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战争

 

“温酒斩华雄”的关羽不能没有马。

拖驾战车是马在中国古代战争中的第一个角色。

西方人的古代战争同样离不开马。

如果说，马是对人类有最重要影响的一种动物，那么，不仅是因为它为人类的实际生活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便利和帮助，更重要的是，在几千年的冷兵器时代，马曾是军事斗争的决定性力量，从而给人类的文明史，打上了深深的马的烙印。

“千乘之国”是加入大国俱乐部的门槛

不妨以我们最为熟悉的中国历史为例讲起。杨泓先生在《马与中国古代战斗力》一文中，曾对马和中国古代战争的关系，做过生动的描述。

在中国历史上，马在战争中扮演的第一个重要角色，是用马来拖驾的战车。

虽然古史传说中，中国夏代就有了战车，但是在目前的考古发现中，古代由马拖驾的战车已是殷商晚期，是由两匹马拖驾的实用木车。殷商晚期出现的战车兵，与步兵相比具有极大的优势，有点像现代战争中的坦克之与步兵。晚商的军队开始以战车兵为核心力量重新组建。

到商纣王时期，周人兴起于西北，军力日强。当时周人军队的核心力量也是精锐的战车兵。根据考古发掘得到的战车实物，可以看出周人对战车有了重大的改进，最主要的是将驾车的辕马由两匹马增加到四匹，并改进了木车结构。这样一来，周人的驷马战车不论是速度还是冲击力，都远胜过殷商的双马战车。

商灭周兴，自此从西周到春秋，中国古代战争的历史进入了车战的黄金时代。各诸侯国的兵力，都以战车的乘数来计数，一个大国至少要拥有一千乘战车，所以被称为“千乘之国”。

“胡服骑射”开创骑兵作战中国史

在中国历史上由诸侯王开始组建骑兵部队，要推溯到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

当时威胁着赵国西北疆域的强敌，是一个善于游牧并依靠马匹作战的民族——匈奴。那是一个古代游牧民族，全民自幼善于骑马，而且他们的马也善于在山地、大漠、溪谷等复杂地形奔跑，在机动灵活性上，中原地区笨重的战车无法与之相比，屡屡吃亏。公元前307年，赵国君主赵武灵王从对匈奴作战的失败中得出教训，知道要想战胜胡人匈奴，就要学习胡人的长处，于是开始脱掉传统的宽大衣袍，按照胡人的样子改穿窄袖的胡服，穿上裤子，学习骑马射箭，以轻捷的骑兵对抗匈奴骑士，从而取得对胡人的初步胜利。

在周代，又一个善于放牧养马的民族悄悄在西北崛起，那就是后来统一全中国的秦人。秦人的先辈中，造父曾为周穆王御车，非子为周孝王在汧水和渭水之间养马。因养马有功，被周王赐予“嬴”姓。秦在春秋时成为五霸之一，战国时又是七雄之一，其军力之强盛，与军马充足的条件不无关系。从秦俑中可以看出，当时骑兵已是秦军中的一个独立兵种，但数量并不多，主力仍是战车军。

到暴秦灭亡楚汉相争时，骑兵在军队中所占比例日渐增加，军队中常是骑兵和步兵并重。楚霸王项羽本人，也是披甲持戟、骑马冲锋的勇将。

只为夺取良马而发动的战争

西汉统一全国后，因韩王信投降匈奴，高祖刘邦亲率以步兵为主的三十二万大军北逐匈奴，不料被匈奴的四十万骑兵包围在白登（今山西大同附近），从城中眺望，匈奴四面围城骑兵的马色各不相同，西方的都骑白马，东方的都骑青马，北方的骑黑马，南方则骑赤黄马，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汉军被逼无奈，最后不得已只能不光彩地用了陈平秘计：让军中妇女出城诱引匈奴军，而汉帝刘邦乘隙从另一面溃逃而出。

也正是从那时起，经过汉文帝和汉景帝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和匈奴决一死战的时候，骑兵大战成了战争的主要样式。

西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中国发生了一场只为争夺良马而起的战争。当时的皇帝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他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领属国骑兵六千，以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去远征大宛（古代西域国名，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的交界地区）。出兵的原因正是为了获取大宛的名马。

原来，在汉与匈奴数十年的争战中，汉马匹损失的数量巨大。往往一次战役下来，马匹所剩不足十之七八。战败方匈奴的损失更大。双方战马数量的骤减，使得彼此无力进行新的战争。

汉武帝为了补足军马的损失，一方面扩大养马业，另一方面致力于马种的改良。先是引进乌孙的马种，名曰“天马”，后来知道大宛有汗血善马。汉武帝本想通过和平手段求取大宛马，便派出名叫车令的使者，到大宛的都城贰师城，送给大宛王千金和一铸金马，要求换取贰师城的善马。不料大宛王断然拒绝了汉使的要求。汉使遭拒后很不冷静，怒骂后槌坏金马离去。宛人嫌汉使无礼，就派军队劫杀了汉使，还夺取了汉使的财物。

