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有感于“61名院士上书国家领导人请求转基因水稻产业化”

 

 

【百姓心声案例】

 

【事件介绍】

61名院士曾联名上书领导人要求推广转基因水稻

10月19日，“全国首届黄金大米品尝会”在武汉华中农业大学举行，300多名转基因铁杆支持者参加了活动方所组织的报告会，并参加了设在华中农大国际会议报告厅的“转基因大米晚宴”。

自今年5月以来，类似的转基因大米试吃活动已在我国28个城市开展，都是华中农业大学为活动提供所需的转基因大米。而这一次，还加入了刚刚收割不久的、由其自身研究种植的“黄金大米”。

晚宴：宣传转基因水稻

在19日的晚宴上，一种转Bt基因大米被做成月饼、米糕、米粑和豆皮；而10公斤的“黄金大米”则被熬成米粥，供与会者食用。

网友@山再那里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他说，参加这次活动的网友来自全国各地，他们通过QQ群或在微博私信里报名，最后，正式报名的有260人，但当天275人的会场都坐满了。

据其介绍，来参加的网友除了差旅自费外，还为活动捐助经费，“大人每人交纳会议费用230元，学生则50元，嘉宾也不例外。”

另一名组织者、华中农大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严建兵说，举办这些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宣传转基因水稻。

院士：不知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转基因

活动的主角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张启发，他同时也是美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他在活动中作了题为《作物育种的主要发展趋势》的演讲。

张启发在演讲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转基因水稻在中国的前景表示悲观，“2009年5月，在11年的争取之后，我们研究的两种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与Bt汕优63取得了国家所颁发的安全证书，当时我比较乐观，但现在4年过去了，这两张证书也将在明年失效，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不是更近，而是更遥远了。”

他说，他将在两个月后卸任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一职。

张启发透露，今年7月，我国61名两院院士联名上书国家领导人，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61名院士在建议书中写道，‘推动转基因水稻种植产业化不能再等，再迟缓就是误国，转基因产业化发展不起来，则商业发展不起来，对科研影响非常大’，同时院士们指出农业部的不作为。”

 

为什么转基因水稻产业化会陷入困境？

张启发说，我以为中国人非常理性，有科学精神，但在2000年前后，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那么多人冒出来反对转基因。

环保组织：反对转基因水稻商业化

“绿色和平”农业与食品部负责人俞江丽说，“绿色和平”一直反对转基因水稻在中国的商业化，一旦其商业化而大面积种植，通过基因漂移作用，将对我国野生水稻品种带来灭顶之灾，而食用转基因大米对人体的影响也尚未有定论，将13亿人置于未来潜在的风险之下是难以接受的。

早在2004年，“绿色和平”曾在湖北展开了对转基因水稻种植的调查，并在2005年4月发布了调查报告，指转基因种植在湖北等地的种植已非常广泛。

2005年8月，湖北省农业厅发表申明，称华中农业大学大新技术研发公司等企业在承担转基因水稻生产性实验过程中，“擅自扩大种植面积”，责成有关单位对其进行处罚，并对已种植的上万亩转基因水稻进行了铲除。

这被视作“绿色和平”与华中农业大学的一次直接交锋。

俞江丽说，很多转基因水稻研究团队中的成员都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国家机构的研究人员，又是种业公司的股东，10年来，他们不断从国家的各个层面推进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有着明显的利益驱动。

对话院士张启发：

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最大阻力是政府决策

南都：我国转基因水稻技术现在处于什么水平？

张启发：转基因水稻国产化科研水平正处于最好水平，仅从技术上说，和美国有得一比。但商业化运作就差远了。现在必须建立强大的种业公司，推进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

南都：你认为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最大的阻力是什么？

张启发：最大的阻力是政府决策。2009年，我们两个品种的转基因水稻获得农业部的安全证书时，离商业化种植还差品种审定、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但因为外界一些反对声音，农业部并没有为其建立一套程序———一套如何评审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推进的办法，这非常遗憾。

