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迎接新的改革浪潮与改革繁荣

 

宋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投资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经济学专业）。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与财政货币政策、财政金融体制与金融发展、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等。先后主持了包括国家软科学、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国家级区域规划、以及金融机构委托的重大软科学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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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领导，各位同志下午好，非常高兴能在全国深入学习领会三中全会精神的时候，来跟大家就全会学习的心得体会做一个交流。我想我今天交流的题目叫“迎接新的改革浪潮与改革繁荣”。当然了由于我的水平有限，对于《决定》的学习也还不够深入，不对的地方也请大家批评。

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性

大家知道，三中全会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开辟了我们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结束了过去的那个阶段，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了，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开启了我们的城市改革。1988年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根据当时的一些情况，实际上推的是治理整顿，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我们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当然接下来的十五届三中全会讲的是农业的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讲的又是针对体制改革，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七届三中全会又是讲农业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讲改革，讲全面的改革，有人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它的重要性，跟十二届，十四届，十六届一样重要，有人说它比这几个三中全会更重要，它的重要性勘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当然讲的都有道理了。从具体改革的方面的来讲的话，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次是全面深化改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十八届三中全会跟这几个全会应该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当然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以往的这些三中全会基本上都是研究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而这次全会规划的是全面的改革，除了经济改革还有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生态方面的改革等等。所以它的重要性应该跟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要高于其他的几次全会，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建国六十多年实际上分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我们是以阶级斗争为主的，第二个阶段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主的，现在我们实际上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历史起点上，所以这次是全面进行规划改革。为什么说现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历史起点上，因为从我们“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和第三步来说，实际上我们正处在第二步实践的阶段，也是第三步开启的阶段。现在我们讲两个一百年，第一个2020年为了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是我们过去讲的“三步走”的第二步，第二个2049年就是21世纪中叶的时候，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那么，这两个一百年都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节点。在实现这两个一百年的目标的过程中，实际上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次全会虽然说主要是讲的2020年的改革，但实际上是着眼于第二个一百年，整个未来三十年的发展。那么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也有这样的意义，实际上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差不多三十年一个长周期，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我们“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的时候，还有三十多年，实际上也构成了一个大的长周期的发展，为了推动这样大的长周期的发展就需要改革。所以说这次改革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阶段，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一个改革的宣言。

