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陈云

 

毛泽东和陈云，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建国后，陈云主要从事经济工作，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尽管毛泽东与陈云在经济建设有些问题上有分歧，但毛泽东对陈云的才能和贡献是充分肯定的。

由于反冒进，毛泽东冷落了陈云

1956年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但是，由于当时党和人民迫切希望迅速改变新中国经济落后的面貌，在经济建设中，出现了盲目冒进的现象。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主管经济工作的周恩来和陈云，很快就发现了冒进的问题。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中宣部起草了一篇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这篇社论于1956年6月20日发表。社论说：当前一方面存在右倾保守思想，另一方面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如农业发展纲要40条本来是要在5年、7年和12年内分别加以实现的，但有些同志因为心急图快，企图在两三年内即把这些事情全部做好。有些工业生产计划在制定时，没有充分考虑材料的来源和供产销的平衡问题，计划订得不切实际，使计划的执行发生很大困难。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我们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也不应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这篇社论，实际上体现了陈云关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许多话都是陈云早就论述过的。

这篇社论的发表，对抑制冒进，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并未根本解决问题。党的八大后，在许多领导经济建设的领导干部中，急躁冒进的思想又有所抬头。对此，陈云十分重视。

在党的八大闭幕不久的1956年10月下旬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陈云提出了经济冒进的问题。他在发言中说：我国的建设规模应该多大，是个根本的问题。前三年的建设基本按计划进行，今年的规模大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矛盾要很好解决，现在国内市场很紧张，人人都有意见。今后搞建设，粮食、肉、植物油等吃的东西必须得到保证。他还说：我们搞建设，“宁愿慢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陈云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赞同。周恩来在会上说：现在的速度已经很了不起了（史料见《陈云年谱》中册337-338页）。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讨论，制止过热成为周恩来、陈云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们的共识。1956年11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审查和控制一九五六年基本建设的紧急指示》。这个指示，压缩了一些不正常的投资项目。

但是，毛泽东却对反冒进持怀疑态度。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在作报告时，引用了不久前周恩来、陈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所说的：经济建设要稳当一点，“右倾”一点好的观点。毛泽东插话问：说的是什么右？刘少奇说：是快慢的右。毛泽东说：这种右可以（史料同上书344页）。但毛泽东的这个表态，实际上是很勉强的。接着，在周恩来、陈云分别就经济、财政、粮食问题作报告后，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讲话，提出了平衡与不平衡的观点。他主张：在经济建设中，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他说：“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暂时建立了平衡，随后就要发生变动。”“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毛泽东还说：“我们的各级党委，各部，各级政府，是促进呢？还是促退呢？根本还是促进的。社会总是前进的，前进是个总的趋势，发展是个总的趋势。”（《毛泽东选集》第5卷313-315页）毛泽东的这番话，显然表明：他不赞成反冒进，他主张要促进，而且，毛泽东关于打破平衡的话，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陈云关于经济工作要保持平衡的观点的。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对陈云提出反冒进意见时讲的要压缩1957年的预算和计划指标，有很大保留。

但是，陈云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在八届二中全会闭会不久的11月19日，陈云在商业部扩大的部务会议上讲话指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他提出了一个“紧张平衡”的概念，但紧张平衡“绝不能紧张到使平衡破裂”。此后，陈云在领导经济建设的实际工作中，仍然坚持反冒进。

由于当时毛泽东还没有发动大跃进，关于反冒进的意见分歧并没有在党内突出出来，毛泽东也没有把反冒进当作一个重大问题提出来。

 

1958年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开会，开始批判反冒进。不久，毛泽东在南宁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亦被称为“南宁会议”。会上，毛泽东再次批判周恩来和陈云反冒进的观点。他说：“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以为早已红了，钻到里面出不来。一九五六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反冒进，一九五八年又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他还警告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他说：反冒进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他认为，提出反冒进的人，就是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他还说：反冒进的人已经到了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反冒进就是泄了六亿人民的劲，反冒进伤了许多人的心。可见毛泽东批判反冒进，口气中十分严厉的，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给反冒进的同志上的“纲”是很高的，戴的帽子是很大的。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一连发表三次讲话，矛头指向国务院、特别是指向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集中批反冒进，同时强调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观点。

