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利益集团与税法改革

 

要改革旧法，不跟利益集团切割是万万不行的。改革最大的困难也就在于此。要得民心，就要为民除弊；而为民除弊，就要不怕得罪利益集团，敢于硬碰硬。在这个问题上，不容绕道走

安史之乱后，租庸调法弊病丛生

唐初实行的租庸调法，原本不失为好的赋役制度，但日久弊生，逐渐由利民之法变成了“虐民”之法。

租庸调法是在均田制基础上实行的赋役制度。具体内容为：按丁授田，丁男每人80亩，然后国家向他们征收称为租、庸、调的赋税。租即田租，凡授田者，每丁每年交粟2石。调即交纳的本地所产绢、绫、絁（粗绸）等，每丁每年交绢、绫、絁各2丈，绵2两；交布的2丈之外加1/5，麻3斤。庸即以绢交纳的代役税，每丁每年法定服役20天，闰年加2天，可用绢代役，一天交绢3尺。加役25天免租，加役30天，租调皆免。

据岑仲勉《隋唐史》一书，因隋以前征税缺乏详细记录，唐代赋税比之前朝，总体而言，孰轻孰重，还不好说。单就租这一项，比北齐为重，轻于北周一半，同于隋朝（北齐合每亩1. 6升多，北周5升，隋、唐均为2. 5升）。

租、庸、调并不是唐朝授田者的全部负担，除此之外，还有所谓杂征、杂徭。其中杂征包括户税等。户税依据每户的等级（据资产多寡定级）征收。皇亲国戚、王公勋臣、官员等，均享有毋须负担以上各项赋役的特权。

以实物代替劳役，百姓得以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生产活动。故租庸调法的实行，有利于百姓于隋末大乱之后安养生息，有利于唐朝前期经济的复苏和繁荣。

安史之乱之前，国家的治理尽管有种种弊病，潜伏着危机，但财政经济一时还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当时“兵虽多而无所损”，“官不滥而易禄”，财政开支还在朝廷能够把控的限度之内，赋税的征收较有节制，租庸调法尚能正常施行。但安史之乱发生后，情况大变，战事连年不断，人口凋耗，人死而户口册上名字未销的情况十分普遍。土地占有状况、民户资产状况与以往差别很大，已很难执行租庸调法。战争打破了常规，也使租庸调的征收乱了套。征收的机构凭空增多，床上架床，屋上架屋，互不统属。法外征收，诛求无已，百姓“旬输月送，无有休息”，不胜负担。富户丁多，以做官、入学及当和尚、道士等，得以免除租庸调，而穷人没有收入但丁在，故赋免于富户，而增于穷人。也就是说，富户所免除的赋役，都转嫁到了穷人头上，这还公平吗？据岑仲勉的计算，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及十四年，毋须承担各项赋役的户数，约占总户数的40%至41%。其余的59%至60%的人家，要承担国家100% 的赋役。这真是不堪承受的重负。百姓只好用脚对租庸调法投否决票了，据《新唐书》载，人民流亡，各地都有，且数量巨大，留在本地的“百不四五”。租庸调法已难以为继，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冲破既得利益集团阻挠，唐德宗毅然颁行两税法

法弊必变。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唐德宗即位，宰相杨炎适时地提出了用两税法代替弊端丛生的租庸调法的方案。对这一方案，德宗表示赞同，并下令布告朝野。一时间，对两税法方案的讨论和争论很是热烈。

出乎朝廷意料的是，对杨炎所提改革方案的激烈的反对声，竟来自统治集团内部，来自掌管赋税的官员们。《旧唐书·杨炎传》说：“而掌赋者沮其非利，言租庸之令，四（数）百余年旧制，不可轻改。”《新唐书·杨炎传》说：“议者沮诘，以为租庸令行之数百年，不可轻改。”掌管赋税的官员反对两税法方案，借口是，租庸调法是祖宗制定的，实行了几百年，不是很好吗？祖宗之法怎么能说改就改呢？况且两税法不见得就好。

