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传统文化与精神家园

11月12日，长白山讲坛·精神家园系列讲座第四讲——传统文化与精神家园在省宾馆举行。主讲人是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孙利天教授。讲座围绕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我们的精神标识和精神基因、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生智慧3个方面对传统文化在构建精神家园的作用上进行了深刻的剖析阐释，内容生动、思想深刻。

本版刊发孙利天教授报告摘要，与读者分享。

我们今天讲传统文化与精神家园这个主题。讲这个话题的时候，我首先想起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在欧洲发表了关于欧洲科学危机的系列讲演。他在讲演中非常明确地断言欧洲诸民族病了。胡塞尔认为欧洲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而不仅仅是一个地域的概念，他说欧洲诸民族病了，他诊断这个疾病的根源就是失去了希腊的理性精神。按照他的说法，相对主义、怀疑主义是焚毁一切的无信念的大火，怀疑主义使欧洲文明陷入了非理性主义的精神危机。胡塞尔作为一个犹太人，在三十年代他已经感受到了德国纳粹主义的兴起，也可能预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风暴的来临。

胡塞尔这段话对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有两点值得思考。第一点，胡塞尔明确地说欧洲是一个文化概念，我们相应地也可以去思考，我们中国是否也是一个文化概念，中国也不仅是指地域，指主权国家，也指文化的中国。第二，胡塞尔明确地判断，欧洲作为一个文化的民族，它的根基是希腊的理性精神。那么，我们中国作为文化的中国，什么是我们的文化根基？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中华文化提出了一些全新的判断。他讲，中华民族在5000年的发展进程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文化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标识。这样一些重要判断对于我们思考传统文化和精神家园的问题，是最重要的思想依据和指导。什么是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精神标识？什么是我们的文化根基？什么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这就需要我们对传统文化做认真的研究和体悟，从中寻绎出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根基性、恒久性的东西，也就是构筑我们精神家园的那些基本要素。我们自觉地培厚我们的文化根基，培植建设我们的精神家园，这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增强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增强我们在国际上的话语权，都具有着重大的意义。也可以说，弘扬传统文化，建设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一个宏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意义上，传统文化和精神家园的话题也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幸福和精神福祉。所以我首先想和大家交流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都在发生着迅速的变化。所以，在中国哲学界也有一些学者担心在这样一个迅速的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是否会失去传统的文化根基？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在什么意义上还是中国人？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中国还是日本，年轻人在夏天清一色地穿牛仔裤、T恤衫，我们很多孩子可能也都喜欢吃麦当劳、肯德基，很多青年，特别是一些大学生可能经常看好莱坞大片。从生活方式、娱乐形式到精神文化，我们都受到全球化浪潮的影响。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会不会失去自己传统的文化根基？我们还在什么意义上有着我们中国人特有的精神标识？

去年，台湾学者黄俊杰教授到吉林大学和我们一起座谈，他对当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复兴很有信心，他仅讲了这样一个例子，那就是春运。每年春节，数亿中国人不畏旅途的艰辛，挤火车、骑摩托，运用各种各样可能的运输工具都要回家看看，都要在春节这一天和家人团聚。黄俊杰教授认为，在春节这样一个传统的节日，中国人回家的这样一种迫切的心情，可能最直接地表露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仍然存活着。我过去用一个词，把我们生活中仍能体现出的传统文化的规定和影响叫做“活着的传统”。相对应的是我们有《四库全书》，有经史子集，有大量的古典文献，这些文献是作为一些死的传统存留着。现在年轻人可能很少读《四书五经》、读古典文献，但是并不意味着在他们的心灵生活中，在他们的深层的精神血脉中没有了或者说失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也就是说在衣、食、住、行，在我们的真、善、美的各种最根本的文化观念中存活着我们的传统。我在八十年代的一篇文章里举过一个简单的例子，我觉得这个例子很值得我们思考。在我们中国东北偏远的山区农村，一个从来没读过书、不识字的农村老太太在骂人的时候，特别是在骂自己的孩子这些比较亲近的人的时候，常说这样的话，叫“丧天理的，你这个灭良心的”。后来学哲学我才知道，天理、良心正是中国儒家最核心的哲学范畴，是中国人最根本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我在这篇文章里思考，在没有广播、没有报纸、没有所谓任何现代传媒的条件下，中国儒家的这样一些核心理念，它是通过何种途径浸润到一个普通人的心灵之中的？它为什么能够长久地成为中国人最根本的道德规范？现在看来，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重要的文化优势，因为它是经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以一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形式逐渐地浸润到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心灵生活中。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能没有读孔子、老子、孟子，但我们仍然活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自觉地反思我们当下中国人的心灵生活，我们的精神世界，寻找仍然存活着的那些文化传统和精神基因，是思想文化界需要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