这次全会特别强调改革的重要性，实际上用几个排比句来表达，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确实如此，从我们的发展过程来讲，从我们改革发展三十多年的历程来讲，确实改革开放对我们发展的意义非常重大。大家知道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我们的经济增长连续三十多年平均达到了9.8、9.9的水平，算到去年是9.8，算到去年之前是9.9的水平，这样一个水平我们自己可能觉得还慢一些，但是放在国际上已经没有别的大国可以比了。世界上其他的大国经济增长最好的时候，像日本最好的时候也只是9.1、9.2的增长，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大国里面平均的增长速度超过7%的国家有11个，但是能够持续增长三十年的就剩我们一家了，所以有些人说这是“中国奇迹”。外国人讲“奇迹”，有些是由衷赞叹，有些时候意味着说你这个成绩的取得是偶然的，是一些机遇巧合造成的，它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可复制的。当然，我们自己不这么看，我们认为这个成绩的取得是必然的，因为这个成绩的取得归功于我们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外国人有时候认为，中国这些年之所以取得这么好的成绩是因为你人多，有人口红利，有些人讲那是因为你在冷战后期，抓住了和平红利，有人又说新世界以来全球化了，你抓住了机遇，这是全球化红利，和平红利也罢，全球化红利也罢，这对全世界的国家都是平等的，为什么我们抓住了？为什么其他的国家没有抓住？为什么我们利用了？为什么其他的国家没有利用？我们讲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既然对全世界各个国家来说都是同样的，别人没抓住，我抓住了，别人利用得不好，我利用得好，那就说明，我内部有原因，那么结合到我们的人口红利，人口一直这么多，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前人口是负担，改革开放之后人口就变成红利了，同样是这么多人口，为什么过去是负担，现在是红利呢？根本上还是改革开放，第一是改革开放大的方向我们坚持了，我们走对了，第二是改革开放的具体的模式我们选对了，苏联东欧那些国家也改革开放，为什么没有我们做的好，因为它的改革模式不好，他们当时是激进改革，大爆炸改革，虽然说世界银行当时认为他们的改革好，我们的改革不好，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取得的绩效好，现在回过头看，他们的那种激进改革，大爆炸改革，把原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的经济基础给破坏掉了，给废掉了，另起炉灶，推倒重来了，而我们充分利用了我们原有的经济基础和产业基础，又加入了改革开放有利的条件，这样我们的经济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所以我们过去取得的这些成绩，你可以说是人口红利，你也可以说是和平红利，你也可以说是全球化红利，但是我们说这些都是表象，从根本上一言以蔽之，这些都是改革红利，没有改革人口红利也释放不出来，人口还是负担，因为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城市里面既不能为他们提供生活条件，也不能提供生产条件，所以他们不得不到农村去，而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就一步一步让人口负担变成了人口红利，不但城里面的人口不够用了，还要让农村的人一步一步转出来，更大程度地释放我们的改革红利。所以归结起来讲，我们过去三十多年取得的这些成绩，根本上都是改革红利。那么，我们的改革开放已经造就了三十多年的奇迹，造就了三十多年的改革繁荣，我们现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那个新的发展阶段就需要或者说呼唤新的改革浪潮，我们要从这样的意义上来深刻认识我们这一次全会的重要意义。过去我们是人口大国，经济小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从人口大国变成了经济大国，那么未来的三十年我们要从人口大国变成经济强国，同时也必然就是政治的大国和强国，这才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取得的奇迹，红色的是中国，我们平均世行的数据，因为世行的数据要比各国的数据晚一些，1981年到2010年，三十年的时间我们平均10.1%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排第五，但是大家看，第一是赤道几内亚，第二波西尼亚和黑山，第三卡塔尔，第四阿富汗，要么就是很小的经济体，要么就是战后重建的经济体。大家知道从零到一，无穷大的增长，从一到二，100%的增长，从二到三，50%的增长，从三到四，只剩30%的增长，从10到11，能有10%的增长就不错了，我们现在处在从10到11这个阶段，而前面这些小国要么处在从一到二的阶段，要么处在从二到三的阶段，要么处在从三到四的阶段，增长得快也是必然的，关键是要看我们后面有没有经济大国。大家看离的比较远的，韩国在这，印度在这，前面都没有大国，而且我们看韩国、印度都没有超过7%，在7%以上，尤其是到10%的大国就我们自己，这个成绩应该讲是很了不起的，这是我们经济总量的变化，大家也可以看到，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上升速度之快，差不多是五年翻一番，大家可以看看，我标出来的这些数字是倍数的关系，我们的增长率高于主要的经济体，下面这些深色的线条是世界，是欧盟，是美国，是日本，高高在上的浅色线条是我们自己，而且我们不是说只有改革开放以来才比他们高，实际上这里取的是1960年以来的数据，1960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比他们高，我们既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也高于主要的发达国家，美国、欧盟和日本。

2010年是我们经济史上一个重要的标志性年份，第一大标志我们实现了从中低收入到中高收入的跨越，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那一年的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的分界线大概是3964美元，我们实现了4千多美元，跨过了；第二大标志那就是我们超过日本，居于世界第二。我们三十多年发展不仅是国家富了，财政收入多了，广大人民群众也得到实惠了。

我们改革开放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但是现在我们的经济发展可能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我们面临诸多的困难和挑战，我们需要进一步来深化改革。所以习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二、全面深化改革是新的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

应该讲，全面深化改革是我们新的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去理解，第一从改革本身讲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过去三十多年我们推了三档大的改革，七十年代末推农村改革，八十年代推城市改革，九十年代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立，新世纪以来伴随我们加入WTO又推了新的改革，而这些改革经过几年之后，推进的速度降下来了，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降下来了，改革也是存在所谓的边际效用递减的。第二从发展的角度来讲，我们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还是存在的，我们有两个100年的目标要实现，但是我们下一步能不能实现持续发展，我们的发展中还有很多的挑战。第三从我们自己的目标和我们自己的要求来说，“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和第三步的目标要实现，两个100年的目标要实现，“中国梦”要实现，这都需要经济持续发展来支撑。

