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宜勇：推进文化机制创新 大力发展社会组织

杨宜勇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很高兴来到朝阳区和在座的基层领导一起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重点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我感到非常荣幸。我想讲三个问题：一要全面深化改革与领导集体的历史定位；二是文化体制改革；三是社会建设各层面的改革。

 一、全面深化改革与领导集体的历史定位

首先，我想谈一谈全面深化改革与新的一代领导集体历史定位的问题。去年11月份习总书记讲了一个中国梦，北京市委率先出台了贯彻落实中国梦，全国上下也在深入推进中国梦。一年之后，我们谈全面深化改革，有些人很困惑全面深化改革和中国梦是什么关系？只有打通这个关系，我们才能把十八大以来新的领导集体的未来五年和十年想做的事理解明白，才能够积极的响应，然后落实好、贯彻好、配合好，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才能更加蒸蒸日上。我有一句话：唯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实现中国梦，这就是改革和梦的关系。中国梦实际上是毛主席在1949年说的，说的是一百年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总书记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炼成了中国梦。我们离2049年越来越近了，实现梦是历史的必然。从现在开始的未来十年，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把握好这样一个时期。未来十年不可能完全实现中国梦，若要确保中国梦的顺利实现，必须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不等于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我们要对“全面”有全面的认识，不能有偏颇和太大的局限。什么是全面？顺着科学发展观，顺着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事业总部布局，全面的改革就是五位一体改革，全面改革包括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是中国人的一个发明创造，也是对世界的一个贡献。

全面改革到底有多重要？刚才我说了唯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够实现中国梦，它的重要性就已经强调。再一个，从习近平李克强未来十年和历史定位来说，全面深化改革不是一般的重要。何以见得？十八大报告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出台就已经埋下了伏笔。在政治体制改革第二章，领导是这么说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时候我就敏锐感觉到未来必然要推进全面改革，要超越经济体制改革。所谓全面的改革就是要超越经济体制改革，要实现经济体制改革和其它四项改革的一个协调和互动。现在的改革不再是单项的，是全面、集大成的。

毛主席提出“一大二公”，他解决了脱离中国实际、制约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问题。邓小平解决了中国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么样解决社会主义的问题。江泽民解决了中国要什么样的党，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问题。这是江泽民对中国共产党最大的贡献，“与时俱进”四个字被写进了党章。胡锦涛解决了中国要如何发展的问题。为什么讲发展是硬道理？不发展不行，发展慢也不行。他的潜台词是什么？唯有科学发展才是最硬的道理，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他在前人的基础上既有继承又往前推进。习近平新的十年，他的历史责任是什么？绝不只是说什么是中国梦，怎么做好中国梦的事。根据十八大报告判断，习近平同志未来十年的历史使命就是要解决中国现阶段要推进什么样的改革，怎样推进全面改革的问题。改革不是开玩笑，是被逼出来的。习近平同志也讲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和风险，其中外部风险很大。中国加入WTO以后，到今天美国仍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另外，一个资本主义政党执政的国家，批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不尊重农民，不执行劳工标准，令我们的领导有相当大的压力。2013年3月，温家宝总理说中国百姓最低工资标准将每年增长13%。中国是以缔约国身份加入国际劳工组织得，劳工组织1919年成立，组织里边有个关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公约。中国媒体报道都只报绝对数，外国要相对数，最低工资绝对数的标准除以当地社会平均工资，中国是从16%起步的，一二十年过去到了28%，但还没达到40%。为了应对外来环境的逼迫，中国率先成立了一个上海自贸区。金融区可复制，至少要复制一到两个，以此来推进内地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中国GDP现在排在第二，预计2030年GDP达到第一。即使那样，人均GDP也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美国超越英国之后，在世界上平步青云，唯我独尊，为所欲为，当然会给中国的发展使绊子。所以说要调整我们的战略思维。