我刚才讲，春节、春运典型地表现着中国人对传统节日、对家的那种热切的向往，它表现为一种活着的传统。我们为什么对家这样思念这样眷恋？我想和大家一起去体会一下我们每个个人的家园感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于“家”的感受，可能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首先，家是安全、放心的地方。在家里我们感到安全，感到放心，感到舒心。文雅一点的说法叫，家是精神的港湾，我们在家里可以得到一种精神的安歇。比如说，一个天涯游子，历尽旅途艰辛，终于到家了，那时他对家是一种安适的、安全的、放心的感受。其次，我们在家里肯定会有亲切感、熟悉感，我们对家里的一切都会感到非常亲切、熟悉。我在一篇文章里曾经讨论过中国的一句成语叫“敝帚自珍”，通俗地说就是家里的一个破笤帚我们也很珍惜。我说敝帚自珍这个词也可以从哲学上作出我们的理解，为什么要珍惜这个破笤帚？我的说法是，从使用价值上说它可能已经所剩无多，从价值上说可能已经是负价值，扔了可能还要收垃圾费，但是为什么仍然觉得它值得珍惜？因为笤帚主人可能用它赶走鸡鸭，曾经用这个笤帚打过儿子的屁股——在这种意义上，这个笤帚对主人来说已经不是使用价值，不是商品价值，而是具有了一种情感价值，因为它一定意义上记录着这个家庭的生活史，对主人来说，这个破笤帚甚至多少也有了一点文物的价值。所以我们对家的感受，这种亲切、熟悉，实际已经把我们和自己的家园在情感上连在了一起。我用“田园属我，我属田园”的空间归属感来表达中国农村的那种传统的家庭感受。家对于我们来说，我归属于这个家，这个家也归属于我。“田园属我，我属田园”的这样一种空间归属感，可能也接近于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理解的存在的意义。最后，我们还可以说，在家里我们能够感受到最真实、最平凡的人间亲情，那就是爱，家也可以说是一个情感的、爱的空间。对父母长辈的爱，是因为他们给了我们生命，他们含辛茹苦地抚养了我们；对孩子、孙辈的爱，是因为他们延续了我们的生命，寄托着我们的希望。美国哲学家泰勒有一个说法很透辟。泰勒的说法是，爱是人最根本的情感需要。至于说尊敬，按照泰勒的看法，则是爱的派生品。因为在家里我们感受到自由的、平凡的、真实的亲人之间的那种爱，和我们在公共空间中，和同事、朋友所表达的那种尊重或尊敬其实是不同的情感性质。按照马斯洛的看法，爱是人的情感的最基本的需要。

