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禹：改革要拿出小卒过河的勇气和韧性

 

杨禹 央视特约评论员、发改委城镇发展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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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的题目叫做“拿出小卒过河的勇气和韧性”。为什么要用这个题目呢？小卒过河我们大家都知道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下象棋小卒过河就是一步一步往前拱，每一步都谈不上很惊人，好像一步都不起眼，但是我觉得中国今天的改革就像我们手里没有车马炮，没有一捅到底、一下子将军的那样的好东西，我们手里边就是握着小卒子，中国的改革就是一步一步往前拱。但是小卒过河以后只能向前，可以横着走，但是再也不能往回退了，我们的改革不能停滞和倒退。横着走也许是在选择更准确的路径，但是必须往前拱，小卒过河最终也能拱出胜利来，我想这就是今天我们改革的状态。即便三中全会对整个改革又做了全面深入的部署，也并不意味着我们手里就轻松愉快的握上了车马炮，还是小卒过河的状态，我想这是我对今天我们改革状况的基本判断。

一、如何看待三中全会

首先我想先跟各位领导讨论讨论我们怎么来看待三中全会，在我们展开对三中全会具体的关键内容的分析之前我觉得我们用什么样的眼光、用什么样的心态和思想方面来看三中全会这么丰富的内容，我觉得非常重要。我提了几个关系，供大家今天和今后继续一起来学习三中全会做参考。

（一）既要看三中全会的“新提法”，也要看三中全会的“老提法”

过去一个多星期，从我们公报的颁布、《决定》的播发，我也注意到，我们绝大多数同志包括媒体，大家第一个习惯，从这份《决定》里边先挑哪些是最新的东西，这个符合大家的阅读习惯，也符合传播规律，大家都在想最新的一定是代表这次三中全会部署的改革里边的最重要的内容。但是我觉得，三中全会既然是对我们中国改革的一个全面部署，并不意味着只有新的东西才是改革的内容，其中很多看上去我们很眼熟，仔细一看跟十八大的表述甚至跟之前的很多表述完全一致，这些内容我们一看可能被大家第一时间略过去了，因为大家主要兴奋点是挑最新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些老提法也是改革的内容的一部分，这些老提法也非常的重要，甚至这些老提法是你必须先看到的，是我们去看那些新提法的一个起点、一个坐标，并不是只有新提法才有改革含量。这个起点上、这个历史时期为什么有些提法我们中央要反复讲、要摆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不是简单的例行公事，而是有着相当的现实针对性。

（二）既要看“市场”，也要看“政府”

第一时间大家都注意到了，这次三中全会有一句核心的带有突破性的表述，说“我们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过去很多年，从20年前1993年，那个时候我们中央在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提出过一个《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讲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后来一直在改前面的词，从“要让他发挥”到“更大程度的发挥”，但是基础性的作用20年没有变，这次有了更大的改变。大家都据此认为，这次的改革，特别是在改革的主线，经济体制改革当中，重点是强调市场化，更加尊重市场，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我觉得过去一个多星期里边，媒体主要都在围绕这个做展开做报道，很多专家学者也重点围绕这个来做解读。

但是我认为这只是问题的一半，公报和《决定》里边讲，改革的核心要处理的问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然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光看市场的作用在增强。中央的这句话里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表述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觉得只有把今天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摆在一起看，才能够把握这个关系，到底我们要想把他调校到什么位置。

（三）既要看点的突破，也要看点与点的关联   

大家第一时间去学习这么一份公报、一份《决定》的时候也容易习惯于先去找一些亮点，媒体也有这种传播规律，说这里边挑亮点，大家一下子就挑出来很多，单独二胎、废除劳教制度等等，但是我觉得这次的改革不是一些点的简单集合，因为这次我们面对的中国发展的系统性难题，做的一个改革全面的部署，很多改革的含量不是这些点能体现的，体现在那些点与点背后的关联，体现在改革的深层的逻辑中。我觉得这些内容可能不像那些点那么抢眼、那么容易被大众马上去了解和传播，但是它也许是改革最重要的内容、部分。

比如说有的逻辑就有变化，过去一年我们一直在强调要推进新型城镇化，我们过去很多年也一直在讲三农领域的改革，还要继续往前推进，我们在农业领域面对着谁来种地的问题，面对着农村土地流转的问题，这次部署改革的时候，并没有为三农的改革单独写一段，也没有为城镇化单独来一部分，而是把我们的城和乡两个部分合在一起，这个部分叫做“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就是把农业的问题、农村的问题、农民的问题跟我们的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直到小城镇，怎么发展，完全融为一体。这个不是简单的词汇的城乡一体化的强调，而体现了我们改革的逻辑，就是认为今天你要想解决中国农村深层的问题、土地的问题、人的问题，必须跟城镇化放在一起考虑。今天讲中国的大城市、中小城市怎么发展，你必须同时考虑农村的地和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整体的问题，这样改革逻辑的推进我认为是三中全会讲究改革系统性、协同性的一种体现，他的价值比某些个别的点要重要得多。

（四）既要看改革的突破性，也要看改革的艰巨性   

当中央对改革做全面的梳理和部署的时刻，这个阶段里我们看到的是，不仅我们共同表达了推进改革的决心，而且有了这么多新的部署，当大家很密集的接收这些信号的时候，容易比较关注它带来的新的突破，容易忽略我们改革仍然面对的难题。三中全会的《决定》本身已经是一些突破了，已经冲破了原来阻挠我们的一些障碍，从理论上、思想上到政策的部署上、体制的变化上等等，但是并不意味着之前困扰我们的一些难题、之前阻碍改革的约束我们的那些压力在一夜之间都消失了，其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仍然客观存在，并不会因为有了一些决定那些就退去了。

再有，这次改革有很多突破性的部署，看文件里边一句话很让人欢喜，觉得这句话终于说出来了，但是这句话再往下推进就要触动深层的利益，到那个时候那些利益本身就是改革艰巨性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越是我们看到改革整体向前推进、向前突破的时候，越要对他今后的艰巨性有充分的判断和认识，否则容易整体产生一种对改革过于乐观的判断。

（五）既要看公报，也要看《决定》，更要期待具体领域的细则

学习三中全会其实是三个层面，既要看公报，也要看这份《决定》，更要我们一起期待着在很多具体改革领域还要需要细则，这个细则是《决定》并没有回答的。上周五我们公布了《决定》以后，很多同志说公报就不用看了，公报不就是从《决定》里来的嘛，公报五千字，基本上就是大的原则，我觉得即便我们手里握有这份更详细的《决定》，其实反过来再去看看公报也还是有含义的，因为要把2万字里边的最核心的内容，特别是一些基本原则挑出来写进公报里，挑哪个、没挑哪个、公报里挑了哪些，我觉得这个是有含义的。看了公报，看了《决定》，接下来我们还期待着《决定》里边的很多改革尽快拿出细则，改革有些真正的力度、难度、有锐度的地方其实要体现在细则里，因为我们目前改革包罗万象，内容太多，即便《决定》写了2万字，其实仔细一看里边很多重大的改革在那里边只不过就是一句话或者就是一小段话，只是一个大的方向，至于说怎么搞，接下来我觉得相关的有职责的部门去怎么定这个细则和怎么去推进，才是改革真正体现它的价值所在的地方。

我记得我前天在央视做了一个评论，当时一条评论就分析了一句话，当时分析的是这次提出要“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决定》里边就这么一句话，这句话本身含量有，比如说有了这么一句话让我们大家就感觉到延迟退休是不需要再争论了，中央已经写进改革的部署中了，不要再去讨论到底要不要延迟的问题，这句话一出来人们就可以把思考往前推进了，不再去纠结到底要不要延迟的问题。但是就算是中央定下来说我们要延迟退休，但是怎么延迟？这里边学问大了，路径完全不一样，节奏感也不一样，中央提出来叫渐进式的搞延迟退休，目前我们看到的之前社会上广泛争论，也有一些学术机构提了一些方案，那些方案你总的看都算渐进式的，没有谁说一夜之间实现的，但是渐进跟渐进还不一样。

我看当时清华大学出的一个方案就算是渐进里边比较激进的，当时也在网上引起了很大争议，按照那个方案可能过不了几年，也就五六年的工夫基本就改到位了，就延迟退休至少延迟5年，就意味着今天我们可能70年代初生人的女同志，这一代人她可能就要等到65岁才拿养老金，变化还是很大的，男同志也是如此。

但是也有一些学术机构，像社科院、人大，他们提出的方案是要用一二十年，甚至说用30年的时间来完成延迟5年退休的调整，他们的依据是，这种调整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件大事，调整了整个全体国民的人生预期，一定是要按月慢慢调，一个月一个月往后推，要用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慢慢完成这个过程，像欧洲一些国家基本都是这样。大家都是渐进式的，对我们现实的影响完全不一样。也有的同志说要赶快，因为现在我们养老金缺口压力太大，赶快用延迟退休来弥补养老金的缺口，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把延迟退休的改革只理解为是为了赶快让养老金进入良性循环，我觉得这个太功利了、太具体化了，因为养老金的问题不是简单靠延迟退休解决的问题，是包括养老金自身管理水平的提升，包括这次三中全会提出来要把一些国有资产的收益转到社保、养老当中，跟很多领域都密切相关。所以决定里边就这么一句话，并不意味着大家就没有分歧，并不意味着我们全知道要怎么改，后面的事还多着呢，所以我们要领会三中全会到底要干什么还要经过很长的时间。

