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凝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力量

 

编者话

近日,我市社科理论界召开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畅谈学习体会和心得，现将部分专家学者发言摘要刊发。

全面深化改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

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教授　荣长海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我们要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前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而为了解决我国当前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困难，则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可以说，全面深化改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

改革这个概念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来的，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解释，开放也是改革。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改革开放一词一直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广泛地使用，改革开放也因其巨大的实践效果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本理论和主要范畴之一。无论从历史的逻辑还是从现实的实践逻辑来看，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改革开放。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到今天，既取得了令人钦佩叹服的辉煌成就，也在深刻转型中积累了一些深层次问题。中国向何处去，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各种期待一直存在，只待中国共产党人如何行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明确的回答：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道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唯有如此，别无他途。

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千头万绪，十分繁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这一重要的新提法，充分证明了全面深化改革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集中体现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一句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但必然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要使各方面体制改革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同时也需要社会各方面自身相关环节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这个新要求将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从历史上看，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推进，必将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深远的影响。

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教授　刘润忠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总动员、总部署。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必须充分认识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领导的极端重要性，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为成功实现中央改革决策部署提供坚强保证。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确保改革正确方向的根本。全面深化改革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立场和原则，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国际国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和艰巨程度显著加大。只有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才能牢牢把握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权和主动权，才能有效应对前进中的各种风险和挑战，确保改革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并取得成功。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凝聚共识、形成推进改革合力的重要保证。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领域改革和党的建设改革紧密联系、相互交融，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牵动其他领域，同时也需要其他领域改革密切配合。另一方面，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然涉及各种社会关系、利益格局的调整，改革的难度不断加大，任务分外艰巨，没有坚强的政治领导、思想引导，改革不可能顺利推进。只有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才能确保中央各项改革决策部署得到全面贯彻实施。

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和三中全会《决定》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正确对待利益格局调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保证政令畅通。加强对社会思潮和重大思想理论问题的引导，凝聚各方面共识，形成改革合力。

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必须大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完善推进改革落实的机制，加强统筹协调，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坚持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加强对改革重要举措的研究和论证，以重大问题为导向，广泛开展社会协商，凝聚智慧和力量，齐心协力推进改革。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扬“钉钉子”和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精神，攻坚克难，积极投身改革事业。强化全面深化改革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选好干部，用好人才。完善干部培训和实践锻炼制度，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动改革能力。

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人民是改革的主体，人民的支持是改革成功的关键。必须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始终站稳群众立场，着眼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利益，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牢固树立群众观点，相信群众，尊重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群众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自觉贯彻群众路线，及时总结地方、基层和群众创造出来的经验，转化为推进改革的具体举措。

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教授　李家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思路在总结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符合我国现阶段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史看，一般都以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突破口和着力点，探索如何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事实证明，在正确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不断深化市场取向改革，会持续开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局面。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就必然要确立市场作用的定位。《决定》将市场作用由以往概括的基础性作用提升为决定性作用，是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从现实需要看，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长期没能得到实质性转变为例，这既有发展阶段的制约，更与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等体制因素直接相关。明确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紧紧围绕这一定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我国针对新形势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经济社会发展添动力、增活力的必然选择。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意味着政府简单退出、无所作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政府与市场之间并非是此强彼弱、此多彼少的简单关系，政府在配置资源方面既要从越位与错位的地方退出，又应在缺位之处补进。正因为如此，《决定》在给市场作用重新定位时，一并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作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应有之义，既强调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又明确了政府的职责与作用，并就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制定了改革措施。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需要对市场主体和市场体系进行新的规范和完善。《决定》就“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做出了改革设计，特别肯定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以两个“都是”的新论断和两个“毫不动摇”、两个财产权“不可侵犯”为基础，就完善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做出设计。其中关于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新谋划进一步奠定了市场发挥决定作用的微观经济基础。市场起决定性作用，需要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我国的市场体系亟待完善，现存的市场垄断和地方保护问题必须打破。为此《决定》就市场规则、价格机制、用地市场、金融市场、科技市场等方面提出了多方面改革举措。《决定》还基于发挥市场决定作用设计了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这种紧紧围绕市场作用新定位做出的整体谋划，体现了改革设计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可以保证作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顺利推进。

 