家给我们的生活感受是安全、放心、熟悉、亲切、真实、充满着爱。如果我们按照对家的这样一些感受去理解我们的精神家园，我想我们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就是一个精神的大家庭。从我们对自己小家的那种生活感受去感受我们这个大家的精神家园，我们就可能比较真切地体会到精神家园对于我们生活的特殊意义。精神家园使我们的精神生活安全、放心，用吉登斯所使用的概念，是获得本体安全的自我认同。如果说我们每个人的精神生活都需要一个本体的依托，那么这个本体就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有了这个本体，有一个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我们会感到安全，会感到精神上的那种根源感、历史感和扎实感。我用扎实感对应的是海德格尔对现代人精神状态的一个描述，海德格尔的描述是“人被连根拔起”。失去了精神家园，我们的精神、生命就失去了它的根本，失去了它的根，人就被连根拔起。我们每个中国人，我们从小到大都在受到精神家园的精神滋养。当我们从小时候开始学说话、学语言到小学学文字、学文化，在通常所说的人的成长和社会化过程中，我们就在接受传统文化的精神哺育。按照德国哲学家、语言学家、著名教育学家、柏林大学校长洪堡的说法，一种语言就是一种世界观。当我们开始咿呀学语，开始学汉语的时候，我们就在接受着汉语所给予我们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潜移默化地规定着我们对世界理解的方向。比如说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这样一种辨别；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道德直觉；什么是美、什么是丑的审美判断。真、善、美这样一些构成人类精神生活根基性的东西，可以说从一开始我们学说话的时候，我们就在接受着自己的传统文化的规定和导向。我们的精神家园和我们自己感受到的那个个人的小家一样，也是我们的精神港湾、心灵的港湾。用哲学的说法，哲学要解决一些终极的问题，精神家园也是我们回答人生很多终极问题的终极解答。比如刚才讲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实际它涉及到我们的终极知识，涉及到我们的终极情感，也涉及到我们的终极关怀。所有这样一些精神生活、精神世界最根本的问题都能够在我们的精神家园中得到解答。

所以说，培植、建设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实际直接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精神生活，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幸福，关系到我们的精神福祉。我们自己能否自觉地去接受精神家园的哺育和滋养，能否自觉地去理解我们的精神根基，能否自觉地去培育、发扬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我们个人的生活来说也有着重要意义。当我们去反思传统文化，去反思我们的文化根基、我们的精神基因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只有认识我们自己才能过更理性、更幸福的生活。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他讲“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什么意思呢？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着，但是如果从来没有对自己的生活进行过思考、进行过反思，这种生活可能就和动物的生活没有本质的差别。冯友兰先生也讲过人生的四个境界，第一个境界他叫自然境界，实际也就是没有反思生活的境界。我记得我们省创作的一部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它的主题曲里唱道“再也不能这样活，再也不能那样过，生活就得前思后想，想好了你再做”，实际说的也是这个道理，生活需要前思后想，需要生活的反思，未经反思的生活可能是比较自然状态的生活。认识我们自己，反思我们的生活，去反思、理解我们的精神基因，这既是中华民族文化事业的重要任务，也是我们每个人精神生活的重要事情。

我们的精神标识和精神基因

什么是我们的精神标识和精神基因？刚才我引证总书记在8·19讲话中的命题，说中华文化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标识。从精神标识来说，我们比较容易从外显的文化现象作出判断，最直接的就是衣、食、住、行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的生活方式也是重要的文化形式，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外显方式。我刚才讲，随着改革开放，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们的衣、食、住、行很多方面在青年孩子们身上日益全球化、国际化，大家都穿T恤、牛仔，可能也都吃麦当劳、肯德基。但是即便如此，我们用筷子、我们吃中餐，这样的一种饮食方式不会断绝，它将长久地保存下去。