二、三中全会上最重要的几个“老提法”   

把这几个原则摆在这儿以后，我想接下来用一部分时间先说一说我们三中全会的老提法，然后再集中的说一说新提法。

三中全会最重要的老提法，我这儿列举了几个，大家都很熟悉，我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

（一）关于道路问题和国情判断的“老提法”

关于我们要坚定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基本上把十八大的内容重申了一遍。这是关于道路问题的最基本的判断，这个非常重要，针对的是什么我后面要讲。

还有一句非常重要的，对国情的判断，我们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次三中全会的《决定》2万字，当时习总书记作为起草组的组长他提了一个要求，说为了最大限度的凸显改革的内容，这2万字基本上只写改革的事，不写发展的事，就是关于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些目标、一些任务的部署就不写了，要集中力量突出改革的内容。但是我觉得这里边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考虑发展的问题，我们的改革与发展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这句话往那一摆，说“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人乐观的认为我们中国的发展已经总体上基本最快速度的发展阶段快要过去了，现在我们发展的水平差不多了，已经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要用改革的办法去搞好分配、搞好利益的调整。但是这句话摆在这儿我认为他的含义就是告诉我们，即便这份文件仍然用最大限度的篇幅来展现改革的内容，但是发展仍然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我们今天面对的难题有可以靠改革去解决的，也有很多难题是必须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的，有很多问题、有很多改革如果没有一个足够动态的稳定的向前发展的背景，这个改革也很难向前推进。所以我觉得发展与改革的关系，再加上稳定的关系，这仍然是一个最基本的关系。

 

（二）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的“老提法”

关于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次有两段话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仍然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个是老提法，但是摆在这儿含义很深，尤其是我们已经看到过很多次的这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以及“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因为在三中全会之前有些经济学界的人就大胆的预言，说为了体现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为了体现市场经济的成熟度，这次很有可能不再提毫不动摇的支持公有制经济，甚至他认为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各个成份之间要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但是当从公报里、从《决定》里看到这样的基本表述之后，我们知道这些方面并没有什么重大的改革。

（三）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和基本政治制度的“老提法”   

关于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有两句话，我认为是关键的老提法。第一个，关于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仍然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三者的有机统一我们说了很多年，也是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含义，这个没有任何变化，不变里面也有新闻，不变里面也有改革含量。

还有一个，关于我们基本政治制度，“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关于我们的政治制度都没有变。

所有这些没变，针对的都是有一些人期待的三中全会在这些领域、这些方面想改变，所以他的没变才变得这么有意义。   

很多人看到三中全会的公报和《决定》以后，有那么一些人他第一反应是失望的，我记得12日傍晚，我们当时《新闻联播》首播三中全会的公报，当时我也在准备做评论，播完公报以后8点钟由我来评论，那算是中央电视台针对三中全会的第一声评论，我记得我上来第一句话就说，我说这个公报里面新的表述很多，但是我首先想说几个关键的老的表述是什么，把这几个讲一讲。

当时我记得7点半刚刚播完三中全会公报那一段时间，我上微博看，当时很多微博上的人表达的都是失望之情，我记得有一位经济学家在微博上很活跃，他当时就发了一条微博，就几个字，很有意思，代表了他当时的第一感觉，那几个字他说“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当时一看我就乐了，我想这就说明他想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在公报里看到，他想发生什么我们就可以有判断了。在三中全会没有开之前，有一天我也发过一条微博，我说马上要开三中全会了，这段时间大家都在表达对改革的期待，所有人都在期待，但是我说这个问题真正的关键不是说你期待不期待，真正关键的问题是你期待的是什么改变，我觉得这个里面是有不同的认识。

如果有的人期待着三中全会的这轮改革要让中国换一条路走，我说那这些人一定会失望，如果你期待着我们今天的改革是在我们选定的道路之上，在那些关键点上要向前突破，我觉得大家会有收获的。事实也证明是这样，因为大家期待的方向不一样，期待值的高低不一样，所以对于公报、对于《决定》，包括里边的新老提法的认识也会不一样，有人满意，有人失望，但是有的人的失望并不意味着一份公报和《决定》对让大多数人失望。

那些老提法是什么呢，过去这一年我相信在座的领导们也都有一些观察，十八大以后的第一年，我们的舆论场也好、思想舆论界也好并不平静，围绕着“中国梦”的提出也意外的引发了一场激烈的道路之争。中国梦去年11月29日习总书记在复兴之路展览上第一次提出来，那之后大家就热议，习总书记在3月17日作为新任的国家主席，当时在大会堂几乎就相当于国家主席的就职演讲，那里边他系统的阐述了“中国梦”，当时讲了很多，我这只列了其中几个关键的表述。

他当时讲的所有内容当中，如果我们真要挑一句最重要的话是哪一句呢？当然大家挑法不一样，有的人说总书记说了中国梦是所有人的梦，只要你奋斗就可以实现梦想，他觉得这话说的很生动、很贴心。但我个人认为，那天的表述当中他说的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这个，就是关于道路问题，他说：我们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句话我们一看，在3月17日看的时候也觉得就是个老提法，不就是把十八大的内容又强调了一遍嘛，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也说了很多年了，但是我觉得如果考虑当时的舆论环境，你就会发现总书记当时讲这句话除了必要的重申之意之外，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意义，他针对的是什么？针对的是从11月开始我们13亿人共议中国梦，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实现中国梦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很多人提出来，中国梦可以，但是实现中国梦应该走别的路，不应该走这条路，他针对这个强调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看出他在跟什么力量在较劲了。

道路问题总书记在过去一年系列重大讲话当中讲过很多次，反复讲，今年10月7日，他在印尼的巴厘岛参加APEC领导人会议，当时他向国际社会讲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他讲了一句话：“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他在国际场合讲完了也不需要做详细解释了，讲过去了。这一个月正赶上马上开三中全会，所以我们注意到国内的各界人士，特别是舆论界、思想理论界很多同志站出来解读，说习总书记巴厘岛说的什么是根本性问题、什么是根本问题上的颠覆性错误，来解读。总书记说的根本问题到底是什么，其实他自己回答过，只不过更早一点，在今年的七一之前6月23日，今年的七一是建党92周年，既不逢五、也不逢十，所以中央没有开大会。最重要的活动是6月23号，中央政治局搞了一次关于党史和国史的集体学习，那次会上总书记讲我们今天最根本的问题是道路的问题，最关键的是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其实回答过这个问题，再结合十八大报告，我想他10月7日的这句话含义很清楚，我们一般认识水平之上的同志都能够看出来，他指的根本问题是道路问题，在道路问题上不能犯的颠覆性错误是两种错误，一种是走了封闭僵化的老路，一种是走了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两种都是颠覆性错误，这个十八大说的很清楚。

我们今天面对的社会舆论也因此发生了很多撕裂，我们今天讲改革必须看到这种社会舆论的变化，比如我举个例子，不久之前发生的上海法官嫖娼事件，这个事件刚刚发生的第一时间，当时我们所有人，我相信咱们13亿人当中的绝大多数大家的想法都是一样的，我们无论从道理上、从情感上、从法律意识上都认为这些法官违法违纪、违反公德，没有人说他们好话，都一致的谴责他们。

大家看这个问题的逻辑起点是一样的，但是再往下想这个问题，你会发现想法就不一样了，带有普遍性的两种逻辑共性，我这儿总结了一下，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一种是比较传统的逻辑共性，也是我们可能大多数党政干部我们习惯的逻辑思维方法，就是上海的法官出了问题，上海不仅依法依纪处理这些法官，整顿法官队伍，进而整顿我们司法队伍，进一步完善队伍的管理等等，我们认为这就是我们在发现问题之后努力的解决问题，而不断的发现问题、不断的解决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完善依法治国的努力，也是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上的一部分，这是我们大家的习惯思维。

但是大家也会看到，我们身边的网民他们也是群众，人民群众当中也有很多人的逻辑是这样的。他觉得每当这样问题的发生都再次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不下去了，你那些怎么去处理法官、怎么开大会举一反三、整顿队伍，都是打补丁的做法，你现在这路根本上解决不了维护司法公正、完善依法治国的这种任务，只有换条路走，你看人家西方的政治制度人家就可以互相制约，人家就可以不让法官出现这种丑事。总之，这个人群他的逻辑很简单，只要看到这种负面新闻发生，他就一步推到道路问题上，显得很没有耐心，这种声音到底有多少人这么想的很难做量化统计，但是他们在舆论场上声音不小。

