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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又见“穷县豪楼”,如何解开“穷奢通吃”的吊诡
2014年01月10日 13:32
【反腐倡廉案例】
【事件介绍】
黑龙江海伦申请贫困县却建豪华办公楼
黑龙江省海伦市是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和“大豆之乡”,近几年,海伦一边申请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一边变相投资近亿元兴建政府大楼,继去年戴上“贫困帽子”,今年又搬进“豪华衙门”。
“走关系”加入贫困县
海伦市位于黑龙江省中部地区,是一个拥有80多万人口的传统农业大县。2010年11月,海伦市申请上报省定贫困县。据该报告数据显示,全市农村贫困人口近17万人,年人均纯收入不足1300元,70%的农户靠借款维持生产生活。
2012年初,黑龙江省政府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公布,海伦市“新晋”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行列。一位机关干部透露,如果没有过硬关系和超常努力,这顶帽子根本争不到手,当时把领导能用的“关系”都发动起来了。
然而,记者查阅海伦市最近三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未发现任何有关摘掉“贫困帽子”的工作目标或时间表。相反,倒是有的领导干部叫屈:海伦不属于全国14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还有更优惠的政策没能享受到。他们中甚至有人认为,没有一定比例的贫困人口,这顶帽子就保不住,所以脱贫速度和规模都要有“规划”才行。
置换13层办公大楼
与海伦市贫困帽子极不相称的,是今年正式投入使用的政府办公大楼。该楼群占地近2万平方米,由一栋13层主楼和东西两栋5层楼组成,共有办公用房820间。
2010年,海伦市领导班子决定,将市中心占地近3万平方米的政府办公楼,评估9600万元卖给一家辽宁企业,由该企业以海西新区写字楼名义,在新址为政府建新办公大楼进行置换。
一位市民称,即使按当时的地价,政府楼旧址拍卖至少值1个亿,绕这么多圈子用土地“换”大楼,只是一些地方政府避开上级和社会监督的惯用手法。
不过,机关干部们陆续搬进新办公大楼后,不仅未庆贺乔迁之喜,反倒纠结起来。一位干部说,虽然办公条件宽敞干净,可心里不踏实,担心群众背后指指点点,但旧楼又早已拆了,现在进退两难。
据海伦市政府办主任韩世强介绍,今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后,该市对政府大楼办公用房进行清理,已腾退办公用房137间,共计2260平方米。
曾想把办公楼让给学校
12月25日晚,海伦市财政局一名主要领导介绍,目前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仍然在“豪华办公楼”里办公,事件曝光后,政府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继续用吧,人家都盯着你呢;搬出去又没有地方。”
该官员说,这栋办公楼没有花费财政经费,而是通过旧有办公大楼置换得来的,“财政的确没钱盖这么好的楼”,置换过程中是否有资金盈余并不清楚。
海伦市委书记佟伟说,他下半年来最尴尬、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如何应对“穷县豪楼”的质疑。他甚至有过把政府机关搬出去的想法,可没有哪家企业用得上,他们也曾讨论让给医院或者学校的方案,但办公楼又不符合这些单位的用房设计。目前,他们在研究能否辟出新办公区,把公检法等独立办公的单位搬进来。
海伦市市长杨全胜认为,虽然“置换”是前任领导班子的决策,但客观上确有两个动因,一是原有砖木结构的政府办公楼年久失修;二是随着土地规模经营和城镇化步伐的加快,老城区的承载能力明显不足。
“由于申请国家级贫困县不确定性很大,建政府大楼审批手续严格烦琐,为了抢抓发展机遇,我们只好先上车后买票,两件事情一并推进。”该市一位前任主要领导称。
农村贫困人口占比低
“十一五”末,海伦市农民年人均纯收入6695元,年均增速达19.5%。海伦市申请国家级贫困县是否符合标准?海伦市扶贫办一名副主任表示,申请贫困县时上报的贫困人口年人均纯收入是不足1300元,这个数字是海伦农村贫困人口的年人均纯收入,国家在评定贫困县的标准时,考虑的也是农村贫困人口年均收入,“我们报的数据都是真的”。
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表示,国家制定上述标准时,收入上线是2300元,如果单纯从数字看,海伦市可以成为国家级贫困县。但“6695元”这个数字明显过高了,作为传统农业大县,海伦市有80多万人口,这表明在海伦年均收入不足2300元的贫困人口占比很低,否则平均收入不会被拉得这么高。而评定国家级贫困县,考虑贫困人口的年均收入,但没考虑贫困人口占比。
“哭穷”成贫困县却建亿元政府楼背后的畸形政绩观
