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倪发科受贿案：玉之过？欲之祸！

 

【反腐倡廉案例】

【事件介绍】

安徽原副省长倪发科痴迷玉石 占其受贿总额近八成

2013年6月，经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对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立案检查。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中央纪委查实了倪发科的受贿问题，其收受大量玉石，占受贿总额近八成的事实也浮出水面。

9月底，倪发科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玉石，色泽温润，晶莹剔透，历来深受人们喜爱。古人常把君子之德和玉石品质相提并论，更是提升了玉石的文化内涵。

然而，对于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来说，玉石映照出的不是他的君子之德，而是在纵好图利驱使下的腐化堕落轨迹。一块块精美的玉石，如今却成了他一笔笔受贿的铁证。

玩物丧志：从痴迷爱好到放纵图利，他沦为欲望的“俘虏”

古人云：“好船者溺，好骑者堕，君子各以所好为祸。”对于党员领导干部来说，爱好是把双刃剑，既可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也会玩物丧志、因好致害。

倪发科2008年担任安徽省副省长后，分管国土资源工作，未经组织审批同意，就担任了省珠宝协会名誉会长，接触上了玉石，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甚至到了疯狂的地步。

“玉石是身份的象征，集文化艺术价值、现实价值和收藏价值为一体，玉能养人，人能养玉，经常与玉接触能促进玉与人的物质交换。”说起玉石，倪发科顿感精神，眼睛发光。

在赏玉、玩玉的需求感和满足感的驱使下，倪发科不能自已：看电视、看书，玉不离手；穿得多时，脖子上还要戴上一个玉石挂件；每到周末，把喜欢的玉石玉器铺开，一件一件欣赏；每隔两周，给精品玉石玉器逐一打蜡、上油；到外地出差，再忙也要挤时间到当地的玉器市场或商场看一看，甚至借机绕道到玉石产地和玉石市场；随身携带小电筒、放大镜，到商场、古玩城检验自己的赏玉水平，在与玉石老板的交流中，享受当专家和被认同的快感。

倪发科还喜欢“斗玉”，常约上几个玩家，各带几块好玉，一起欣赏，比比谁的玉好。此时的倪发科，已全然忘了自己是高级领导干部的身份和该有的自我警醒、自我约束。渐渐地，倪发科玩得越来越出格，越来越放纵。

倪发科钟情于玉石，不止于爱好，更因为他深谙其价值。他说：“玉石满足了我对它现实价值的贪欲感和对收藏价值的期盼。好的玉石玉器资源稀缺，不可再生，物以稀为贵，给后代留些有价值、有文化艺术品位的优秀作品和财富，远比留其他钱财更安全，也更有价值和意义。”

苍蝇专叮有缝的蛋。一些老板早就觊觎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就怕你没爱好。安徽首矿大昌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吉立昌等老板就一次次投其所好，为其买单。而倪发科明知玉石价值不菲，却照收不误，对好的和田玉更是来者不拒。

在这些老板中，吉立昌给倪发科送玉石玉器最多，价值也最高。

 

2011年春的一天，与倪发科已“深度”交往多年的吉立昌来到倪家“汇报”工作。看到吉立昌腰上挂着一个玉石手把件，倪发科就让他取下看看。把玩了几下，倪发科说：“这个手把件品相一般。”从中嗅出一些“意味”的吉立昌连忙说，家里还有3块新疆朋友送的玉石籽料，可以拿来请他鉴赏一下。

很快，吉立昌回家将3块玉石籽料送到倪家。“不错、不错，是和田玉籽料。”倪发科摩挲着玉石说。“倪省长要是喜欢的话，就送给你了。”倪发科客气一下，就收下了。

此后，两人经常在一起谈论玉石。因为吉立昌对玉不太懂，倪发科就专门介绍一位玉石专家与他认识。2011年5月的一天，倪发科让吉立昌和玉石专家一起去新疆买玉，吉立昌心领神会，就联系玉石专家一起飞到乌鲁木齐。吉立昌回合肥后将购买的玉石全部拿到倪发科家中，让倪挑选。最终，倪发科选了1个带木底座的玉摆件、3个手把件、2个玉挂件和2条籽料手链，价值约50万元。