消息传到都城长安，汉武帝大怒，便派遣李广利率兵出塞进攻大宛。然而这次出兵并不顺利，沿途小国各个坚守不与汉军合作，汉军劳师远征，人困马乏，军中不断减员，到达大宛时，军中仅剩下数千疲惫的将士。进攻不成反被击败，损失惨重，李广利只得引兵退还。

汉武帝得知消息大为生气。他考虑大宛是个小国，汉军攻而不下，定会影响汉对西域诸国的威信，于是增兵十余万，令李广利率军再次进攻大宛。因为这次汉军兵多，沿途小国也望风顺从，使得汉军顺利进抵贰师城下，先断绝入城水源，然后大举攻城，很快攻破外城。宛人只得退守中城。为了避免被汉军破城的噩运，宛贵族们杀死了宛王毋寡，与汉军讲和，并尽出善马让汉军挑选。于是李广利选取了宛贵族中与汉友善的昧蔡立为宛王，获取大宛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雌雄共三千余匹后，胜利班师。而此时已是太初四年的春天。汉朝历时四年，发动两次大规模远征，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优良的种马，不但耗费了大量资财，而且兵员损失达数万人，几乎是用十余条人命的代价换回一匹大宛马。这充分说明，在当时的统治者心目中，优良马种对于维护帝国统治是多么的重要。

缺少马的南宋幼帝崖山跳海

时针转到宋代。北方有契丹（辽），西北有西夏，西南有大理，这些产马地尽落游牧民族之手，宋朝从始至终只能以步兵的血肉之躯抵挡游牧民族铁骑的冲击。

 

“虏所以轻侮中国者，惟恃弓马之强而已。”与宋朝对抗的辽、西夏、金、元等北方异族军队都以弓马骑射见长，而且往往是“一胡人有两马”，甚至“每正军一名，马三匹”。

王安石曾经多次号召民间养马。但实际上在精耕细作的种植农业模式下，根本不适宜养马。况且中原本来就人多地少，养一匹马的土地可以养活25个人。如果再看《清明上河图》，即使繁华如汴京，商贾如云贵族如雨，但马车和骑马的却比较罕见，最多的是一些种植农业离不开的牛车和骑驴者，或者人力的轿子。

先是马上的金人，接着是马上的蒙古人，没有马的宋朝节节败退，直至最后南宋幼帝在崖山跳海。

蒙古人大大发展了骑兵战争理论，充分发挥马的速度，创造了闪电战和包围战等革命性的进攻战术。依靠装备精良的骑兵武装，蒙古帝国在25年里征服了比罗马帝国400年征战还要广阔的土地。从西伯利亚直达印度，从越南直达匈牙利，从朝鲜半岛直到巴尔干半岛。到成吉思汗死的时候，如果他想骑马从蒙古帝国东端跑到西端，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

蒙古帝国重新勾画了世界版图，把原来相互隔绝的帝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新世界和新时代的到来划定了新的秩序。

因为马的支持，蒙古人在亚欧大陆东征西讨所向无敌。而蒙古在缅甸和越南之所以失败，恰好是因为他们必须下马。在丛林山地面前，他们不仅无法发动大规模的穿插包抄和机动突袭，甚至根本不能骑马作战。

强劲的蒙古骑兵，依仗的是体形低矮、四肢较短的蒙古马种，它们的步幅和速度虽然逊于中亚和西亚的名马，但更为吃苦耐劳。由于元朝建立对全中国的统治，也就使得中国的养马业终于由蒙古马一统天下。以后的明清两朝依然如此。

冷热兵器对决无情绞杀骑兵

网文《马的历史作用》中写道，中国古代史始终是北方征服南方，鲜有南方北伐成功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北方拥有马。

马的介入使游牧民族面对农耕民族具有不可战胜的优越性，因为他们将战争模式与生产模式统一起来，两者之间可以随意切换，“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这形成冷兵器时代的一种典型现象，即落后的游牧民族屡屡战胜先进的农耕民族，野蛮战胜文明。战争因此也几乎成为游牧民族的一项主要活动。

明朝嘉靖以后，马政荒废，主要产马地河套失陷，不得不“开例捐马授职”，即捐马给官府可授予官职，马匹之缺乏可见一斑。万历年间，马匹的短缺已经严重影响到明朝军队车骑营的组建。袁崇焕欲组建关宁铁骑，以骑制骑，却深受无马之苦。没有精锐骑兵，这使得明朝军队面对蒙古女真等马上民族只能采取被动的守势。

明朝重新上演了宋朝的悲剧，又被马上的满清族人征服。

满人入主中原后，为了统治维稳，与蒙元时代一样，对汉人实行严厉的禁马政策，不仅禁止汉人养马，还禁止汉人骑马。同时，为了保持对汉人的骑射优势，不惜迟滞火器的革新。

1860年9月21日，蒙古铁帽子王僧格林沁率领两万多八旗骑兵，在北京郊外的八里桥对两千多英法联军展开了一场伏击战。这是一场热兵器与冷兵器的对决，手持长矛和弓箭的八旗骑兵遭到了工业时代枪炮的无情绞杀……

最后一支八旗骑兵就这样灭亡了，以马蹄征服中国的历史至此彻底结束，而马在人类文明史上的辉煌也就此骤然淡去。

责任编辑：姜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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