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限下班前放人”的叫嚣，底气何在？

 

【反腐倡廉案例】

【事件介绍】

反贪局长带走涉案官员遭威胁：限下班前放人

从检30年，被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反贪局长张京宏扳倒的贪官不胜枚举：有的位居高职，有的涉案过亿元。尽管工作成就值得骄傲和自豪，但张京宏的梦想却是“贪污腐败越少越好，办的案子越少越好。”

作为一名长期工作在反贪战线的检察官，张京宏深知，要实现这个梦想任重道远。“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人民群众从每个案件中感受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也让每一名官员从心底里真正地敬畏法律、敬畏权力、敬畏人民。”张京宏说。

从部委大院里“揪”出贪官

北京市西城区部委林立。曾任西城区检察院副检察长的张京宏，参与办理的许多大要案都跟这些“大衙门”有关系。

办理这些“大衙门”案件，经常是“进不去门、见不着人”，有的单位的个别人甚至帮着犯罪嫌疑人“玩失踪”，案件往往因此陷入僵局。然而，张京宏在与这些“大衙门”的贪腐者频频过招中，从未低过头。

在办理一起涉及多个部委机要干部虚报邮费套取公款窝案的过程中，某部委的门卫将张京宏他们挡在门口，几番交涉仍进不去，张京宏心生一计，“冒充”朋友将涉案人员“骗”出了大院，并采取了强制措施。

人刚被带走，这家单位的电话就打过来了，态度十分强硬，“从来没有人敢查我们的人，限你们下午下班前放人！”

张京宏接完电话不动声色，暗中让侦查人员对嫌疑人进行讯问。下午6点，电话准时响起，而此时嫌疑人已经交代完毕。

在另一起案件的查办中，某部委相关人员屡次以嫌疑人出差为由，拒绝办案人员进入调查取证。张京宏顶着压力拍板，在一个周末，将嫌疑人从家里带走调查，最终案件得以突破。

“有人说我干的是‘太岁头上动土’的活儿，我却不这么认为。法律面前没有官位大小之分，也没有大单位和小单位之分，对于贪腐案件，不管是谁，我们就应该理直气壮地办！”张京宏说。

凭借一名反贪检察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带领的团队先后参与侦办了多起大案要案：办理的原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受贿案，揭开了隐藏多年的药品注册黑幕；参与侦办的原铁道部系列腐败案件，让张曙光、苏顺虎等一批贪腐官员曝光于阳光之下。

 

用证据让说情者“闭嘴”

对反贪检察官来说，办案过程中，各种来头的招呼、说情如同家常便饭。

“通常一件案子到手上，各种拐着弯的关系就会找上门来，家人、同学、哥们儿、上下级等等，甚至有的单位会拿着公函上门做工作。”张京宏说，从接手案件开始，他就要做好应对各种说情的准备。

接到案子后，张京宏往往会让办案人员先对案情做一次评估，看看嫌疑人交往是否广泛，在哪些方面可能有干扰，做到心里有数，以不变应万变。

在“应付”这些说情打招呼上，张京宏也有自己的妙招。在他看来，证据就是排除外界干扰最好的“挡箭牌”。

在查办北京市某区街道房管所所长张某贪污拆迁款案件中，张京宏发现，张某在区里颇有“人缘”，关系十分复杂，案件刚受理，区里就有人“过问”案件。

如果从拆迁项目着手查，肯定会“打草惊蛇”，张京宏索性先从一条举报张某长期到澳门赌博的线索入手，首先查张某的出入境记录。

“当时，我们让工作人员打印出张某在2007年和2008年的出入境记录，拿来一看，凡是双休日，他就没有闲着的，全都是往返澳门的。不说别的，他的工资就远不够买这些机票的。”

