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教师“状告语文”是对教育的拷问

 

【网络舆情案例】

【事件介绍】

教师在语文书中发现30余处“错误”后起诉人教社

近日，郑州的彭帮怀老师在阅读2013年秋季上市的初中七年级上册语文课本（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新版课本）后，将书店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告上了法庭，因为他在书中发现了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有的是错误，有的与课标不符，归结起来有30余处。目前金水区人民法院已经立案。

出现“硬伤”：将“沐浴”写成“沭浴”

彭老师说，他在新版课本中发现了一些错字和别字，这些都可以在字典和词典中得到证实。例如，课本第20页第4课《散文诗两首》一文的课后“读一读写一写”中，有“沐浴”一词，“沐”字书写成左边为“氵”，右边则是“术”。

“现代汉语中没有这个字，同时与前面的课文《金色花》中出现的‘沐浴’相冲突，到底哪个对？这分明是一个无中生有的错字。”经过证实后的彭老师这样说道。

他找到的第二处错别字是，课本第105页第20课的题目是“虽有嘉肴”，注释2为“【嘉肴】美味的菜。佳，好、美”。

“这个注释的原文没有‘佳’字，注释中却出现‘佳，好、美’。这个佳从何而来？令人费解。”彭老师说，2011年版《课标》优秀诗文背诵推荐篇目上列举标注的是“《礼记》一则（虽有佳肴）”，《课标》上标注是“佳肴”，教材应按照《课标》的要求编写。

存在一些“常识性”错误

彭老师认为，书中还存在一些常识性错误，这些错误可能会影响到读者。例如课本第187页《过故人庄》一文的注释8为“【重阳日】九月九日重阳节”。他认为，此处应当清楚地标注农历的九月初九，因为阳历九月九日并不一定是重阳节，这样标注会误导读者。

接着，彭老师还举了“北平”复称“北京”的例子。课本中第67页《济南的冬天》一文的注释2为“……1928年改称为北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复称北京。”而彭老师查阅的资料上显示：1949年9月21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北平改名北京。所以彭老师认为“复称北京”会让人理解为“恢复北京”，这样的理解与史实就不符了。

 

包括争议问题，共发现31处“错误”

彭老师还认为，新版课本中也存在一些争议性的地方。最典型的例子是，彭老师在词典中只能查到“温故知新”这个词语，而没有“温故而知新”这个词语。“但是新版课本53页第10课《〈论语〉十二章》的课后练习第三题却将温故而知新归类为词语。”所以他认为“温故而知新”是否归类为词语有待商榷。

诸如此类，彭老师在课本上共找到常识性错误2处、知识性错误1处、与《课标》规定不符的5处、争议性话题2处、语法错误3处、系统不严密4处、未按照《课标》要求编写3处和其他低级错误11处。

声音

明显错误有但没有那么多

据了解，一些家长也发现了类似“沐浴”写错这类错误，他们担心教科书中的错误是否会影响孩子将来的学习。

“错别字是有的，有些年代也值得商榷。”一位老师说，“沐浴的沐，是错的，是硬伤。标点符号没有配套使用，也是硬伤。”

不过，对于彭老师提出的其他错误，这位老师认为属于个人的不同见解。“比如关于作者标注的文章的写作时间，在教材上标注出来，应该是出于对作者的尊重。”她说，“我讲课时特别让学生们看写作日期，让他们了解当时是什么样子。”这位老师表示，尊重作者很重要，即使文章里有不合适的地方，也可以呈现给大家，包括作者的错误。

对于是否完全按照课标进行编书，这位老师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课标是一种文件性质的东西，不是编教材的标准。”她认为，只要目标与课标保持一致，具体的实现形式可以灵活多变。

“真正能够拿出来让人教社改进的应该有几处。”这位老师说，能够发现这些错误是好事，有助于教科书的修订。

微言大义

@头条新闻：不要总是说国学重要，专家呀请好好看看孩子们的课本吧，别出错呀！9月份开始使用到现在才发现，耽误了多少孩子！我们还告诉学生——课本的最标准，难道要推翻这句话？看看自己孩子的课本，真的“沐浴”错了，还好老师给改了。