中国2015年之后，要从传统资本的净输入国变成净输出国，所以高管、高级技师得跟得上，全球保护得跟得上，不能让任何一个国家欺负。一旦被欺负，几个小时就能采取强制措施加以回击。我们船被扣，工程队被扣，为什么？因为还不够强大，所以说外边的威胁是很大的。再一个就是内部的矛盾也越来越多，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1978年的时候，发布一个文件就管用，因为当时社会结构单一，一个文件大家都能获益。现在连续出台十几个文件，可能加在一起不顶过去一个文件。我走了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几个国家是靠文件来发展？我们要动起来，所以说《决定》只是给我们指出一个方向。怎么干就要你自己发挥聪明才智，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自由发挥，要有这样的意识。所以习近平说了，国际矛盾和国内矛盾逼我们不得不改革。

逼迫是来自于体制外，动力来自于体制外，阻力来自哪儿？习近平也说了，一些思想观念的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要有这样一种危机意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特别是最近这3、4个月来，像我们发改委还有很多省部级单位都在搞联系群众教育实践活动，刚开始大家不以为然，后来让你学，逼你学，再后来你自己学，你自己悟，别的同志给你提意见，以前觉得自己一点毛病没有，单位的事都还过得去，但是人和人一谈心，再一比较，工作还有不足的地方，身边的群众有很多好的建议可能没采纳，有一些合理的要求还没满足，所以说这些都是要进行换位思考的，改进我们工作作风，从而提高工作的绩效。过去我们认为改革的主体是什么？是党是国家。所以说《决定》最后一条收尾怎么说的？人民是改革的主体。过去我们认为党和国家是改革的主体，自己是改革的旁观者，不想为改革付出，都想搭便车，这样往往被改革所抛弃，抱怨被改革了。现在总书记说了人民是改革的主体，改革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只要在法律框架范围内都是可以创新的。

政治学基本原理是什么？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策，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我们经常说政府不太好不完美，政府有一半的责任，老百姓也有一半的责任，这就是说强调改革主体的多元性，强调人民也是改革主体的深刻的含义，这是一种使命感。改革就是利益调整，李克强说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要难。企业希望中央发文件，但是工资要集体协商谈判，不可能发文件，那怎么谈？有工会可以谈，工人若不会谈可以请谈判专家。工人聘会计事务所查帐，企业一百块钱的利润分工人五十块钱，然后请律师起草协议。中国人喜欢搭便车不注重谈判，有时造成很多无可挽回的伤害。所以要学会谈判，有工会最好，由工会来谈判。这种变革我们可能不习惯，但是你确实已经被赋权了。劳动者的自我合法维权是积年累月，不是一劳永逸、一蹴而就的事情。改革要从大局出发，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要真正向前展望，要有超前思维，要提前谋局，增强改革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个领域的改革。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内容，全面深化改革与新一代领导集体的历史定位。

二、文化体制改革

接下来我讲文化体制改革。如何推进文化体制机制的创新。文化是重要的软实力，可是我们自己硬实力不足，软实力也不太足，所以构建文化软实力是当前迫切需要加强的一项工作。奥巴马讲，硬实力加上软实力就叫巧实力，我们既要不断增长硬实力，也要丰富软实力，更加需要提高硬实力和软实力的这种组合。美国在朝阳区的大使馆里每天检测PM2.5然后发布指数，弄得中国政府很被动。记得两三年前，我们测PM2.5了仪器都得向美国买，后面跟着一整套都是赚钱的措施。中国人抱怨勤劳却不富有，一部五千多元的苹果5s手机，85%的工业链在中国完成，而只能赚到5%的价值量，因为中国工人干的是低档的活。美国搞什么经济？巧实力理念下发展智慧经济。所以要加强创新，科技的创新，文化的创新，加大自己的品牌建设。美国就是靠技术专利和营销体系来赚钱，加工是赚不到钱的。外包今天可以包到亚洲，明天包在非洲，我们不要做美国人的肌肉，不要被美国人控制。文化也是如此，就说《功夫熊猫》，我们就不能创造出这样的作品来，打入美国市场？功夫和熊猫都是中国的元素，美国却利用中国的元素创造出作品输出到中国，第一部赚几个亿，第二部赚十几亿。电影里面输出的美国价值观、个人英雄主义在中华大地上到处流淌。为什么我们不利用美国的元素，输出集体主义观？文化从来不是单纯的，它和价值观、意识形态紧密结合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的在讲话中指出，搞文化的人要提高政治敏锐性。不只是经济要走出去、企业走出去、产品走出去，我们的文化也要走出去，甚至文化服务都要走出去。所以文化不是政府无底洞花钱的事，搞好了就可以挣来美元、欧元。

