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最好的母亲”变成“最坏的母亲”的社会之痛

 

【网络舆情案例】

【事件介绍】

11月20日，河南省鹿邑县法院，武文英涉嫌故意杀人被审。去年2月，她把农药瓶递给脑瘫双胞胎儿子，致二子死亡。长期辛劳，46岁的她早已满头白发。

“慈母”毒杀脑瘫双胞胎全村沉默

河南农妇武文英共4个孩子，向其双胞胎儿子递农药瓶；事发前1个月还接受媒体采访，10个月后自首

怀孕那年，武文英喝下农药想结束生命，在镇上的医院被抢救过来，几个月后，她生下了双胞胎儿子，都是脑瘫。

20年后，46岁的武文英又拿起了农药瓶，但结束的是双胞胎儿子的生命。

村民们以为，脑瘫双胞胎的死，对于这个有4个孩子的家庭，是一种解脱。对这起案件，全村人对外统一保持沉默。

可武文英并没解脱，10个多月后，她选择了自首。

今年11月20日，武文英因涉嫌故意杀人，在河南省鹿邑县法院受审。

家徒四壁，武文英的丈夫曾试图求助，但碰壁。媒体三次报道“母亲照顾脑瘫双胞胎19年”的事迹后，政府部门送来轮椅和500元钱，和兄弟俩每月共60元的低保待遇。可即使这个村里见诸报端的“知名家庭”，也没走进当地部分相关部门的救助体系之内。

“如果能给她判缓，啥活都扔下，咱全村老小都去。”今年11月21日中午，河南省鹿邑县贾滩乡赫庄村村口，编草帽鞭的女人和留守老人议论着。

他们无从得知，前一天，庭审已经结束，武文英的丈夫高松中怕丢人，没通知乡亲们。

去年2月10日，河南农妇武文英在家中把半瓶农药递给了患有脑瘫的双胞胎儿子，两兄弟服毒后身亡，那一年他们刚好20岁。

在她所在的赫庄村，所有村民都在为她保守着孩子死去的秘密，直至事发10个月后，经常在坟头上痛哭的武文英走进派出所自首。

20年来，武文英因对两个患病儿子的不辍照料，屡受当地媒体报道。她对媒体说，只要我活一天，就会照顾他们一天。但这承诺只坚持了1个多月，在一种莫名情绪的驱使下，她决定让孩子死去。

“这是一起罕见，又十分典型的案件。”审理此案的一位法官说，武文英犯了法，但遭遇让人心酸。

 

农药

看着弟弟妹妹走出家门，国辉再次开口，“妈，俺不想拖累你了，让俺喝药吧。”

看守所里，46岁的武文英一头白发，只有后脖颈的一小撮是深灰色。她把两个手掌心朝上叠在一起，尽量把手铐缩进袖口。

在赫庄村乃至乡里，武文英都算是“知名人物”，周口一家晚报曾三次报道她辛劳照顾两个脑瘫儿子的事迹。报道中，照顾脑瘫儿子19年的武文英被称为“慈母”。

2012年1月9日发表报道的记者侯国防记得，最后一次见武文英，她一脸愁苦，一直念叨老了后两个儿咋办。但她对侯说，只要我活一天，就会照顾他们一天。

这承诺在一个月后破碎。

武文英回忆，2012年2月10日早上，她和丈夫又爆发了一次激烈的争吵，高松中踢翻了板凳，蜷缩床上的双胞胎儿子被父亲的吼声吓得直哆嗦。

丈夫出门后，她强打精神给双胞胎儿子穿上衣服，把哥俩抱到院子里的木椅上，给手脚的脓疮晒太阳。

她感到疲惫，想回屋坐会儿，这时大儿子国辉喊住了她，“妈，给俺一瓶农药。”她望着哥俩，没言语，忍着没哭。

中午12点，小女儿和小儿子放学回家，武文英泡了两碗方便面打发了他们。

国辉和国增没像往常一样嚷嚷着要吃饭。看着弟弟妹妹走出家门，国辉再次开口，“妈，俺不想拖累你了，让俺喝药吧。”