南都：华恢1号与Bt汕优63这两种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到明年5月便要过期，现在能做些什么？

张启发：证书过期就过期了，还能做什么？从1998年开始，我们用了11年时间去申请那两张证书，然后寻求将其推进，但到现在，我感觉是更远了。

南都：有环保组织认为，国内许多转基因水稻研究者同时也是一些种业公司的股东，他们推进转基因并不单纯出于科学精神，而是有着利益驱动。

张启发：你说到利益，我希望老百姓种植转基因水稻，用更少农药，获得更高产量，使用更少劳动力，这是我最为重视的利益。对于种业公司，我希望它更挣钱，因为它挣钱才有更多资金投入科研。当然，我是做研发的，如果能从中获得合法的收益，这是好的，但不是我有多需要钱。

 

【观点争锋】

关于转基因的争论由来已久。最近科学家们表现得不淡定，提起转基因，几乎是火力全开的姿态，中国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明年就要到期，然而商业化道路却越来越远。

身兼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数职的张启发是转基因水稻的虔诚捍卫者。在“全国首届黄金大米品尝会”上他透露，今年7月，我国61名两院院士联名上书国家领导人，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甚至动用了“推迟就是误国”的言论。

由于知识结构、个人经历以及所处立场的不同，对于转基因的讨论出现了各方意见。正是在长期的争论当中，谁也说服不了谁，才引发了转基因推广发展的巨大困境。

以科学家为主的“挺转派”依靠数据说话

61位院士的请愿再一次把转基因话题推上舆论浪尖。与以往个别专家的单打独斗不同的是，大批涉转基因技术专家开口发言。黄金大米品尝会的二号人物，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抗虫转基因水稻新品种培育”项目负责人林拥军表示，不仅对白鼠做了90天喂养实验，还做了三代繁殖实验，目前正在做小型猪90天喂养实验和猕猴喂养实验。为了使论据更加充分，他称自己连续14年吃转基因大米。

科学家们构成了“挺转派”人士的主要成分。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黄大昉、中国农科院植保所副研究员谢家建、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院长罗云波纷纷在这次论战中苦口婆心，摆事实、讲道理，支持转基因。中国农科院副院长吴孔明甚至还出面宣布“我家吃的油就是转基因的”。“挺转派”还包括此前毫不气馁活跃于各大媒体和节目中，为转基因安全性正名的国家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林敏，以及备受争议但在科学话题上却屡战屡胜的方舟子斗士。

为了力证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农科院几乎倾巢出动。作为中国农业领域最高权威的代表，农科院高调而又频繁地发言并非出自传统，但是由于转基因话题的战线太长且进展缓慢，所以以农科院为代表的科学家们对此颇有情绪。不过对于喷涌而来的质疑，科学家始终坚守着依靠科学依据辩论的理性底线。

转基因致癌、导致不孕不育、破坏土壤等质疑一直不绝于耳。除此之外，反对方也经常拿美国、欧洲甚至印度的转基因种植和使用标准来对比。更多的人虽并不激烈排斥，但依然不愿以身试米。对此，科学家们丝毫不怠慢，运用精确的数据和实验一一予以驳斥，并称“反对方说的都是反复炒作的不实谣言”。

可是，“挺转派”面临着一个最大的困境，就是：你说得再有理，我也不信，信了我也不吃。因为市场的不接受，且官方无法忽视民意，所以转基因食品在走向菜篮子的过程中行动迟缓。

论战中，反对转基因的声音显然比“挺转派”要响亮。一来是由于科学数据晦涩难懂、信息垄断，二来也是因为“反转派”站在公众的立场，比科学家们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力。

“反转派”代表人物的社会人士，善于辩证法

中国战略问题专家彭光谦早在8月就发出《八问主粮转基因化》囊括了公众对转基因的全部质疑。缺乏长期论证、粮食安全问题、为利益团体背书等被一一列举。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蒋劲松认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对转基因有疑虑的声音得不到充分的表达，目前吃转基因食品最长时间是多少？有多少人在吃？通过小白鼠等喂养试验不能根本打消掉大家的疑虑，这一代没有风险，下一代有吗？