文化工程最重要的是要便利。在香港澳门，图书馆甚至不用政府去买，可以向单位企业借。他们可以运作得很好，利用率相当高。文化工程要更好的为百姓服务，首先要让人民愿意。文化是一种服务，一种引导。从服务的角度来说，要做人民需要的。怎么能够让文化生动活泼，能够春风化雨，能够润物无声，这种文化魅力还需要进一步发扬。文化领域要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说对国有文化单位优惠政策再延长五年，这种延长也是喘气的机会。一定要建机制，要利用好宝贵的国家关于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经济政策。要建立健全现代的文化市场体系，树立可贸易的文化。我国很多地区的文化都是不可贸易的，别人来到当地才能消费才能享受，这很有限。要把可贸易的文化输到很远的地方去，根据文化的影响让别人来找这个地方，那才是双赢。文化的良性循环非常重要。我们还要进一步构建现代公共文化的服务体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未来一段时间里，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还要继续投钱。企业建立完善的企业结构，文化事业单位也要改革，建立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

在文化的最后一个领域，强调文化要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要走出去。中国花了不少钱建设孔子学院。中国需要让世界对自身有一个正面的解读，孔子学院就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之一。只有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民间的文化跟企业走出去，这才是更具有生命力。现在我们摊子铺的很大，花的钱很多，这样下去可持续也比较吃力。

三、社会建设各层面的改革

 社会建设，总的来说是要大力发展社会组织，鼓励社会组织适当的自治。最近全国人大修改《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实际上我一直也在呼吁要出台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组织的法律。汪洋在广东当书记的时候就出了很多主意。“十二五”期间，很多地方讲GDP翻番的时候他却讲社会组织数目翻番，这对社会建设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978年以前经济建设搞得不太好，那时候国企唱独角戏。那把国企改成现代企业，让非公有制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经济想不发展都不行，为什么？过去各种社团都是政府背景，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现在让社会组织来做，效果可能就会好。把钱和事情拨给民间组织，把社会服务、文化服务、公共服务分包给他，一是有钱了民间组织会感谢政府，二是做的过程中也会体谅政府。过去我们没有孩子时候，觉得父母管我们太没道理，自己有孩子了就会理解，这都是会换位的一种思考。所以说这样能够消弥社会各种不公平，不是普遍购买社会服务，包括公共文化服务。以后有招标，国有的文化单位、非国有的文化单位、企业性的文化单位和非营利性的文化单位一起来，这是一种长远的方式。在招投标的情况下，购买好服务。改革要建立一个新的机制，过去说政府很重要，政府可以矫正市场的势力。但现在国际上有一种观点，社会组织更加重要。政府失灵、市场也失灵的时候，就是靠社会组织。利用社会组织发展文化也是有借鉴意义的。除了利用政府组织也要利用好非政府组织，除了利用好盈利组织，也要利用好非盈利组织。社会力量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不加以利用，它就会无事生非。为什么要利用好？普遍存在的若不用，就会被国外境外或者被一些敌对势力所利用。社会组织也是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争夺的一个阵地。不要把满足他们的要求变成一个负担，这种意识就是一种落后的。相信社会组织在有限的范围内，在下边社区某个行业里面是有自治功能的，能够维护好这一小片或者一个行业内的利益。现在企业批准一行多会，比如中石油企业可以成立多个行业协会，社会组织里边引入竞争机制，各自为各自的成员单位服务，竞争才能够改进社会组织提供的中介服务的绩效。文化单位也是，总书记前面讲的，改革的阻力不是来自体制外是来自于体制内，无论是国有企业、国有事业单位还是国有的行会、商会，到处都充满着、弥漫着高高在上的意识。现在引入竞争机制之后，我们要更加珍惜。

所以说全面深化改革的最终目的，总书记说就是四个字：公平正义。公平就是更加公平，正义就是更加正义，这个是很难的。上半年我研究了车改方案，它原来是国家发改委主导的，发改委没改好，主导权从国家发改委转移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除了部长级的，其它都不保留，反对的肯定是既得利益被剥夺者。大家都说改革，说抽象点都表态都欢迎，说具体的时候，都是灵魂深处的触动。

