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医务人员生存环境不容忽视

 

【百姓心声案例】

【事件介绍】

医务人员生存环境堪忧：78%医生不希望子女从医

近日，广州医生被殴重伤、浙江温岭三位大夫死伤于患者刀下，使医患冲突再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在工作压力较大、医疗纠纷频发的情况下，中国医务人员的生存环境令人堪忧。

“中国80%的患者分布在农村，而80%的优质医疗资源却集中在城市，这种矛盾直接导致了人们的看病贵、看病难，也是医疗纠纷频发的根源。”山西省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主任韩学军说。

中国城市医生是世界上工作最劳累的医务群体之一。每年大量的基层患者涌入大城市就医，相对较大的工作量导致医生疲于应付。据中国最大的医学学术交流网站“丁香园”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医师“医不自医”现象突出：超过四分之一的医生存在心血管疾病风险，35岁以上男性医生高血压患病率是健康人群的两倍，七成以上医生患有不同程度的颈椎腰椎疾病。

“压力是潜意识的，多年来做梦梦见的不是家人，都是诊断不完的患者。”从医30年的山西省儿童医院血液科专家郝国平说。

但在现有管理体制下，中国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淡化，逐利性为人诟病。一些医疗机构存在相当比例的过度检查、过度治疗、过度转院，加剧了患者的不满和抱怨。

“整个社会对医护人员的要求过高，对疾病的诊断率和治愈率知情太少，而且目前中国整体的医疗水平还满足不了社会需求。”山西省卫生厅医政处处长刘洋说，实际上人类所面临的疾病只有约四分之一可以找出病因，其中又有约十分之一可对因治疗，其余只能对症治疗，但普通百姓对此认识远远不足。

在温岭杀医事件中受轻伤的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医生王伟杰表示，他能理解患者看病的着急心情，“医生都想把病看好，但医生不是万能的。”

该医院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表示，他们在谴责凶手的同时也在反思当下医患关系。“病人觉得花了钱就一定要把病看好，而有的医生有时也缺乏对病人的同情心，加上压力大难免会有冷漠时。”这位医生说，“缺少情感交换的看病会导致双方成对立面。”

“我当了31年医生，越到后来越是身心俱疲。”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外科主任朱冠保说，“主要是心累，感觉如履薄冰。”

据中华医学管理学会统计，自2002年9月《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以来，中国医疗纠纷的发生率平均每年上升了22.9%。一些受访人士坦承，医患关系恶化和频发的暴力事件让医生心理负担很大，变得更加小心谨慎，对一些年龄大、手术风险大的患者有时更愿意推荐保守治疗。

而这让中国年轻一代开始重新审视这一职业。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中国已经出现“医不过二代”现象——据媒体公布的最新医师执业状况调查，中国78%的医生不希望子女从医。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最终的受害者还是患者。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加速推进中国医疗体制改革，加大政府对医疗的投入、拓宽医疗保障的覆盖面，解决中国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相对匮乏的问题，才能实现医患和谐。

 

“医不过二代”应引起全社会反思

“医不过二代”反映的是我们的医疗行业、医生群体生存环境出现了危机，宏观层面则更反映出当下我国行业差距逐渐扩大、行业之间逐渐失衡的问题。这一问题解决不好将影响经济的良性发展、人民的安居乐业，更会影响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

近日，广州医生被殴重伤、浙江温岭患者行刺医生等事件，使医务人员生存状态再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工作压力较大、收入也不高，以及医疗纠纷频发、医患关系紧张等因素，使得年轻一代开始重新审视医生这一古老职业，已经出现“医不过二代”现象。据媒体公布的最新医师执业状况调查显示，中国78%的医生不希望子女从医。

近八成的医生不希望子女从医，这是当下医疗行业代际传承的客观事实。笔者往上三代均从医，可身为医生的父亲，却从不支持笔者择医为业；笔者父辈兄弟6人中4人行医，而到了笔者这一辈，堂兄妹共10余人，学医的仅有一位。作为数千年来代际传承最典型最持久的一个行业，难道《礼记》所讲的“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的传统，真的要沦为“医不过二代”的尴尬？