我们今天改革所要做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就是不断的在这两个逻辑路径当中来影响和争夺我们的群众。每当我们的改革向前推进一步，包括这次三中全会，在司法改革当中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这些改革动作做出来了，见到效果了，让群众看到了，我觉得就会有一部分群众从第二种逻辑路径里回到第一种逻辑路径里，他觉得你在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上看上去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但是每当类似于上海法官嫖娼这种事发生，每当这种负面的新闻发生一次，就意味着又有一部分群众被这种事情发生从第一个逻辑路径推进了第二个逻辑路径。所以我们今天不断发生的新情况和我们做的努力，就是在这两个逻辑路径上来来往往的此消彼涨的争夺我们身边的群众，这是我们必须看到的局面。

关于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年多我们也听到了一些有挑战性的声音，我这儿举一个例子，张维迎，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著名的经济学家，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教授。他在去年国务院研究发展研究中心在钓鱼台办的经济发展论坛上，一个很高端的论坛，台下坐着很多国务院部长的场合，他把话讲的很刺激，说国有企业要私有化，国有经济的比重应该降到10%，当时新浪网在全程直播，他话音一落新浪网直播的页面马上头条标题就是“张维迎：国有企业是中国进步最主要的障碍”，好像舆论的尺度变得很大，教授们可以当着国务院的部长们的面把话说的很不留情面。像张老师他持有这个观点也很多年了，他信奉的学说在经济学上叫新自由主义学说，信奉这个学说的学者们，无论中外，最终的结论都是国企要私有化，所以也不新鲜，包括一些政治家，像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就信这个。所以今年上半年大家可能还记得，当时撒切尔去世的时候，英国社会也分裂了，一半英国人深切的缅怀撒切尔，主要是缅怀她打赢了马岛战争，另外一半英国人呢，奔走相告，欢庆这个老巫婆终于死了，他们就是恨当年撒切尔在英国搞了大规模的国企私有化，后来又退回来了。

张教授持有这个学术观点不奇怪，我们要观察的是他可以随着舆论场的变化在官方的场合、公开的场合把这种话说到这个份上，他最后的含义就是你的基本经济制度，你这种以国有经济占主导的经济制度必须大幅度的改变，因为国有经济成为中国发展最主要的障碍。我觉得我们今天针对这种舆情调过头来看三中全会的《决定》里边强调我们基本经济制度的判断，强调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两个“毫不动摇”，针对性就体现在这儿，你想改变国有经济大幅度的占比下降，改变我们基本经济制度，是有很多人有这种期待。

国际社会也看到了我们中国的舆论场上发生的这种新情况，我这里举一个例子，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杂志，叫《经济学人》杂志，今年5月份出了一期，把十八大之后头半年中国的大事小情梳理了一遍，其中包括南周事件，包括中国的讨论、宪政的讨论，封面把习总书记的脑袋和乾隆爷的身子贴到一块了。1793年是什么年份？咱们这边是乾隆年的时候，在欧洲大地上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夜，大动荡之前的最后的时间，他的意思今天的中国十八大以后的中国仍然是处在大革命的前夜，要发生剧烈动荡之前。这份杂志猛一看是搞经济方面的杂志，但是这份杂志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很有国际影响力，他从来不讳言自己的政治立场，他的政治立场涉及到中国就一句话，他是希望中国变变颜色，希望我们换条路走，希望共产党下台，是站在我们执政党政治立场的对立面的一份杂志。但是他的声音我们也不妨一听，因为他站在我们的对立面，打开天窗说亮话，最值得听的不是说他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西方人的看法，他替我们身边的一些人说出了心里话。我们身边的很多人心里憋的这些话好像即便有微博也不能说透了，《经济学人》很体恤他们替他们把话说出来。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中国社会今天有一个人群是向往着民主和自由的人群，这在他看来就是中国的希望，在我们的角度看来这个人群恐怕跟想搞宪政的人群是很重叠的。他说这个人群此刻，5月份的时候，说对习近平和他的新一届领导班子已经是非常的失望了，期待值已经一降再降降到冰点了，为什么失望呢？因为他们在半年以前，在十八大召开的时候，曾经怀有一种强烈的期待，他们期待着习、李稳稳当当的上任之后会用他们的方式带着中国换条路走，他们期待这个，结果这半年以来他们从习近平一而再再而三的讲话当中听到的就是习近平在反复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没有露出丝毫的迹象带着中国换条路走。所以他们听一次失望一次，失望半年以后基本上绝望了，看明白了，这届班子不想换条路走。

《经济学人》认为这个人群现在因为很不满，所以他们不见得天天都去讨论道路问题，但是他们会把这种不满和失望之情转嫁到、释放到中国社会的其他具体矛盾当中，所以《经济学人》悲观的预期，他说中国社会未来这八九年这届班子的任内不会消停，说大家围绕道路问题会发生不断的较量，从舆论场到思想理论界，最后影响到经济运行，最后说中国人都没心思去搞经济建设了，所以中国经济将一路下行，到2016年和2017年的时候GDP的增速要跌到3%，然后中国经济就崩溃了。他这个预言有点危言耸听，但是我觉得也说出了点真话，说出了点我们身边人的心里话，我们必须看到我们身边有不少人心里都是这样想的，就有这种失望之情。他们在三中全会之前又鼓舞了一种期待，希望十八大一下没有改过来，希望三中全会的改革能带来这种变化，结果他们看到三中全会以后又失望了，咱们要让他们高兴了那事就麻烦了。所以这种激烈的道路之争的背景之下我们去体会三中全会的那些老提法，就知道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三、三中全会《决定》里的 “新提法”

把老提法讲完之后接下来我想咱们重点来细讲新提法，新提法里边毕竟包含着很多改革的新意所在。

《决定》里边如果算是新提法的内容太多了，有很多大家已经很熟悉了，也都没有什么认识上的模糊之处，我觉得我就不再重复了，包括像单独二胎这事，不用再讲了，我想围绕主线谈谈几个关键的新提法和我们怎么来理解。

（一）关于“国家治理”一词的运用

这个词是我们第一次提出来，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这个词到底是什么含义，跟过去我们习惯说的管理当然有不同，这个定义怎么去解释他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理论家们将来要做的事情。总的来看结合现实我们看到，所谓国家治理比管理强调的是更多的各种力量的共同参与，如果说管理是政党和政府所要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任务，国家治理我觉得这个词本身的含义就是不仅有执政党、有各级政府，也有社会力量的加入，市场主体的加入，甚至包括社会个体的加入，以适当的方式，大家共同来完成对这个国家运转的治理，这个理念是往前前进的。

（二）经济体制改革仍是重点

下面一个就是最关键的话，这次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记得前两天我在我们《东方时空》解读的时候特意讲，我说这几天大家全在关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说大家一定不要忘了这句话还有后半句，就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如果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市场的决定作用也发挥不出来，前后两个一定要放在一起看。接下来我还要详细展开，看看这个关系，先看几个别的提法。

（三）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定型

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这次关于改革的目标，这句话值得大家重视，“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这个实际上是列出了改革的时间表，如果说整个《决定》多数在表达的是改革的路线图的话，这个是时间表。这个时间表压力还是很大的，因为离2020年我们只有6年多的时间了，这6年多里面要想在一些重要领域取得决定性成果，我觉得不容易，虽然这个决定性成果的表述是有弹性的，在某一个具体改革上什么叫做决定性成果，那还是可以有不同解释的，但既然摆在这，就比不说时间点压力大多了，在多数重要领域总得把这次《决定》里边提出的主要任务给完成了，那才叫决定性结果，或者把最难关给越过去，要做到这个我觉得难度其实非常大，我们也得有一个理性预期。三中全会提出的那么几十项或者更细的说上百项具体改革任务，里边我觉得能够有百分之六七十能够到那个时候越过最难关，那我们就已经要非常欣慰了，很不容易。

后面这个词用的也很有含义，说今后要“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定型”这个词是新提法，他其实想回答什么问题呢？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十八大以后大家就有很多议论，说我们今天的改革还要不要摸着石头过河。一直到三中全会又有这种议论，有人说还得摸着石头过河，有人说都改革这么多年了还摸着石头过河，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各种说法。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复杂，我们只要从实事求是的角度看就可以了。我们随着改革开放35年不断的积累对规律的认识，今天其实很简单，你摸了几十年石头过河，找到了规律的领域，你就不必再摸着石头了，让制度定型就可以，不要让我们各个方面的制度全都是游动坐标，该定下来的定下来，那些还没有看到规律的地方注定还得摸着石头过河，所以哪该摸、哪不该摸实事求是的去分析就可以了。这个定型的要求体现了我们要把一些规律的系统认识和之前制度的不断完善稳定下来，不必再大幅度的改来改去。