中国最大的不公平在教育。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话说了很多遍了。克林顿也说，教育的不公平是最大的不公平。布莱尔也说，教育、教育再教育。各国领导人都说教育，五年前我在全国人大参加《义务教育法》修改的时候就建议要取消重点校，当时就有人说不能取消，我问为什么不能取消？他说除了司长之外都是处长才择得起校，他的分析也很深刻也很触动。日本中小学也是公立的，但他们不分重点校，每个中小学，每个年级，每个班都配上一个重点高校毕业或者普通高校毕业的教师。在中国，好的学校都是重点大学毕业的老师扎堆，不好的学校都是普通大学毕业的老师扎堆。现在在城区和郊区，硬件没有差别，差别就是师资的差别。所以只有将师资力量合理分配才能够打破城乡、城郊各种学校之间的不平等。有的学校要收择校费，我问过一个学校，一个学生要收十万元，其中五万是给教育部门拿走了。有的是三万，另外三万元算作自愿捐资助学。

我1980年高考的时候是全国一套题，一个分数线。如果现在仍是如此，北京就会吃亏，西藏、新疆也得吃亏，可能一个都录取不了。现在是分而治之，北京市的录取率是最高的。1980年清华招三千个人，一千五百个是北京市，我们班上最高分和最低分差120分。恢复统一高考，全国一套题，一套分数线很难，那我们学国外，各个学校单独录取行不行？也不行。在现行的高考体制下，电脑录取没有太大的人为可操作性，可以避免很多腐败。所以关于高考要如何改革真的是特别难的命题。从公平角度出发，多退让一点，从公平理念出发，都退让一步，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义务教育阶段提供非公共产品，实际上高等院校就是非公共的产品，我觉得改革的力度可以更大一些。

现在高校都是要国家拨款，不管招生名额，不管教学质量，毕业生都不好找工作，都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现在高考不难了，但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这个问题在座的家长有一半的责任，学校也有一半的责任。大家都要上普通大学不上专科大学。相对于专科来说，普通高校学的专业离生产实践活动比较远。很多企业急需的专业没人学，这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美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就好一些？每年6月底他有26%的大学生选择自主创业。清华只有1%，这就差26倍。中国的大学毕业生都想当公务员，想进事业单位，想进央企，进不了央企进国企。中国家长的传统观念是让孩子做凤尾不做鸡头，而韩国的文化就是做鸡头不做凤尾。所以说教育不是给人发一个猎枪，然后分配猎物，而是要培养猎手。在国外，公立院校和非公立的院校都是平等的。比如在德国，有公立大学也有民办大学，民办大学培养一个合格毕业生，国家拨款公立大学人头费的70%。而在我国，民办大学学费很贵，名声还不好听，聘不到好的老师。所以要公平，高等教育不是完全的公共产品，它是准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怎么做呢？钱不能都被国有单位控制，包括文化领域的钱。

关于收入分配我想给大家报一个好的消息，明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可能会适当提高。再一个就是研究开征遗产税。很多富人愿意装穷人，结果是让真正的穷人利益受损。开征遗产税，就不会再有富二、三、四代绵延不觉的产生。在限制他们的时候，把他们的钱用在穷人身上，穷二代就不会再产生了。所以说这是改革的预期。

总书记说改革必须扎实的推进，要在形成改革共识的基础上有序的推进。改革的成功不在于喊口号，有人说这个文件里边出现了200多次改革，就说这个文件很重要。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里边只提到两次改革，但它的历史地位是很难被超越的，所以说改革不光是看怎么说，关键是看怎么做。做的方向不能偏离，一不能偏离社会主义，二不能偏离社会公平正义。别人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我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三条：第一，共产党领导不能动摇；第二，就是公有制为主体；第三，按劳分配。未来的分配不再是向资本倾斜而是向劳动倾斜。中国的发展要更多的关注环保，更多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不是单独关心GDP。单独关心GDP会过度的招商引资，这导致在过去20年间劳动报酬比率不断下降。招商引资就是向资本献媚，这样的时代即将过去。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新的时代开始了，全面改革的序幕刚刚拉开，好戏还在后头。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报告到这儿结束。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李贤博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1129/74856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