拿着记录单，张京宏心里有底了。“之前打招呼说情的人看完记录单后，什么话也不再说了。”张京宏说。

“反贪办案最怕办成‘夹生饭’，如果证据不扎实，容易招来说情或其他干扰。对于说情者，我们最有力的回应就是用证据说话，用案件质量说话。”张京宏说。

“老虎”要打，“苍蝇”也不放过

作为一名老反贪，张京宏也有自己的困惑。

在查办一起官员腐败案中，张京宏和同事们收到一封涉及这位官员的举报信。后来，检察人员在搜查这名官员的办公室时，他的办公桌里，竟然出现了同样的举报信。

“单位内部人员为贪腐者通风报信的类似情况并不鲜见。”张京宏坦承，近年来他参与办理的案件中，当事人任职单位所提供的线索越来越少。

“一些单位担心廉政‘一票否决’，对发现的贪腐线索捂着盖着，不愿主动揭丑亮短，甚至在案件查办中还为当事人‘打掩护’。”张京宏说，随着反腐败工作的不断深入，相关配套制度也应该作出相应调整。

中央提出要“老虎苍蝇一起打”，一批省部级高官被立案查处，张京宏也参与了其中一起案件的查办。

“居高位者贪腐危害巨大，但对于那些与民争利的‘小官大贪’，也不能掉以轻心。”曾经办过多起民生腐败案件的张京宏对此深有感触，他坚定地说，“‘老虎’固然要打，‘苍蝇’也不能放过，只要是贪腐者，我们就要‘死磕’到底。”

 

“限下班前放人”：司法岂是橡皮泥

尽管报道中并未“点名道姓”，可剽悍的威胁语，仍吊起许多网民的胃口：威胁者是谁？“限下班前放人”的底气又从何而来？……

反贪局长依法办案，侦查案情、收集证据，乃至将嫌疑人羁押，是其职责所系。对有关单位而言，内部人员涉案，理应配合办案才是。遗憾的是，张京宏在办案过程中，先是遇到“不让进”的梗，好不容易将嫌疑人“骗”出来，又遭其单位威胁。

从威胁语看，“限下班前放人”丝毫没有“法外求情”的避讳意味，而是命令式的。个中隐含的潜台词不难窥见：若胆敢不放人，抑或放人超过时限，后果自负。它抖露的，就是恃权凌人的傲慢。就此而言，究竟是谁威胁司法人员，其中是否存在权力庇护等，应被一查到底。

而更应看到的是，涉事部门无所忌惮地跟司法人员叫板，也投射出独立办案之难。按理说，公检法独立办案，受法律保护。可在“级别论”与利益裙带的干扰下，它很难得以保障。该案中，涉事部门敢“命令”反贪局放人，或许就跟其错位认知有关——尽管从职责划分上讲，二者是独立的，而非辖属关系，但在现实中，它们的地位却因权界差异而有了区别。也难怪，该单位人员会挟“级别”以威胁。

要消除以权压法的乱象，就必须将办案纳入到法治框架下。正如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及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也只有以法律为准绳，而非唯权力马首是瞻，司法正义才能贯穿于公共生活的每个角落，而不是匍匐在权钱脚下，说到底，司法本就不应是随人捏玩的橡皮泥。

叫嚣“限下班前放人”的“太岁”是谁

“限下班前放人”，视党纪国法为儿戏，不仅是嚣张，更是赤裸裸干扰反贪人员办案。某些“太岁”底气何来？估计一是“背景硬”，其所在单位有实权、地位特殊；二是缺少法律意识，有意无意地将自己凌驾于法律法规之上。同时，也不能完全排除有人之所以反应如此激烈，是因为他自己也不干净，生怕被揪住的同事进去后竹筒倒豆子、一点不留地把内情全部抖出来。“从来没有人敢查我们的人”，则更透露出某些人把自己所在单位当成“法外之地”的无知和狂妄。查查叫嚣“限下班前放人”的“太岁”到底是谁？或者对其所在单位进行一次摸底排查，说不定真能收到“一查一窝、一揪一串”的效果。

类似的“太岁”人物和“太岁”单位，并非只有一个两个。据报道，北京市西城区部委林立，张京宏参与办理的许多大要案都跟这些“大衙门”有关系。办理这些“大衙门”案件，经常是“进不去门、见不着人”，有的单位的个别人甚至帮着犯罪嫌疑人“玩失踪”，案件往往因此陷入僵局。

