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院士头衔该“瘦身”了

 

【网络舆情案例】

【事件介绍】

媒体称783名中国工程院院士人均兼职7.2个

日前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公布了2013年新增选院士名单，广东新增4名院士，为近年数量较多的一年。这4位新增选的院士年龄均为50多岁，平均年龄53.75岁，最小仅50岁。

平均年龄比全国稍低

广东4名新院士分别是：新增科学院院士1人，为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彭平安。新增工程院院士3人，分别为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张偲、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陈勇、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郭仁忠。

4名新增的院士年龄都比较轻，均在60岁以下。其中张偲年龄最小，仅50岁；彭平安，52岁；陈勇，56岁；郭仁忠，57岁。平均年龄仅为53.75岁，比此次我国新当选的院士平均年龄低。据悉，中科院的５３名新院士平均年龄为５４岁，中国工程院的５１名新院士平均年龄为５６．９岁。据悉，50多岁在院士界属较年轻。

最长在穗扎根近30年

驻扎在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近30年的张偲，是少有的广州本土培养出来的院士。记者获悉，张偲1985年从中国海洋大学本科毕业后，分别于1988年、1998年获得位于广州的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硕士、博士学位。从1998年起至今，他一直留在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工作，先后担任研究员、副所长，所长。

四人中不乏海归，其中郭仁忠于1984年从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硕士毕业后，于1988年赴法国Franche-Comt大学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归国。陈勇1993年获日本名古屋大学化工系工学博士学位，专攻能源与环境方向。

广东仅一名官员院士

此前高官竞选院士曾引发争议，记者获悉，此次广东增选的院士中，现任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副主任的郭仁忠是唯一的一名官员，是一名从学界转战政坛的学者型官员。从全国情况看，公布的两院院士中，一些在大型国企担任“高官”、“高管”，在科研机构担任“校长”、“所长”、“院长”的人相比往年较少。

此前，有长江三峡集团公司董事长曹广晶、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耿汝光、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张晓鲁、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张新国、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束国刚、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执行副总裁柴洪峰、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易小刚、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等人候选，但最终均未当选。

当选的“高管”、“高官”有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曹耀峰、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黄维和国务院学位办主任赵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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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享受何种待遇

广东院士联络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广东院士的待遇和国家公布的院士待遇一致，并没有更多特殊。在医疗方面，享受副部级待遇，生病了，直接由省委保健办跟进；在工作生活补贴方面，则根据院士承办的项目来定。

 

在我国，院士头衔是学术界“最高荣誉”，但院士享受的很多待遇大到副部级，却与学术地位无关。

不久前发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改革的利刃指向了院士体制，要求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

日前，记者采访了曾对院士制度研究立课题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就院士退休/退出制度、院士待遇、院士兼职等方面制度的建设和改革进行分析。

退休/退出

称号终身制不存在退休

当前，社会对院士群体期望很高，有些院士已过古稀，有的甚至没有了工作能力和精力，但是他们似乎永远不退休，即便有意愿想要退休，但很多单位还是把院士当成一种政绩工程的广告使用，当做旗帜来飘扬。

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接受采访时表示，院士不应该存在退休或退出。顾海兵说，院士应该是一种终身的荣誉，它不是一个实际的职位或者职务，如同劳动模范一样，只是一个称号，应该是伴随终身的。而无论退休还是退出，都只存在于实际职务和职位上。

待遇

应取消院士副部级待遇

中科院和工程院曾被戏称为“中国部级官员最多的单位”，据了解，院士在部分省份享副省级、副部级待遇。顾海兵介绍，享有“副部级”待遇并非只是体现在收入上，很多省市或单位给院士配车、医疗时享受高干病房待遇、配备秘书司机等等。

如何对院士现有待遇制度进行规范和改革？顾海兵认为，院士是一种荣誉，但应该取消其享有的副部级待遇。以在大学工作的院士为例，他们有作为教授的收入，有课题收入。作为院士，应取消副部级、副省级这样的待遇来规范院士待遇制度。

兼职

兼任实职应受监督惩罚

顾海兵说，院士有兼职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概念，一个是身兼实职，另一个是身兼虚职。比如说，一位院士，他是中科院的研究员，同时还是某某大学的校长，有的院士，一方面在大学工作，一方面还身兼某某企业的董事。

