，解决他们暂时的居住问题。

 

记者：“去农村化”势必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城市人的生活成本也要提高，小商贩的市场需求是客观存在的。

文国玮：这还是意识的问题，其实大家都明白，无照商贩的商品质量很差。就比如你在地摊上吃饭，地沟油问题、添加剂问题，吃到嘴里全是不安全的食品，消费这些食品的，许多也是外来流动人口，这种低档次、影响健康的消费，我们的政策难道应该鼓励吗？

考虑到生活成本的问题，那我们城市中心，有一定历史文化传统的地区，完全可以发展以百年老店为主的商业网点。这里说的百年老店，并不意味着价格就可以无限制地提高。比如护国寺小吃这样的店面，价格便宜，质量有所保障，这完全可以做得到，而且政府还可以在资金上予以支持。只要管理到位，改变唯利是图的经营方式，这种店面的成本可以比无照商贩还低，将无照商贩的市场挤掉。

反过来说，我们目前一些正规老字号的发展思路是有问题的，一个包子卖八九块钱，大大超过成本。如果形成这样的经营方式，那么必然造成很多人要买低档的、便宜的，给了无照摊贩机会。

此外，政府也应制订政策，引导企业解决相关问题。我认识一个朋友，在海口搞一个设计院，二十人左右的公司。每天自己做饭，一个锅一个灶，全都解决了，成本也不高，还很卫生。职工的吃饭问题解决了，无形中挤了无照商贩的市场，客观上有利于农村化现象的消退。

记者：除了吃的问题，还有住的问题。

文国玮：有正常工作的外来人口，其居住也未必非要靠大杂院、群租房解决，刚毕业的大学生为什么非要群居在一间房里呢？我们能不能把廉租房提供给这些人？甚至可以建一些集体宿舍、单身公寓，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还可以鼓励企业自建一些集体宿舍，如办公楼加盖轻钢结构宿舍房，供员工居住。

这些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但有关部门迟迟不去办，我不由得想，是不是问题太小了？有关部门没有动力去管理？

再比如我们说的就医问题，不是说把外地人都轰出去就解决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北上广的医疗资源辐射到地方上去？可不可以要求北上广的医生三年内要有一年去地方诊疗，帮助提高地方的医疗水平？我想这样做可能会缓解外地人过多地来京就医的问题。但我们还是得问，谁应该管这个问题？

“考试进京”背后的隐形歧视

文国玮希望把方向问题放弃，而视之为技术问题，所以为了城市化秩序就可以只计方法有效，而不计方法善恶。

“外地人进北京要考试”，清华大学教授文国玮发出建议了，但是又改口了。文教授回应舆论对他建议的质疑，“希望多关注城镇化问题”，而且“不赞成过度宣扬炒作”。

其实也不能说完全改了口，文国玮只是降低了调门。在建议时，文国玮说科学化的城镇化途径，办法很多，“比如外来人口想要取得北京户口，可以考虑进行考试审核”，他还设想了考试项目，“包括文化程度的考试、法律知识的考试、工作能力的考核等等”。他还请出“国际经验”，要有“工作许可制度”，无证属非法打工，就要处理。

文国玮还设想了清理城市的做法，“造成农村化现象的人，例如一些没有相应素质的人，我们要将他请出去，对于已经形成的恶劣居住环境的现象，要逐步清理，恢复城市应该有的秩序。当然不能粗暴地把人轰走，要根据情况疏散到其他地方。必要时也可以由政府出面，盖一些临时住房，解决他们暂时的居住问题”。

 

到了回应的时候，文国玮说，“考试”这个观点只是对如何解决“城市农村化现象”的一个举例。“办法有很多，如果大家有其他好的方法可以提出来”，自己的本意是“通过加强市民教育和城市管理提高城市人素质，把在城市中出现的农村化现象尽量消减掉”，“请不要在问题的次要方面争论不休”。

城市化、秩序化、城市农村化、考试、清理、疏散等等，针对的都是谁呢？国民中的一部分人，那些没北京户口而又要进京的人。在他看来，这些人是社会的麻烦，“轻型病菌”，需要与北京隔离开来，而且具有强制性，以使北京成为清洁的、干净的、城市化和秩序化的城市。

文国玮献策的具体对象是北京，但宽泛的对象是城镇化建设，适用于全国。如果北京可以考试落户，那么其他的大城市、特大城市也可以依此而行。这样，那些考不过的人，是不是就成了这个社会的老鼠，人人可以喊打，无处安身？而且，每个城市的落户热门度不一，那么考试大概也要难易程度不同，这就无异于坦然地宣布城市也是有等级的。

中国过去有士农工商，印度现在还有种姓制度，文国玮的建议似乎可以在中国重建一种国民等级，不是职业而分等，而是依居住地而分级。“希望大家认真地研究城镇化出现的问题”，这是不错的，但方向是什么呢，是限制人而实现秩序，还是通过自由而实现秩序，这却是大是大非。

受到舆论抨击后，文国玮称考试进京只是一个举例，但正如前文所述，文国玮的举例也并非不过脑子的，而是有较为系统的思考，考试内容、国际经验、清理办法，都想到了。这分明就是一个随时可以细化的课题，被抨击了说是随便举例，如果被谁青睐看重，那就是“有效办法”的雏形，可以进入研究论证了。而今天，一些荒谬甚至残忍的献策，都是从“举例”说说，然后变成认真的课题，再后来就变成实际的操作。今天，遇到事情，只问能不能解决问题，而不问“人”在问题及解决中的位置，不问大多数人是否得到尊重、公平正义是否得到体现，已经导致了许多问题。钱多就是发展，GDP就是效率……