在南宁会议上，与会者都在猜测：毛泽东批判的锋芒主要是对着谁的？当时参加会议的薄一波回忆说：“当时大家心里在纳闷，这到底是批评谁？少奇同志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一月十七日晚上，毛主席约富春、先念同志和我谈话，明确讲到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662页）此后，毛泽东抓住反冒进问题连续批。他把1956年6月20日的那篇关于反冒进的《人民日报》社论找来，在会上念一段批一段，还说：这篇社论是针对谁的？是针对我的《高潮》序言提出批评。社论提出的方针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的空气挫伤了积极性。这是没有料到的。

陈云没有出席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不知道会议的情况，因此，他也无法表示自己的意见。在南宁会议上，刘少奇、周恩来做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这样，毛泽东也就没有再进一步追究反冒进的责任，但他对于坚决主张反冒进的陈云，明显表现出了不信任。

由于毛泽东多次批判反冒进，并且陈云后来也在与柯庆施、周恩来等交谈中得知了毛泽东批反冒进主要是指向他的，于是他不得不做检查。在1958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云检讨了自己反冒进中的错误，并表示，对反冒进中的财贸工作的错误，自己负主要责任。陈云在他的检讨性发言中，还违心地承认：自己在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汇报工作时，有“倾盆大雨”、“本本主义”现象。毛泽东在陈云的检讨性发言中插话，不点名但实际上是针对陈云批评说：“反冒进的同志跟右派相距不远了，大概五十米远。”毛泽东还说：反冒进的同志不让政治局和他本人参与设计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总是让他“强迫签字”，“事实上是一种封锁”（史料见《陈云年谱》中册410页）。不能不说，毛泽东对陈云的这些批评，是相当严厉的。在会上，毛泽东还说，这次批反冒进，“是中央内部的整风”。此时，毛泽东已经开始发动大跃进了。这次会议不久召开的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实际上就是大跃进的动员大会。会上，确定了1958年的跃进指标。陈云在心里对这些高指标是不赞成的。毛泽东心里也明白，陈云对大跃进是有看法的，更知道陈云关于经济工作的观点与自己是不同的，但他也顾不上与陈云交换意见了，他设想：要通过批判反冒进，来开大跃进之路。而且当时全国的局面是：全面开动宣传机器，反右倾、鼓干劲，毛泽东也以极大的热情，推动大跃进高潮的到来。

虽然陈云违心地做了检讨，但事情并没有完。毛泽东在此后仍然连续批反冒进，并且把冒进当作正面口号来提。他当时就说过这样的话：“我赞成这个冒进。这个冒进好嘛！”“今年下半年，你们就会看到，要有一个大冒进就是了。”他针对陈云说：“以后反冒进这个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群众。”1958年3月，中央在成都召开会议（史称“成都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继续批判反冒进，而且这次批判的话说的更重了，他把反冒进和不反冒进，提到了反马克思主义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他说：“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陈云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且在会上再次作了检讨。毛泽东在1958年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过：反冒进，是大家都在正确路线下，在个别问题上的意见不一致。毛泽东为反冒进做了这样的定性，使陈云等主张反冒进的人在政治上得到了解脱，没有受到政治上的追究，陈云仍然在中央主抓经济和财政工作，但毛泽东明显表现出了对陈云的冷落。此后，凡做出重大经济决策，毛泽东不太听陈云的意见了，甚至毛泽东见陈云也很少了。在1958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陈云不得不又一次就反冒进问题作检讨。毛泽东在陈云事先送给他看的检讨稿中加了这样的话：财经工作的方针、路线及大的政策问题，都应经过中央和各级党委做出决定；在执行决定时，可以用座谈会、辩论会、大字报的办法。毛泽东加写这段话，明显是对过去陈云工作的一种批评，也表明，毛泽东今后对财经工作要收权了。

这一时期，陈云虽然参加中央的重大活动，但他的话毛泽东再也听不进去了。而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头脑都发热的情况下，陈云也不能再讲话了，他只能沉默，而且还不得不经常就反冒进问题违心地检讨。当时党内一些思想上“左”的人甚至背地里称陈云为“老右”。

 

国难思良将，在严重困难时期，毛泽东起用陈云

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害。由于大跃进造成了经济比例失调，加上严重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使中国进入了三年严重困难时期。