我们也可以说在饮食、服饰、日常日用这样一些生活形式中，也有着我们中华文化特有的标识。至于说随着以后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衣、食、住、行可能会逐渐地趋同。但是这样一种生活形式的全球化，也不可能最终消灭各种文化传统的特殊的生活方式。有一些肯定是会变的，比如说前两年我们曾经讨论过东北地方文化，东北满族的一些习俗，比如穿靰鞡，睡南北炕，有一个大杆拉幔帐，我小时候就是这样生活的。在讨论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我们衣、食、住、行的生活方式在相当程度上是环境的产物。为什么呢？因为我家不是满族人，但是我刚才说的这些满族习俗和我小时候的记忆一模一样，后来想一想这是不是不同民族生活习俗的相互影响呢？可以说是，但是更根本的是，在东北这样一个寒冷的地方，睡南北炕是最合理的取暖方式。既然睡南北炕，公公、婆婆和媳妇总要有所遮挡，这就要有个大杆，要拉个幔帐。在这个意义上，生活方式在相当程度上可能取决于生活环境，是共同的生活环境形成了一些共同的生活方式。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生活方式肯定是要变的，但是有一些在生活方式层面的文化特色仍将长久地保持。原因就是我刚才已经讲到，即便是饮食也有着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我们的中餐可能已经形成了中华民族、中国人共有的味觉的记忆。

再进一步的层次，这就是刚才提到的汉语言文字的说话方式，从生活方式到说话方式，民族的差异、民族的特色、民族的基因、民族的标识更充分地展示出来。我们学说汉语、写汉字的时候就在接受着汉语言给予我们的世界观。在什么意义上一种语言就是一种世界观呢？我过去讲，在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之中总是包含着构成这个民族语言的最基本的概念框架。什么意思？在一个民族的语言中总有那么一些最基本的语词，哲学叫范畴，构成了这种语言的逻辑框架。我用一个比喻应该更容易说清楚，我把它比喻成计算机的元程序，计算机有逻辑电路，类似于人脑的神经网络，计算机要给予它第一个元程序，类似于我现在正在说的我们这种语言的逻辑框架。哪些呢？比如说，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分析了十范畴，构成一种语言最重要的东西有什么呢？亚里士多德分析说，有实体、有属性、有状态、有量的大小多少、有时间、有空间、有主动、有被动，他一共列举了十个范畴。实际大家想一想，我们用汉语去理解世界的时候，在我们汉语中是不是也有我们描述世界那个最基本的逻辑构架？比如说，可不可以分析出个体、时间、空间，这是最重要的三个单元？什么意思呢？当我们看世界的时候，不管是看人还是看东西，总是把它当做一个个体来看，通俗地说是一个东西。第二，这个东西是在一定的空间中存在，在一定的时间中存在，这样的一些概念构成了一种语言最深层的逻辑构架，它类似于电脑的元程序，只有有了这个元程序，我们再输入其他的信息，它才能够进行处理。而中国文化、中国的汉语语言文字所给予我们的、我们并不自觉、并不知道的世界观，决定了我们特有的说话方式，也决定了我们特有的理解方式。我们怎么理解世界、怎样理解别人、怎样理解自己，可能都已经从我们的语言中获得了自己还不知道的前提定向。

具体地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给予我们的那种语言的世界观到底是什么，实际在哲学界可能也有人在做类似的工作，比如说对中国古代的一些哲学范畴进行分析，其中很重要的是“道”。儒家、道家、法家都讲道，这个道最直观的形象就是我们行走的那个道路。而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那么这个不可说、不可见的道和可直观到的道路的道有着什么样的关联？这是非常专业的学术讨论，但是我们可以肯定，所以能把作为道路的道和作为形而上学的最抽象的道理的道勾连起来，那是因为我们中国汉字的特点。中国汉字作为象形文字，首先这个道得画出一个道路的形状，从道路的形去引申道路的意，从形到意，道总有彼此通达的意思。这样的一些中国思维、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可能决定了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当年高清海老师用悟觉思维概括中国传统思维的特点，冯友兰先生讲直觉思维，人们有各种不同的概括，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汉语言文字给予我们的不自觉的世界观已经构成了我们每个中国人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不自觉的前提，我们在不知不觉地按照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字给予我们的指引生活。