武文英变得烦躁，跑进里屋，从案板下拿出个绿瓶子，赌气一样放在推车木板上。

那是半瓶一斤装的甲拌磷，是早前高松中买来喷小麦和棉花的。

转身进屋，武文英坐在床边捂脸哭起来。她说她当时想和两个儿子一块走，“可两个小的咋办？”

哭了不知多久，邻居高交通(音)突然跑进屋子，“快去看看你孩子吧。”

院里弥漫着呛鼻的味道，武文英看到双胞胎仰着脸瘫在木椅上，嘴唇青紫，绿色农药瓶躺在地上，她抱着儿子哭起来。

等村卫生所大夫王宗启赶到时，两个孩子已经“不中了”。

养育

奔忙于家务、农活和四个孩子之间的武文英“渐渐呆掉了”。42岁时，她头发全白了。

赫庄村南口，三间低矮的红砖房被院前高大的桐树遮住了阳光，那是武文英的家。

过去的20年，邻居任祖银一进村就能见哥俩面对面瘫软在车里，头也抬不起，见了人就咧嘴“嘿嘿”笑。

说起患先天性脑瘫的哥俩，村里没人不知道。

老大国辉勉强能说成句的话，老二国增只会“呜拉呜拉”地叫。他们动弹不得，全身瘫成一团，大小便失禁，只有胳膊还听些使唤。

高松中说，孩子1岁多确诊患病后，国辉曾做过后腰手术，但并不成功，便没再为小儿子尝试。

给双胞胎穿衣、喂饭、抱出去晒太阳、洗刷屎尿裤，武文英每天像钟摆一样机械重复。

任祖银总能见武文英挎个筐满村子转悠，“像个要饭的”。

 

她是在找灰。常年瘫痪，哥俩臀部生出褥疮，化脓流血。武文英收来玉米秸秆烧剩的灰，用细筛子滤掉灰里的土坷垃和硬草棍，做成“灰袋子”垫在哥俩屁股下。

高松中说，20年里，妻子没睡上一个囫囵觉，夜里要起来三四次给儿子翻身。

别人都盼着孩子长高变胖，可这对武文英是更沉重的负担。邻居姜巧荣说，不到20岁，双胞胎都有130多斤，长得比他爸还高。

好几次，武文英抱着儿子到推车上，一屁股摔在地上，木车子推坏4个后，她再也推不动了。

邻居姜巧荣看到哥俩常“耍脾气”，不管街上叫卖啥，国辉听到就要，不给买就嚷嚷“文英、文英”，骂脏话。

武文英伤心，也说过狠话，“不要你们了。”可是村里的人和亲戚劝她把两孩子送出去时，她不停摇头。

曾有安徽亳州的人为做生意减免税款，让双胞胎中的一个跟他去，每个月给1000块，高松中觉得中，“毕竟家里有四个孩子。”

“这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孩子给虐待了，死了咋办，肯定没我伺候的好。”武文英死活说不通。

但村里人渐渐觉得，整天奔忙于家务、农活和四个孩子之间的武文英“渐渐呆掉了”。42岁时，她头发全白了。

她为数不多的闲暇是坐在院门口发呆，人叫也不应。出村子“找不着东南西北，去乡里的街上，得有人领她回来，要不就走迷了。”

求助

高松中多次给媒体打电话：“帮找找政府，看有没啥救济。我也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

家里六张嘴全靠在建筑工地做瓦匠的高松中，他每天赚百八十块钱。20年前给孩子瞧病借的35000元，至今还有3千多没还上。

生下小女儿和小儿子后，贾滩乡政府和方庄大队的人来罚款，高松中手一摊“你看我家有啥你就拿吧。”

房子是用自家桐树做的椽木和檩木，窗上钉着挡风的透明塑料哗啦啦地鼓动，墙上、屋顶吊着红蓝白的彩条塑料布，边角处是化肥袋子补丁。两个歪歪斜斜的衣柜，最值钱的是电视机。

高松中说，最后罚款的人见木椅上穿开裆裤的脑瘫哥俩，之后再没来过。

没钱时家里种的桐树10块钱一棵就卖掉了。“走到谁家门口，谁都害怕，”高松中说。

高松中求过政府。十多年前，他去找过村大队两回，“谁也不管，说几句不好听的，太丢人。”之后就再也不找了。

武文英和高松中不知道，三年前，河南省实施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计划为贫困脑瘫儿童实施康复训练，国辉、国增兄弟俩当时在救助范围之列。