（四）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

这次还有几句话也引起大家的关注，比如说提出“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这句话含义很丰富，主要由市场来决定价格，是不是意味着今后所有的我们大家身边经济生活当中遇到的价格都要由市场来决定呢？我觉得不是，要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必须去更细致的分析什么价格由市场决定，什么价格依然由政府决定。有很多公共品的价格是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去自我调节的，会出现公众接受不了的局面，会暴涨；有些价格政府的参与可能就可以弱化了，更多的让市场决定。比如说这次很多同志关心的证券市场，这次改革当中有一句话，说要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把过去股票上市的核准制改成注册制，这个含义是什么呢？过去我们都知道一个企业我想变成上市公司，不是我想上市就可以上市的，证监会在那先把一道，证监会把这一道的时候证监会要判断，我得看看你这个企业持续盈利的能力行不行，这个状况可以不可以，你总体上比较靠谱，你盈利水平比较稳定，我才按照我的审核程序让你上，这是典型的审核制度、核准制度。今后的注册制是什么意思？只要你企业想上你就想，我证监会只负责两件事，第一，你上的时候我给你注册、登记一下；第二，我证监会监管的职责变成我监管你是不是作为一个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完整、准确、全面，该披露的信息都披露，向股民、向投资者披露，这是我监管的主要干的事情。至于说你这个企业能不能挣钱，你自身的经营状况如何，你的经营可持续性如何，我证监会以后不管了，你自己到市场，你愿意上就上，你到市场上经营状况不好股民会用他的办法让你感受到压力的。而对于股民来说，今后也有变化了，没有证监会半道帮你筛选，就是说出现在你面前的上市公司就更加良莠不齐了，想上就可以想，股民买谁的股票、不买谁的，你自己的判断力必须提升了，你的风险加大了。说到底就是证券市场上的股票价格就让市场自己决定，好一点、坏一点，暴涨还是崩盘，都是企业自己对自己负责，也是投资者自己对自己负责，我政府部门往后退，我只管你信息是不是披露的公开、完整、准确，管这些基本原则，这就是在股票市场上你就可以更充分的让市场来决定价格，不必政府操那么多心。但是公共品领域可不是都让市场决定价格，这一点上我们还需要详细的去区分，《决定》里面对这句话也有更具体的表述，大家可以去准确的看这些表述。

（五）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这次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其实这个话五年前就说过，当时叫做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次把“逐步”两个字去掉了，很多人据此说是不是农村的土地也可以进入到建设城市的商品房，我觉得对于什么叫做“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还必须大家做详细的认知，包括我们有关的细则还要尽快出来，否则容易产生歧义，后面还要讲土地的问题。

（六）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

这次关于市场的准入制度提出了一个叫做“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这个负面清单也是一个新词，我们的投资准入制度当中，现在我们执行的叫做正面清单管理，什么是正面清单管理呢？就是政府规定了，列出单子来，一个正面清单，我规定的是哪些领域投资者可以进来投资，我规定你可以投资的进入的领域，你就按这个来。负面清单管理是什么呢？我列出一个清单，我规定的是你不能进来的领域，把一般投资者不能进的领域用负面清单限制住，只要我在负面清单里没有提到的其他所有领域就意味着你都可以进入，我只备案就可以了。市场经济国家基本上都是负面清单管理，就是规定一个相对较小的不让你进的，剩下的完全放开，我们没有搞市场经济的时候大家基本上都是正面清单管理，我们正在经历这个转变。

负面清单这个词能够出现在三中全会的《决定》里，不容易，因为所谓负面清单管理我们在几个月之前大家都很关注的上海自贸试验区那个改革当中刚刚作为一个新鲜事物提出来，上海自贸区改革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上海自贸区实现了负面清单管理，当时觉得能在上海率先搞负面清单管理，这个大大的向市场经济推进了一步。没想到刚刚过了几个月，我们就把他写进了全会的《决定》里，意味着不仅在上海自贸区那28平方公里了，要在全国推进这个，已经在全国普遍推广了，这个突破还是很大的。但是这个词摆在这儿了，一个理念突破了，并不意味着改革当中接下来就全是大踏步向前奔跑了，中国的改革复杂性就体现在这儿了。上海自贸区最先提出了负面清单管理，9月29日挂牌，刚刚一两个月的时间，他挂牌以后马上公布了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那个负面清单一公布，经济界一片哗然，纷纷表示失望，为什么呢？因为发现那个负面清单比大家预期的要长得多，特别长，清单里边规定的特别广阔的领域都是不准进入的。负面清单，不满意的人说，简直就是一个王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说这还有什么改革的意思，把不让进的领域规定的如此宽广，虽然现在改了，公布了方向，实际还是不想开放。甚至很多人发现说有些领域之前在国务院的关于投资项目核准的一些名单里面都有，就是允许你投资了，结果又进入了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反而倒退了，所以各界当时心理落差很大。我觉得落差大的人可能是期望值过高，因为这种改革，无论是上海自贸区的改革，还是这次我们三中全会提出的一些改革动作，我们必须看到符合我们中国改革开放过去35年来的一些基本规律。

其中有一个规律值得我们关注，就是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这些年来凡是中央自上而下提出一个新的概念，提出一种突破，自上而下去部署的改革，往往在部署完了之后在实践当中他的起步是比较稳妥、比较慢的，像开车慢慢的挂一个一档，走出一里地再挂二档，再走好几里地慢慢的挂档。凡是来自于基层，在中央理论上、观点上、政策上没有突破，由基层的群众在一线自己摸索出来、探索出来，这样的改革往往是起步非常快的，挂完一档，很快二档、三档，很快四档，迅速的跑起来。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我觉得很正常，因为中央自上而下部署的改革有很多内容，说句实话，就像这个负面清单的内容，写进《决定》里当然是一个严肃的过程，但是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我们的决策者和相关的一些专业人士、业内的人们大家坐在办公室里讨论出来的，大家做了一个政治决断或者经济上的判断以后认为我们可以搞这个，写进《决定》里，推进了。但是负面清单在现实当中还没有比较稳定的成熟的经验，自上而下已经部署好了我们在一线去尝试，这样的起步往往是需要稳妥起步的。而基层自下而上的改革，必须快速起步，必须迅速挂上三档四档跑起来，让对这个改革还持有怀疑的人，包括中央的决策者，迅速的看到这个改革是对的，是好的方向，是能够带来积极变化的，让大家看到这种变化以后才能被更高层级的决策者认为这符合全国的方向，认可它，在全国推广。所以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这两种改革，在改革当中是有不同的节奏的，也不能违背这个节奏。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三中全会的很多改革大家也要去区分，有些是基层已经充分实践的，这次是中央认可的，这样的改革我相信只要中央一认可迅速在全国铺开，动作会非常快，而由中央提出来的突破，这种理论上、理念上的突破，我们对他实践当中的前进的节奏要保持合理性，负面清单体现了这一点。

（七）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这次的新提法当中还有一句话，也引起了这一个多星期的热议，说“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很多人看到这个话第一反应是，小产权房可以转正了，小产权房都建立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上，它都可以和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了，我们期待了很多年的小产权房转正终于要实现了，其实这是一个明显的误读。这句话当然有突破性，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能够入市，能同权、同价的交易，这对于我们更有效率的用好农村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把他跟城市的发展扣在一起，我觉得当然有推动作用。但是这句话真正的值得关注的要点还包括前边那个前提，就是“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这句话不起眼，没有后边的显眼，但这句话提的非常重要。小产权房转正不了还是栽在这句话当中，因为小产权房虽然属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但是它是违法建筑违法行为，最核心的是违反了我们的用途管制，不允许你用它来建设住宅，建设给城镇居民的商品房住宅，你去建，本身就是违法行为，你闷头去买，图个便宜，你还期待它转正，怎么可能让它转正呢？如果让它转正不就意味着我们鼓励违法，一个明显违法的建设出来的结果，你让建它的人和买它的人因为转正而因此获利，我觉得这对我们市场经济的法律的严肃性、政策的严肃性、政府的公信力都是摧毁性的打击，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土地规划和用途管制。所以这样的改革并不像有些公众解释的，说这就意味着小产权房要合法，今后改过去了，规划和用途的管制仍然在极大程度上限定了这样的土地多少量和以什么样的方式能够真正做到同等入市和同权同价。

（八）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这次关于我们的财税制度也有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提法，特别是这次提出要“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句话里面含义不少。里面关于税收制度的改革提了很多，有些公众和学者说了，这次提出改革税制，最近这几年大家都在讲要减税减税，这回政府表达了的决心，今后老百姓的税收负担会进一步减少了，大家可以有这种期待，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似是而非的。我们要看到今天税收制度的现状是什么，我们今天从中央财政到地方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它的最大问题是来自于企业的太多了，我们所有的税收当中90%以上直接来自于企业，只有几个百分点来自于社会公民个人，这个制度非常的不合理，制约了我们的发展。所以今后我们改革，所谓改革税制，总的方向，大家要看到，是减少企业的直接税负，增加个人的税种负担。并不像有些人期待的，有些老百姓说的，我个人交的税越来越少了，你看个人所得税不就越来越少了嘛，其实不是的，我们从改革税制的角度，是让个人承担的税收还要再增加，占比提高，企业税收下降。所以这里面包括了大家热议的房产税，房产税是针对个人的税，大家对房产税的预期通过三中全会可以变得更清晰了，不用再争议了，一定要全面推开的，只不过是哪年实行和最终那个税率是多少的问题。