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它规定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说话方式和思维方式，而构成中西文化最根本的差异是哲学思维方式。我刚才提到了无论是生活方式的精神标识，还是语言文字的精神标识，最后可能都要归结为人的思维方式的根本差异。不仅是生活方式、说话方式，可能更深层的是思维方式的差异构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标识，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我所以这样想首先因为我对比哲学家胡塞尔对欧洲文化的判断，我刚才讲，胡塞尔认为欧洲是个文化概念，文化欧洲有着希腊理性精神的根基，如果说我们中国是文化中国，那么我们中国文化的根基是什么？我勉强用一个词，我把它叫做“中国德性精神”，对应于希腊的理性精神。因为我不是搞中国哲学史的，专业知识肯定有很多缺欠，这只能是一种尝试性的判断。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名著《哲学史讲演录》中讲到希腊哲学的时候也是这个说法，他说我们一谈到希腊，我们每个有教养的欧洲人，特别是德国人都有一种家园之感。接着黑格尔说，欧洲现实的世俗文明的一切（它对应着宗教，指除宗教以外的现实的世俗的文明），一切有价值、有光彩的东西都来自希腊，所以他也把希腊看作是欧洲的精神家园。

黑格尔和胡塞尔都是在哲学的意义上去理解欧洲文化的家园和根基。我们可能也需要在哲学的意义上去理解中华文化的根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我把它叫做对应于希腊理性精神的中国德性精神，这是因为，在希腊哲学的传统中，他们有一种对人的理解。比如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有类似的看法，人区别于动物在于人有理性，人的感性、人的自然欲望是和动物没有差别的。所以，欧洲文化有一个通常的说法，人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就人的自然欲望、自然需求说，人和动物没有本质差别，这一半人是野兽。那还有一半人区别于动物，那就是人有动物没有的理性。理性，按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接近于神性，所以人的另一半是天使。按照这种理解，希腊理性精神就有了一个对人的理解，人是干什么的？人就是要充分实现自己的理性能力。充分实现人的理性能力就使人接近于神，而且充分实现人的理性能力，这就是人的自由的生活，因为在现实中人无法获得自由，只有在这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理性的思考中人才能实现自由。如果说西方文化真的是以希腊理性精神作为它的根基，那么也可以说，它就是一种充分弘扬理性、实现理性自由的文化。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文化是现代文明、现代社会的精神动力，也可以说是精神支撑。希腊理性精神造就的这样一种为理论而理论，为学术而学术的理性态度，也可以说是西方科学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大家都知道，温家宝也几次提到钱老的钱学森之问，我们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我在校内的一些讨论中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缺少为学术而学术、为理论而理论的纯粹的理论精神和理论兴趣，中国文化没有这样一个传统，我们的文化可以说是一个实用的道德传统。大家想一下要是没有一种对科学、对自然的奥秘的那样一种惊讶、好奇，没有爱智慧的纯粹理论兴趣，很难支撑一种艰苦的、漫长的能够得诺贝尔科学奖的科学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能也需要借鉴西方文化的那种纯粹理性的态度。按照这样一种理性去理解世界，世界就是一个理性化的世界。按照希腊的理性精神，西方文化把整个世界纳入到一种理性的秩序中，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应用科学把自然控制在一个理性的框架中，各门社会科学也要把人类社会控制在一个理性的框架中，西方文化取得了现代文明的辉煌，但是它也产生了希腊理性精神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现代性问题。关于这些问题，我准备在第二讲“现代文明和精神家园”中再进行讨论。

我把我们中国的文化根基概括为是一种区别于希腊理性精神的德性精神，什么意思呢？首先也是对人的理解。我们中国人怎样理解人？如果说希腊人把人看作是一个理性的存在，我们中国人就把人看作是一个道德的存在。“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人和动物没有太多区别，但是人有天理、良知、良能、仁者爱人，有这样一种道德的自觉。所以按照中国哲人对人的理解，人又和动物不同，人能爱人，人有良知、良能的道德自觉和道德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哲学、中华文化在起点上对人就是一种德性论的理解，认为人有道德，所以，人才区别于动物。以这样一种对人的德性的理解去看世界，世界就是一个德性视野中的世界。我们看到的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也就是说当我们用德性的眼光去看人，同时也去看世界的时候，世界就成为一个道德的世界，世界为人的良知、良能提供天理的客观根据，从而天人相通、天人不隔，天理到人身上就变成人的良知良能。按照这样的理解，我们也可以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叫做一种“道德世界观”。这种道德世界观区别于理性世界观，它不是要把整个世界纳入到一个理性的逻辑结构中，而是要把整个世界贯通在一种德的大化流行之中。