对于虚职，顾海兵则认为，院士在其精力允许的范围内，可以有多个虚职，而虚职的数量该由所在单位规定。

顾海兵还透露，目前很多大学都对教授有不允许兼任实职的规定，但执行起来却形同虚设，院士也该规定不允许兼任实职，且应有配套的监督惩罚办法出台。

 

工程院士人均兼职7.2个该减负了

其实，两院在数年前就明确要求：“院士应避免过多的社会兼职。院士兼职必须要与本人研究专业相关，不应徒挂虚名。要与自身精力相适应。”尽管如此，可院士兼职过多的问题并没避免。

一方面院士成了香饽饽，争抢院士成了寻常景观。当然，有的是渴慕人才，有的则是“千金买马骨”，把院士当做装潢门面的金字招牌，甚至把引进多少院士列入了“政绩榜单”。院士总量就那么多，即使争抢不到给其挂个虚职也成。于是乎，人均兼职7.2个就成了“必然”。

另一方面，各地竞相重金聘请，统一配车，赠别墅外加不菲的年薪，不能不让人动心。有的甚至兼了人家的职，荒了自己的田。还记得当年，曾深陷浙江大学药学院论文成批抄袭门的李连达院士，所搪塞众口的就是在不同兼职机构中带有50多名博士和博士后，时间不够、精力不够。

可见，无论从保护中国学术的创新力，院士本人的身心健康，还是维护院士的公誉计，都有必要把过多的兼职负担降下来。

避免院士荣誉成“爵位”

事实上，很多人没有分清院士“退休”与“退出”的区别，简单的讲，作为最高的学术荣誉，“院士”本身就是一个荣誉称号，是对过去工作的高度肯定，因此，院士只能从工作岗位“退休”，但院士头衔仍然保留。而“退出”则意味着从院士名单中除名。

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提到，“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其中“退休”和“退出”就有着不同的含义。

现在舆论讨论比较多的是“退休”的问题，而挡在退休制度前面最大的阻碍是利益固化问题。在我国，“院士”两个字意味着更大的行政权力和更多的科研资源，院士所在的单位和地方政府会竭其所能的吸引更多的院士“加盟”，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各地对院士是按照副省级待遇对待的，医疗、住房等标准都要提高一步”。

除此之外，一些院士还利用强大的学术影响力到处兼职。刊发于2012年5月《学习时报》上的一篇文章透露，“在783名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共有5610个兼职，人均兼职7.2个。”院士群体之“忙”可见一斑。

从这个角度讲，很多院士并不想退休，即使是有一小部分院士想退休，所在单位也会设置重重阻碍，这也就出现了中国林业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的那句名言：“你是我们学校的旗帜，还要靠你说话呢。”

如果院士永远不退休，就意味着这个高尚的学术桂冠成为“荣誉+利益”的复合体，与名利双收的“爵位”无异——一朝获封、终身得益。

“荣誉”是应当保留的，但“利益”必须剥离出去，这就必然要求院士在一定年龄、一定条件下从所在单位退休，并且要对商业性的兼职做出必要限制。

而下一步的改革才是“退出”机制，即剔除名不副实的人——即使是极个别的，也需要从制度上予以完善。

 

如何让院士远离名利场

“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这是不久前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要求，它将改革的利刃指向了院士体制。央视《新闻1+1》近日采访了中国唯一获准退休院士秦伯益和八十岁高龄想退休而不得的院士沈国舫，将院士遴选和退出制度的弊病，再次摆放在世人面前。

就如秦伯益院士所说，“院士制度本没有错，就是现实中被扭曲了，我只希望能够质本洁来还洁去。”中科院和工程院曾被戏称为“中国部级官员最多的单位”，以前这还仅仅意味着他们享受相当于副部级的待遇，但近几年却有了更深的含义：不少在职和离任的央企高管和政府高官也顶戴了院士这个“最高学术荣誉”的冠冕，以至于出现“仕而优则士”的怪现状。学术质量已经参差不齐，甚至不时传出剽窃与造假丑闻。巨大的现实利益面前，院士制度已经被看得见的手进行了过度扭曲，以至于有些年迈的院士想要退休而不得。