此项方案由残联负责，而双胞胎兄弟俩信息，并不在鹿邑县残联的残疾人系统中。

鹿邑县残联康复部尹姓工作人员介绍，县残联从镇政府和村大队获取村里的残疾人信息。河南省也在社区和农村设置残疾人工作协调员，负责将残疾人情况上报基层残联。

但残联没有从乡政府或村大队接收到高国辉和高国增的残疾信息，“工作人员太少，不可能挨家挨户去排查。”

调查中，方庄行政村并不存在这样的协调员，负责赫庄村日常事务的村大队会计魏广运，对武文英家的情况有所耳闻，却“不了解详情”。

尹女士介绍，村里不上报，就需要家庭来申请。

 

贾滩乡民政所工作人员马艳丽介绍，即使办理残疾证也不会有任何补助，而且残疾证需要家属提出申请主动办理，否则乡里也不会向鹿邑县残联汇报。

这些信息不曾抵达这个偏远的自然村，文盲的母亲和小学没毕业的父亲，更无从得知。

由于高松中的“不经心”，双胞胎儿子一直没上户口，无法吃低保。

媒体成了他们唯一求救的希望。记者侯国防记得，2009年5月第一次采访后，高松中多次打来电话：“帮找找政府，看有没啥救济。我也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

报道发表后，转机出现，好心人送来被子、营养品、电风扇等。镇政府送来轮椅和500元慰问金。

没户口的哥俩低保挂在高松中名下，两人每月共60元。

这些，都没能改变高家的贫穷。

争吵

一次争吵中，高松中摔了武文英供的菩萨，“这个家就没好过，菩萨根本保佑不了我们。”

在警方的审讯中，武文英有一个诉求，“不再跟丈夫生活”。

“他说俩孩子和废人一样，照顾他们干啥？两个小的也被他们拖累。”武文英说，丈夫的话让她寒心，她抱怨丈夫对照顾两个脑瘫儿子不曾搭一把手，甚至怀疑丈夫“在外面有女人”，说偷听到他和别的女人打电话。

喝醉酒的高松中开始和武文英争吵、动手。

武文英的姐姐武作荣认为，对感情的绝望，是压垮妹妹的最后一根稻草。

武文英怀双胞胎时，就因为高松中打她而喝农药。

最近七八年，争吵愈演愈烈，高松中经常追打到武作荣家。

就在脑瘫哥俩出事前的正月初二，在武作荣家喝酒的高松中和武文英争吵，缘由是武文英拦着外甥送酒给他。

走出姐姐家没多远，武作荣眼看着高松中在路边，揪住武文英的头发踩在脚下，往妹妹身上踹。

武文英曾多次提出离婚，可想到孩子，她一次次放弃。

武文英的身体也在慢慢垮掉。早上腰疼得要拽一把才能起床。村卫生所的王宗启记得，武文英常半夜胃疼得直嚎，请他去瞧病。

堂屋正中靠墙的桌上，武文英供奉着一个菩萨，一个太上老君，三个财神爷，她每天跪拜烧香。

武文英信命，她常对人说“劳碌命、命不好、认命吧”。

2011年底，武文英见邻居姜巧荣“信主”，请求带她一起，也想“减轻痛苦”。

隔三岔五的聚会，赞美诗、祷告，武文英学不会，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没两个月，高松中不满了，“和人家能比吗？你有那时间吗？”

投案

“儿子没了，还是挨打，没盼头了。”武文英走进了贾滩乡派出所自首，打破了全村维护的沉默。

对于双胞胎脑瘫兄弟死亡事件，村里都一致保持了沉默，很多村民认为，这结果对武文英生活来说是个解脱。

武文英并未因此解脱。

邻居姜巧荣说，去年9月份，村里人约武文英一起去地里干活散心，让她扔根玉米，她弄不明白该怎么扔；给小麦打药，完事后发现药打到别人地里去了。

而她和丈夫的冲突也没有丝毫缓和。2012年12月26日早上，夫妻俩再次争吵，武文英嘴角被打出血，又想起了两个死去的儿子，愧疚攫住了她。

 