@破茶壶煮饺子：语文课本都能出这么多错，还有什么是靠谱的？

@丐帮首席长老：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不能因小错而贻误子孙后代。该罚！

@loving--SR：一切向钱看～有多少错误不关我事，钱到手就好——这估计就是他们的逻辑。

@黑白小大人：说好的责任心勒？这是改革不重视思想教育的结果。

为“状告语文”的“较真儿精神”鼓掌

人教出版社，被老师告上法庭，笔者还是第一次听说。如果不是这位彭老师的及时纠错和提醒，我们这些普通读者还真很少注意，一向以严谨著称的人教出版社所出版语文书当中，竟然也错误百出，存在这么多瑕疵。我们真应该为这位认真负责、敢于向权威出版机构“较真儿”的教师鼓掌。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认真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绝不罢休。这位彭老师通过他的认真精神，将语文课本中，这些明显的错误和争议一一罗列出来。即使对一向权威的人教社也毫不留情，及时曝光。

 

笔者认为，这位彭老师就是一个无所畏惧的“文化啄木鸟”，他对人教出版社进行锱铢必较的挑错，其意义不仅仅是对人教出版社工作作风的善意提醒和鞭策，更是一种求真、求实精神的彰显。他时刻提醒我们普通读者，对文化及文字要有敬畏之心，特别是作为文化教育的出版机构，更要严格自律，用好文字，纠正出版物中谬误，提升文化敬畏感和庄严的文化意识。这不仅关系到文化教育的出版机构声誉，更关系到下一代健康教育的延续和传承。

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而在现代的法治社会，多数情况下已不需要这么悲壮，但是在社会契约下，在法的精神下，这些较真儿的人，仍值得尊重。只有锱铢必较、求真、求实，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只有锱铢必较、求真、求实，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完美。当下各行各业，缺少的不正是这种锱铢必较、求真、求实的敬业精神吗？

一本语文书30多处错误权威性何在？

为了语文课本上的错误，将出版社告上法庭，还是鲜有所闻，这种敢于较真的精神值得敬佩，同时也是公民精神的体现。不管这场官司的结果如何，单就这一举动，就足以令人动容。

谁都明白，即使这场官司打赢，彭帮怀老师也不过只能获得一些诸如道歉之类的精神奖励，不会有多少物质层面的收获，但其带来的积极作用决不可低估。

首先是作为中学语文课本的出版方，再也不敢随意糊弄学生，因为毕竟现实中还有像彭帮怀这样勇于求真的老师存在；其次是以后的中学语文课本会变得更“干净”，再也不会出现把“沐浴”的“沐”字的左边写成“术”字的低级错误。所以，从这个角度审视，此事对整个教材出版界都是一次有益的震动。

其实教材的权威性，在某种程度上讲，要远比老师大，因为教材毕竟是经过专家们审核通过的，老师有可能记错的时候，当学生产生疑问时，首先信任的是教材而不是老师。教材好比是学生心目中的《新华字典》，所以，在出版时应该慎之又慎，对其错误必须采取“零容忍”。

一本中学语文教科书，总共不过几十万字，出现这么多的错误着实让人难以置信，其中的编审人员到底负了那些责任，不能是只图挂个名，拿点钱，吃点饭就算完事，而不尽审核之职。与其这样不要也罢，也能节省不少出版经费。

虽然一些老师认为，课标是一种文件性的东西，不是编制教材的标准，只要目标与这个课标保持一致，可以灵活多变。但对此观点笔者实不敢苟同，因为即使是文件性的东西，也应当精益求精，更何况还是教材。

语文教材是学生识文断字的母体，所以与此相关的工作绝对马虎不得，如果错误百出何以担当此任。因此，在做学问上，我们还是希望像彭帮怀这样的老师多些，再多些，如此，才是我国未来教育之幸。