严重的教训使毛泽东猛醒，他开始认识到：保持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是正确的，同时他也认识到，批判反冒进是一个失误，陈云关于经济建设的主张是有道理的。1960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听取工作汇报时说：“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他对大跃进的错误承担了责任，并且认定：三年困难的“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1961年初，他在指导经济建设中，实际上已经按照陈云过去采取的办法，把各方面指标都调低了，并且说：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养生息。从这一认识出发，他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共同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建设方针。此时，毛泽东重新倡导实事求是、调查研究。

为了系统地总结经验，统一全党的认识，1962年初，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再次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会上说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他的办法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这一次，我说请他讲话，他说不讲，我说你哪一年讲？他说过半年可以讲。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

毛泽东在这段讲话中特别提到了陈云，他说：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国难思良将，毛泽东开始重视陈云的意见，并在经济建设中起用陈云。

对于陈云在指导经济建设上的正确意见，此时中央领导层已经有了共识，大家都认为，还是陈云历来主张的保持平衡、稳妥可靠地发展经济，是正确的方针。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有了这个共识，此后的经济工作基本上都遵照陈云的意见进行，在这种情况下，陈云也敢讲话了，他在七千人大会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讲话时，讲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办法，还在大会上讲了解决困难的措施。

1962年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西楼会议”），会上，刘少奇专门请陈云讲了话。陈云在讲话中分析了目前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同时提出了六条克服困难的意见。刘少奇非常赞同陈云的意见。接着，中央决定，召开有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的扩大会议，主要请陈云讲话。在2月26日召开的这次会议上，陈云发表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李先念、李富春也就财政和工业建设等方面的工作发表讲话。三个讲话，以陈云的讲话为主，实际上，陈云在讲话中提出了中国今后经济建设的基本原则问题。刘少奇对这三个讲话十分赞赏。在他的提议下，中央批转了这三个讲话。

 

当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认为，应当恢复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主要领导人的一致意见，是让陈云当组长，但陈云一再推辞，说自己身体不好。因此，一开始议定由李富春当组长，周恩来、陈云等为成员。但实际上，陈云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核心。这个小组所确定的关于中央领导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都是按陈云的意见制定出来的。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讲话，提出了调整经济的基本方针，突出强调了综合平衡问题。这个讲话，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一致赞成。刘少奇将陈云讲话印发给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成员。不久，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还是由陈云来当组长，刘少奇的这一提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成。当时在外地的陈云听说后表示，不变为好。刘少奇说：大家都同意你当，你就当。就我个人来说，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陈云只好听从安排。就这样，他担任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组长。

1962年3月16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专程飞赴武汉，向在那里的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情况，并把陈云、李先念、李富春的讲话稿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仔细阅读了这三篇讲话稿，表示完全同意。他尤其对陈云的讲话稿十分赞赏，他决定把这三篇讲话稿都批转给省军级干部参阅，同时表示同意陈云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组长。刘少奇回北京后立即办这件事。3月18日，中央发出《关于批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4月19日，中央下发了关于陈云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的通知，4月26日，中央又决定扩大传达陈云等同志讲话的范围。

刘少奇对陈云的主张尤其重视，他提议并指示他的秘书邓力群把陈云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整理出一个摘要。当刘少奇就此事征求陈云意见时，陈云不同意。但刘少奇说：可不广泛印发，只印发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同志，陈云才同意。邓力群下了很大功夫，整理出了陈云经济工作意见摘要，刘少奇认为这个材料非常好，他把这份材料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也十分重视。那一时期，陈云关于经济建设的意见，受到了党内高层的重视，也得到了全党同志的拥护。

陈云主张实行包产到户，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陈云再次被冷落

1962年4月，陈云在上海疗养期间，收到了田家英到湖南韶山等地农村调查后所写的材料，这个材料中反映了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要求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要求。陈云看了这份材料后，称赞其中“观点鲜明”。他十分赞成这份材料中的观点，结合自己所调查了解的情况，经过反复思考，陈云于1962年6月下旬，就用重新分田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恢复农业产量问题，分别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交换看法。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林彪与陈云取得了一致意见。陈云心里有了这个底，便于7月6日致信刚刚从外地视察回到北京的毛泽东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一小时够了。”（《陈云年谱》下册120页）