我前面讲2010年我们实现了从中低收入到中高收入的转变，但是在中高收入阶段可能面临一个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战后欧美之外的国家成功地从中等收入跨向高收入的国家不多，真正成功跨过来的也只有日本，韩国和我们的台湾，除此之外，其他的经济体没有。阿根廷在三十年代的时候蒸蒸日上，现在还在原地踏步，巴西这些年一直在高收入大门外徘徊，去年以为他们能够跨过了，结果世行还是没有确认。东南亚的那些国家同样如此，大家回忆一下，我们改革开放之初，正大集团搞的那个正大综艺，他们就是来自泰国，节目里给我们放很多泰国的东西，我们觉得泰国很了不起，但是现在泰国在哪里？那时候人均2、3千美元，199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现在还是2、3千美元，还在中低收入阶段徘徊着。马来西亚好一点，但是也没有跨过去，现在也还在中高收入阶段。所以，未来的目标很宏伟，但是未来的发展道路远不如我们过去的发展道路那么平坦，更何况我们发展面临的环境也要发生变化。过去我们很穷，我们还落后，人家同情我们，帮助我们，现在我们发达了，人家对我们羡慕嫉妒恨，过去美国连最先进的飞机都愿意卖给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卖给我们。国际发展的环境对我们来说也越来越不利了。

当然，我们相信这些对我们构不成什么大的威胁，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讲，“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小康社会有具体的目标，伟大复兴虽然没有什么具体的目标，但是实际上也有目标，小平同志当年给定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十六大、十七大的时候，我们提出在200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到十八大的时候，我们修改成为2020年比2010年翻一番，十年翻一番和二十年翻两番，如果你从平均的角度讲，没有什么实质的差别，但是我们不是匀速前进的，我们在过去十几年里面前进的步伐很快，到2012年我们的GDP达到了52亿，因为2000年的时候，是接近10万亿，如果按照2000年的标准的话，翻两番我们达到40万亿就可以了，现在按照不变价，我们大致上达到了30多万亿，差不多实现了70%到80%了，如果目标不变，剩下的八年里我们很轻松，保持3%、4%的速度就可以实现了，所以十八大给我们加了一个码，是在已经实现成绩的基础上再翻一番，因为按照原来的二十年翻两番，十年翻一番，都需要7.18%的速度，当然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实现了平均10.2%、10.3%的速度了，所以未来八年我们只需要3%到4%的速度就可以了，所以十八大给我们加了个码，翻了一番是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我们2010年已经是40万亿了，再翻一番的话，就要到80万亿，2012年我们是52万亿，折合不变价47万亿，那么47万亿的话我们还需要多少增长？我们还需要年均6.86%的增长速度。所以李总理在今年的新一届政府领导人亮相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需要6.9%的速度就是这么来的，当然李总理最近又讲，我们要保持稳定的就业还需要7.5%的增长速度。

那么，就是说从第一个一百年的目标来看，我们需要一个7%的增长速度，我们未来能不能实现这样的速度？大家看这是我们新世纪以来的经济增长率，2000年以来差不多是逐年上升的，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又逐渐下降下来了，现在只有7点几的速度，那么未来八年还会不会进一步下降？能不能保持平均下来7%的增长速度？如果不能，我们第一个一百年的目标就会受到一些挑战。从第二个一百年的目标来讲，小平同志讲我们要在21世纪中叶的时候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当然中等发达国家没有统计上的水平，大致上我们在2049年的时候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考虑到越往后速度会越慢，大家知道人刚一出生成长的速度是很快的，长到二十岁以后速度就慢了，三十岁以后大部分人都不长了，国家的经济也差不多是这样的，越往后发展的速度会越慢。要想在2049年达到高收入的平均水平，那必须在2030年之前达到高收入水平。