2011年6月，吉立昌和玉石专家再次前往新疆，买了20多块籽料，花费约100万元。送到倪家中后，倪发科细细把玩、鉴赏之后，全部收下。

2012年5月，吉立昌到乌鲁木齐办完事后专程绕道和田买玉。他这次买了一个长约七八厘米、宽约六七厘米，椭圆形，全身包红褐色皮的籽料，价格95万元，还买了大大小小的其他一些籽料。回合肥没几天，吉立昌就将这些玉石拿到倪发科家中，那块价值95万元的籽料让倪发科爱不释手，首先被选中。这一次，倪发科从中挑选了总价达350万元的玉石。

给倪发科送玉较多的还有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负责人黄某某。

2010年上半年的一天，黄某某到倪发科家里看望，聊天中得知倪对玉石很有兴趣，马上表示，下次来带一块送给倪欣赏。随后，他就来到合肥市一家玉器店，花16万元买了一块雕刻好的玉石手把件。倪发科没推让就收下了，还说：“这块玉石白度不够，我更喜欢白度好的原石。”黄某某明白倪发科的意思，就说下次再帮着找找看。

过了一段时间，黄某某去另一家玉器店买了一块和田玉原石，白度较好，扁圆形，购买价格16万元。倪发科这次表示很满意。

不仅玉石玉器，对于字画，倪发科也照收不误，因为他懂得“字画有一定价值，可以留给下一代”。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他就开始收受字画，并一直延续到案发前。专案组从其家人处扣押的字画有90幅之多，其中，2003年至2007年，仅收受黄某某所送名家字画就达15幅。

玉本无瑕，奈何贪欲作祟。表面看，倪发科似乎是“栽”在了玉石上；然而，根本上还是私欲膨胀，他被自己的贪欲所“俘虏”。

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倪发科接受了吉立昌、黄某某等老板送的大量好处后，原则、底线被抛在一边，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为他们牟利。

为了吉立昌公司的发展，倪发科放下副省长的“架子”，和其一起跑环评、项目审批手续，为吉立昌实际控制的公司挪用国家下达的保障房用地指标，帮助其以低价购买铁矿探矿权。

对于另一个“信赖的朋友”黄某某，倪发科屡次违规四处打招呼、施加压力，帮助其更改项目规划、调整容积率、逃避处罚等，使其从中获取巨大收益。

除了收受吉立昌、黄某某的巨额贿赂，倪发科还接受丁某、郑某等个体老板给予的支付旅游费用、免费装修房子等好处。作为回报，倪发科为他们公司的房地产开发等项目滥用权力，当“掮客”拉关系，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落实用地指标，等等。

此时的倪发科，手中的权力已经成为这些不法老板谋取非法利益的“开路斧”、“摇钱树”。他在违纪违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陷越深。

 

迷失方向：从激情干事到沉溺享乐，他一步步走向歧途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倪发科为玉石、字画等“雅贿”所击溃，被熏心物欲所擒获，折射出当前腐败现象的新手段和新特点。倪发科的落马，也为领导干部面对纷繁的物质诱惑，面对奢靡、享乐之风，如何把握住自己，敲响了警钟。

——在追求享乐中，理想淡化了，信念滑坡了，人生目标转向了。

倪发科1954年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他从下乡知青、安徽生产建设兵团班长干起，一步步走上副省长的岗位，用他自己的话说：“走过来不容易。那时有一种理想和信念支配着自己，激发出热情和激情，为党和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倪发科说，自己在副省长任上的前两年工作还是很积极的，后来感到自己年龄大了，快到点了，提拔没有希望了，再加上受到一些消极现象的影响，思想随之发生了变化，将重心从工作转移到为退下来的生活做准备。“过去几十年是为别人活的，现在到了该为自己活一把的时候了。”

“思想上的变化导致我的人生目标追求随之发生变化，由过去追求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到追求个人享乐、攀比奢靡消费。看到别人出入高档消费场所，喝名酒、抽名烟，请客送礼一掷千金，我也认同并将其看成是社会普遍现象。”倪发科说，他选择收取、欣赏玉石作为自己的享乐，是因为“玉石是新型的高档商品、特殊商品，一块上万、几十万的都有，绝对是高消费、奢侈品”。理想信念滑坡是最根本的滑坡，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倪发科的价值观变了，人生追求的目标变了，必然把时间和精力用于培养这一兴趣爱好上，由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在追求享乐中，底线失守了，防线冲垮了，权钱交易成为寻常事。