崔永元在微博上与方舟子的口水仗使其成为“反转”代表，他提出要慎推广转基因粮食。“转基因本身是个跨领域的事，农业、医学、环境、定价等相关部门都涉及到，不应由农业部一家说了算。” 他希望做生物技术的科学家当少安毋躁，“虽然你们懂得转基因，但并不懂得社会的全部，这个世界除了自然科学还有人文科学。”

食品安全无小事，“反转派”熟悉民意，并代表民意，善于用辩证的哲学思维来剖析问题。他们的讨论缺乏科学依据，却非常具有人文精神。由于大部分人对于转基因的态度是“不愿意当小白鼠”，谨慎的社会情绪成为“反转派”的主要武器。借力于公众不安感和转基因不确定因素的广泛传播，阻碍了转基因的市场化步伐。

而德高望重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自称是中间派，“因为反对派和赞成派都很有道理。”但他仍认为，在没有实验结果作为根据的前提下，将转基因用于主粮生产是要慎重的，“人民不是小白鼠，不能这样用那么多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做实验，来冒险。”实际上，跟“反转派”的观点有重合之处，只不过更加理性和富有科学家精神。

 

“中枪派”：左右为难的农业部

张启发院士在中国首届“黄金大米”品尝会现场称，农业部作为主管部门不敢拍板是不作为，导致转基因水稻产业化错失良机，再等待拖延将误国。

反方代表崔永元认为转基因宣传特别需要公信力，美国和日本的机构都有公信力，要推行新的产品时大部分民众都选择相信。正因为政府不诚信导致的信任危机，要传播转基因就需付出更多成本，应当俯下身来向民众一点一点讲清楚转基因问题，而不是站着说老百姓都是傻子。

一方指责农业部不作为，一方说农业部公信力缺失。虽然农业部已通过官方网站上“转基因权威关注”栏目对转基因食品的信息全部公开，但是仍然吃力不讨好。“误国”的帽子，和不可忽视的民意，农业部似乎都很难承担。

张启发认为转基因产业化的决策依靠民意不是聪明的做法，应按照国家的法规办。而事关粮食安全的问题也的确不该农业部一家说了算。农业部表态，下一步将加大科普宣传，为我国转基因生物技术产业化应用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并加快转基因生物管理法规修订。但是显然，这场争论陷入谁也说服不了谁，而双方都不信任裁判的困境，转基因食品的前途依然一片迷茫。

媒体不仅仅是途径，平台也有立场

在对于转基因的讨论中，媒体参与明显地带有立场。环球时报所刊彭光谦文章《转基因安全要用事实说话》、《靠转基因解决粮食问题是饮鸩止渴》，广东卫视《财经郎眼》节目播出的《警惕！转基因！》，以及第一财经《解码财商》所做的《转基因食品，你敢吃吗？》等评论和节目，旗帜鲜明地加入“反转”阵营。

与之相对，腾讯专栏的《“转基因”背后没有惊天阴谋》对阴谋论进行驳斥，指出“反转派”概念混淆缺乏依据，“不靠谱”。中国科学报专访专家林敏，针对环球时报发表的《八问主粮转基因化》逐一反击。光明日报曾发文章《转基因不意味着不安全》，21日又发表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独家评论《科学理性：学术争论的底线》，彻底将科学家们的不满摊到桌面：少数人目前在转基因问题上别有用心，从本质上讲已非不同学术观点之争，而是一种反科学思潮的真实反映；发生在我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的这股反科学思潮具有更大的危害性。