张京宏这样的反贪人员敢于“太岁头上动土”，当然是值得钦佩的，但背后却也折射出了不少问题和悲哀。反腐败不能寄希望于某些反贪人员凭一己之力跟坏人斗智斗勇、“太岁头上动土”，而是应当用制度、用法律、用执法的力度和刚性，让“太岁”不敢嚣张、不能嚣张，并逐步铲除滋生“太岁”的土壤。在当前情况下，检察机关建立和完善“非法干预办案行政问责机制”，是解决查办案件中干扰阻力过大问题的可行方法。

限下班前放人，只因问责机制缺失

与常见的“个体抗法”不同的是，检察官在办理反腐官员的案子中，面临的是一个集体性的干扰，以及权力对司法的抗拒。反贪面临的形势与阻力，显然超过了外界的想像。

若不能有效改善这种状况，那么对于反腐工作无疑是巨大的挑战。一者，贪官有了“组织”的保护，恐怕将会肆无忌惮，在贪腐路上更加疯狂；二者，保护的背后具有多重因素，“护犊子”更多是基于“官官相卫”的权力攻守，当权力滥用对司法形成干扰之后，只会加剧其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诸多案例充分表明，那些“窝案”和“群案”的背后，往往有一个强大的“集体组织”。

 

“限下班前放人”式的执法干扰，根本上还是问责机制缺失所致。近日，中央纪委研究室撰文称，现在，一些被揭露查处的大案要案，实际上已经存在好多年了，却迟迟未能发现，结果愈演愈烈、触目惊心；有的地方长期存在团伙性的腐败活动，涉案人数很多，活动范围很大，也迟迟未能查处。之所以如此，还在于受机制所限，办案过程中“攻守同盟者”和“保护者”太多，执法办案难度太大，权力的干扰力量太强，导致办而未果，办而未结，或者点到为止，只打苍蝇未拍老虎，并使得腐败现象愈打愈烈。

要破解“限下班前放人”之困，必须补强干扰问责机制，让执法办案的腰杆硬起来才行。当前必须回答的问题是，“限下班前放人”的底气何来？显然是源于对干扰者缺乏问责追究机制所致。一方面，检察、纪检等办案机关，要建立和完善“非法干扰办案问责制度”，对干扰行为进行制度层面的破解；另一方面，还应综合入手对权力行为进行约束，将遏制权力滥用作为营造良好的办案环境的基础。前不久，中央纪委研究室指出，体制障碍是最大的障碍，机制缺陷是根本的缺陷。对此，中纪委明确指出，对发生重大腐败案件和严重违纪行为的地方、部门和单位，实行“一案双查”，既要追究当事人责任，又要倒查追究相关领导责任，包括党委和纪委的责任。

破解“限下班前放人”干扰的困局，同样离不开“一案双查”式的制度确立。对此不仅要继续加大对案件的侦查力度，更应对部门领导和相关纪委负责人明确责任，让保护者、干扰者和不作为者付出必要的代价，承担相应的风险，其行为才会有所收敛，执法办案的环境也才会得到优化。

“限下班前放人”，腐败竟能如此叫嚣!

类似的事情不仅在京城有，而且在全国各地不同级别的城市都曾经上演过腐败分子的张牙舞爪。但就是这些见不认得人的腐败分子，他们却要和我们耍横。因此，对于这样的腐败分子及其帮凶，应当依法一网打尽，不留后患。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法治社会，什么是依法治国，什么是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什么叫一切权力都是人民给的。

然而，通过腐败分子及其帮凶的闹腾，我们也该进行深刻反思：为什么腐败分子会如此嚣张和猖狂？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高级官员甘愿冒风险为腐败分子助威呐喊？说明我们的反腐败工作还存在着责任问责不到位的缺陷和短板，说明我们的某些官员不觉得自己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他们根本不懂得人民可以给他们权力，也可以剥夺他们的权力。尤其是在责任问责方面，是因为某些官员认为自己管辖的“一亩三分地”上的所有权力都是属于他自己的，根本不把民主监督放在心上。