“状告语文”给垄断教材提了醒

语文教材，又登上新闻了。继“删鲁迅”、“删水浒”、“文章不属名”、“抄袭国外作品”、“捏造英雄故事”等问题之后，关于语文教材，又出现了“硬伤过多”的严重性错误。需要明确的是，这是面向全国发行的教材，不是“找碴游戏”的素材。本着为中学生负责的态度，也本着自己对于语文学科建设的认真负责态度，这位教师起诉了出版社和书商，也算是对垄断发行的教材提了一个醒——教材编撰必须要小心认真，让广大老师和学生使用，也意味着有无数双眼睛在监督。

我国教材的发行出版和订购早已在形式上打破了垄断。注意，仅仅是形式上，而不是实质上。早在2005年，国务院便印发了《中小学教材出版招标投标试点实施办法(修订)》和《中小学教材发行招标投标试点实施办法(修订)》。这两个办法对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的招标投标进行了详细的规范。但是，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这样一块肥到流油的大肥肉，不是任何一个出版社都能抢得到的。更何况，教材的出版和发行，也仅仅是在试点进行了改革。

 

教材领域的垄断，每位学生和家长都有体会。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几代人的“国民记忆”仍然能够没有悬念地得到最大订单，标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仍然是学生书桌上的“主力军”。虽然近些年以来，各地的教材都出现了不同的版本，比如，许多地方的中学正在使用岳麓出版社的历史教材，许多地方的中学正在使用中图出版社的地理教材。但是，综合看来，人教版在教材领域，仍然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垄断发行的教材，自然免不了这样那样的问题。首先，在学校里工作几十年的老师工作到退休想必也不会等到人教版教材有“打折促销”的那一天，虽说促销受销售情况的影响，但是，从没有搞过促销的人教版各科教材，不也正像是我国的油价和高铁票价嘛。其次，在版权上，各地各科教材屡屡出现抄袭、文图不配等硬伤，我想这并非可用编辑负不负责来简单定论———在垄断体制内谈负责，我相信永远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此外，《收获》杂志编辑廖增湖(笔名叶开)，就曾经为语文教材列出过“三宗罪”：随意篡改名人名作；不给文章作者署名；强加了太多太多的道德因素。

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瑕的东西，教材更是如此。可是，一位普通的中学教师便能轻易找到30余处错误，这样的教材的使用价值又该如何评判？谁又应该为教材所起到的误人子弟的副作用而担责？面对教师起诉出版社和书商的事情，希望人民教育出版社能够俯下身子，认认真真地再把教材顺一遍，既为了自己出版良心，也为了广大教师和学生的正确使用。

【启示与思考】

教材“粗制滥造”并非是个案。时下，教材出错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大大降低了教材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曾作出规定，“教材差错率不得超过万分之一”。要知道，这差错率，主要是指错别字和标点的差错，而不是内容的失真。但一些中小学教材中出现的错误，往往是些不该出现的低级错误。

事实上，教材是不该出错的，更不应该出现常识性错误。除了要让“粗制滥造者”为教材出错埋单、付出违法成本之外，有关部门应改革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纠错、监督机制，再不能让几个所谓的教育专家关起门来编教材了。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中小学教师不要迷信教材的权威性，去照本宣科；要擦亮自己的眼睛，及时发现教材中不易觉察的错误，在编写、审定、出版等环节之后，守好教材的最后一道防线，坚决不让“有病”的教材去贻误孩子。

教科书出错不能简单做“修正”便罢。真心希望法院能够抱着与彭老师一样较真儿的态度去对待。而且，相信人民法院会依据法律，作出正确的裁定。但是，这件事情是不是简单的一个“依法执行”便可了结的？如今，外语在高考中比重下降，其实就是国家越来越重视下一代中国文化积累的一个表现。语文分数的增加，意味着老师和学生们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语文学习上。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中学语文教材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是不是应该引起那些编辑语文教材的“专家学者”和出版界的深刻反思？错了不能白错，相关人士和业界不能简单做一个“修正”便罢。语文学习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广博和深刻都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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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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