我们大家也关心的，说这种改革对房价有什么影响？新一届政府对房地产调控还会不会一直调下去，其实税收制度的背后跟广大公众最关心的热点问题和公众利益之间这个关联就在这儿，大家可能注意到了，今年以来新一届国务院组成之后，对于房地产调控不再像之前温总理那么反复强调不断出台新措施了，基本上很低调，克强总理很少说房地产调控，只是在几次关于经济的部署当中很低调的写要继续坚持房地产调控，没有再多说什么。有的人就做出预期，说这个调控看来李总理对房地产市场的想法跟温总理不太一样，看来调控很快就要放开了。然后大家产生了预期，有些房地产商跟着也起哄，说调控很快就要结束了，然后就引发了最近之前一段时间的各地、包括北京房价的暴涨，为什么？大家都买涨不买跌，一听说要放开了，就觉得等到放开了肯定会暴涨，所以现在能买赶快买，所以一些刚需集中释放，所以北、上、广的房价过去半年里面快速上涨，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误判，因为不可能短期内迅速宣布说行政化的调控放开，因为谁一夜之间放开行政化的调控，都意味着房价的暴涨，严重的报复性反弹，前面所有的调控前功尽弃了，那种报复性反弹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所以这种行政性的调控注定要退出，但是他的退出必须有前提，什么时候改革到位了前提具备了什么时候就退出。前提是什么？目前看两个关键前提一个是住建部明确说过，什么时候全国住房信息系统联网了什么时候才可能退出，国务院要是地级市以上明年以前做到信息系统联网，能不能如期做到还不一定，还是地级市以上，所以至少你可以发现明年年底之前不可能行政调控退出。还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就是退出了以后必须提前构建好约束房价过热的手段，而房产税就是一个重要的约束手段。大家可以这样来看，什么时候房产税在全国全面推开了，什么时候行政性的调控才有可能退出，而房产税的全面推开我个人认为，从目前看明年底之前是决不可能的，最快也要在2015年，今年一直想扩大试点，从现在的上海、重庆扩大到至少5个省，但这个扩大试点能不能在今年底之前宣布还不一定，试点扩大到5个省到全国普遍推开恐怕至少还有一两年，所以这个税收制度的改革奔着房产税全面实行是很坚定的，走几年这个过程不一定能有明确的说法，什么时候走完这个改革我们百姓个人身上的税负又多了一种，对税制来说总体是有利的，对约束大家拥有过多住房也是有利的，也是作为调控退出的前提条件。

这次还讲了一个叫做“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过去大家也议论过很久，说我们1994年之后的分税制，导致我们地方财力捉襟见肘，说钱太多的都被中央拿去了，说地方事权、财权不匹配，希望通过改革解决这个问题。这次《决定》里边有一段话对于中央和地方事权做了重新的界定，什么事情是中央事权？什么地方是地方事权？什么地方是中央、地方共同的事权？做了一个新的界定。意味着我们在今后的改革当中其实是要做两方面的动作，一方面，如果这个事权在地方，中央要把更多的财权、财力转给地方，让财权、事权在这些事上在地方形成匹配关系；另外一方面，中央把一些地方的事权收归中央了，特别是一些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这个事权不在地方了，由中央全国统一管理。这种动作大家随后会看到很多，从这两个方向上最终完成事权与财权和支出责任的相匹配。

（九）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决定》里边还有一句话，说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这是一个新提法，也是这一个多星期以来大家热议的。农民的财产权利指什么？最主要的就是土地权和房屋所有权，这个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指的是什么？是不是最大限度的让农民除了土地、除了住房、除了集体收益再给他增加什么样的权利呢？我觉得我们要这么来看，农民获得更多的财产权利也有改革的前提条件，这个前提条件是什么？也是这个改革部署当中表述的，就是“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什么时候实现了这个什么时候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才能得到保障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的农民如果都是不离土、不离乡，我们广大的农民兄弟都是只守在自己的土地上，我们没有这方面太多的改革的压力。改革的压力来自于我们大量的农民要离开土地，要进城，要流动起来，流动起来他的土地所有权，土地上的这种享受的权利，他的住房的权利，怎么能够在他流动的状况之下得到保障，这是改革的难点。而你要让农民流动起来，他在家乡获得的所有的这些财产权利，随着他的流动并没有从他手上消失，他如果进了城以后，他在城镇地区变成城镇居民获得了我们城镇地区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之后，这些从家乡带来的权利，能不能用制度性的办法让他置换出来，而不是手里握有两份权利，这个也是我们改革一直想解决的根本问题。

过去温总理那十年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农民失地，农民在流动，在进城过程当中，城里没有得到公共保障，家乡的地没了，集体收益权利没了，两头不落，当时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现在我想这届政府仍然担心这个，要改变这个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我们的城乡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只有当城乡之间所谓公共资源能够做到均衡配置了，一个人无论你在乡下做农民，还是进城做市民做常住人口，你得到的基本的财产权利、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总体上是相对均等的，做到这个我们才能去准确的保护农民的所有财产权益。而大家要知道，我们今天的城乡差距太大了，我们要能做到这次公报提出来的平等交换和均衡配置，我想在2020年是绝对做不到的，这个要随着我们的发展，还要用个我想至少二三十年，所以改革面对的压力就在这儿，有些我们提出目标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你的发展阶段、发展水平没上来，目前我们财力有限，城乡之间差距仍然很大，这种情况之下很难做到，甚至也很难从根本上回答这个命题最后的问题。过去我们也有些城镇的同志们说，说这个不公平，说现在很多农民他出来打工，他到了常住地，包括北京也有，北京700万外来常住人口，他在北京已经获得了这个城市的大量的本地财政支出的保障，本来跟我们户籍人口分享本地的财政保障，但是他在家乡的所有权利都依然被保障着，那是不是最终会出现我们城镇居民只能获得一份社会保障，而农村居民他可以在城与乡获得双倍的保障，这是很多城镇居民提出的疑问。我想这个问题最后的解答应该只有等到我们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才能得到最后的解决，到那个时候就不应该再有这种情况了，因为当一个农民选择进入城镇变成城镇人口的时候，他就必须有制度性的要求让他放弃在农村的所有权利，不能拿双份的，所有人都是独一份的，这才是真正的公平发展。所以这个改革我觉得提出新的说法理念，但是改革的实践很大程度上受我们发展阶段性的制约。

 

四、未来改革主线：政府与市场关系

（一）用全面、冷静的态度看待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我前边说到的这些几个关键提法，归结到一起都在跟我们未来的这条主线政府与市场关系相关，我也想来分析分析，我这儿列了几个过去的时间点，大家简单看就能看到。我们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上走过了这些历史的轨迹，35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根本谈不上市场的理念，那时候只是赋予企业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刚刚开始，改革的起点。5年以后说法就前进一点，提出政府原则上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了，这是5年推进以后的变化。又过了5年1988年，当时进一步推进政府公开，当时还没有宏观调控的概念，叫宏观控制之下企业能做到自负盈亏你就是那个大个年代大的进步了。又过了5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整整20年前，这是我们对市场经济的一次全面部署，第一次提到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是1993年。又过了10年，胡锦涛同志上任之后，当时提出来更大程度的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到了十七大的时候提出更制度性的发挥基础性作用，总之每次说法都往前推进一步。推进了20年，这次我们终于说到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我看有的学者解读说这个决定性作用是什么，就是在这个市场经济的舞台上，市场前进了，政府后退了，说政府在退到相对更局部的角落，管你那点事就行了，这个舞台的主体被市场占据了，由市场来起决定性作用。

我觉得这种市场进、政府退的解释是不准确的，我个人认为，所谓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说我们的政府不需要遵循市场规律，政府就是市场规律的对抗者、挑战者，是用市场来压制政府，不是这样的，这个决定性作用的本质含义是，无论是市场主体还是政府，大家都要首先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这叫做市场的规定性作用。大家都要遵循同样的市场经济的规律，政府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不是让政府去干市场的事情，政府遵循这个规律是干在市场经济规律中政府该做的事情，这叫做政府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所以我们这次《决定》提出了政府的几个定位，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等等，那都是市场经济规律要求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市场经济规律同时要求市场主体应该怎么办，也不是说市场主体从此就全都他们说了算了，并不是这样，大家都遵循同样的规律，这叫做决定性作用，这是我的理解。