“儿子没了，还是挨打，没盼头了。”武文英在鹿邑县法庭里哭着说，26日下午，她走进了贾滩乡派出所自首，打破了全村维护的沉默。

自首当天，她被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刑事拘留。

“我感到对不起孩子。”武文英的法律援助律师孙艳丽说，2013年10月末的一次会见，武文英不断地重复这句话。

庭审前，武文英见到了小儿子和小女儿，她跪在他们身边哭着。“能不能等我拉扯大两个小的再来坐牢？我一辈子都不出去，偿还两个大儿子。”

11月20日，鹿邑县法院刑事审判庭里，听着起诉书指控的事实经过、证人证言，武文英没任何异议。

“我全都认罪，我对不起两个儿。”这个没上过学、勉强会写自己名字的农妇，哭着不停点头。

法官手里还有一份5页纸的联名求情信，盖着方庄行政村(赫庄村上属村庄)的红章，方庄村书记王洪涛说，这代表着3000名村民。

案子没当庭宣判，戴着手铐的武文英回到看守所，等待判决结果。

坟

高松中捡起地头秸秆堆在坟头，稍稍高出一拃长的冬小麦麦苗，这才看出来是个坟。

村民们记得，武文英自首前，独自跑到儿子坟上哭了一个多钟头。

两个孩子的坟，是高松中立的。

孩子死的当天，赶回家的高松中也哭了，“埋了吧”，他在自家麦地里挖个坑。

没有棺材，兄弟俩被放在睡觉用的木板上，穿着那身脏衣服。高松中准备就这么简单下葬时，被武文英拦住。

她坚持买来寿衣还有新被子，在床板上铺层海绵，两层被子，还有轻易尿不透的油纸，她把质地舒软的丝绵被子贴身盖在儿子身上，又盖上一层被。

那是2012年2月10日深夜11点多，高松中用铁锹挖出一米多深的坑，木板上的哥俩还保持着蜷缩的姿势，面对面地侧躺着，拳头握在胸前，高松中填着土，心生惧怕，可怕啥，他说不清。

2012年12月28日，武文英自首后第二天，高松中挖出双胞胎儿子的尸体，“肉还是成块的，只是脸没了模样。”

尸检后，哥俩又被埋回原来的坑，可没太多回填的土了，高松中捡起地头秸秆堆在坟头，稍稍高出一拃长的冬小麦麦苗，这才看出来是个坟。

2013年8月27日，高松中被鹿邑县公安局“涉嫌帮助毁灭证据罪”取保候审。

2013年11月，又是满地油绿的麦苗，村民们说，哥俩的坟像嵌在麦地里的一块疤。

高松中不止一次梦见两个儿子，他们飞起来了，张着嘴巴说着什么，但他什么也听不清。

毒杀亲子请为我们的冷漠付费

所谓悲剧，就是把最美好的事物毁灭给人看。对于一个家徒四壁的农村贫困家庭而言，如果没有制度性的救济，养活一对脑瘫的双胞胎儿子几乎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救助机制，而是救助机制根本没有发挥应有的价值。政府实施保障性项目，本意就是为了救治贫困残疾儿童，而真正需要得到救治的人却偏偏没有得到救治，那么，这种保障性项目究竟起到什么作用？而当地政府的不作为，令人无法容忍，这是保障项目成为摆设的原因之一。

空谈法律与道德，往往是苍白和残忍的。对于双胞胎脑瘫兄弟死亡事件，村里都一致保持了沉默，而在武文英投案自首后，3000多名村民又集体递交了一份联名求情信。在情与法之间，村民们用一种最朴素的方式做出了选择，这并非因为他们不懂法，而是因为他们相信，法律之上还有道义良心。

 

慈母毒杀脑瘫儿是社会之痛

一个慈母变成杀人犯，固然有其法律意识淡漠因素，但直接原因，还在于政府未尽到救助责任。作为一个被媒体三次报道的“知名家庭”，本该赢得更多社会帮助和政府关爱。然而，当地政府除了给他们办理了“每月60元的低保”，便再无别的帮助。宣传爱是为了播洒爱，而不是对爱心取乐消解，给一座城市贴金。面对父母的数度求助视而不见，面对两个残疾人“不了解详情”，生孩子罚款倒是无比积极，如此没有一点温度的冷漠，无疑是将他们往绝路上逼，浇灭了他们最后的生存希望。