“人生目标追求转向后，导致权力观也发生了变化。”倪发科觉得，自己这么多年培养的民营企业家好多都是亿万富翁，既有成就感，又有失落感。“他们知道我收藏玉石，就投我所好。吉立昌送我石头最多，他的矿后期效益非常好，也很有钱，对他来讲买点玉石只是毛毛雨。我拿了他的好处后，顺其自然地想到为他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

倪发科说，他被喜好冲昏了头脑，吉立昌和黄某某最初给他送钱送物，也曾被他拒绝。后投其所好，改送玉石，他便难抵诱惑，并作为一种乐趣和欲望来享受，从而越陷越深。

“我也知道这是权钱交易。”倪发科说，但他认为玉石、字画比现金高雅、文明、隐蔽，披上爱好的外衣，更能掩人耳目。玉石、字画物小价高，保值增值，易保管，易隐蔽，即使被人发现，“玉石无价，无法认定。懂的人知道你有这爱好，不懂的人也不知道什么价钱”。

吉立昌为什么给倪发科送玉石？我们还是听听他自己是怎么说的吧：“我是外地人，在安徽办企业开矿不容易，企业的许多方面都需要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比如安监、土地、税收、治安等方面，都需要政府关照。与倪发科搞好关系，就是想靠上这棵大树，为我们企业提供保护。”吉立昌的自白，道出了他给倪发科送玉石的动机。权钱交易，使倪发科一步步坠入犯罪的深渊。

——在追求享乐中，老板成为“亲密”的朋友，勾肩搭背，不分彼此。

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应有道。对领导干部来说，亲商、安商，优化发展环境，是职责所在，但必须坚持原则，公私分明、不能逾矩，如果跨越界限，勾肩搭背、不分彼此，则早晚要出事。

倪发科与很多老板过从甚密，甚至达到了不分你我、“亲密无间”的地步。这些老板出入倪发科家，如进“菜园子”，想来就来。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事，不是去办公室，而是进他家门商讨、“汇报”。

比如吉立昌，倪发科与他特别“投缘”。两人交往密切，经常在一起吃饭、出游。一次，倪发科应吉立昌的邀请，去吉家吃羊肉饺子。吃完饭后，吉立昌让倪发科看他珍藏的籽料，倪发科顺手就挑了3块较大的带回家。倪发科担任副省长后，吉立昌还专门安排一辆汽车和一名司机，随时为他服务。而倪发科则用得安之若素、“心安理得”。

 

不仅倪发科自己与老板“亲密”接触，他的家人也和老板们“深度”交往。因此，老板们不仅给倪发科行贿，还给他的家人送礼。他收受贿赂中的一部分，就是通过其家人代收的。

沉痛的教训让倪发科认识到：“领导干部与老板之间还是保持一定距离比较好，不要互相走进对方的生活。”

——在追求享乐中，贪婪击退恐惧，诱惑侵蚀理性，侥幸心理让他失去一次又一次自我挽救的机会。

在接受组织调查时，倪发科曾经抱怨：“如果组织上早提醒或早处理我两年，我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也不至于这么大，自己犯的错误也不至于这么严重。”然而，当他冷静下来反思自己的举动，后悔的是，自己一次又一次失去自我挽救的机会。

倪发科收受大量玉石、字画后，自知价值太大，内心也曾彷徨、恐惧过，但最终还是贪婪击退了恐惧，诱惑侵蚀了理性，他没有主动认错改错，而是处心积虑规避调查，掩盖错误。

早在2005年，安徽省委巡视组到六安市巡视时，听闻风声的倪发科便要求黄某某把他送的几幅字画先拿回去，两年后，倪发科居然又把字画要回。2012年7月，倪发科得知可能被调查，于是将部分玉石退还给了吉立昌，两个月后以为调查停止了，不仅收回了之前退的玉石，而且“忍不住”又顺手收了3块大的玉石。在得知组织调查后，他将收受的大量贵重物品转移到了13名亲友处，而且考虑到关系亲疏，将价值高的玉石转移到最亲近的人那里。同时，担心其大量收受玉石问题暴露，倪发科还向吉立昌提出以吉的名义办个玉石展示馆，将其收受的玉石转移到展示馆托管，使其貌似“物归原主”，企图逃避党纪国法的追究。