我们也可以看到，咱们从文件里边再拉回来回到实践当中。过去新一届政府成立之后很多实践其实都是为了追求这个，不断的调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的认识当中也有一些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地方，比如说克强总理上任之初就提出来，我们要进一步努力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他在3月17日第一次见中外记者的时候说了好多特别生动的大白话，那些话转播很广，不是一般的文件语言，是有个性的老百姓的话。但是今天的舆论场有一个特点，大家都有观察，今天的舆论场就是，只要被舆论场盯上，甭管好事、坏事、好话、坏话都会被舆论场过度解读，只要舆论场看上这句话了，好事过度解读、坏事也过度解决，这是今天舆论传播的特性。所以总理当时有几句话经过大半年以后也被过度解读了，比如他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这句话很生动，本意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实干，如果转换成文件语言就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总理用这句话说传播很广，当时很多媒体都把这个作为大标题。但是经过半年多我觉得有一些同志对他的理解就有点在过度解读之下有点过度了，有的同志就说了，说我们中国发展与改革的很多难题过去之所以常年解决不了，就是因为光说不练，现在我们强调甩开膀子实干，强调改革拿出更大的勇气，说我们那些发展的难题、改革的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这个说法就太乐观了，他不知不觉之间把甩开膀子的作用力给夸大。

其实那天李克强总理还有另外一句话，应该放在一起看，他说我们在深化改革的时候要有更大的政治勇气、智慧和韧性”这句话的看点在韧性这个词上，过去十几年我们在中央文件也好、领导讲话也好，总说我们要有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李克强那天默默的加了“韧性”这个词。“韧性”这个词反映了新一届领导集体对中国发展和改变难度的认识，因为有难度，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才要讲改革者要有韧性，两句话放在一起看，无论是对全国的改革还是对某一个领域的改革，某一个单位发展都是重要的，就是你既要看到眼前用实干精神、用甩开膀子来谋求一些突破，又要看到这份事业特别是改革的艰巨性，保持足够的理性的预期和韧性，这是一个冷静态度。

（二）既要防止政府依赖症，也要防止市场原教旨主义

克强总理这半年政府与市场关系上老讲这句话，说“我们要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来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这句话本意也很清楚，我们现在首先减政放权，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但是这句话又被舆论场盯上了，这半年拼命的传播、体会、落实，在舆论场上这句话又被一些同志给误读了，有的同志说了，总理反复强调咱们的改革，包括三中全会又强调市场发挥决定作用，政府要怎么怎么样，说今天我们的改革就是政府管的越少越好，就是政府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给自己下决心做减法。我觉得说到这个份上就跑偏了，因为我们要知道这句话固然重要，但是并没有涵盖我们调校政府与市场关系改革的全部内容。我们政府自己除了做减法之外，政府也要做加法，因为过去我们有很多该管没管到的地方，该管好没管好的地方我们还要增加机构、增加职能、增加人员，还要强化，不是只做减法的问题。如果我们党政部门自己还是公众认为我们今天的改革就是让政府做减法，就是让市场做加法，我觉得就与事实偏颇了，没有看到改革的全貌。这次三中全会之后我想可能也有很多解读或者大家的理解就会觉得今后我就强调市场发挥作用，越强调市场发挥作用的时候越要清醒的知道今天政府的坐标到底在哪，哪些该管的必须把它管住管好。

（三）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要尊重我国现阶段发展的特点

克强总理上半年在谈到宏观调控的时候曾经表达过一个上下限的问题，这个大家也一定注意到了，当时我们上半年经济运行压力很大，当时克强总理就讲了，说我们宏观调控有一个上下限的概念，上限就是通货膨胀不能太高，下限就是GDP增速不能太低，就业不能太少。经济运行这句话的关键在这儿，这是它同改革的关系，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时候我们的重点是什么？释放改革红利，而当经济运行偏离了、波动了，或者通货膨胀要发生了，或者经济下行、经济增速掉下来了，这个时候宏观政策要侧重稳增长，这句话的含义除了表达我们宏观调控的边界以外，还传达了一个意思，虽然我们今天全力以赴推进改革，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什么时候都可以无所顾忌的用最大的精力去改革。有的时候改革的任务不得不让位于稳增长的任务，只有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时候才是释放改革红利的关键期。如果经济下行，比如跌到了我们下限7.5和底限7%，接近这个的时候怎么能够稳增长就怎么来，哪怕你用的手段是一些相对改革含量不高的手段甚至是倒退的手段也不得不先用，所以这个其实为我们冷静的传递了一个改革受到的约束。就是我们今天经济的转型升级必须仍然以稳增长为前提，改革的空间有的时候会受到经济增长任务的挤压，甚至有的时候为了稳增长而不得不让转型局部倒退。所以今天我们的改革市场，是在我们稳定经济增长和促进经济转型之间找一个平衡点，两者都要兼顾。

这就是今天从改革角度来说它告诉我们的是改革的局限性，这个我们必须看到，越是在整体推进改革的时候，越要冷静的看到是什么力量在束缚着我们的改革。有些束缚是我们用改革的动作去顶破的，有些束缚是我们这个发展阶段的客观规律使然，你无法超越这个规律，什么时候我们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到了基本发达的水平，我们不需要GDP的增速老在6、老在7，可以像今天发达国家一样1%、2%就够了，到那个时候就从容，但是今天我们不能干下一阶段的事情。

今年国务院提出，在结构调整中化解过剩产能是关键任务，这也是要通过改革解决的。这化解过剩产能我们提了十几年了，但好像老化解不下去，那我们到底用什么力量化解过剩产能？有人说我们现在不是靠市场作用吗，我们应该市场优胜劣汰，市场是有优胜劣汰机制的，说这些过剩产能、落后产能政府不应该管，不应该操心，让市场自己去淘汰，投资者投资过剩产能赚不到钱自己就退出去了，我们能主要今天就靠这个吗？我估计也不能，因为第一，我们的市场还完全没有建立的很成熟，市场机制本身并没有充分的运转起来；第二，即便市场成熟了，一个成熟的市场同样有失灵的时候，所以不能认为市场是万能的。所以今天主要靠市场来淘汰这些过剩产能、落后产能，自发的让投资者自己去衡量、自己去调校，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远水不解近渴。也有的同志从另一个角度说，那干脆我们还是得靠政府命令，那些过剩产能、落后产能主要都是地方政府搞起来的，就从管干部、管地方问责制的角度去约束他。我觉得主要靠这个也不行，因为这也是倒退，这个不应该有的，还是靠政府来改变微观经济活动当中的局面。

最终我们现在选定的是一种什么路子？从过去这一年的实践当中，也从三中全会的《决定》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能今后面对这种难题更多的主要是靠环保门槛的约束，国务院上半年出台了一个大气治污的国十条，和我们北京关系很大，大家都很关心，其实国十条里边头几条基本就是淘汰落后产能和化解过剩产能的要求，只不过以大气治污这个环保的目标为统领。环保门槛里既包括了法律的约束、政府的约束，也包括了市场的力量，它是把几种力量都融合在一起以一个环保门槛的面目出现。未来这几年我们看到，在改革当中按照三中全会的部署致力于完善我们的环保门槛，这是一个有重大突破的地方。

但是它也引发了一些我们的思考，我在这儿也想说两句，化解过剩产能，我们今天改革最难的是什么？不是找不到方法、找不到规律，最难的是当你触碰利益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了最难点，今天这是我们改革面对的最难点。比如说化解过剩产能，大家都知道，为了保证北京的整个京津地区大气的环境，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正在做。其中包括让河北大幅度的压减他的落后产能，大量的钢铁、落后的中低端的工业，但是我们北京大家都支持这个。河北的同志们怎么想呢？我前不久和河北的发改委的同志们交流，他们的想法很复杂，他们很不高兴，说句实在话。我记得有一个同志问我，说杨老师，您是北京市民，说我就想问问你，说你们北京两千万人的蓝天重要还是我河北七千万人的肚子重要？我说你这个问题真不好回答，我只能说这两个都重要，我们得找平衡点。河北同志们为什么这么问，说我们河北为你们北京人服务了几十年，我们自己做了很多牺牲，现在我们自己的工业化终于进入快车道了，结果没想到北京又提出了蓝天问题，说了一圈最后又是让我们河北不许再上工业了，我说国务院要求你们压的是落后产能，你们要上工业可以上先进的工业，但人家河北同志的逻辑是什么呢？说是，国务院给我们留了出口要上就上先进工业，但是工业化是有规律的，工业化的客观规律是什么？这个我也认可，我也觉得有道理，工业化领域某些局部领域是可以跃进的，说我这个地方上来就搞一个芯片，对你的整体环境没有太高要求，可以跃进到下一个阶段，但是对于一个省，七千万人的大省来说，整体的工业是很难一步跃进到高端去的。说不让我上中低端这些污染比较严重的，我上高端，人家高端投资者愿意来吗？人家不愿意来，因为他对来哪是有挑剔的，很多高端的工业对这个地方的配套环境、产业链条、服务环境、市场成熟度是有要求的，国内有的是比河北更好的地方，凭什么到河北来。所以我们化解过剩产能也并不意味着大家都认识上一致就去做那么简单，会触碰利益，即便北京和河北紧紧挨着，但是大家处在有相当差距的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一件事上就会有不同的利益的冲突，区域发展利益之间的冲突。河北同志的考虑有没有道理？有一定的道理，我们也不能为了北京最大限度的压制污染源就完全不顾及河北今后经济的快速发展的需要和河北老百姓改善民生的需要，这是我们必须兼顾各方面的复杂的利益关系。