如果说考虑到后面遇到的一些困难和挑战，为了有把握一点，最好在2025年之前就达到高收入的门槛水平，那就意味着在从现在迈向高收入的水平过程中，必须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但是在这个阶段将会面临一个特殊的挑战——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我们可以看一下，实际上支撑着我们经济发展速度的一些有利因素已经开始变得不那么有利了，过去说我们的发展，我们的成绩是源自于改革红利，人口红利，我们看看劳动力对我们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开始明显的下降了。劳动力下降了，因为没有这么多劳动人口了，资本的贡献现在还可以，但是大家知道老龄化来了，老龄化来了之后，储蓄率就下降了，储蓄率一下降资本形成就会受到影响，下一步的贡献就会跟着下来，外资的贡献也已经下来了，那你下一步靠什么，如果不能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没有新的动力推进的话，我们的经济也许就这样走下去了，尤其是下面这个悲观的（说法）我们看看，如果按照下面这个悲观的（说法），我们2020年之前已经降到这么低的速度了，我们2025年之前已经降到2.5%之内了，那2020年实现翻一番的目标，有一定的困难，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困难就更大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深化改革，来推动我们的发展。当然，我们讲这样的一个预测也不是随随便便做的，也是有根据的，事实上最近一两年国际社会对中国普遍不看好，过去唱衰我们的是一些专栏作家和媒体记者，而现在越来越多严肃的学者加入进来了。比如说一位很有名很严肃的学者，他的著作在同行中的引用频率非常高，他曾经认为中国经济近期将不可避免的减速，减到什么程度？5%至6%的水平上，如果近期就降到5%到6%的话，那么我们需要6.9%的这样一个目标怎么去实现？国内也有一些人比较担心。当然我们也做了一些研究，我们的研究发现减速是一个普遍规律，我们大致研究了36个国家，其中34个国家都减速了，概率为94.4%，而且我们进一步发现减的幅度高达6个百分点，所以这位学者的研究也不是随便说的，他做这个研究的时间是我们的“十一五”时期，我们的平均增长速度是11.2%，11.2%减上6个百分点，不就是5%到6%了吗。我们也发现四分之三的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减速了，所以这个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在理论上也是存在的。我们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幸的国家人均收入一千美元就减速了，当然这个美元不是限价美元是国际元，特别幸运的国家3万美元才减速，当然概率比较大的是5千美元和8千美元。那么用和美国的关系来说，现在一般认为美国是领先国家，其他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追赶者，所以就有一个追赶度、赶超度的问题，就是你的人均水平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比例叫赶超度，就是你的人均水平占美国人均水平的比例就是你的赶超度。我们发现大致规律也差不多，大致在赶超度达到30%，就是你的人均水平相当于美国的人均水平30%的时候，你可能就开始进入减速阶段，其中50%和80%这两个阶段是会急剧减速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差不多到5千美元就开始减速了的国家基本上就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了，8千美元减速的国家有些能够跨过这个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进一步发现为什么会减速？85%的减速是全要素生产力下降造成的，为什么全要素生产率会下降？过去全要素生产率大家认为是科技进步的贡献率，科技一直在进步，为什么它的贡献会下降呢？可能觉得不可理解。实际上所谓的全要素生产率它的根本是索罗余数，大家知道经济增长要靠生产要素推动劳动和资本，美国有一个经济学家当年研究各国的增长，那么他研究之后发现各国的增长，分配给劳动和资本之后分不完，有那么一部分既不是劳动的贡献，也不是资本的贡献，那是什么的贡献呢？没有人不知道，所以当时叫索罗余数，后来好多人研究这个问题，这么大的功劳摆在这里没人领，劳动说不是我的，资本说不是我的，那到底是谁的呢？好多人去研究，研究之后有些人提出来这是科技进步带来的，说这是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当然其他的人慢慢研究发现，不仅科技进步能带来，结构调整也能够带来，体制改革也能够带来，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很多因素都能够带来。我们发现首先是劳动力在配制，随着农村人口从农业领域向工业领域转移，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这样一个过程，劳动生产率先是提高的，然后会下降，劳动力从农村转到城市生产率自然就提高了，这个道理很简单，在农村一年四季你只能春秋劳动，冬夏基本上是不怎么劳动的，一天24小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到工厂春夏秋冬都可以干活，一旦到工厂机器可以24小时不停下来，人可以三班倒，生产率一下子就提高了。但是当劳动力从农村转完之后，没的可转的时候就要下降了。