说这部分官员是抱残守缺的保守派，可能还没有触及本质。维护祖宗之法，不过是他们打的一个幌子，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多年来，他们利用租庸调法上下其手，中饱私囊，一个个暴富。对他们来说，租庸调法是利之所在，他们岂肯轻易放弃？就像贾宝玉颈子上挂的“通灵宝玉”不能丢失一样，他们也不能失去租庸调法。

一个社会，各个群体之间，往往利害冲突，对这个群体有害的，对那个群体或许有利。反之亦然。百姓已认租庸调法为弊法、恶法，对其深切痛恨；但对掌管赋税的官员而言，它还是“良法”呢，对其很有感情。靠租庸调法大发其财的，大有人在。我们说租庸调法养成了一个利益集团，可能并不为过。如若不信，请看下面的记载。

《旧唐书·杨炎传》说，朝廷对征收租、庸、调的各个环节及有关官员不能实行监督，朝廷不能审计度支、转运、节度等使，度支、转运、节度等使不能审计各个州的官员。全国的租、庸、调在征收和送入国库的过程中，权臣、猾吏狼狈为奸，被他们贪污、盗窃的，“动万万计”。河南、山东、荆襄、剑南等重兵镇守的地方，赋税绝大部分被截留了，只有很少一部分解送国库。这些地方的军政官员都肥得流油，过着奢华的生活。他们随意增加部属，随意给部属定俸禄。征税的名目极多，“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已经废除的税，他们照收；重复的税，他们不予取消；旧税加新税，征收没有限制，催交没完没了。

这些掌管赋税的官员，是依附在唐朝赋税体制上的寄生虫。一旦废除租庸调法，实行两税新法，无异于封了他们的“利门”，断了他们的财路。毕竟借老法舞弊，他们轻车熟路；而借新法耍奸，一时还不容易，所以要群起反对朝廷用两税法代替租庸调法。这是利欲使然。

可见，要改革推行了几百年的租庸调旧法，不跟利益集团切割是万万不行的。改革最大的困难也就在于此。要得民心，就要为民除弊；而为民除弊，就要不怕得罪利益集团，敢于硬碰硬。在这个问题上，不容绕道走。如果害怕得罪利益集团，或者虽不怕得罪利益集团但顶不住他们的反对——这种反对无疑是强有力的，改革便是一句空话。

唐德宗对改革赋役制度，脑子还是清醒的。建中元年（780年）二月，他不顾掌管赋税官员的反对，毅然颁布了两税法。史书说，“上行之不疑，天下便之。”

 

据《唐会要》及新、旧《唐书》，两税法的主要内容为：

（1）“量出以制入”。先计算国家财政总开支（有点像后代造财政预算），以此为根据，决定征收两税的额度。

（2）不论是土著居民，还是外地迁来的侨居户口，都要纳税。

（3）民户按资产分为九等，按每户的等级征税，而不考虑丁男与中男（16岁）的区别。

（4）不管是坐商还是行商，都按资产三十税一征收两税。

（5）原来的租庸调及杂征、杂徭并入两税。

（6）按大历十四年（779年）垦田数征收地税。

（7）一年分两次征税，夏税六月截止，秋税十一月截止。

有人说，夏税和秋税合起来称作“两税”，也有人说，户税和地税合起来称作“两税”，两种说法，似均无不可。重要的是，新法规定“此外敛者，以枉法论”，对于在两税外擅自加征者，以违法论处。

两税法把中唐极端紊乱的税制统一起来，限制了赋税的额外加征，改变了过去“旬输月送”的局面，有利于百姓安心生产和生活。新法一经推行，短期便显出效果。《新唐书·杨炎传》说：“自是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归于朝廷矣。”不用实行“土断”法将侨居户口编入现住地，侨居户口自然而然就可以在当地交税；赋税不加重而国家收入增长，户口簿不用另造，就知户口实际情况；官吏不用训戒，法就可以起到预防官员作弊的作用（时间长了也难说），即使奸猾的，也难以中饱。从此以后，决定赋税或增或减的权力收归朝廷。杜佑《通典》则说两税法是“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令典”者，良善之法也。两税法为唐朝以后的各个朝代所沿用，一直到明代万历九年（1581年），它才被一条鞭法所取代。两税法在历史上的影响是很大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起过积极作用的。