此前，毛泽东曾表示，不同意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到户，并且对此很反感。陈云也知道毛泽东有这个意见，但他仍然顶着冒犯毛泽东的压力，要找毛泽东当面谈清自己的意见。有的同志劝陈云不必急于去向毛泽东提自己的建议，陈云说：我担负全国经济的领导职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提与不提，变与不变，关系到党的声誉，关系到人心向背。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怎能延误时机。他坚持要向毛泽东当面汇报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见了陈云的信后，同意与陈云谈一次。7月6日下午，陈云去毛泽东处谈话。他直截了当地向毛泽东提出建议：用分田的办法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的产量。他还说：恐怕个体经济跟合作小组在相当长时期内还要存在（史料出处同上）。听了陈云的这个建议后，毛泽东明显表示出了对陈云建议的不满，并严厉地批评了陈云。当时，毛泽东批评陈云所说的话是很重的，这对陈云的打击很大（史料据邓力群同志回忆）。几天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他很不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但他是中央常委，向党的主席讲意见，组织上没有错。毛泽东严厉批评了邓子恢、田家英，说他们主张“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搞修正主义。

由于陈云直接向毛泽东提出了包产到户的主张，使毛泽东对陈云十分不满，并对陈云的信任发生了动摇，此后，毛泽东又听不进陈云的话了。鉴于这种情况，陈云便不大讲话了，而且他身体确实很不好。他于1962年7月28日致信邓小平并转毛泽东，提出：由于自己心脏状况很差，体力也极衰弱，请求不参加北戴河会议。31日，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示同意。

当国民经济恢复到一定水平时，毛泽东重新肯定了陈云的主张

毛泽东同意陈云不参加研究经济问题的北戴河会议，以及在北戴河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是一个重要标志。这表明，毛泽东又一次冷落了陈云。当然，也不再重视陈云有关经济工作的意见了。当时，陈云的身体状况也确实很差，主要是心脏不好。那时，陈云在一封信里说过，自己的身体要恢复到发病前的状况，恐怕要相当长的时间。从那以后，陈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苏州、上海、青岛等地疗养。

但是，在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仍然按照陈云的主张指导经济建设，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使中国的经济在1963年、1964年迅速恢复，并得到很大发展。毛泽东心里清楚：这是贯彻陈云关于经济工作意见的结果。他虽然仍然不同意陈云搞包产到户的意见，但对陈云总的经济理论，还是赞赏的，现在他又看到了贯彻陈云主张的成果，因此，他开始在一些讲话中肯定陈云的主张了。陈云关于经济工作的意见、陈云在中央的地位，在毛泽东那里，在中央高层，都重新得到了重视。此后，毛泽东多次在讲话中提到陈云，称赞陈云。1963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重新提到陈云的经济主张。他说：过去有人同陈云争论是否要提三大平衡问题，事实证明，陈云的意见是正确的。1963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如果陈云身体好，很希望他能参加今年国庆节的活动。1964年5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并讲话时说：他对陈云同志很怀念，大跃进时，大家头脑发热，陈云同志在压低指标上提过多次意见。高指标、高征购、浮夸风，这个教训永远也不能够忘记，永远也不能够再干了。1965年2月，毛泽东在听取薄一波汇报工作时说：1959年1月，我找几个人谈话，当时陈云的主张是对的。毛泽东在讲了要认识经济工作中的一些教训后，还让当时也在座的周恩来到上海向陈云转达他的意见，说他同意陈云的意见。在这里，毛泽东所说的同意陈云的意见，显然是指同意陈云同志关于经济工作的基本观点。

 

“文化大革命”中，陈云挨整，并被疏散到外地，他再次被冷落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此时，陈云因身体不好，仍然长期休养，但他十分关注国内的政治局势。由于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毛泽东重提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自然把当时与刘少奇、邓小平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的陈云也牵连进去。在1966年8月中央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云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虽然陈云也出席了这次全会，但他没有发言，以此来表示对“文化大革命”的保留态度。在这次会议上，陈云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但这次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由过去的7人扩大到了11人，陈云是第11位政治局常委，名列最后，而且，陈云的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不再提及，他在党内的实际地位降低了。