那么从技术进步的因素来讲，发展中国家比较缺乏自主创新的能力，都是学习别人的技术，在学习别人技术的过程中，一开始你跟人家差距很大，人家愿意教你，你也愿意学，而且你学习进步快了，人家教起来也觉得有成就感，更愿意教你，但是当你跟人家的差距越来越小的时候，人家就不愿意教你了，就像美国跟中国一样，过去美国愿意帮助中国，先进的科技都卖给中国，现在不愿意帮助你了，所以这个学习效应结束了，科技进步这个贡献就会继续下降，什么时候继续上升呢？你的自主创新能力形成了，就上升了，但是这个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研究也发现这些国家虽然也减速，但是减速跟减速不一样，有些国家波浪式减速，有些国家台阶式减速，日本、德国是台阶式减速，美国、英国、韩国是波浪式减速。那么，我们国家的情况怎么样？我们研究之后发现，我们的急剧减速点还没有到，大致预测到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可能会进入一个阶段，当然也不是意味着必然会在那个时候减下来，大概在2019年，可能那时候我们会明显的减速，那么未来的五到十年，我们可能会减上两三个百分点。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劳动力了，人口红利少了，人口老龄化了，储蓄率下降了，资本的贡献下降了，可能要减一下，我们没有那么多资源了，可能会减一下，资源环境约束强化了，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随便排放了，所以也会减一下。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减得不会太厉害，我们会是波浪式递减，而不会是台阶式的减，为什么是波浪式的呢？说的学术一点有两个二元结构，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内陆，农村和城市这是两个二元结构。两个二元结构理论上应该有四个速度，当然现实中沿海和城市是有重合的部分，现实中可能两到三个速度，东部地区减速了，西部还在加速过程中，这样我们不至于减得太厉害。

从外需方面来看，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替代东南亚国家，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南亚、甚至包括非洲的一些国家，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替代我们，我们在这些行业的竞争力迅速下降，因为我们的劳动人口减少了，劳动供需关系发生变化了，我们的工资成本上升了，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变得越来越贵了。各位同志穿的衣服也许不是中国生产的了，也许是越南生产的，也许是缅甸生产的，也许是柬埔寨生产的，也许过两年就是某个非洲国家生产的了，如果哪一天你买到一双埃塞俄比亚生产鞋子，也不要感觉到很意外。在这个领域人家正在迅速的替代我们，可是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领域我们要替代发达国家却很难，我们要替代的，要竞争的是韩国，是日本，是德国，是美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人家替代我们很容易，在资本密集行业和技术密集行业我们替代发达国家谈何容易啊！所以我们的外需下降得很快，主要是这方面在受影响。

还有资源，未来我们的资源能不能共享，过去我们的资源铁矿石这些东西靠巴西和澳大利亚给我们提供，在我们中国的带动下，我们是三速、四速增长，巴西和澳大利亚也是双速增长，因为他们也出现分化了，原来的发达地区，澳大利亚的东南部，从悉尼到墨尔本那一带，巴西的东南部，从圣保罗到里约热内卢那一带，还是那个老样子，维持的是欧洲速度，但是澳大利亚的西部，巴西高原那一带是什么速度，是中国速度，为什么？因为给中国卖铁矿石，给中国卖大豆，给中国卖玉米，挂靠在中国这辆快速运行的列车上，所以他们国家现在也是两个速度了。石油，我们要从中东、北非这些地方进口，我们的石油对外依存度现在是60%，60%里面又有60%是来自中东北非这些地方，大家知道这些地方过去是英国、法国传统的殖民地，是德国的出口目的地，但是这些地区的治安是由美国人来维护的，那么下一步我们的能源买得来买不来？这不是一个问题，这是两个问题。

在资源环境和外需的影响下，我们能不能在2030年之前达到高收入的门槛，我们能不能在2049年达到高收入的平均水平，这是我们面临的挑战。当然如果我们改革，如果我们转方式，如果我们调结构，如果我们自主创新，通过改革我们就能够做到这些如果，那我们就能够达到。所以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深化改革，必须推出具有深远影响的改革来为我们的长远发展提供一个强力的支撑。

 

三、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创新点

我看完《决定》之后，感到非常振奋，内容非常丰富，创新非常多。看完之后我发现有两个重大的认识上的突破，若干的重要的理论上的创新，下面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哪些创新。首先，第一个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次全会决定讲，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第一个亮点。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过去的改革决定里面就是讲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这里就结束了，这一次把制度目标和国家的现代化目标紧密结合起来了，放到一起来讲，而且给我们的现代化增加了新的特色，我们过去讲四个现代化，有人讲这是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仅是要完善我们的制度，还要推进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要现代化，这是第一个大的创新。