（四）如何准确理解政府本身的改革

包括我们今天的政府本身的改革，怎么能够更准确的理解？我觉得也有一些需要我们共同来思考的问题，不久之前我们央视的记者做的一个报道，他去采访了广东佛山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后来这个报道也上了《新闻联播》，很生动，说799天是怎么变成37天的？他介绍了当地怎么做了以后最后的结论是，记者说这个地方经过2年的改革，把2年前审批周期长达799个工作日一举压缩到37天，这个改革是成功的。然后记者的话就说完了，后边我评论的时候我也不好上来就说记者说的不对，但是我用我的评论把这个判断扳回来了一下。我说我们判断一个地方，我们都知道基本道理，政府管的少一点、压缩审批、把主动权还给企业，但是今天我们在这种改革的背景之下，我们判断佛山这个地方当前这个审批制度是不是改成功了，首先的一个指标并不是周期指标、时间指标，不能说他把799天因为压到37天，所以这个改革成功了。我说首先指标是什么？首先要看这一级政府是不是今天在这37天里面、这个体系下，完成了自己该负的责任，他把该管的关是不是把住了，不该管的事是不是放开了，如果他把时间放短了把该把的某一个关没有把住，这个改革是失败的。所以你把该负的责任完全的充分的负到了之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把时间压的越短越好，但是这两个不能本末倒置，说因为时间短了所以就成功了，那改到25天不是更成功，改到7天最成功。我们大家大的原则都知道，但是怎么去衡量今天到底什么该政府做，政府该做到什么程度上，我觉得也许大家还需要在改革中逐渐的去增加更准确的理解。

所以我们今天行政体制改革讲的大幅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这个原则是对的，但是我个人觉得，过去我们在政府机构的一次又一次的变化当中曾经有过一些误区，认为要为了改变而改变，为了减机构、减人员而减。现在我们这个理念慢慢变化了，我们是把职能转变放在根本的，就是机构改革是为了职能转变服务，政府无论是在经济活动当中，我想包括大家的工作，在维护司法公正的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机构，我个人觉得是首先需要准确的判断我们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职能，为了这个职能，需要什么样的机构，需要多少人，就实事求是的设定什么样的机构、设定多少人。

今年两会时候大家可能注意到了，马凯代表国务院做了中央政府机构改革的方案，其中谈到，一定要先确定职能，然后实事求是的确定机构和人员。这个月，国务院又部署了地方机构改革开始推动，这个理念的变化是我们在改革当中一点一点去体会的，不能为了减而减，做形式上的东西。

（五）李克强时代“存量为主、拉家带口的改革”

我们可以稍做总结一下，前面我围着这条主线谈了以后，我们看今天的中国改革，我们姑且叫做“李克强时代的改革”，我觉得典型的特征叫做“存量为主、拉家带口的改革”。朱总理的阶段仍然是增量为主，温总量的阶段介乎于二者之间正好是一个过渡期，我们都还记得朱总理当年说过的那段话，甭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粉身碎骨也要闯过去，那段话让我们很感动，但是客观的讲，我觉得今天我们面对的改革比当年朱总理面对的改革难得多，当年固然需要政治家的决断力，但是当年的改革更多的是可以靠提供增量来调整关系，今天的余地越来越小，我们的改革不得不在存量当中做复杂的调整。

今天我们改革三个关键词：强化市场，放松管制，改善供给。但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是，并不意味着我们说强化市场就不管政府该干什么，强化市场这个改革要做到位，你就必须把握好强化到什么尺度，放松管制也并不是说我们认为放松管制好就一路放松下去，关键在于哪放松、哪不放松、放松到什么尺度，我觉得这是改革的深层逻辑。

新一届政府有一个理念的变化也体现在三中全会的《决定》里面，我觉得这是积极的。过去我们经常讲，一届政府上任，一个总理、一个市长、一个区长上任，一定头半年先把自己任内想干的几件大事先部署好，然后腾出点功夫讲我政府不干什么，讲讲行为边界，但是这届政府包括这次三中全会，首先更重视把我们行为边界划的更清楚一些，先讲好我不做什么，然后再去部署我做什么，这个理念我觉得从总体上来看是我们各级政府部门大家应该成为习惯的，先搞清楚不能做什么。

过去我们讲改革，很多同志也有一些稍加不满意的地方，觉得改革不像预期得那么快，推进的那么坚决，说可能缺少勇气、缺少魄力，没有甩开膀子干。我觉得有些改革是可以靠勇气推进的，有些改革光有勇气不够，因为他受的自身规律影响。比如说有些改革明显是因为你在这个阶段吃的亏不够，这个阶段吃的亏不够你就改不下去，大家一起吃亏的过程是一起认识客观规律的过程，亏吃够了规律就算认识到了，改革就往下走了。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的城镇化，北京也身在其中，大家可以体会到，过去十几年我们中央政府在文件里边、领导讲话里边从来没有说过我们要重点优先发展特大城市，一直讲大中小城市要均衡发展。但是过去十几年事实上我们共同经历了一场大城市，特别是我们北上广快速扩张的这种快速发展的阶段，今天国务院提出新兴城镇化，再次讲要均衡发展，但是怎么把这个扭转过来？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就是我们终于吃亏了，我们终于知道大都市不可能无限的扩张、无限的发展，这才让我们慢慢刹住了车，开始努力的去想致力于中小城市的发展。

大城市吃了亏，有的时候吃亏的时候是这个城市里边的人们享福的过程，就是一边得到好处一边不知不觉吃了亏。所以过去我们经常讲，说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于谁？说改革的最大阻力是来自于利益集团，说某些拥有过多权利的人，某些大企业，他们身上固化了利益，他们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我觉得今天来看，这些阻力还有，但是我们在有些改革当中面对的阻力不是来自于他们，而是来自于我们自己，来自于老百姓，因为我们的普通老百姓身上不知不觉之间也开始有了固化的利益，这是我们今天面对的最大压力。就说北京，北京吃亏的过程中其实也是一个享福的过程，比如我们曾经分析过，我自己单位我们做过一个课题研究，北京的同志们都很关心一件事情，说北京这个城市到底还能装多少人，最多能装多少人？现在已经觉得有点人满为患了，其实咱们现在两千万人，我们计算了，北京的自然资源的极限值，就是土地、水这些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够三千万人，这是北京的自然资源极限。我们今天是两千万人，我们一年现在外来常住人口增加60来万，户籍人口增加10多万，一年还增加个六七十万人，按照这个进度，十几年以后，2025年前后就逼近极限值了，到那个时候这个城市肯定就崩溃了，因为现在刚两千万人就已经这样了，再多一千万人可以想见是什么局面，我们不能任由那种局面出现。

但是为什么这样的情况呢？那么多人每天70万人北京，大家都说北京、首都，咱们发展的机会多，优质资源多，大家当然都愿意到北京来。我们分析了以后还有一个具体原因，就是北京实际这个城市的生活成本比大家预期的低，过去很多人，大都市北上广一定是生活成本最高的，结果我们调查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我们把北京的情况跟周边几个省的城镇做了对比，咱们北京吃的大米、白面、大白菜、猪肉的实际价格跟周边省份县城的价格差不多，但是周边省份的同志们他到北京来落脚，变成咱们700万外来常住人口当中的一份子，他平均的工资收入是在家乡的2倍以上，他的收入在北京的收入可能在北京不算高，但是比他在家乡已经翻了一倍以上，如果我是一个河北的同志我这样对于我来说在北京吃的更便宜，因为占我的支出比例缩小了一办，收入翻番了，我们北京的水、电、气、公共品价格，占的支出比例都比外来的同志们在家乡占的比要低。有的同志说了，北京这些低没有用，房价高，但是700外常驻外来人口当中95%的人常年是租房的，他想买房有那个愿望，我们对比实际成本的时候不能以意愿作为标准，要以实际支出，北京的房租客观上偏高，但是考虑这些同志们他的收入至少已经翻了一番，实际跟他来说跟家乡比并没有高多少。几大块加在一起，我们过去认为大中小城市越大的城市生活成本应该越高才对，是一个梯次的关系，现在事实上的局面是，北京不是一个高地而是个洼地，每年70万外来同志们进北京，其中有些人对生活成本并不敏感，你高点、低点人家都要来，但是有几十万人对生活成本就很敏感，你稍微高一点他可能就选择中小城市了，或者河北周边城市了，你这么低，就是作为一种吸引力，人家就愿意来。北京现在面对资源极限值就必须开始踩刹车了，降低外来人口大规模涌入的局面，不能眼看着这个城市进入崩溃的状态。