“文化大革命”中，康生首先跳出来整陈云。1966年8月13日，康生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华东小组会上攻击陈云说：陈云的思想也是长期与主席对立的。他以经济专家自居，自以为他的经济学在主席之上。看看他1962年的报告，就懂得他的经济学是什么货色。他只讲经济，不讲政治，他讲的经济政策，据我看，只是资本主义商人经济而已（史料见《陈云年谱》下册140页）。在康生等人的攻击下，陈云的处境很不好。当时，陈云虽然还没有被打倒，但可以说，他是处于挨整的地步。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刘少奇、邓小平检讨之后，也不得不违心地就自己在解放前和建国后的所谓“严重问题”写出书面检讨。毛泽东并没有要追究陈云什么“责任”，但中央文革小组及其顾问康生并没有罢手。在他们的煽动下，1967年1月，北京街头和造反派组织编印的小报上，也出现了不少攻击陈云的大字报、大标语、大批判文章。北京的一些大专院校的造反派，还对陈云搞突然袭击，于半夜闯进陈云的住宅抄家，要把他的保险柜强行搬走，经周恩来派人出面，才制止了造反派的抄家行为。1月底，北京大专院校和财贸系统的一些造反派成立了一个“彻底批判陈云联络站”。这个联络站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于当年3月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召开了批判陈云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誓师大会，提出：“对陈云的大批判，大斗争，是彻底砸烂刘、邓黑司令部伟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操纵下，中央办公厅于3月停发了陈云的《参考资料》、《参考消息》。

实际上，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打击陈云的意思。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对陈云的基本态度，是争取陈云支持“文化大革命”，而周恩来则千方百计保护陈云。因此，陈云虽然受到一些冲击，也挨康生等人整，但并没有被打倒，他还可以出席中央高层组织的游园活动，还可以上天安门，但显然，中央已经不让他工作了。

陈云对自己的处境十分清楚，他对家人说：看来中央不会再让我工作了。我准备集中时间看书。他自己定了一个五年计划，集中读马列的书和毛泽东的著作。定了计划后，他就照着去做。在“文化大革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陈云除了下厂“蹲点”外，剩下的时间全部用来读书。

到1968年中期，毛泽东打算在全国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召开党的九大，结束“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等人开始围绕着九大中央领导班子人选做文章。1968年7月，康生就九大人事安排问题给江青写信，后附他拟定的九大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名单。康生虽然也把陈云列入名单中，但却把陈云列入了需要考察的一类人中，试图一旦有机会就把陈云排除在中央委员会之外。此后，康生、江青等人继续找陈云的麻烦。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小组讨论会上，谢富治带头攻击陈云，说陈云和刘少奇、邓小平一样，是搞修正主义的，是反毛主席，反大跃进，反总路线的，休息时也不干好事。会上，陈云被迫多次就自己的“路线错误”进行检讨。康生还给毛泽东写信，攻击陈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包庇坏人。1969年4月，九大召开。会前，毛泽东同意陈云出席党的九大，但由于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揪住陈云不放，因此，他还是处于挨整的地位。九大分组讨论时，陈云又一次被迫就自己的“路线错误”进行检讨。九大选中央委员时，陈云虽然当选为中央委员，但却没有进政治局，而且九大之后中央也没有再分配他什么工作，只是让他和一些老同志去工矿企业“蹲点”调查。不久，根据中央关于紧急战备的指示，陈云被疏散到江西市郊一个军队干休所，每天到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此时，他一家被分散在江西、湖南、西藏、京郊等地，陈云是一个人被疏散到江西的。他到江西后，以至后来参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时，都不得不对自己的“路线错误”进行反复的检讨，而且还不时地受到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攻击。可以说，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云在建国后的政治生涯，处于最低点。

此后，中国发生了1970年庐山会议批判陈伯达的事情，1971年又发生了林彪叛逃等重大事件。在这些事情发生后，虽然陈云积极参加了批判陈伯达、批判林彪的会议，并且揭发了陈伯达、林彪在历史上的罪行，对中央的经济工作也提出了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但他仍然没有受到重用。在1973年8月党的十大上，陈云当选为中央委员，但他仍然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中央也没有分配他任何具体领导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进入中央领导核心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新中国的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陈云的政治生涯也发生了重大转折。

此时，陈云开始在中央一些重大会议上发表一些分量很重、对党内生活发生重大影响的讲话了。1977年3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交了书面讲话并发了言，他提出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的问题。他还在1977年9月发表《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一文，集中提出坚持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的问题。在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作了很有影响的发言，提出了要解决党内遗留的重大历史问题，同时也对经济建设问题提出了正确的看法，得到了党内绝大多数同志的拥护。

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同时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从此，陈云的政治生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责任编辑：葛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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