那么，第二个创新实际上是第一个认识上的重大突破，或者是认识上重大的飞跃。大家知道关于深化改革的路线图，《决定》讲了六个方面，六个紧紧围绕，其中第一个紧紧围绕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是《决定》的第一个重大的认识上的飞跃。我们过去是计划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搞市场经济，1984年的改革决定之所以重要就是第一次提出要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了商品经济概念，虽然还没有提出市场经济，但是提出商品经济了，后来我们讲计划经济为主，市场条件为辅。虽然说小平同志在此前的几次讲话中都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手段，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同样可以有市场，但是在后来一些大的文件里面，刊发小平同志讲话的时候，做了修改，没有直接讲市场经济，讲的是市场手段，而在“手段”二字下面打了两个着重号，意思是这个手段不是一般的手段，尽管如此小平同志原来的市场经济的概念没有表达出来。直到1994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才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提出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时对于市场的表述是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这些年各级政府不断的在这个市场基础上加东西，必要的政府干预加上来了，临时性的政府干预也加上来了，长期性的政府干预也加上来了，不应该的，不当的干预也加上来了，这样的话就搞得我们的市场不能够很好地配制资源，效率就受到损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更大的作用成为一种必然。当然对于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还有不同的认识，有不少人认为这个“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表达得过了，有些人认为应该是市场的根本性作用，有些人认为应该是市场的主导性作用，认为决定性作用还是说得太满了一些。比如说，垄断企业决定价格也是市场决定的，可是各国都不能让垄断企业去决定价格，要么政府要反垄断，要么它是合理的垄断，必要的垄断，所谓的自然垄断行业就由政府授权让你垄断，但是我对你的价格要进行管制，市场在这个地方不是决定性的，只是一个主导性的作用，或者说是一个根本性的作用。当然，从理论上来讲，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党的文件不是学术论文，党的文件是一个宣言，是一个决定，要针对的是现实问题，现实的问题不是政府干预的太少，而是政府干预的太多，不是市场发挥作用太多，而是市场发挥作用太少，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太多，所以我们就要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要表明我们的决心和毅力，所以最后用的是“决定性的作用”这样的表述，当然有些人说这样也好，因为我们这个阶段要解决的主要是干预过多的问题，市场作用过小的问题，这是我们这次《决定》里面第一个重大的认识上的突破。

当然《决定》不仅讲到经济改革，还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所以跟十二届三中全会不一样，跟十四届三中全会也不一样，跟十六届三中全会也不一样，那三个三中全会只是经济体制改革，这次是全面的改革，所以关于改革的路线图，讲了六个紧紧围绕，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外国人讲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实质上我们不是这样。然后讲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所以这是一次全面的改革。当然，这次全面的改革还是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改革的重点，因为会前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不同的需求，认为这次改革重点应该放在其他的方面，我们这次全会讲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这三个没有变是讲的这个意思。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看似这些话都是老话，但是等于重申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什么做这个重申？大家知道我们这些年，就像我上面说到日本1967年的时候一样，它的GDP最高达到12.4，价格也上来了，交通也拥堵了，环境也污染了，所以很多人不喜欢GDP了，说GDP去见鬼吧，GDP这个家伙有时候很不听话，有时候很听话。日本人说让GDP去见鬼吧，果然两年之后GDP真的见鬼去了，日本从此千呼万唤GDP就不回来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日本的劳动力没有那么多了，竞争力下降了，而韩国和我们的台湾起来了，竞争力上来了，迅速在劳动力密集型领域取代日本了，所以日本经济一下子就下挫了。当然日本当年下挫的时候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日本在1968年超过联邦德国，1980年超过前苏联，人均收入水平已经到达高收入水平了。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还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那么，这次《决定》的第二个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是关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我们原来讲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是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然后我们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里面两次重申，两次讲两个毫不动摇，第一个毫不动摇的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第二个毫不动摇的鼓励、支持、引导非公经济发展。尽管如此，非公经济还是觉得我只是个补充，我还是没有一个平起平坐的地位，公有制经济坐的是沙发，我坐的是小板凳，我跟你地位不平等。所以大家也注意到，这次会议之前，有些人也呼吁给非公经济一个“名分”，这次会议也确实给了非公经济一个“名分”，这次会议首次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这是这次《决定》又一个重要的认识上的飞跃。