按照我们的看法，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着一个根本差别，我们也可以说是理性世界观和德性世界观的差别。在实现理性、实现德性的过程中，哲学也导向不同的思想方向。至少从近代开始，西方哲学明确以认识论或者知识论为核心，我们通俗地说，就是要运用人的理性去认识世界、把握世界、控制世界，所以它发展的哲学理论，我们把它叫做认识论。中国古典的哲学思想发展，我非常同意钱穆先生的一个判断，中国哲学按照道德的世界观去看世界，它要完成的任务是什么？那就是修养论，中国哲学是修养论。哲学的任务是让人实现自己的良知良能，成为圣人、君子、真人。西方哲学以知识论、认识论为中心，它也必须解决道德问题，因为人类社会要共同生活就离不开道德的规范，离不开道德的原理。西方哲学是从逻辑、从理性、从知识中推论出道德原则，我们也可以说是由认识论去为道德奠基。我们中国哲学，我想可以说是用道德、用修养涵摄认识和知识。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搞中国哲学史的专家，因为我是外行，前些年我们中国哲学史界特别是海外新儒学可能一直在讨论，如何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世界观中转化出适合现代文明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这是新儒学关心的一个话题，也就是如何适应时代的变化从内圣开出新外王，新儒学提出了很多思路，例如坎陷、致曲等。我觉得在中国的儒家传统中可能并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我认为在中国的道德形而上学、在中国的人生修养论中内在地包含着知识论。大家想一想孔子的一些说法，我们甚至也可以说孔子提出了一种学习本体论。什么意思呢？人同动物不同，动物靠它的遗传决定了它的生活方式。高清海老师当年有一个说法，只有人需要“做”人，猫不用做猫，狗不用做狗，因为猫和狗按照它的遗传就决定了它是猫、是狗。而人为什么需要做人呢？因为人是一个未完成的存在，要使人成为人必须努力去做人、成人、成己，使自己成为符合人的概念的人，否则我们可能只具有人的生物学特征，而不具备人应有的文化内涵。

在人“做”人和修养自己的过程中，学习是本己之事，他必须学习。孔子的很多说法大家都很熟悉了，“温故而知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等等，一直到老年，“孔子读易，韦编三绝”，他自己也讲“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所以可以说，孔子无论是言论还是行为都是学习的一生，人要做成人就是人在学习、修养的过程中，我们中国人的说法叫“活到老学到老”。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儒家实际是有着强烈的内在的学习动机。按照中国儒家的说法，所谓“一事不知，以为深耻”，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这件事一点不明白，这是你的耻辱。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我们的修养论可以内在地涵摄西方哲学的认识论。但是修养当然不仅仅是读书，按照我个人的看法，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它的修养更是一种实践中的修养和磨炼，也就是儒家所说的不离日用常形。我也有意识地做过一些修养，我更简单的体会就是心灵的修养、道德的修养只能在艰苦的生活情境中锤炼和完成。比如我们可以说“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但是如果从来没有经过什么大风大浪的艰苦的考验，真要泰山崩于前我们就必然变色。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道德修养实际和它的道德实践是分不开的。没有相应的道德的承担，道德的责任，没有《大学》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实践，我们的修养是不可靠的，一遇到艰苦环境的考验，平时的修养可能就没有效果了。

