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高危”背后的逻辑

刚刚过去的一年，应该是无良官员最感“风声鹤唳”的一年。

这一年，18名省部级及以上官员因违法乱纪被调查，而2008年至2012年间平均被调查的人数不到6个。

这一年，从治理“舌尖上的腐败”、“车轮上的腐败”，到发出“月饼禁令”、“贺卡禁令”狠刹不正之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加大检查监督力度，一批贪腐官员纷纷落马。

如此密集、凌厉的“打虎拍蝇行动”，让百姓拍手称快，同时也让一些为政者纷纷感叹：“当官越来越难。”最典型的，当属不久前，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周文彰通过年度数据对比得出的结论：“每年受处分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已经超过矿难人数，权力是有风险的，领导干部已经成了风险最大的职业。”

正是这句话，一时间引来大量“围观”。如网友大橙尼玛发难：这俩有可比性？官员落马是自作孽，矿工死亡有几个是自己作出来的？网友旁观者马勇则说：作为曾经的矿工，实在觉得这个对比太残忍了。矿工是死亡，永远不会回到家人身边了；而这些被处分的官员，还是有复出机会的。

近年来，“为官属高危行业”的论调甚为流行。有的官员甚至抱怨操碎了心、费尽了力，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或锒铛入狱，或职务被一撸到底，认为当官很不容易，类似刀刃上舔蜜鸡蛋上跳舞，从政潜在的风险很大。

实际上，这是个地道的“伪命题”。道理很简单，从政本身没风险，不好好从政才有风险。

当官自然会有权力，但这个权力姓“公”，只要你不滥用、不谋私，远离“贪污腐化、买官卖官、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不搞歪门邪道，何来“锒铛入狱”之虞？如果领导干部“管好自己”，就没有风险了，就不算职业风险，最多叫“官德缺失”、“吏治腐败”，是权力没有关进“制度的笼子”的缘故。

所谓“高危职业”，两个要素必不可少：一是出现人身意外的概率大，二是后果不可挽回。只有两者在事实上的发生率较高且职业回报不高，才算是高危职业，比如海上作业人员、矿工。中国的官场是否高危之地，不必多说，看看每年数以百万计的“国考”大军就基本清楚了，为了一个公务员职位，几十人上百人去竞争，决不会冲着“高危”而去的。

屁股决定脑袋，有些官员对自己身份一向过度自恋，受个处分，或官职降一级，都觉得和百姓丢条命似的，潜意识把当官的“政治生命”与矿工的血肉之躯划等号。比如，11年前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以权谋私被开除党籍，却保留副省级职务待遇。这样的处分，对官员本人来说，后果是“很严重”，但这个“处分”怎么能和死难矿工宝贵生命比呢？把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风险”对比，既凸显出一些官员对矿工生命的漠视、“官本位”身份的傲慢，也暴露出官场生态的“非正常“逻辑———当为政者纷纷感叹“官场是高危职业”，其潜台词似乎是这样的：不受约束的权力，曾给当官的更多犯错误的机会，在一个潜规则盛行的社会，常在河边走，难免要湿鞋。湿鞋的标准其实是很低的，理论上一个官员贪污1万元，就够判刑一年的。而一旦湿了鞋，永远干不了，又怕东窗事发，于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对于这一部分贪而未现形的官员来说，在中央反腐“零容忍”的高压之下，相当于屁股坐在火药桶上，不知哪一天“嘭”的一声就炸了，想不高危都难哪。

这样看来，说“官场高危”不是牢骚，不是矫情，而是切身的担忧，是当前中国政治生态的某种真实反映。

这不是什么坏事。古人云：官有所畏，业有所成。当更多的人感叹“当官危险”的时候，也是官员对权力、法纪、群众监督、身上责任敬畏的时候。而这样的怵然自惕，也反证了悬在贪官们头上的反腐利剑威力已经彰显。起码说明，无论何时中国都不是某些权力自肥者为所欲为的天堂。

(作者系资深调查记者)

责任编辑：葛立新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4/0113/75514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