其实，“医不过二代”的尴尬背后，反映的则是整个医疗行业的弊端和危机。尽管现代社会学医的途径已经从师徒相传、父子相传转变成医学院校培养，但医学院校培养的准医生们，乃至现职的医生们改从他业或者离开临床一线的也大有人在。据媒体报道，国家每年培养的60万医科毕业生，只有10万多人成为了医生。一方面是医院一线医生严重不足从而导致医生任务繁重、压力过大；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医生、医科生逃离临床，医生群体生存环境的恶性循环已然开始，如不妥善解决，只会愈演愈烈。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国外，医生都是受人尊敬且收入颇丰的职业，医生子女为医生的情况也很常见。而当下我国许多年轻医生，经历了比其他行业更长时间的专业学习之后，不仅难以得到应有的尊敬和待遇，而且还要为整个医疗体制的种种弊端负荆，甚至遭受生命威胁，这是导致近八成医生不希望子女从医的根本原因。要改变这种状况，唯有从这些根本原因入手。

“医不过二代”反映的是我们的医疗行业、医生群体生存环境出现了危机，宏观层面则更反映出当下我国行业差距逐渐扩大、行业之间逐渐失衡的问题。简言之，就是医生、教师、农民、工人等职业在行业体系中综合幸福感较低，远不如公务员、金融从业人员、国企员工等行业群体。如此行业的失衡，不仅影响经济的良性发展、人民的安居乐业，更会影响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

父母对子女的从业倾向，是行业幸福感的天然风向标。“医不过二代”“教师不过二代”“农民不过二代”等行业价值观，值得全社会警醒和反思。

 

正常医疗环境才能保证医生安全

在对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公安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医院安全防范系统建设指导意见》热议声中，再次发生这种患者“杀医生”的惨案，应该使一些对此吐槽讥讽者冷静下来，如果目前对保护医生安全还没有其它更好措施的话，这份《指导意见》要求的“20张病床配备1名保安”等做法，就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指导意见》要求通过人防、物防、技防三级防护体系来构建“平安医院”，这是国内外医院通常的做法，实践证明必要和有效，无论在哪个国家，在医院里撒野都不行，很快就会被制服和受到法律制裁，这不仅是为了保护医护人员，更是要依法维护生命攸关的医疗秩序，保护患者的安全和权益。

只有保证正常的医疗环境，才能保证医生和患者的安全。仅从医生安全这个角度看，就我国目前情况看，仅靠人防、物防、技防三级防护体系来构建“平安医院”，还远远不够，我们还亟需解决如下问题，才能使医生不再地提心吊胆地看病。

一是不能过度倚重和强调医生的医德，而忽视构建医疗服务市场权责清晰的激励相容机制，致使医患纠纷很容易直接形成对医德的拷问，这就遮盖了医患互信缺失的制度性障碍，故总是解决不了问题。例如，要尽快用有关法规、患者的医疗保险、医生的医疗责任保险、第三方仲裁调解和医生组织的“清理门户”等多种方式，在医疗事故鉴定、赔偿、处罚和医德医技评估等具体问题上，把医院及医生与患者完全隔离开来，使彼此直接冲突失去目标和意思。各国医院都是生老病死密集发生之地，现代医疗仍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也不是所有医生的医德都完美无缺，而发达国家的医疗纠纷发生率远远低于我国。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医生都购买了医疗责任险，医生还有自己严加管理的组织，一旦出现医疗事故或差错，医院和医生就不会为赔偿问题与患者纠缠，所以，不太可能通过“医闹”获得更多利益诉求。因法律和医生组织对医生的要求严格和处罚公平，也少有患者因医疗不满而向接诊医生施暴泄愤的。

二是，医疗一定要有法律的保障。医疗既是治病救人的崇高职业，也是充满高风险的危险工作，这就决定了医生行医的环境必须安全，人身安全是最基本的要求；医生行医的过程必须有尊严和权威，能正常发出和执行医嘱是最根本的操作。要做到这些，只有靠法律。脱离了法律的保护，即使一代神医或良医，即使“医疗航母”，在暴力之下，也会脆弱得不堪一击。现在一出现上述伤害医护人员恶性事件，舆论总将其往“医患关系不好”上引申，甚至联系到医德医风。这种引导不好，且不说不是所有伤害医护人员恶性事件都有这种“背景”，有些就是比较简单的刑事案件；即使有，任何伤害医护人员人身安全的行为都不能以任何借口逃脱法律的制裁和舆论的谴责。对此，认识要明确，执行要坚定。