父母毒杀脑瘫儿案例并非个案，近年来时有耳闻。比如江苏农妇捂死20岁脑瘫女；深圳母亲抱两岁脑瘫儿跳湖……而杀死智障儿、棒杀精神病儿等悲剧也是常见。这类家庭悲剧，折射出的是数百万家庭的共同困境：除了经济窘迫，更有心灵难以承受之重。对这样的困境，我们需要的是理解和宽容。而如何惩罚，自有法律主持公平正义。一个人如果不容分说地爬上道德制高点指手画脚，自我扮演道德打手角色，这种冷漠虚伪的低劣情感，本身就缺少温度。

毒杀脑瘫儿之痛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更是全社会的，因此，止痛需要举全社会之力，不仅要完善救助制度，解决他们的经济窘境，还要为他们的医疗、康复训练提供支持，甚至可以考虑建立如弃婴岛那样的集中收治模式，让家庭感受社会的温暖。而如何避免或减少缺陷病儿的出生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命题。

据卫生部发布的《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2012)》称，我国每年1600万新生儿中大约有90万带有出生缺陷。而医学早已证明，脑瘫是可以通过婚检或产检检测出并及时控制的。但从全国范围看，我国婚检率一直在低水平徘徊。即便2011年达到了41%，也远远低于城市95%、农村85%的目标。很大程度上，婚检、孕检、产前筛查这三个环节的失守，是导致全国诞生出500多万不幸家庭的重要原因。随着“单独二胎”政策的即将放开，更多孩子将来到人世。如果缺陷儿源头问题不解决，潘多拉盒子就随时打开着。当一个家庭孱弱的肩膀难以承受双重痛苦的挤压，这样的悲剧就无法避免。

【启示与思考】

“毒杀亲子”是一出人伦悲剧，但更是一起社会悲剧。对这个已经陷入绝境的家庭来说，向社会和政府救助，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但是即便他们的故事三次获得媒体的报道，最终也没有走进当地部分相关部门的救助体系之内，最终屡屡错过了由政府主导的救助机会。

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国家一些救助信息，帮扶政策根本传达不到村里，传达不到需要救助者的耳朵里，而这些弱势群体，困难家庭的基本信息，也同样传达不到县乡各级政府部门的“耳朵里”，于是在苦苦煎熬了20年之后，“毒杀亲子”的人伦悲剧发生了，曾经“最好的母亲”也成了现在法庭上“最坏的母亲”。这种信息的堵塞，能说当地政府和干部一点责任没有吗？

再者，在媒体多次报道之后，武文英家虽然也收到过好心人送来的生活用品以及镇政府送来的轮椅和500元慰问金，但这显然不足以帮助这个家庭脱离自生自灭的困境。武文英，这个勉强能写自己名字的农村妇女，以及他的脑瘫孩子们，在近乎“原子化”的生存状态中无依无靠，能生存20年已堪称生命的奇迹。他们的乡邻未必没有同情或帮助过他们，但是在青壮劳力都出外打工的农村，恐怕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在社会转型期中的农村，通常是既找不到家族血亲的支持，也找不到社区组织的援助，不少人像武文英一样自顾不暇又不堪一击。

武文英的家庭悲剧，深刻地暴露了当地农村社会治理的涣散，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的恶劣生存状态。从城市到农村，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都呈现出递减的趋势，越是急需救助的人越是求助无门。与其说武文英制造的悲剧是人性的悲哀和道德的沦丧，还不如说这是社会保障和救助在农村底层的尴尬。因为不堪生活重负，无论是母亲杀病子还是儿子杀病母都已经屡有报道，在为当事人的命运叹息之余我们还应做些什么？

对此，不仅政府要承担起责任，积极改进目前的救助体制，消除救助盲区，提高救助效率。同时，也应让各类公益组织充分发育，为它们提供资金、政策等各种支持，弥补政府空白。如此，才不会让母亲毒杀亲儿的悲剧再次发生。如今的中国不缺钱，也不缺爱心，缺的是救助的政策支持和效率，缺的是公益、慈善等社会救济事业的发达。社会救济有力，人们就不会感到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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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1217/75111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