两税法为何又会日久生弊

两税法实行以后，不管当代还是后代，对它都有批评。唐德宗时宰相陆贽的批评尤为激烈。他认为租庸调法是理想的赋役制度，不应当用两税法来取代它。他在奏疏中说：租庸调法是公平的、能够安定人心的法制，“行之百年，人以为便”。天宝末年，天下大乱，战争开支巨大，征收租、庸、调突破常规。征收过程中有弊端，不能说明法本身有问题，“此时弊，非法弊也。时有弊而未理，法无弊而已更。两税新制，竭耗编甿，日日滋甚”。按大历年间（766-779）征收最多的一年的数字征收地税，这是将临时性的各种苛捐杂税合并起来，变成常规征收。他认为，原本没有弊病的租庸调法根本就不需要变革，代替它的两税法，是耗尽百姓财力的弊法，而且它的危害还会越来越严重。

 

后世批评两税法最为尖锐的，可能是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他在《读通鉴论》一书中说：“盖后世赋役虐民之祸，杨炎两税实为之作俑矣。”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原来两税法同样日久弊生。王夫之说：“政莫善于简，简则易从……上利其取给之能捷，下利其期会之有定，稍以戢墨吏、猾胥、豪民之假借，民虽殚力以应，而亦幸免于纷扰。于是天下翕然奉之，而创法者遂自谓立法之善，又恶知后之泛滥而愈趋于苛刻哉！”他承认两税法简便易行，官府征收方便，民众交纳时间固定，次数固定，可以稍稍抑制贪墨官吏、奸猾胥吏及土豪劣绅借机牟利，故天下的人都遵奉这一法令。但他认为，创制两税法的人自以为立法很完善，没有料到推行到后来，两税日益烦苛，民众的负担越来越重。

何以如此呢？王夫之分析说：在制定两税法的时候，已经“取暂时法外之法，收入于法之中”，亦即已经将在此之前临时征收的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计入两税的税额之中。一旦计入两税，临时摊派便变成了固定税收，便合法化了，再也不能取消了。“乃业已为定制矣，则兵息事已，国用已清，而已成之规不可复改……他日者，变故兴，国用迫，则又曰：‘此两税者正供也，非以应非常之需者也。’而横征又起矣。”有朝一日，国家多故，战事又起，国用紧迫，那当政的又可以说，这两税嘛，是正税，不是为应付国家紧急状况征收的税。这样，他们就有理由在两税之外，额外征税，于是乎，横征暴敛又开始了。出台时相对完善的两税法，到后来，因为越来越多的苛捐杂税都往两税这个篮子里放，它渐渐变质了。

 据《旧唐书·食货志》，两税法实行的第三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就请求朝廷同意将辖区征收的两税钱，“每一千增二百”，即增加20%。朝廷不但批准了陈少游的报告，而且命全国各地遵照执行。又过了10年，剑南西川观察使韦皋上奏德宗，请求两税“加税什二，以增给官吏”，德宗准奏。韦皋的报告说得很明确，这加收的20%是给官吏加薪俸的。给官员加俸，不是由国库开支，而是通过法外加税解决，两税凭空增加了20%。

两税法实行之初，便在各种冲击下开了口子，法外征收便开始挤进两税。两税法自我立之，自我坏之，作为唐朝朝廷，在这个问题上开了一个坏头。这说明，立法者要带头维护法的严肃性。也说明，赋税改革不是一劳永逸的，是会不断出现新的问题的。

王夫之出生于两税法颁布839年之后，这位爱用批评眼光论人、论事、论史的思想家、史学家，比起唐朝人陆贽，他看两税法，弊端要看得多一些、深一些。立一法必有一弊，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只有利没有弊的法。两税法有利有弊，利不掩弊，弊不掩利，在历史上起过的进步作用不容否定。唐王朝在废除租庸调法之后，没有找到比两税法更好的税法。换句话说，两税法在唐朝中期以后是最合宜的。而当利大于弊的两税法逐渐演变成有弊无利的两税法时，就要提出新的变革任务了。

（作者为凤凰出版社编审）

责任编辑：葛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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