在这个意义上，我又体会到中华传统文化、我们的文化基因，作为一种道德世界观、作为一种人生修养论可能更重要的在于它的勇于担当的实践论。这里所说的勇于担当，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讲的那种责任意识。作为一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承担责任。我觉得我们中国人首先是对自己的家庭的责任，这样一种强烈意识是中华民族长盛不衰，或者说是历经磨难能够生生不息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和一些同事讨论，怎么看我们改革开放的动力？是什么动力使我们在35年的时间创造了如此辉煌的历史成就？我说可以尝试用这样的说法，那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每个中国人，我们每个中国家庭，特殊地说，我们每个中国男人，基于对自己家庭的责任，我们在自己的资源约束下努力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从而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这段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男人家长，对孩子、对妻子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让家里过上好日子的责任意识，上亿农民工离开家庭走向城市，用自己的双手打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我用了一个说法，他们“在自己的资源约束下”，因为他可能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没有我们所说的其他社会资本，他只能靠自己的劳动力去为这个家庭争取更好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5000多年来一直到今天，我们每个中国人、每个中国男子汉对家庭的责任承担，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根源。

最近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逝世，有一个人写了一个帖子说“科斯对中国的关注是一个最勤奋的美国人对勤奋的中国人的关注。”科斯一直没有来过中国，但是他几次以中国经济发展作为他的经济主题进行学术讨论，也有大量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研究。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吃苦耐劳并不是抽象空洞的形容词，它就在刚才我所说的包括每个农民工兄弟身上实实在在地体现出来。对于精英知识分子来说，可能仅仅是一般的吃苦耐劳还不行，大家都知道孟子有一个说法，叫做“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可能意味着，知识分子、政治精英要承担更重大的社会责任，就必须吃更多的苦，经受更多的磨炼。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这样一种人生修养的实践论，要求人在实践中去实现自己、完成自己，他要历经艰难，历经坎坷，也就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作为普通人，他要吃苦耐劳去创造自己家庭的幸福生活，作为知识分子、作为政治精英，他又必须付出更大的牺牲，他才能为民族作出更大的贡献。这种牺牲可能在和平年代并不明显，一旦当中华民族遭受外敌入侵的时候，在民族危亡的时候，无数中华儿女、仁人志士都勇于担当，保持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固有的那种民族的风骨，民族的气节，民族的操守。有这样一种勇于担当不怕牺牲的浩然正气，我们中华民族才能历经危难，一直发展壮大。如果这样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根基，我们说它是一种道德世界观，这种道德世界观决定了人是一个做人的人生修养过程，在人的修养过程中，他必须在履行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的实践中才能千锤百炼成为自己，同时他也就铸造了中华民族那种吃苦耐劳、不避艰险、为民族的危难舍生赴死的英雄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传统。

我曾翻李贽的《史纲评要》，记录了韩愈在唐穆宗二年的一件事。韩愈大家都比较熟悉，我们从中学就学过他的《师说》、《进学解》等，是唐宋八大家开风气的人物。我们都知道他是文人，当过国子监的老师，教皇族的孩子，但是不知道韩愈还有英雄的一面。唐穆宗二年当时因为安史之乱以后军阀割据，很混乱，有一个军阀虽没说叛变，但是围攻朝廷。朝廷就派韩愈去给围攻的将军升个官衔，让他当节度使。韩愈去宣布这个任命的时候，实际是已经叛乱的将军用军威恐吓他，我估计那是千军万马，杀声振天。据说韩愈在阵前英雄气概表露无遗，对叛军的将领说，你要知道安禄山、史思明的孩子们还在吗？大概是反叛没有好下场这个意思。最后这个人乖乖地接受了朝廷的任命，撤军，解围。然后李贽《史纲评要》后面加了一句品语，以调侃的笔法说“老韩固自有骨气，英风凛凛。”我讲这个故事实际就是说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如果真的践履笃行，真的能够把儒家的道德经义付诸实践，我们确实可以造就杰出的伟大人格。仅仅是天天闭门修养那不行，他必须是在历史责任的担当中承担起民族的历史重任，他才能造就比如我们最尊敬的周恩来总理这样的一些杰出人物。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生智慧