像北京这样的城市，本是自然资源不足，连喝水都不能保证，却人口越来越多，吸引力强劲，无非拥有太多的制度资源。使北京变成一座合乎发展规律的城市，要点就在于消除其集聚所有制度性资源的弊病。然而，一些专家念念不忘提高落户门槛，屡屡提议准入审核，却对削减北京的制度性资源不着一辞，其所谓的研究问题，前提终是怎样保住既得利益，势所必然地陷入划分人群等级、控制低素质人口进入的泥淖，与现代社会的政治伦理背道而驰。

考试进京，不是城市化是损人利已

如此荒谬，难怪此言一出，网上一边倒地反对声音。

首先，城市化的根本目的让人们生活得更美好，更幸福。而如果像这位教授所言，把“精英”筛选到城市，把“糟粕”留在农村，直白地说，就是以牺牲农村留守人员的幸福来实现城里人的幸福。这是极端的损人利已。我们讲推进城市化，正是让想通过来到城市居住的农村人，得到良好的教育资源和生活环境，使进城的农村人感到更加幸福和美好，从而让更多的人受益，而不是牺牲一部分人来保证另一部分人。城市化是文明的发展过程，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即使真的有必要只选“精英”进京，那么如何确定甄别，恐怕也非易事。至于这位授所言通过“考试”来判断，更是不靠谱。

 

考试，只能测试一个人的文化程度，其人品、思想、技能、诚信、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等等，根本无法准确测试。暂且不论目前最公平的高考还经常曝出作弊丑闻的情况下如何保证落户考试公正的问题，仅从大学生实际就业普遍与本人所学专业脱钩这方面，就不应把一个人的“文化课”功底与实际能力画上等号。“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更何况“三人行，必有我师”，不知圣人眼中的“师”，在这位教授眼中是“精英”呢，还是“糟粕”？又如何通过所谓的考试考核，把这位“师”从“三人”中准确地甄别出来呢？“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事先设定的准入条件、考试、考核，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片面性和失真性，而用这种办法来判断一个人的素质是否适合生活在城市，更是荒谬至极。

开放与包容，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源头活水。商代墓葬中保存有西亚特色的战车；“丝绸之路”将古代中国“丝国”和“瓷国”的称誉远播欧亚；明清两朝开放和“闭关锁国”政策下，国家盛衰的鲜明对比引发了后人深深的思索。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思想、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是促进一个国家、一个城市进步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开放的城市在应对外来刺激和内部矛盾等方面更有主动性和灵活性。

人口增加后出现的城市住房、交通、卫生、治安等问题，不应看成是外来人口给这个城市带来的“麻烦”。恰恰相反，这暴露了一个城市在管理上的不适应。城市的管理者，不应把“城市病”归罪于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民，而应该透过“城市病”的表象，反思自身管理上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解决。一个成熟的城市管理，应该是让“进来”的人乐于主动遵守城市原有的合理规则，并从“进来”的人身上看到、想到城市原有规则的不足并加以改进，而如果“进来”的人大肆破坏原有的规则，要么是原有规则不合理，要么是城市管理乏力。

城市化的进程不要抵挡。如何做到“以人为本”，是考量城市管理者的一道难题。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理应负起为政府出谋划策的责任，但任何谋策，不能以牺牲一部分人利益来保证另一部分人利益，那不是城市化，是损人利已。

【启示与思考】

“北京是全国人民的，但不是全国人民都来居住、工作的地方”，文教授此言显然很不近情理。城市人口剧增所带来的管理压力不应以简单的限制入户、提高就业门槛为手段。无论“北漂”还是“沪漂”，选择在一线城市打拼、居住是其与生俱来的权利，至于在城市是否能够生存、稳定，自有其选择的方式，适者生存，不适者自然选择“逃离”。“逃离北上广”的现象说明，人是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的，但是人为的政策限制就难逃歧视，也就加剧了不公平性。

众所周知，外来人口在以北上广为代表的一线城市，要想定居、取得户籍本身就非常的艰难，压力也相对比本地居民大很多。众多的资源大都集中在一线城市，由此带来的人口密集，户籍制度的改革也压力重重，但有压力就不代表非得出台一些不公平的政策来限制外来人口入籍、就业。

一线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外来人口的支持。文教授的考试考核入北京的建议，不知道是“信口开河”还是骨子里瞧不起外来人员？比如，在京的民工群体、清洁工人为城市的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就做出了巨大贡献，按文教授的逻辑，叫他们去考试考核或者“要有“工作许可”才能就业，那么北京的工地上谁来干活，谁来扫大街？再说，清洁工人取得城市户籍并非没有先例，上海的居转户政策出台之后就有清洁工人取得上海户籍，论条件和贡献别人都能达到，如果你考试考核就有可能把别人拒之门外。

如今，公开叫卖北京户口的事情又不是没有，再出台个考试考核的方式，要有多少人去为之付出额外的艰辛，又怎能避免由此可能产生的腐败现象呢？户籍管理所引发的“异地高考”之争，福利待遇的差距，这些现象无不体现出不公平的现象。一所名校的教授有其发表言论的自由，但至少一些荒诞，不符合现实的言论，还是多思考，少说为妙。

户籍制度改革在我国注定是个艰难的过程，但根本的改革之道在于逐步实现户籍与公民基本权利的分离。而考试考核入户籍的建议很显然与户籍改革的终极目标不一致，考试入户还在重点死掐户籍优势所带来的公民基本权利的不公，对城市人口的管理，尤其是对外来流动人口的管理并非是限制就能达到其目的，不减少城市差距、城乡差距难有明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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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1029/74233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