当地主要领导向记者表示“深感窘迫和不安”,一番话可谓耐人寻味,至少证明这一系列自相矛盾的施政策略,他们自己也心知肚明,一方面出于利益驱使,想方设法骗取国家的贫困帽子背后的财政扶持,另一方面骗到了钱财却并没有打算投入民生,而是利用权力经营自己的安乐窝,也就是说“哭穷”欺骗上级骗来的贫困帽子好处,最终化作了官员穷奢极欲的享受,这似乎才是更大的问题。
所谓造成不良社会观感,引起当地干部群众质疑,这是当然的,老百姓更期望看到通过政府努力改善民生,提升地方形象,而不是通过不劳而获的方式取得一顶并不光彩的国家级贫困县帽子,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对地方政府施政政绩的极大讽刺。照讲作为地方政府官员,本应该同样有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政绩观,即通过勤政廉政、通过招商引资、通过政策扶持推进地方经济的发展,通过经济发展来改善民生,但遗憾的是海伦市的领导们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将哭穷来争取贫困县帽子作为取得上级财政扶持的手段,而事实上这个县并不算穷,据报导,“十一五”末,全市农民年人均纯收入6695元,年均增速高达19.5%。但为了获得更多的财政救助和政策倾斜,这个县级市的领导班子决定,宁要“里子”不要“面子”,开始把眼光瞄准国家级“贫困帽子”。
而申报贫困县资格的整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弄虚作假和欺诈上级的过程,比如编造虚假经济民生指标数据哭穷,声称“全市农村贫困人口近17万人,年人均纯收入不足1300元,70%的农户靠抬贷、借款维持生产生活,扣除人员工资和上划,全市财政收入亏空高达3.5亿元。”等等,众所周知的原因,2012年海伦市“新晋”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行列,一举戴上了“贫困帽子”。一些深谙此道的地方干部窃喜之余,心悦诚服地将主导“申贫”的领导捧为“功臣”,视这顶“贫困帽子”为一项特殊政绩而津津乐道。于是我们也看到了贫困县帽子戴上后,上亿元的政府大楼破土动工、拔地而起,以至于当地主要领导自己都觉得“深感窘迫和不安”,或许是做贼心虚吧。
实事求是的说,靠弄虚作假骗取贫困县帽子来获取国家财政支持的现象在各地并不鲜见,尽管大多数地方政府官员都会以追求经济发展促进民生改善作为政绩观,但同样并不缺乏类似海伦市这样为争取到这顶穷帽子沾沾自喜、津津乐道之官员。比如2011年全国百强县名单发布后,有网友发现,位居全国百强县第12位西部百强县第1位的内蒙古准格尔旗竟然还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中。而与2011年全国百强县同时发布的还有西部百部县、中部百强县和东北30强县,这三个名单中则包含了更多的国家级贫困县。也有一个地方“荣获”国家级贫困县殊荣后欣喜若狂,在当地市中心用大型电子屏幕打出“热烈祝贺新邵县成功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标语,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有时候也还怪不得那些追逐“贫困”政绩的官员,毕竟其中有利可图,而且上级评定“百强县”还是“特困县”的标准基本上都是闭门造车式的看报表或玩腐败,地方政府有机可乘,何乐而不为?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县同时戴着“百强县、小康县”的帽子,也戴着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之奇特现象。比如今年1月份,山西大同县在成为“小康县”16年后,终于开始享受“贫困”待遇,历经16年的小康县竟然主动“返贫”。为什么?与“跑”下贫困县对应,在以小康为政绩的年代,大同县申请到“小康县”称号。此后的十多年中,与其他县比,大同县发现,戴着不同的帽子,得到完全不同的“人生”。一顶贫困县的帽子,不仅意味着大量资金、项目,还有来自各方面的支持。于是,大同县看着“邻居”藏富,自己开始了“逐贫”,并终于成功入列。
这种“弃富逐贫”、争戴穷帽的顽强精神,堪比当年争当先进的干劲冲天,而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这种“装穷”的官场形态,可谓让人看似匪夷所思,照讲官员最看重的是政绩呵,政绩是什么?当然是脱贫致富,是财政收入、税收增长,是民生的改善。可笑的是一些百强县、小康县的帽子其实也是弄虚作假得来的,还是为了政绩,现在争抢“穷帽子”,似乎更看重现实利益了,只是让人质疑那些负责评定小康县或贫困县资格的上级部门,到底是一个什么标准?毋庸置疑,当前国家的扶贫体制中应该存在着巨大的漏洞,至少已经偏离了国家扶贫政策之初衷,甚至有可能形成一个新的潜在腐败的温床。比方说地方政府为了这顶“穷帽子”,到上面去“活动”绝对不可能靠耍嘴皮子,而是要动用各种人脉和资源,而上级来考察更少不了,你能否戴上这顶“贫困”帽子,似乎从来就不是以你有多穷或多富来划定的,这几乎成了人们普遍的印象,否则也不会出现让你“小康”你就小康,让你贫困你就贫困的官场怪相。
一系列现象折射出地方官员畸形的政绩观和利益观,当然穷帽子成了金帽子,其巨大的利益诱惑更折射出扶贫体制的乱象;相关主管部门应该从扶贫制度、体制、评定标准上进行反思和完善,除了堵住地方政府见利忘义的扭曲政绩观驱动、除了追究失职腐败官员的责任,那些靠欺骗获得的不当利益也应该吐出来,否则类似海伦市这种“哭穷”哭成贫困县却挥金如土大建亿元政府楼的现象还会出现。
