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礼俗互动”传统下的主流价值重建

◎编者按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春节回家过年、阖家团圆始终是大多数中国人不变的选择。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春节等中国传统民俗,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澎湃不息的生命力。民俗中有我们共同的价值理念,凝聚着共通的生命情感,同样也镌刻着中华民族最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今天,伴随着城镇化的浪潮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依托于传统乡土社会的各种民俗也面临着“转身、前行”的挑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身边的民俗?传统民俗在现代社会中,究竟还能否继续发挥其涵养文化、凝聚人心的作用?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所在。

民俗文化,是涵纳丰富的历史社会信息、植根于民族生活的深厚土壤之中的文化传统之一种,对于当代社会具有积极的建构与助推意义。民俗发展有关国运,要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在我国,历经了十年文革矫枉过正的“移风易俗”,和改革开放以来30余年将民俗文化传统单纯视作产业资源、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民俗热”之后,民俗文化对于中华文化传统的根性支撑的意义,与在当代社会发展的宏大格局中正在扮演和可能扮演的角色,才在知识界与民众中得以实现观念启蒙。

民俗传统勃兴并在当代社会发展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看似与全球化、现代化的人类社会发展大趋势逆向而行,其实是代表着当今社会一种特殊的进化力量。当全球化、现代化的发展势头落实到区域社会,就必然表现为一方水土遵循自身的生活传统,努力地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不断自我更新的生活实践,而民俗传统必然会在这一进程中担当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民俗传统,毕竟内含着一方民众的集体智慧与文化逻辑,承载着区域社会长期传承的道德观念、精神需求、价值体系等,对于区域社会具有潜移默化的约定性,从而保证了一方民众的幸福感底线与区域社会的平稳和谐发展。不言而喻,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只有在与其他国家的文化各自保持一定差异的前提下才能来谈全球化、普适性的问题,否则,它就只能沦为跨国意识形态“在地化”的空壳,成为飘荡在全球化网络上的孤魂。事实上,中华民族正是凭借文化传统的高度连续性与独特的民俗生活方式,源远流长绵延至今,并在当今世界显示出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与文化增长潜力。

在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史上,国家意识形态的提倡,很大程度上要在向民间社会生活的贯彻中才能真正得到落实,这就是“礼”向“俗”落实、“俗”又涵养“礼”的礼俗互动逻辑

在中国政治传统中,官民间具有良好而合理的互动框架,具体而言,体现为民众向国家寻求文化认同并阐释自身生活,国家向民众提供认同符号与归属路径。在传统社会中,民俗文化的社会担当建基于以“礼”为中心的宗法制度,以“礼俗互动”的形式建立了民俗与国家社会宏大格局的共生关系。近现代以来,以“公法”为中心的现代法律逐渐成为中心,而作为“习惯法”的传统礼俗逐渐凋零。但即使是“五四运动”,也并没有打破国家与民间的礼俗互动模式,而只是试图为这种互动提供了新的内容与方式,如对“国家”的理解、“民”的内涵,“文化”、“革命”等概念的引入与意义赋予等等。因为我国的传统文化,是随着中华文明的演进而逐渐汇集凝练而成的反映民族生活特质和精神风貌的一种民族文化。大致说来,中华传统文化在载体形式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文献典籍,一是民俗传统。其中的民俗是传统文化之根,最贴切中华民族的生活世界,古往今来滋养着民众的生命情感。而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社会贯彻实践中,一直有着一种礼俗互动的流畅渠道,它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至今不坠不断的有力保障,也是这个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基石。

中华文明的发展及当代海内外中国学的研究已一再证明,民间社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载体。在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史上,国家意识形态的提倡,在很大程度上要在向民间社会生活的贯彻中才能真正落实。近现代社会以降,中国传统文化遭遇现代文明的巨大挑战,使其在表面上退出了中华文明的主流传承谱系。但这只是表象,其实中国文化传统并未失去传承,而是在民间社会中一直有所维系,并在20世纪80年代以降出现复振态势,民俗传统的复活与再造是其表征之一。时至今日,虽然因以全球化、都市化为特征的现代化进程的迅速普及,民俗文化的连续性、系统性、整体性已严重受损,但民间社会对于传统文化的葆育传承能力是惊人的。大量民俗田野调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至今仍以较为完整、活态的民俗生活方式在继续传承,并借助民间社会的内部逻辑,在与现代化进程的对撞中产生了创新发展。传统文化的一些重要概念,如“心”、“性”、“道”、“教”、“公”、“私”、“义”、“利”、“王”、“霸”、“理”、“礼”、“事”、“功”、“天命”、“道德”等,至今仍被频繁地使用于中国各地民众生活的各种场合,并且通过语音转化、语义挪移等方式密切地杂糅于日常交际中,在表述传统、化解纠纷、统合伦理秩序等方面起了极其显著的“以言行事”之作用。这些话语被民众赋予一种恒久性、普世性的意义,已经凝结为种种具有鲜明地方感的民间叙事提示符,时刻提示着“家”与“国”、“天下”之间的深刻联系。这些民间话语,体现了民众个体自觉与乡土社区乃至国家政治相涵化,使“礼”向“俗”落实、以“俗”涵养“礼”义的礼俗互动逻辑。如果我们将民俗文化理解为一种富有活力的文化因子,就会发现,它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力日益扩大,而其自身也在这一社会进程中显现出自我调适、多元创生的文化活力。