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是天津建设北方经济中心的必由之路

天津商业大学校长、教授　刘书瀚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新的战略部署，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是我国35年来改革开放成果的自信彰显，也是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积极推进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宏观战略。为实现中央对天津“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的定位，我们要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全力构建天津开放型经济体制，抓紧做好自贸区规划调整和申报建设工作，形成整体差异性优势，充分发挥港口聚集资源和经济辐射功能。

首先，要积极申办自由贸易区，打造开放经济新天地。一是基于香港模式建设自由港型自由贸易区，充分发挥独特的港口资源优势。二是基于建设北方经济中心的目标，自由贸易区规模要足够大，或逐步扩大，使之有利于打造和发挥经济中心的资源集聚和经济辐射功能。

其次，要强化港口功能,形成区域优势。港口是天津开放经济的基础，要想使对外开放空间更为广阔，就要首先使对内开放更加深入。要以开放的思路、开拓的举措，集中力量建设以天津为中心，连接北京，覆盖环渤海，贯通内陆腹地的陆运大物流圈。具体做法是：积极把产品出口和销往沿海地区的大型产品的组装环节引进天津港口加工区，使其在低成本地区完成加工或完成部分加工后，能在天津直接或经组装后送往沿海其他地区或海外，真正成为与制造业联动、跨地区特别是连接内地的专业物流园区。尽快建设通往北方内陆地区的专线铁路，形成大物流圈的专用铁路网，成为自由贸易区的重要依托。

最后，要在法治环境建设方面走在全国前列。自由贸易区是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区域，法治环境建设是重要的软件条件，这个环境好坏不仅事关国家形象也直接关系区域功能的发挥。法治环境建设一直是影响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秩序的短板，而自由贸易区建设则可能在法治环境建设上与发达国家接轨而成为一个“制度高地”。为了成功推进天津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进程，必须首先将自由贸易区法治环境建设列入日程，尽快制定一部统一调整自由贸易区各种社会关系的有关行政依法、经营守法、民众遵法的行政法规或法律。消除道德与法律、立法与执法、人治与法治之间的“灰色地带”，为自由贸易区的健康持续发展营造环境。

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新的发展“红利”

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阎金明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指出：“由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既是对自党的十五大以来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继承和深化，也是在新的条件下，通过体制机制的变革和创新获得新的发展“红利”的重大举措。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就要在宏观上保持所有制结构的多元性，即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外资等经济成分并存，体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企业微观层面上则表现为产权主体的多元化，由不同所有制性质的投资主体共同出资组建。企业内部允许员工持股和对管理层的激励，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的联合体。

马克思指出：“一切所有制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改革开放35年的实践表明，产权主体多元化所产生的发展动力是巨大的，混合经济将是国民经济发展新的动力和“红利”。首先，国有企业的实力加上民营企业的活力等于企业的竞争力。国有企业通过和社会资本相互参股、融合，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把国有企业的实力、诚信、社会责任和民营企业的创新精神、市场意识和活力相结合，其产生的“正能量”显而易见。其次，混合所有制可以有效促进国有资本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使国有资本的经营者更多地以市场为导向，提升经营才能和管理水平。第三，混合所有制有利于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尽管经历了放权让利、责任制、承包制、股份制等多种方式的改革探索，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同时，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存在一些弊端。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在一些行业，国有资本以外的成分很少进入，非公有制度经济面临“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障碍。实践表明，放开竞争性业务，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有利于实现国有企业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第四，有利于调动民间投资创业的积极性。全会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势必会有更多的民营企业参与到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之中，共同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开展境外投资。

近期深化国企改革的重点应是大力推进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以调动全社会投资创业的积极性并形成新的企业运行机制。要区分不同性质的国有企业，除对涉及国家安全、国防军工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国企保留国有独资形式外，其他一些竞争性行业应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同时应采用负面清单的办法，向全社会推出一批符合国家产业导向、有利于转型升级和淘汰过剩产能的项目，用国有资产“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吸收社会资本，以新的企业运营模式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混合经济的发展繁荣。与此同时，还要形成新的国资管理架构，通过设置若干个行业性国家投资公司，用经济手段进行资源配置，实现产业均衡协调发展的调控目标。

总之，混合所有制经济不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其与我国现阶段的发展要求是一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对它有了全新的认识，作了新的制度性安排。