三是，要改变当下流行的“有钱就能看好病”的虚假“进步”。人们不再认可生命的自然史，不接纳生活中的痛苦、残障、衰老与死亡，将这一切都视为‘意外’，都是责任疏忽的‘救治无效’”。所以，媒体在宣传医学进步的同时，也要说说当代医学的局限和无奈。我们的国家医疗体制要设法让医患脱离当前这种纯金钱和技术的买卖关系，如免费医疗等。我们的国家医疗体制还应向国民提供更多公平、有效、低廉的旨在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的健康服务，这包括政府应当也必须尽可能的调动源自家庭、朋友、社交网络、社区的的力量，在医患之间形成一个可以缓冲的温馨地带，化解部分矛盾。在有些国家和地区，宗教在这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说到底，无论多有效、多庞大和多防护的医疗体系都不可能脱离人道仁义的社会而存在，医生安全只是人民和社会安全的一个缩影而已。

 

【启示与思考】

一个医生的遇害，引起了医生群体的集体悲伤。这种悲伤，不仅仅是在痛惜一个同行的生命逝去；这种悲伤，还源于自身工作环境的恶化。所以，悼念活动成为了医生们表达愤怒和释放压抑的一个渠道。

到底靠什么来保证医生的从业安全和职业尊严呢？当然，凶手是必须得到严惩的。即便，一个事件有很多偶然因素，但是，当凶手将屠刀伸向无辜的医生时，他们就是杀人凶手，他们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人的生命必须得到保护，法律的尊严必须得到维护。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那些医闹暴力也必须严厉打击，不能让医生在一个暴力围绕的环境中工作。哪怕，为此增加保安的力量。

尽管，医闹已经成为横亘在医院和患者之间的一个群体，他们的存在严重地威胁了医生的人身安全和医院的工作秩序，但是，他们也只是寄生在医患紧张关系之上的寄生虫而已，他们的确在激化医患之间的紧张，但他们不是医患关系紧张的来源。如果，以为打击医闹就可以消除医患之间的紧张，无疑有些过于乐观。事实是，对于那些极端的伤医事件还有一个防御的方法，就是加大医院的安保力量。这当然有助于在一段时间内，维护医院的秩序，保护医生的安全。但如果问题已经发生，纠纷已经存在，医生真的能够得到足够的保护？他们不会一直在医院工作，医院的保安也不可能提供贴身的服务。安保力量的增加，更多是在警示，并不能真正杜绝悲剧的发生。

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只能是，理顺医患之间的关系，让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冲突不至于恶化到动刀动枪的程度。这就需要进行两个方面的制度改革和完善。一是，改变以药养医的模式，让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回复到单纯的治病救人的状态。否则，患者很难对医生有真正的尊重，一旦他们觉得自己被医生欺骗，就可能在焦虑中做出糊涂之事。二是，建立更为客观中立的医疗事故界定机构，让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纠纷可以得到及时而有效的制度化解决，而不会恶化。

我们可以把温岭的杀医事件看成个别的事件，但医生们的普遍反应告诉我们，他们已经感受到了工作环境的危险。因此，必须在悼念逝去的医生时，看到医生群体的整体诉求，并将这种诉求纳入到制度的设计当中，不断地完善制度、消除隐患。

回顾温岭刚发生的医患冲突，杀医嫌犯去年3月份做的手术，从12月开始找过医生四五次，甚至有一次跪在医生面前，要求继续治疗；而医生认为手术没有问题，看见患者下跪觉得特别难受，“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双方沟通四五次未有共识之后，是否曾想到找相关调解机构？患者家属早知其不满医治结果，为何也没想到去找调解机构解决问题？如果早些经过“第三方”的调解，事态还会否演变为暴力行凶？

是时候好好检视医患调解机制了。没有一个有公信的“第三方”机构，矛盾中的双方各执一词，最后很容易演变为暴力冲突。现在尽管我们可以通过新闻检索，找到很多地方成立医患调解机构的消息，但这些机构具体怎么运行，患者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去寻求调解，医生是否可以主动要求调解，却基本找不到详细信息。

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完善细化相应的调解制度，比如，明确调解机构成员招募标准，确保这一机构的中立和公信；明确调解程序启动的标准和路径，让所有医生或患者面对矛盾时，知道怎样找到说理的地方。把这些调解信息在每一个医院张贴传达，肯定比单独加强安检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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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1105/74379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