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百元红包”有助于回归礼仪正道

 

【百姓心声案例】

【事件介绍】

贵阳一家公司出内部规定同事办酒随礼最多100元

近日，贵阳一家有上千名员工的公司出规定，员工办酒，同事随礼不得超过100元，入职不到一年的新员工，可以不随礼。这一规定试行半月后，有人拍手赞成，也有人抱怨。

据了解，随着物价攀升，贵阳随礼起步价已经涨到200元，红白喜事渐渐成了市民恐惧的“炸弹”。

11月10日，一对新人在酒店举办婚礼，但所有公司同事递过去的红包，都只装着100元钱。这并非是这些同事吝啬，而是新郎小王所在的公司最近出了个内部规定：同事随礼，不能超过100元。

这家公司的纪委书记蒋先生介绍，11月1日，他们公司正式出台《婚丧嫁娶管理办法》，其中规定，婚丧嫁娶收受或赠送礼品、礼金，总价值不得超过100元；婚宴宴请公司员工总人数不得超过100人等规定。

蒋书记说，以前经常听到职工讨论礼金的事，不送不好，送多了又承受不了。去年，他们在另一家公司考察时，发现这家公司里的同事间连递的烟都不能接，深受启发，于是就想改变公司的风气。经过几十次座谈、修改，终于出台这部管理办法。

该公司员工姬先生到公司两年了。姬先生说，他已参加过不少同事的婚丧嫁娶等酒席，每次随礼至少200元。作为新员工，有的办酒的同事，和他仅见过几次面，根本就不熟，但人家都请了，只好硬着头皮去。遇到酒席多的一个月，工资早早就见底了，只能吃“老窖”，对公司的规定，他是举双手赞成。

但也有人很受伤，刚举办婚礼的小王就很不满。据小王说，新规在今年11月实行，他在公司工作了6年，以前同事结婚，他至少都送200元，关系好的，还要送500元，而且人数没有限制。就在10月底前两周内，公司就有5名同事结婚，他每人至少送了200元，但等到他结婚时，规定出台了，最多只能请100人，而且来的同事都只送100元，他以前送出去的钱都打水漂了。他觉得这一规定对他不公平，但又不好说，只能哑巴吃黄连。

 

观点碰撞

支持：“公司限随礼”是可贵的民风自治

长期来，送礼之风愈演愈烈，从中央到地方都三令五申严禁送礼风，但大都是针对党员干部而言，而民间的“禁令”却难受制约。在此语境下，贵阳的这家公司的限制送礼最高标准有着积极意义。

按说，送礼乃“礼尚往来”，一来一往间蕴含着情谊，在最初的送礼起源萌发期还有着凑份子彼此扶贫济困之意，是值得推崇的。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送礼也日渐演变成敛财的手段，有点变味了。虽说民间的送礼，大都是彼此间的赶人情，但名目越来越多，数额越来越高，日渐成了一种人情负担，也需要予以遏制或改变。话虽如此，大多止于呼吁阶段，鲜有实质性改变。

如果从法律角度看，该公司似乎无权干涉私情送礼之风，出台的《婚丧嫁娶管理办法》也就似乎太过苛刻，但由于是在经过几十次座谈、修改的基础上制定的，因此也是顺应“民意”的，大多数员工是支持的。虽有少数员工感觉以前送出的礼数难以收回“吃亏”了，但从长远来看还是受惠的。

这种一个公司自己作出“地方政策”的限制送礼的风气值得推广。如果有更多的这类“民间自治”，成为燎原之势就会营造更大的气候，让移风易俗厉行节俭之风盛行，与国家提倡的转变作风相呼应，何愁风气不变好？希望这样的“局部”自治越来越多，最终串联成全部的好风尚。

前不久的国庆、中秋节，在中央到地方有关部门的政策遏制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今后的种种节日种种送礼风又是否还会抬头呢？别忘了，除了上级部门发文干预外，社会各民间企业团体群众社团也可自发起来遏制攀高的送礼风，减轻“红色炸弹”的恐惧。

拆除“人情炸弹”就应该限制随礼金额

毋庸讳言，这些年，许多地方的随礼风愈演愈烈，宴客缘由也越来越多，而随礼数额也水涨船高，已经成为人们不堪承受之重，有人谓之曰“人情炸弹”。子女结婚、老人去世、孩子满月、孩子升学、职位升迁、乔迁之喜、病愈出院、孩子参军、商店开业、刑满释放……杂七杂八，全都成了宴客收钱的缘由。前段时间，在湖北恩施，连母猪下崽也要大摆宴席。

份子钱居高不下，已经演化成一项重要的家庭开支，成为城乡家庭经济负担过重的因素之一。而事主招待客人一般在酒店举行，剩下的饭菜被当做泔水倒掉，造成严重的铺张浪费。愈演愈烈的人情风，还极易制造纠结和矛盾：你家里有事我去了，我家里有事，你却不来了；你家里有事我上了100元，而我家里有事，你只上了60元；同样的亲疏关系，你给某某上了200元，却只给我上了100元……有些领导干部也浑水摸鱼，利用婚丧嫁娶等等机会大摆筵席，大肆敛财，将这种所谓的“社会风俗”打造成公开受贿的平台，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

显然，人情风、随份子现象的泛滥有害无益。具体到贵阳的这家公司企业，员工们的收入是汗水换来的，尤其是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更经受不起人情风的冲击，所以很有必要制定规定，遏制人情风泛滥成灾。