统筹服务设施网络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

天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张健华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统筹服务设施网络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这对于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实现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均等化，以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为主要内容，通过明确设施建设、管理服务、评估考核的适合、适应、适当标准，确保人民群众享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权利均等、机会均等、结果均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的实现，需要以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文化站、文化室、农家书屋等组成的服务设施网络建设为前提和基础。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载体和场所，服务设施网络建设对于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均等化具有基础性决定作用。

当前，公共文化服务的基础不断夯实，一个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正在形成，但也出现了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阶段性问题。如在建设主体上出现了条块分割现象，在建设体系上出现了类型单一、结构失衡、功能失调、管理失序现象，在建设格局上出现了城乡二元结构对立，在建设水平上出现了区域之间的不平衡现象。针对这些问题，要在服务设施网络建设方面做到“四个统筹”，以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均等化。

统筹服务设施网络建设的组织机构。要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统筹服务设施网络建设中各级、各类组织机构的条块关系。纵向的条条之间做好协调，防止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失真问题；横向的块块之间做好合作，防止建设中出现“孤岛现象”。

统筹服务设施网络建设的类型结构。要按照类型多样、结构合理、功能协调、管理科学的基本原则，不断完善省、市、县、乡、村等多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在标志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方面，要积极推进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影剧院、文化广场等大型文化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其引领和辐射功能。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方面，要不断扩大文化馆、文化站、文化室、农家书屋的覆盖面，打造以图书馆、文化馆为龙头，以乡镇文化站为枢纽，以社区和村文化室为基础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

统筹城乡之间的服务设施网络建设。在政策、资金、人才、技术、产品、服务等方面加大向农村地区的倾斜力度，建立以城带乡联动机制，完善农家书屋、文化室、文化大院、广播电视村村通等农村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建设，打破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建设的城乡二元格局。

统筹区域之间的服务设施网络建设。要全面、准确评估各区域建设现状，把不同区域作为有机整体统筹兼顾，积极推进公共文化资源的区域流动、重心转移，不断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建设的支持和帮扶力度，实现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从少到多、从欠缺到完善、从结构性失衡到动态性平衡。

健全制度体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

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南开大学教授　朱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化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地位，强调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以制度体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生态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在经济跨越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治理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由于经济管理和行政管理还未能形成对粗放型、外延扩张型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制约，加上资源价格和环境成本形成机制长时间未能理顺、价格杠杆难以撬动节约集约发展、资源性资产的所有权和收益权分割等，导致传统的工业文明的弊端日益显现，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片面追求GDP增长的落后发展方式，使自然资源消耗越来越多，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越来越脆弱。这些问题与落后的发展方式、生活观念和缺乏健全而严格的制度体系约束等密切相关。因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科学规划、制度先行，否则，生态文明建设的针对性、实效性和计划性就无法保证。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靠系统完整的制度体系予以支撑。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贯穿生产生活消费等各个环节，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实践证明，要公平、公正、有效地调整和规范不同主体在资源环境领域的利益诉求，迫切需要以系统完整的制度体系作支撑，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决定》按照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思路提出制度体系建设的框架，要求将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其他“四大建设”的顶层设计之中，用健全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完善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使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各项制度相互衔接，成为一个完整的、无缝隙的制度体系。

树立生态“红线”保护理念是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的根本。《决定》关于“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的刚性制度约束，标志着在今后的生态文明建设中，我国将逐步确定空间开发控制范围、资源利用控制阈值、重点污染物排放控制总量等，完善生态文明的控制性指标管理；将会继续推进国家及地方生态红线区域的划定，全面落实生态空间控制。还标志着在今后的干部考核中将强化生态空间保护、资源利用、主要污染物减排以及环境质量改善等指标。恪守生态保护红线，强化生态保护，以此反映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回应公众的生态环境保护呼声。

用全会《决定》精神推动落实美丽天津“一号工程”。天津市委、市政府多年来按照中央对天津的定位，在生态环境保护、发展循环经济、落实节能减排和促进低碳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一定成绩。特别是２０１３年做出的建设美丽天津“一号工程”，实施“四清一绿”行动，就是落实中央要求和群众期待的具体体现。今后，建设美丽天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要按照市委要求，深刻领会《决定》精神，以《决定》为新的起点，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进一步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把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大力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为开创“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而不懈努力。

责任编辑：董洁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4/0116/75397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