“现在，肠子都悔青了。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决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倪发科痛悔莫及。

然而，人生没有如果，人生也不可能重来。倪发科的后悔，为时已晚。

理想信念动摇、思想防线崩溃，纵情享乐、私欲膨胀，玩物丧志、自甘堕落，最终深陷腐败泥潭——倪发科带给我们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深刻认识到，享乐主义盛行，不仅腐蚀干部、损害形象，也危害公信、败坏风气；不仅弱化党自身的凝聚力，也消解着社会的“精气神”。任由其蔓延而得不到有效遏制，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党和人民群众隔开，就会像一把无情的刀割断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

“奢靡之始，危亡之渐”。当前，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深入开展，每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务必对照倪发科这个反面典型，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四风”方面的突出问题，努力做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倪发科的玉石挂件何以成为枷锁

倪发科爱玉到了不能自已的地步，不仅看电视、看书玉不离手；他的脖子上也经常戴上一个玉石挂件。只可惜，现在身陷牢狱的倪发科，玉石挂件恐怕早已换成了枷锁。他所声称的“玉能养人、人能养玉”也已经成为绝妙讽刺。对倪发科来说，玉石映照出的不是君子之德，而是他的贪婪丑陋、腐化堕落。正如倪发科自己所说的：“玉石满足了我对它现实价值的贪欲感和对收藏价值的期盼。”

倪发科觉得，自己这么多年培养的民营企业家好多是亿万富翁，既有成就感，又有失落感。“他们知道我收藏玉石，就投我所好。”可见，倪发科说自己爱玉是假，官商勾搭、权钱交易是真。

官商勾搭断送了自己政治前程的，倪发科不是第一人。去年7月被判死缓的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就曾长期与山西女商人丁书苗等勾勾搭搭，先后为丁书苗等11人在承揽工程、获取铁路货物运输计划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上述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60万余元。

官商本是两道。上世纪80年代，习近平在柘荣县考察时就曾告诫官员：“如果觉得当干部不合算，可以辞职去经商搞实业，但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去年3月，李克强在答记者问时也说过：“自古有所谓‘为官发财，应当两道’。既然担任了公职，为公众服务，就要断掉发财的念想。”

 

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理应为人民谋福祉，而不是与民争利。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如果官商眉来眼去、勾勾搭搭，政府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与民争利，执政为民也就变成了赤裸裸的执政为钱。

倪发科在接受组织调查时抱怨：“如果组织上早提醒或早处理我两年，我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也不至于这么大。”“现在，肠子都悔青了。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决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倪发科的腐化堕落，缘于其放松世界观改造导致的思想防线的溃败。倪发科说：“自己在副省长任上的前两年工作还是很积极的，后来感到自己年龄大了，快到点了，提拔没有希望了，再加上受到一些消极现象的影响，思想随之发生了变化，将重心从工作转移到为退下来的生活做准备。”廉贪往往是一念之间，结果却是冰火两重天。这方面，倪发科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应该成为全体为官者的一面镜子。

倪发科的“坠毁”给“玩物丧志”又添新诠释

记得有古诗云：曾闻古训戒禽荒，一鹤谁知便丧邦。荥泽当时遍磷火，可能骑鹤返仙乡？说的是春秋时，卫懿公是卫国的第十四代君主。卫懿公特别喜欢鹤，整天与鹤为伴，如痴如迷，丧失了进取之志，常常不理朝政、不问民情。他还让鹤乘高级豪华的车子，比国家大臣所乘的还要高级，为了养鹤，每年耗费大量资财，引起大臣不满，百姓怨声载道。公元前659年，北狄部落侵入国境，卫懿公命军队前去抵抗。将士们气愤地说：“既然鹤享有很高的地位和待遇，现在就让它去打仗吧！”懿公没办法，只好亲自带兵出征，与狄人战于荥泽，由于军心不齐，结果战败而死。人们把卫懿公的行为称作“玩物丧志”。

现如今，倪发科的“坠毁”无疑又给“玩物丧志”增添新的诠释。报道称，倪发科2008年担任安徽省副省长后，分管国土资源工作，未经组织审批同意，就担任了省珠宝协会名誉会长，接触上了玉石，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甚至到了疯狂的地步。一些老板早就觊觎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安徽首矿大昌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吉立昌等老板就一次次投其所好，为其买单。而倪发科明知玉石价值不菲，却照收不误，对好的和田玉更是来者不拒。