不仅如此，这次还在完善产权保护制度里面讲，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的同时，特别重申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而且这次还明确了，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虽然我们的十六大就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经济，但当时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指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可以发展混合之经济，把股份制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股份经济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那非公经济可能有点担心，是不是自己会被剥夺，所以这次就明确了，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样就从根本上明确非公经济不会被剥夺。

同时，也强调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当然我们也讲了其他的一些东西，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等等，同时进一步明确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这次特别明确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公益性的国有企业要加大投入，要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提供更大贡献，这样的企业不是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主要是平抑市场物价的，涨价的时候你要卖，把你的库存卖了，跌价的时候你要买，你要保护生产者的利益。

在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里面，也有一些新的东西，非常好，首先是负面清单，市场经济国家基本上都是非禁即入，就是说你只要没有禁止我就可以入，可是在我们这里是允许才能入。实际上我们在过去实行的是正面清单管理，就是同意你进来你才能进来，实际上负面清单这个概念我们在上海自贸区的文件里面已经提出来了，只要没有列在负面清单里面的东西，企业就可以依法的平等的进入。还有我们在资质的认定方面也改了，过去企业注册是先证后照，你拿到那些证才给你工商执照，现在改为先照而证，比如说创办一个银行，过去你得到银监会开一个经营业务的许可证，然后工商部门才给你注册，现在你可以先到工商部门去注册了，然后再去领证。还有资本，过去我们是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度，慢慢的我们要改成认缴制度，实际上我们在有些行业已经试行了。

还有一些重大的认识上的突破，就是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现在我们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是割裂的，农民、农村集体没有从我们的城市化过程中受多少益，当然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们要先把农地转为国有土地，农地转为国有土地的时候价钱很低，转过来的之后价钱一下子暴涨了，所以这个收入农民没有平等的分享，当然这里面很复杂。如果是农地直接转卖的话，也卖不了那么贵，因为政府搞开发，提供了大家都想竞争进入的开发区，才使这些东西增值了。当然我们要把这两块分开，该给农民的要给人家，总之要公平。所以要建立一个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也是我们这次非常重要的一个改革。

关于完善金融体系，这次的确提到的新东西不多，当然新的东西不多不是说改革决心不大，恰恰相反，我们总书记的说明里面讲了三个不写，一般性举措不写，重复性举措不写，纯属发展性举措不写，金融改革就属于正在推的举措，实际上我们这一届领导人对金融问题相当的重视。大家回忆一下，新一届政府组成之后出的文件最多的是关于金融的文件，金融改革已经率先迈出一步了，所以好多东西我们的国十条里面已经讲过了，全新的只有这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这是全新的，其他都是已经讲过的，就是怎么去推进的问题，包括我们围绕上海自贸区的建设，推了大量金融方面的措施，所以不是不重视，恰恰是很重视，实际上金融改革先给我们探路了。

关于科技体制改革也讲了不少，当然更多的是对过去的一些做法进行一些总结，一些提炼，当然也有一些新的东西要注意，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评价成果的机制。实际上有些创新是为创新而创新，还有建立创新调查制度和创新报告制度，构建公开透明的国家科研资源管理和项目评价机制。过去我们钱没少花，科研经费花了，创新成果没有带来，大家都在那骗钱，你抄我我抄你，科研的腐败很严重。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在上升，当然总的专利（数量）上去了，可是主要的外观设计等专利，发明专利没有上去，钱花了发明专利没有买来，那就不能有效推动我们的自主创新，所以这次要调查，要报告，有了报告，别人想抄都不行了。