“贫县豪楼”佐证扶贫机制亟待变革
“穷县豪楼”,反差之大折射现有贫困地区扶助机制亟待变革。始于1986年的贫困县政策,走到今天陷入只增不减的尴尬境地。1986年国家共划定了258个贫困县,而现在贫困县数量已攀升至592个。各地争当贫困县,俨然成为一股别样的“风景”。当然,个个争当贫困县,并不是因为人人喜欢贫穷。在贫困县这顶帽子背后蕴含着丰富的实惠利益。对于黑龙江省海伦市而言,贫困县的帽子可以发挥巨大作用,比如一些产业项目和公益项目的专项资金扶持,以及丰厚的财政转移支付。
但由于这些扶助资金的流通情况未有进入一个公开的监督渠道,这就使得“贫困县”这顶帽子很容易“跑偏”。“跑偏”表现之一是,“贫困县”却能盖起豪华办公楼;表现之二是,明明经济指标已经算不上贫困县,却舍不得摘。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均会令人对当地“贫困县”的名头产生“名不符实”的联想,而更加关键的是,由“贫困县”名头得来的财政资金,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贫困县”不“贫”,那便意味着其他发达地区承担的财政支援义务,并没有起到某种补偿性公平作用,反而是一场可笑的骗局。
综合相关报道,黑龙江省海伦市,显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贫困县。之所以能够评上,盖因新闻中某干部所言——“过硬的关系和超常的努力”。当然,这也是当前贫困县评选所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就目前而言,贫困县评选机制透明性不足,关于如何评选、怎样评选等具体细节,不但普通百姓无从得知,一些基层干部也无从知晓。而这种自上而下的信息不对等,显然给一些人提供了掮客空间。网上流行的一个段子,便是此类现象的反面缩影,真正评不上“贫困县”的“太贫县”是因为太穷了,无力出资。
因而,尽管海伦市的这幢办公大楼,当地政府声称其经费来源依靠所谓的“以土地换大楼”,但由于多数基层民众没有直接感受到扶贫资金的妙用,从而很难相信当地政府所谓的“以土地换大楼”方案。而这种不信任背后,也正折射出现有贫困县扶助机制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进入发展新时代的中国,贫困范围早已不再以一个县一个县的形式大规模存在。就贫困地区的现状而言,主要困难在于连片贫困农村、连片贫困山区的扶助工作。这就要求相关部门必须转变思路,从制度层面扭转扶贫工作的现状,拿出勇气终结“贫困县”评选机制,变支援贫困县为支援具体的扶贫项目、具体的贫困村乃至具体的贫困人群,以细化而具体的扶贫政策,压缩利益寻租者的寻租空间。而更重要的是,对扶贫工作资金的拨付与使用,也应当纳入一个公开机制,使民众能够通过一个透明而公开的监督平台,直接观察到扶贫工作所带来的实惠,从而有效发挥监督作用,预防类似“贫困县”名头所存在的“跑偏”风险。
【启示与思考】
海伦市委书记说,他下半年来最尴尬、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如何应对“穷县豪楼”的质疑。头疼不是坏事,说明舆论监督起了作用。新政府大楼是将老政府办公楼卖给企业,再由企业在新址建新大楼“置换”而来,但不能因此说“没花财政一分钱”,老楼难道不是公共资产?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恐怕还是为了躲避监督。按规定,已建的超标办公楼应当清退,当年的决策者也理当被问责。
“贫困县”的疑云并非只笼罩在海伦头上。为了国家的财政支持和政策倾斜,不少地方政府想尽办法把“贫困帽子”往自己头上戴,成功“申贫”甚至可以是官员的一项“政绩”。海伦的一名干部透露,如果没有过硬关系和超常努力,这顶帽子根本争不到手,当时把领导能用的“关系”都发动起来了。有句话说,“贫困县”的帽子瞧上去不好看,戴上去很温暖。为了享受政策,一些地方不愿“脱贫”,甚至主动陷入“年年扶贫年年贫”的怪圈。一些贫困县的大量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未直接用于改善贫困群众的生活条件或基本公共服务,而是用于提高GDP的经济产业项目,地方财政厚实了,官员政绩、待遇上去了,贫困人口却没能得到实惠。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贫困地区要把提高扶贫对象生活水平,作为衡量政绩的主要考核指标。“贫困帽子”的戴与摘,都需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严谨的标准,扶贫资金和政策要公开与监督,扶贫工作要开拓思路。无论是贫困县的申报和审批,还是政府大楼的兴建,其实都事关制度的完善,事关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督。从源头上查找原因、治理顽疾,才有望解开“穷奢通吃”的吊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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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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