由此，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远华特大走私案首犯赖昌星说过的一句话，“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可以说，贪腐的党员干部，几乎都有不良嗜好。诸如好财、好赌、好色、好酒，如此等等。然而，无论其玩的是“何物”，终究的结局都是“丧其志”，沦为金钱的奴隶，在物欲沉沦中不可自拔。毕竟“武功再高，也怕菜刀。”一些人专门研究领导干部的爱好“兴奋点”、情趣“易燃点”和意识“盲点”，然后投其所好。赖昌星就是靠“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的所谓“信条”，把一个个高官拉下马的。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曾把“爱好”作为敛财的工具，懂一点书法，便唯恐天下人不知，到处题字招摇，在得到丰厚“润笔费”的同时，也把自己推向了深渊。

由此观之，爱好也是一把双刃剑。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过好权力关、金钱关、名位关、美色关、亲情关的同时，还得谨防自己的兴趣爱好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成为不法之徒用“糖衣炮弹”腐蚀的“缺口”。有史料称，1933年，黄炎培先生在给即将赴美国留学的儿子，后来成为著名水利专家的黄万里的一封家书中写道：“见爱好之物，勿忘其中尚有坏处存在，处处须深一层看。”时过境迁，斯人已逝，但这句警语，仍发人深省。

正因如此，笔者认为，倪发科的“坠毁”无疑也给党员干部敲响“玩物丧志”的警钟，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注意强化自控能力，如同武林高手拼命护住自己的“命门”一样，不能任“爱好”膨胀，变成“恶好”和贪欲，成为自己的致命软肋。要划清权力与爱好的界限，谨“爱”慎“好”，。既不能做卫懿公的“继承者”，更不能当倪发科的“后来人”。

 

【启示与思考】

“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对玉的爱好，不能不说是一种雅好。然而，雅好一旦变得贪婪而疯狂，就成了低级趣味，人就会走上玩物丧志的道路，祸患无穷：玉还是那样的美好，但玩玉者却最终被玉所玩，落得个身败名裂。

“我……从一点不懂，到似懂非懂，再到痴迷上玉器、玉石，至玩物丧志阶段，最后收受了大量玉石，走向犯罪。”回看倪发科的堕落轨迹，从放松学习到信念滑坡，从心存侥幸到丧失底线，从私欲膨胀到权力滥用，玉，这块“疯狂的石头”在倪发科之手的把玩下，给我们勾勒出一幅活生生的玩物丧志图。

与金钱相比较而言，大肆将玉石收入囊中显得不再那么庸俗，反而以一种雅致的兴趣爱好为官员贪腐披上了“隐身衣”。正如倪发科自己所言，“我也知道这是权钱交易，但玉石、字画比现金高雅、文明、隐蔽，披上爱好的外衣，更能掩人耳目。”

倪发科的一席话，暴露出了“雅贿”背后暗藏的可怕玄机，令人不寒而栗。人有爱好无可厚非，但对于领导干部来说，爱好决非一己私事那么简单，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爱之有道、好之有度，对于怡养性情、心理健康确实是有好处的；爱之无节、好之无度，则往往会成为腐败的诱因，成为人生的陷阱。因为，收藏玉石、字画、名酒、瓷器等兴趣爱好意味着高消费，是需要大量财力来支撑的，领导干部如果不量力而行、慎加选择、自我约束，极易成为权钱交易者觊觎的目标。而一些别有用心者，正是利用领导干部的爱好，博其所爱，投其所好，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一语道破了“爱好”与“陷阱”的关系。从倪发科案来看，他在收受别人的玉石、玉器后，对对方的要求则有求必应，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他们提供无原则的支持和帮助，这些行为已经沦为一种赤裸裸的权钱交易，是彻头彻尾的腐败。

当然，官员不是不能有爱好，相反应该有爱好，以此充实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但是，爱好要与权力保持适当的距离，要时刻对自己的爱好保持高度警惕，不能让爱好沦为“雅贿”的代名词。对于“雅贿”，其隐密性较之于“俗贿”更为深邃，其不易察觉性理应引起官员自身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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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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