接下来是关于政府职能转变，这也是这次的着力点，这里面有这么几个创新，第一宏观调控体系，本身宏观调控就是一个创新，大家学过宏观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外国人叫宏观管理，我们叫宏观调控，宏观管理跟宏观调控有什么区别？开始有些人说没区别，我们说是有区别的，外国的宏观管理就是总量平衡，就是财政货币政策，而我们的宏观调控除了总量平衡还有结构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的优化，就是还有结构的调整，还有对由于周期波动引起的一些东西的监管。过去我们刚提出来的时候，国外的人持怀疑态度，但是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尤其是国际货币金融组织，他们转而肯定我们这一套了，为什么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们开始研究说应该把宏观审慎性监管纳入宏观调控里面来，那个宏观审慎监管就是由周期波动造成的那个因素的一些监管，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肯定了我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过去发展战略是管长期的，宏观调控短短期的，但是两个是什么关系,我们没有去清晰的表达过，这次有了一个清晰的表达，是健全与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的宏观调控体系，等于说明确了，宏观调控不是为了调控而调控，而是围绕我们中长期发展而调控。

那么接下来，在深化投资体制改革里面讲了一个，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企业投资项目，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外，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政府不再审批。不管是国企，还是非国企，只要没有牵扯这几项，就自己去审批，减少政府审批。

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明确这是“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这次还有一个新的，提出了三张资产负债表，加快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核算制度，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当然后面还讲到了，要编制自然资源的资产负债表，这个也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些年地方政府的负债很多，那地方政府负债就牵扯两个问题，短期来看有个流动性的风险问题，该还的时候，没有现钱去还，这个倒是没有太大的问题，没有现钱可以借钱，借不来钱可以变卖点家当去给人家还，这个没问题。关键是从长期来看，今后我们肯定还得继续负债，因为负债方式是工业化，城市化，尤其是城市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方式，为什么呢？城市化建设投资那些基础设施是几代人受益的，我们是看法国的下水道，看英国的下水道，澳大利亚的路，100年前，80年前修的，孙子重孙都用上了，那爷爷一个人负担公平吗，爷爷那时候还是很穷的，所以就各国设计一种机制，长期的债券相当于平滑给下一代去，下一代用这个下水道，那你也掏点钱，分摊一下，那么我们未来肯定还得继续负债，那未来的负债可能牵扯经常性的问题了，就是该还的时候能不能真实的还上，如果没有现金没关系，你可以砸锅卖铁，问题是到时候你还没有锅可砸可卖，这个就牵扯到你的资产和负债是不是平衡的问题，所以这次就明确，我们要变全国和地方的资产负债表。

还有接下来要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这次政府的职能有新的说法，我们过去是四职能说，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市场管理，这次变成五职能说，从16个字变成20个字，但是有7个字是新的，过去讲市场经济调节，这次叫宏观调控，明确了，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过去环境保护是放在市场监管里面的，这次把它特别单列出来了，可见我们对环境保护的重视。

关于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这里面有一个优化行政区划设置。

接下来专门有一部分讲的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这次把财税体制改革提到一个空前的高度，过去讲财税体制，财政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结合部，这次讲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过去讲公共财政，这次讲的是现代财政制度，这个里面有区别，公共财政主要提供公共服务，现代财政包含了经济建设的职能在里面。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是一个有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必须承担一些经济建设的职能，政府不能说经济建设政府不管了，完全交给市场，所以过去那个公共财政的表述有道理但不是特别的科学。

这次也讲改进预算管理制度，里面有一个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过去我们是年度预算，发达国家有年度预算也有周期预算，我们现在先搞一个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慢慢地过渡一下。

税制这次基本上是一个重申，当然这个税收优惠要清理，以后要从严。

还有就是讲财权和事权的关系，过去我们讲财力和事权相适应，这次变了，因为过去我们1994年改了财权没有动事权，所以财权跟事权有不配合的地方，不管这个事权合理不合理，现在财力要跟上去了，要保障先让事权能够有效的履行，现在就返回来要看事权合理不合理，所以这次《决定》里面大量的篇幅讲事权在中央跟地方之间怎么配制，而且特别提出事权和支出责任要相适应，意味着过去的那种“上级请客下级买单”的事情不能再发生了，你做的这个决策那你就承担这个支出责任，你的权和你的责要对应，你承担这个支出责任那你再决策，这次还有这么一个含义在里面。

应该讲这些创新非常好，我们相信如果这些创新能够落实到位的话，能够给我们带来重要的创新活力，激发我们发展的活力，给我们带来新的改革繁荣，新的发展，让我们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得更加坚实，让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获得更加坚实的体制机制的支撑，以上是我讲的不成熟的一些意见，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杨婧雅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1210/75004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