然而，也正因为某些官员所把持的权力没有受到足够的监督和责任问责，使得那些官员更加忘乎所以，为所欲为。但是，从今以后那些拥有绝对权力的官员就要受到责任问责。因为中纪委已经颁布了新规，重大腐败案要进行责任追究。只有严格执行责任追究，才能使各级官员的权力欲望受到限制，才能把权力关在笼子里，才能让各级官员把权力真正用于服务人民，才能让各级官员把权力用于忠诚党的事业。

因此，如果以后再出现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让检察官“限下班前放人”，那就要在第一时间向公众公布哪个贪官的真实姓名，以及恐吓检察官的人究竟是谁，要让他们的一切丑恶嘴脸暴露在阳光下，让全国人民和检察官一起和那些腐败分子算算账。唯有如此，才能让腐败分子和他所拥有的保护伞无处藏身，才能让我们依法将他们一起打掉。同时要把为腐败分子说情记录在案，并进行责任追究。只有这样，才能让反腐败的工作人员解除所有的后顾之忧，才能让他们安心把反腐败的工作专心致志地干好。

 

【启示与思考】

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更是顶着部委大机关“从来没有人敢查我们的人，限你们下午下班前放人”的霸气，只能说这个检察官不简单，面对疾俗丝毫不避让、退缩，面对腐败迎面顶上、刚直不阿，值得称赞。回过头再来看个别衙门的嚣张，原来权大于法的事实依然存在。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反腐败不仅要着眼查办案件，更狠抓制度建设养成，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能有良好的工作作风，才能重新取信于民。

据闻，对反贪检察官来说，办案过程中，各种来头的招呼、说情如同家常便饭。“通常一件案子到手上，各种拐着弯的关系就会找上门来，家人、同学、哥们儿、上下级等等，甚至有的单位会拿着公函上门做工作。”这与我们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有关，社会发展几千年，几乎就是一部人际关系史，亲情、恩情、友情、甚至师谊构成了立体化的社会，关于权力肆无忌惮的事不知几例，单位出具公函为职工子女上学开条，以公之名宴请人事部门为孩子谋职寻求方便，到公家单位为犯法官员公函求情再到今天的“限你们下班前放人”，权大于法之景跃然纸上，在狠刹“四风”，遍走群众路线的普照下，居然还有些冥顽不灵的人在依仗旧势欲螳臂视听、阻碍公法，是真碍于威信扫地还是利益勾连？

肃清权法交织、权责不清的壁垒，固然需要无数张京宏这样高尚无私、刚正不阿的反腐斗士，正是因为他们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人民群众的崇高热爱，对法律的无比尊崇，才让法律绽放出正义的光辉；但更需要国家制度的给力，一个斗士，如果没有宝剑盔甲在手，怎么杀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要赋予执法者动力和坚持的准则，也为违法乱纪者拉起一条高压线，只有切实加强制度监督和问责的力量，才能彻底让这些“权大于法”真正消失殆尽。

“居高位者贪腐危害巨大，但对于那些与民争利的‘小官大贪’，也不能掉以轻心。”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反贪局长张京宏说，“‘老虎’固然要打，‘苍蝇’也不能放过，只要是贪腐者，我们就要‘死磕’到底。”而“死磕”的资本便是证据。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于一个案子，说情的人可能很多，同事、朋友、家人等等，面对这样的情况，怎样才能大公无私，除了一颗反腐的坚定决心外，还需要以不变应万变的灵活头脑。而如何“应付”这些说情、打招呼者，证据便是排除外界干扰最好的“挡箭牌”，用证据让说情者无话可说，就需要前期做细案件的调查摸底工作。

新的一年，中纪委反腐大刀挥向体质，“严厉惩处”、“零容忍”等成为反腐关键词。当然反腐需要制度保障、官员自律、群众监督、体质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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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4/0208/75771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