我们要认真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生智慧。我们现在做这样一些系列的讲座也希望社会各界，特别是希望我们的青年同学们能够热爱、珍惜我们的传统文化，更自觉地去接受、学习传统文化。我想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来说，这不仅是为了提高我们的人生修养、人生教养，也直接关系到我们的人生智慧和人生幸福。我记得孔子曾经对他的儿子说，“不读诗，无以言”，不读诗，你还会说话吗？过几天看到儿子又说，“不学礼，无以立”，不学礼，你怎么处身立世？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可以说它像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一样滋养着中国人的文化生命，滋养到什么程度呢？孔子讲叫“富润屋，德润身”，富裕了就可以好好装修自己的房子，叫“富润屋”；“德润身”就是道德可以滋润、哺育我们的身体，然后“心广体胖”，道德能使我们的身体健康。孔子也讲，“智者乐，仁者寿”，一个有道德的人他应该是长寿的。孟子也有类似的说法，比如说仁义礼智扎根于我们的内心，“生于色”，从我们脸上的颜色表现出来，生于色到什么程度呢？叫“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也就是说仁、义、礼、智的道德修养内在于我们的心灵，但是它也必然形露在外，举手投足、言动视听都是德的表现。

丰厚的传统文化的精神滋养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精神健康、精神富有、精神充实、提升我们的文化品位和人生境界最重要的精神资源。所以，我和大家共勉，有时间多读一点我们的古代典籍，包括孔子所说的诗，当时是指《诗经》，孔子之后我们又有了几千年的诗歌传统。孔子有一个说法叫“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什么意思呢？不读诗，就没有文，没有文，说的话就是寡淡无味，行之不远。只有用诗的语言，用文的语言来表达思想，这种思想才能够流传久远。

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生的理解，人生的智慧还有一条非常重要，那就是人皆可以为尧舜，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贤。我印象比较深的是王阳明的一段话，有人问王阳明，说孔子、叔齐还有伊尹，这都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贤人，他们为什么都是圣人呢？圣人都一样吗？用我们现在的提法，我举个例子，刚才说到周总理、雷锋、时传祥，他们都是先进人物，他们都一样吗？王阳明的回答，我觉得很有道理。王阳明的说法是叫“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金子不论块大小，只要它是足色，没有杂质，它就是精金，就是金。说人也是这样，只要是纯乎天理，他就是圣贤，不分职位高低，不分功劳大小，只要是按照刚才我们所说的对道德真诚地践履笃行，都能成为圣贤。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吃苦耐劳、乐天知命，通过勤奋地劳动使自己的家庭过上好日子，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这也是一种幸福光彩的人生。当然如果能建功立业，为国家和民族作出更大贡献，可能也是圣人。我觉得，人皆可以为尧舜，在人人都可成圣贤的意义上，人是等价、平等的，没有职务高低，没有行业贵贱。这和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的说法完全一致。毛泽东说，要学习白求恩这种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然后接着说，“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和刚才王阳明的论证实际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赋予了它新的时代内容。我们每个普通人要努力地去传承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使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代代相传，使我们自己能够得到丰厚传统文化的精神滋养，提升我们的文化品位，提升我们的人生境界。同时我们在社会生活的实践中，在我们所面对的实际事物中，我们要吃苦耐劳，我们要讲道德，有正气，保留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顽强奋斗的英雄主义追求，我们就可以获得一种无怨无悔的幸福人生。所以我认为，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我们要使自己更加文明、优雅、高尚，我们要使自己的道德品质更加优秀、更加坚强。我们要在自己所处的生活环境中，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最大的努力，成为有益于人民的人。那么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会像习总书记说的那样，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我们每个人都有梦想成真的机会。

责任编辑：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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