怎么降低呢？看到之所以这么低，是我们北京在改善民生上十几年积累的结果，改善民生是好事情，我们还要继续做，但是中国今天的发展和改革就是这样，你做一件好事情的时候，不能只用一个角度看问题。从改善民生的角度来说，我们用大量的财政补贴保证了北京这些公共品价格整体偏低，让大家得到实惠，让市民也好、常住人口也好得到实惠，形成这种局面。从改善民生的规律上看这个有好处，我们在全国领先，但是从城镇化的规律来看，这么做就使得这个城市过快的奔向资源极限值。今天当我们想往回调的时候，有关市里面有些部门已经开始考虑，不能这样下去了，不是说我们从此不再重视改善民生了，而是我们要改变我们、改革我们的财政支出的方法。比如说过去一年，我们市级财政在公共交通上投了175亿，其中有80亿是票价补贴，这才让北京公交车保持了4毛、地铁2块钱，这175亿的投入体现了改善民生，而且跟户籍脱钩了，因为在北京上地铁是不需要出示户口本的，所以这175亿本地财政支出是被户籍人口、非户籍人口、大量的游客和出差的同志们分享。如果这种局面出现在中小城市里，好处大大的，但是出现在北京就有问题，这种财政支出有问题。所以我们想调整怎么调呢？想把北京的比如说80亿票价补贴逐渐拿回来，拿出几十亿，这个钱仍然用在公共交通上，比如说我们增加建设更多的线路，增加更多的优质的车辆，给司、售人员提高待遇，提高这个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力，让市民得到好处。但是你同时也要让市民愿意多掏钱，不能再这么便宜，但是这个改革最难的不是前面拿一个财政支出的方案，最难的是老百姓不答应。所以咱们地铁有关部门，这两年一直在舆论场上扣分，隔三差五就放个风说我们准备地铁改计价的方法，都不好意思直接说涨价，说我们要学上海分段计价，上海的分段计价是起步3块，然后5块8块10块，上海市民很适应，因为他一起步就是这样，而我们北京市民已经过惯了两块钱的好日子了，要回调老百姓不答应、网民不答应。今年夏天也不知道源头在哪，微博有一天突然出现了一个信号说北京有关部门明年要改变地铁的票价，一天的时间微博上铺天盖地的都是骂声，不光北京市民骂，全中国的网友都骂，说北京政府简直想钱想疯了吧，好不容易有一个便宜的事还要从这往回掏钱。其实北京市财政根本不是缺欠的问题，是怎么更科学合理的花钱的问题，但是就这么一骂，就受不了了，谁被骂谁受不了，第二天地铁总公司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出来辟谣，说大家放心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涨价，我一看辟谣乐了，辟谣才是在释放谣言呢，因为他们骨子里早就想涨了，但是舆论压力确实很大。

所以从这点来说，这种调整本质上是为这个城市好，也是为了这个城市的市民好，但是要想说服公众愿意接受自己的利益又被拿走，比登天还难，所以说今天改革的阻力到底在哪，我认为既在那些过度握有权利的部门、占有不当利益的部门，其实也在我们自己身上，这就是改革的难度所在。

 

所以我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讲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我觉得我归纳几句话：

第一，我们确实既要看到前半句，也要看到后半句。

第二，我们既要防止政府依赖症，也要防止所谓市场原教旨主义。过去我们不想改，我们习惯过去很多事情就是政府干，政府不干了都不知道这个事怎么干了；市场原教旨主义就是强调市场作用以后就认为市场是万能的，认为市场能解决一切问题。这两种倾向都要防止。

再一个，调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尊重我们今天发展阶段的特征，时刻不要忘了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成熟国家、发达国家他所达到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我觉得那个挺好，但不可能一夜之间达到，你要想他么做就是违反了我们今天发展阶段的特征。所以这个调校关系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

五、新设立的两个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全会里面还有几个新提法我就不多说了，包括对国有资本的管理、包括自然资源等等。

这次设立了两个机构大家很关心，一个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个是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也有很多学者对此做了解读。我认为这两个机构的成立，这个领导小组是中央的机构，说成立就成立，前面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大家知道这属于国家机构，虽然中央全会定了但是要等到明年两会才能真正成立，他的范围、权限、组成、职能到那个时候才有更清晰的表述。但我个人认为，总的来看这两个机构的设立对我们的意义，体现了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提升我们国家治理的效率，为了提升这个效率，总体的取向是要加强中央的集权，这个没有写在文件里边，这是潜台词，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他的考虑就是要在现在的行政层级之间，现在的中央部门和各省这个层级，跟中央最高决策者之间，其实搭建了一个新的层级，因为这两个机构他们加在一起实际上涵盖了几乎我们现在中国对内对外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所有内容，他的层级比一般的政府部门某一个省一级还要高，是一个统筹作用，这个层级实际上增加了。增加了这个以后我个人认为，对我们提高中央政府的集权度和国家治理的效率有着非常好的作用，统筹推进改革也好，推进发展的任务也好，稳定我们的国家安全也好，我觉得都是有重要的意义。

六、保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改革目标和推进改革是最重要的

对于三中全会这个《决定》的总体印象我想再总结几句，这是我个人的体会。

（一）在道路等根本问题上回答的越鲜明、越坚定，改革的后顾之忧越少

如果我们不再用那些所谓老提法把道路这些基本问题说的这么清楚，稍加含糊或者这些老提法算了不说了，或者故意不说了，这些问题如果没有这些鲜明坚定，那些新提法里边所包含的很多改革动作都容易引发公众对你基本道路的动摇，认识的模糊，每一个市场化方案走不通的时候都可能让人觉得，我们是不是想奔向西方式的市场经济的治理了，我们还要不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了？所以我觉得这次改革，第一个问题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至关重要的。

（二）三中全会回应了各界对改革得几乎所有重大关系

这几年以来我们大家在改革各个领域热议的话题，在三中全会的公报里边都可以看到回应，这个回应有的是原则性的回应，有的是对我们期待值还高的具体措施的回应，但是都回应了了，体现了我们改革的决心。

（三）部署风格比较务实

接下来就是，整个部署还是比较务实的，虽然只是风格问题，但是也不容易，体现了习近平同志他自己个人的一些风格在里边，包括一年来我们改文风的体会。

（四）这一轮改革成败的关键仍然在落实问题上

最后一个，这一轮改革成败的关键仍然在落实问题上，能否最大限度的落实，尤其在落后当中怎么去协调复杂的利益关系，我个人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五）保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改革目标和推进改革是最重要的

这是我对这个《决定》的总体印象，我们还得继续再更细致的学习。总的来看我想说，所有这个《决定》无论在道路问题上、还是在具体的改革问题上，说改革我们到底能改到什么程度，今天的目标提到什么程度，我们怎么去理解，我们在实践中怎么保持合理预期，我个人认为归结到一起，在我们继续领会三中全会和实践它的时候就坚持四个字，也是老提法，老生常谈，但还要提，就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过去一年中央带领我们一起转作风、转会风、转文风，包括落实八项规定，包括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破四风，我个人体会，我觉得这些作风的转变都很重要，但是这些作风都还不是这个执政党最本质的作风，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人92年以来所积累下来的最本质的作风如果只有一条就应该是实事求是的作风，今天我们谋划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就要坚持这个，我们实事求是的看待我们提出的目标，对它保持合理期待。我们党政干部和我们身边的人民群众一起去实事求是的看待我们每一阶段能做什么，我们能取得的进步，和每一个发展阶段，每一个改革的周期里，我们所面对的那种约束和局限性，我觉得保持实事求是的作风是我们这个党也好、我们各级政府也好，最核心要抓住的问题。当我们全面推进改革的时候，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尤其是部署改革的时候，这个时候新的理念很多，决心表达的很充分，新的措施提出的扑面而来，目不暇接，越是这个时候我觉得越要多强调一点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如果你不强调这个容易让大家对改革的前景过于乐观，对改革的艰巨性认识不足，真正改革的难点最终要体现在怎么去处理今天越来越复杂的利益关系。

如果我们去评价三中全会部署的改革，将来5年以后、10年以后评价它的成败得失，除了在不同的具体领域去看他局部的得失之外，我觉得我们还要看今天在我们的舆论场上、我们的身边发生的那些围绕着利益纠葛而发生的各种社会冲突是不是得到了有效的化解。我们看到的非常多，征地拆迁违法的冲突，区域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区域利益的冲突，这几年频繁出现的很多城市想上工业项目，特别是化工项目，结果被市民给反掉了，我们工业化的进程、城镇化的进程和广大公众日益提升的环保诉求之间目前所爆发的频繁出现的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让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一个决策民主的新的机制，这个机制不是只关照某一种利益，而是让我们的工业化的诉求、城镇化的诉求、经济发展的诉求和我们环境保护的诉求找到一个平衡点。这种机制能不能建立起来是三中全会这种改革，我认为虽然没有写进文件，但是是我们付之于最大期望的地方。如果这样的冲突、这样的矛盾，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以后2020年的时候仍然频繁发生，说明我们这轮改革还没有触到最痛点，我觉得保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改革的目标和去推进改革是最重要的。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李贤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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