京华时报评论《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应慎重》、北京青年报的《转基因食品推广必须“求同存异”》以及中国网评论《给转基因食品留下一点预警地》均是持中立立场，和谨慎态度。南方都市报的社论《社会信任缺失，转基因争议加剧》认为不管是科学的还是社会的，既然转基因作物的推广问题成为了一个社会性的问题，那么解决社会信任也就成了超越科学论证本身更为重要的一个问题。转基因讨论中的最大变量还在于政府的公信力，假使政府公信力较强，争议将更多地存在于科学范畴，而非社会范畴。

舆情点评：权威缺失语境下，转基因争不出结果

在信息不够发达的年代，转基因会在科学领域被单纯地讨论。当进入全民讨论、信息无限的时代，转基因食品这项关乎全民健康、安全、伦理、发展的新事物闯进社会领域，被所有人注视。

在全民讨论时代批评容易，赞扬很难，公众普遍持有“我只负责提问，你来负责解答”的心态，而这种情绪的蔓延速度往往比赞美或辟谣更快。另外，依靠网络上的海量信息，以往的信息垄断被打破。于此同时，不断出现为利益团体背书的“砖家”和贪官，社会上对权威的认同感急剧下降。三方面合力作用，专家的权威性被一步步瓦解，政府的公信力在不断衰退。

因此，在转基因旷日持久的争论中，虽然农业专家们不厌其烦地解释，农业部也谨慎行事，但是在权威缺失的语境下，公众更愿意选择相信自己相信网络，宣称宁可不吃转基因也不做那只类人的猕猴。权威缺失导致不信任，进而引起沟通不畅，长此以往，各方自说自话，争不出结果。

其实，支持转基因食品的科学家强调，转基因技术本身不存在安全不安全的问题，只是一个技术，是中性的，但转基因产品确实存在一定风险，并不是所有转基因产品都是安全的。正如抗生素和核能的使用一样，新事物的发现总会伴随着风险，不能因为风险而因噎废食，也不能因为新事物而降低警惕引火烧身，关键就在于“尺度”的把握。重塑权威性，增强科普力度和风险评估，重视民意沟通，这个“尺度”就能摸索到。

 

【启示与思考】 

转基因技术自诞生以来就争论不休，但在我们中国显得尤为激烈。作为一项高科技，不论你信与不信，它都在向前发展。作为转基因食物，不管你吃与不吃，现在它都与我们生活密切相联。现在吃的很多食品都与转基因有关，如甜椒、番茄、花色玉米等都是转基因食品，我国近几年进口了大量大豆，今年接近7000万吨，这么多美国大豆有多少是转基因的，又有多少变成了食用油呢？所以不管你是“挺”还是“反”，转基因都在我们身边，有意无意都在食用着。

但问题是现在挺转和反转谁都不能完全说服对方，所以转与不转就这么胶着。应该说转基因植物和动物具有高产、抗虫、抗病毒、抗除草剂、改良品质、抗逆境生存等优点，这是科技进步的体现。但其潜在风险也是存在的，如改变生物链、造就新害虫等。当然还有网上说的未经证实的致癌、影响发育等。

好处显而易见，风险不可预见，这就让人们争论不休。本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谁又能马上把对方说服呢？其实，民众担忧是可理解的，迄今为止，科学研究没有提供有力的证据，证明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的长期影响是否安全。无论你是做了多少只猴实验，吃了多少年转基因食品。一切让事实来证明，让科学实验来说明不是很好吗？

我们基本相信科研机构和政府所提供的信息，也希望科技界和政府能够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诚实地公开相关信息。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政府部门有责任在信息透明上更下功夫，在制度建设上更趋规范、健全，在监管上更严格、有效，在与民意互动方面更用力、用心。

新技术的运用需要一个过程，其推广否受到技术本身、国家需求、社会氛围和消费者多方面的影响，我们需要积极创造条件，耐心地用科学数据解答消费者疑虑，多和消费者沟通，如果科学证明长期食用转基因水稻是安全的、其生态风险是可控和可接受的，而且国家迫切需要，其产业化的路也自然会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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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1108/74465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