有人或许认为，人情风是一种社会风俗习惯，不能依靠规定来加以禁止，但是，这种风俗已经干扰了人们正常的生活，也加重了人们的生存负担，已经成为一项棘手的民生问题，已经到了需要拿出具体措施认真解决的时候了，出台规定便是一种有效手段。

实际上，对于人情风、随份子，人们早已恨之入骨，只不过因为爱面子，谁也不愿加以抵制，但是一旦规定出台，人们就如同找到一根救命稻草，会积极响应并按规定执行。有人或许因为之前随出去的份子钱数额多，而现在自己有事了却出台了规定，“收益”减少，可是仔细想想，要想遏制人情风的泛滥，肯定或早或晚要出台规定，总有人要吃一下亏，但是从长远来看，只要规定好好执行，以后每一次随出去的份子钱都不会增多，从这一点来说，每个人都是受益者。

 

反对：“随礼不超100元”，是越俎代庖

虽然现在婚嫁红包越来越“重”，虽然企业可以制定严格的管理规定，虽然少送礼金符合厉行节约的时尚，但是，作为一家企业，贸然制定随礼不超100元的规定，有几处不妥：

首先，有干涉员工私生活之嫌。员工固然应该遵守企业的相关规定，但是婚丧嫁娶实乃员工私生活。办不办酒、送不送礼、随礼多少都属于一种约定俗成，有其合理的一面，和党政机关要求官员不得利用特权借机敛财有着本质的不同，同事之间的随礼更多的是出于私人感情的考量，有着礼尚往来的平衡效果，将其一刀切，是一种无理、粗暴的干涉。

其次，为何定为100元，又能否落实？众所周知，随着物价的不断攀升，办一桌喜酒的价格也水涨船高，诚然，“不送不好，送多了又承受不了”，但按照行情，随礼200属于较为常见的数目，才能让举办者不至于亏本，而公司规定“不超100元”实在是越少越好的简单思维。既然公司不能规定禁办酒席，那么“随礼不超100元”，则是不合实际，更是越俎代庖。且不说让举办者心怀不满，参加者也未必心安，如何让禁令落到实处，而不是表面文章，恐怕不单单只看酒席上所送的礼单，而假若都用100元的随礼来敷衍公司管理者，事后或私底下补送，这项规定也就沦为华而不实的谈资。

再次，如何处罚犯规者。综合以上两点，“随礼不超100元”很可能引起员工之间的不平感，进而影响同事之间的关系和公司的经营秩序，那么，对于犯规者，是扣减薪水，还是停职开除？无论轻重，都侵犯了员工权益。在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在劳动者和企业双方的力量悬殊的对比上，企业利用自身优势，高高在上，往往出台各种随心所欲的条条框框和所谓规定，将职工权益和法律规则踩在脚下。员工有口难言，很多劳动者为了得到或保住工作岗位，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敢和企业进行正面冲突；比如对此规定一些员工抱怨连连也只能忍气吞声。

因此，改变公司内部的红包风气可以柔性引导，可以正面呼吁，而不能强行干涉，不能用公司的“家规”绑架员工的私生活，更不能以“正确”的名义随意侵犯员工的权益。

【启示与思考】

“百元红包”的随礼新规一经曝光，就有反对者将其视为公司对员工私域的干预，是对个人生活的粗鲁限制。然而，仔细推敲一番，“百元红包”并非不切实际。

结婚了，邀请一些亲朋好友参加，本是人之常情，但有些人却喜欢将喜帖天女散发般地乱发，反正收到喜帖者会随礼，随得越多，反而是赚了。但对于拿到喜帖者，却犹如拿到“炸弹”，甚至有人在国庆期间拿到9个“红色炸弹”，光随礼就花掉了整个月的工资。

“红色炸弹”，其实就形象地说明了随礼沉重。这份沉重，一方面是送礼者的沉重。要送多少才合适，收到喜帖，不送，难为情，送了，又增加自身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是收礼者的沉重。增加了办酒宴的负担，而且以后还要送出去。从这个意义上说，对随礼限价，并且限制人数，这对于大家来说，都是一种“解脱”。

而在本案例中，对于一家员工上千的企业而言，婚丧嫁娶之事必定难以避免，名目繁多的“红色催款单”，已让许多工薪阶层挣了“面子”、破了“里子”，限定红包金额，对他们而言无疑是一种松绑，对于弘扬社会节俭新风也颇多益处。

人人都说“礼轻情义重”，个个却在无奈地“打肿脸充胖子”，这样的随礼之风，早已偏离了礼仪正道。即便是尝试出台“百元红包”新规的贵阳那家企业，说到这个“游戏规则”的制定，也还特意铺垫了一番缘由：说是去年在另一家公司考察时，发现这家公司里连同事递烟都不能接，于是深受启发。这说明，“礼来礼往”的崇尚俭朴、倡导节约，还是有着积重难返的种种阻碍。要想形成风清气正的礼仪习惯与文化，短期之内，确实还少不了“硬做”一下的铁腕之法。

“百元红包”有助于回归礼仪正道，结婚办宴虽是传统，但在提倡节俭的当下，我们实在需要转变人情消费观念，在“随礼限价”的推动下，创新婚礼形式，比如旅游结婚，不仅免了婚宴的俗套和劳累，还可以丰富阅历，增进感情，不再让红色炸弹“炸伤”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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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1130/74858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