从院士的遴选和产生机制看，我国的院士候选人产生规则中，除了院士推荐外，另一重要的途径是国内各有关科学技术研究机构、高校和中国科协所属一级学会，按照组织系统进行推荐，而此类候选人必须经过其主管部门、中国科协或省级政府组织初选。院士群落曾出现7年的“大跃进”，在1994年到2001年间，仅工程院院士就增长了540%。这种“大干快上”在2003年之后开始趋缓，但在名额有限的情况下，央企高管和政府官员争当院士的现象，又显得格外扎眼。包括剽窃、造假院士产生，一定程度上都和进行初选时官方或半官方机构不适当的介入有关。

而院士们几乎永不退休和退出的制度安排，也放大了院士体制内固有的问题。不仅“问题院士”仍可高枕享受院士荣誉所带来的一连串利益，那些年老智力下降的院士，仍占据实务职位，让中青年人才无法替补，这显非中国科技界之福。

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原院长秦伯益，在2004年从院长职位退休，震动学界，也成为中国唯一退休院士。他表示不要让院士成为“花瓶”，算是一语击中院士自身成为名利场构建者的无奈。在783名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共有5610个兼职，人均兼职7.2个，很多人在跑会和挂名科研中虚度，而各地出重金延揽院士任职，贪图的也通常不是院士的学术研究能力，而是由他牵连而来的资源。

80岁高龄的沈国舫院士欲退休而不得，症结也正在此。在沈国舫看来，很多院士已经因年老而变得“知识老化”、“说话不在点子上”，但其所在单位仍以“你是我们学校的旗帜，你们还代表了学科的发展方向”等为由，令他们终身任职。这中间当然有尊重院士的成分，但更多时候只是看重院士所能为单位带来的名利而已。

既然是中国学术的最高荣誉，院士们当然要满足我们对学术的最高期待。那些造假的和在央企及政府奔忙的人，就请退出院士吧，年迈的院士只需有个荣誉职务，就不必把持关键实务岗位不放了，把机会留给学术能力更强的中青年。从遴选和产生的程序入手，在退出和退休制度上把关，让院士不再厕身于“名利场”，而是深耕在科学的殿堂。

 

【启示与思考】

说到院士，很多人都会想到他们学富五车的渊博知识和成果斐然的学术成就。然后，院士头衔多的现实，却让人们深深感到：这些“头衔”和学术有关的太少，和“利益”纠葛的太多。

首先，院士“头衔多”分散了院士的精力。我们知道，术业有专攻。但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院士也是人，和正常人一样，也要吃饭、休息睡觉。在每天总量有限的时间里，院士因为过多的社会职务，参加各种应酬，必然会挤压自己搞科研和做学问的时间。没有起码的时间做保证，院士的工作状态可想而知。而以这样的工作状态，人们还能期望院士做出怎样的研究成果呢？

其次，院士“头衔多”容易滋生腐败。常言道，有利益的地方就有江湖。有的院士，一方面在大学工作，一方面还身兼某某企业的董事。我们知道，院士本身是个非盈利组织赋予的荣誉。而作为一家企业的董事，因为经济利益的关系，肯定要为企业说话。这样一来，院士和董事的角色就产生了冲突。比如，在一些涉及产品认证和评审的环节，院士这样的双重身份就很尴尬，容易引起社会公众质疑。而这样的后果，一方面，产品的认证评审过程就不能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容易受到人情因素的干扰。另一方面，院士的社会形象也因此受到牵连和影响。

第三，院士“头衔多”，也给社会树立了不良的示范。因为院士“头衔多”，各种考察、颁奖、鉴定、座谈、评审的邀约，挤满了院士的各种时间，而与之相伴的是各种“隐形的福利”。比如，公款出国考察旅游、评审收好处费等。而更加让人担忧的是，很多省市、单位、企业，把院士当做金字招牌来装潢门面，院士的各种“头衔”被当做一种“广告效应”。以这样的“名人效应”做宣传，只会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浮躁，让院士在学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所以，院士的“头衔多”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需引起我们社会的反思。让院士安心地做学问，他们的“头衔”应该越少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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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4/0109/75464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