在经历了长时期的冷落之后,民俗文化在中国社会各种合力的共同作用下,在贴近国家政治、建构社区价值的层面积极地有所作为,从而为其自身的复兴提供重要基础,这是其政治倾向性凸显的主要内涵。而基于民俗文化的社区传承而建构起来的国家主流价值,因为有着广大民间社会的生活支撑,也将显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新型城镇化建设代表了一种乡村之外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的植入,应注意与原有乡土传统中的组织系统有效兼容,对于既有的乡村生活应该扮演“顺水推舟”的角色,而非“牛不喝水强按头”式的“逆水行舟”

新型城镇化建设在自上而下推行于乡土社会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来自乡土社会的接受、理解、应对与涵化。因此,我们应从村落基层出发,自下而上地观察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落地”情势,直面乡土传统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之间的种种纠结与冲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在于“人的城镇化”,而“人的城镇化”的基础是人的社区化,包括岁时节日、人生礼仪、游艺、信仰、家族等民俗传统,理应成为当代城镇化建设“社区落地”的重要构建因素。对于民俗文化在当今城镇化建设中的角色扮演,可以从三个方面予以理解:

首先,城镇化导致乡村民俗“碎片化”。传统意义上的村落,自有其社会秩序与权力格局。传统村落的生活组织方式倾向于单纯而明确,作为其表现形式的民俗规约具有稳定性,而民众对之运用得心应手,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因而在面对内忧外患时往往能释放相当的活力。近年来,村落中青壮年长期向城市的涌动和迁居(“去村落化”或“城镇化”),与村落生活的城市化转变(“在地城镇化”),构成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城镇化”的基本特征。来自国家政策的对于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对所有社会阶层特别是农民群体来说,既是发展机遇,又面临诸多问题。一方面,农民“上楼”变为市民,在获得一定生活便利、享受到当代文明福祉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动和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稳速发展；另一方面,这些农民面临着劳作模式、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方面的巨大变化,以他们为主体所组成的大量新型社区,其组织过程和文化建设等成为重要问题。如果各方利益的协调是稳定的,将形成有序的过渡,正在经历阵痛与撕裂的乡土传统将在调适中相对顺畅地延续或重构。如果没有合理的过渡设计,来自外部世界的改造压力过强过急,村落共同体的原有组织体系极易崩溃,村民的价值观、世界观就容易发生断裂。毋庸讳言,处于转型期的村落社会是脆弱的,积压已久、交织错杂的矛盾一旦触发,就容易产生极端行为,最终将由整个社会付出高额代价。

其次,村落有选择地接受城镇化带来的改变。据统计,到2012年底,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2.6%,有7亿人生活在城镇。自发形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已成汹涌之势,它在推动城市发展繁荣的同时,也改变着农民的属性,动摇了传统的乡村文化体系。而乡村的城镇化进程在当代中国,势不可当也无可回避。纵观整个20世纪,政府对村落的介入给原有的乡土生态带来影响,但传承乡土传统的个体及民间组织,往往会有条件地选择与政府合作,将之视作改善自身生存状态的契机。乡村社会为适应时代而形成的“新传统”,久之也成为乡土文化的一部分,凸显坚韧的文化适应能力。近年来,村落中的青壮年向城市迁居与村落生活的城市化转变,使得他们面临着劳作模式、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等方面的巨大变化。新型城镇化建设,对于既有的乡村生活应该扮演“顺水推舟”的角色,而非“牛不喝水强按头”式的“逆水行舟”。

再次,结合民俗规约建设新型城镇化。就目前而言,对于城镇化问题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业已达成共识,而如何具体落实“人的城镇化”,却还刚刚起步,有如下几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其一,消除对乡土文化的偏见。在精英文化的叙事层面,“归园田居”、“小桥流水人家”代表了超俗风雅的生活方式与文化精神,同时也是对乡土生活的归属感、幸福感的表达,但一旦落实到现实农民群众群体身上,就经常带有“三四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式的调侃。如当代荧屏上的农民形象,总带有傻里傻气、一根筋、胸无大志的“底色”。其二,正视村落危机,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设计中,要培养农民对其乡土社区的文化认同,激发其对本乡本土的热爱,使乡土社区焕发活力。当代城乡社会发展不平衡,乡村自我发展能力在降低,并对外部世界形成了经济依赖。处于开发状态的村落,则成为各种力量的利益博弈场。当旅游开发、新农村改造、文化保护、村落保护等纷纷涌入乡村时,乡村既不能选择也无法保有自主权,农民总处于最脆弱的位置。外部利益最大化已经成了村落开发的普遍现象,乡土传统的瓦解由此进一步加剧。其三,重视城镇化进程对乡村社会组织性的引导与重建功能。民众对民俗文化的运用通常是“常用而不觉”,“文化自觉”由“不觉”而“觉”并不能单靠民众的领悟,如果说“有所觉悟”是内因的话,还需要外因的共同作用,这些外因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正在自上而下推行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战略。在为乡村社会的文化自觉提供外因推动方面,新型城镇化建设代表了一种乡村之外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的植入,应注意与原有乡土传统中的组织系统有效兼容。其四,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明确地将民俗政策从20世纪中期的“移风易俗”、80年代以来的“还俗于民”,调整为面向乡村社会的“顺水推舟”。具体说来,就是将乡土社区的发展权力逐步让渡于民,让乡土组织真正发挥其组织社区生活、管理社区秩序、勾连城乡关系的作用。一言以蔽之,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国家政府之于乡村社会应该扮演一种“顺水推舟”的角色。

信息化时代使跨时空的联系变得简单而直接,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俗文化,借助互联网技术和“新旧杂陈”的表现形式,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民族国家的新构建、经济转型升级、社会团结整合与文化创新发展

传统意义上的民俗文化发展,集中体现于乡土社区的群体合作活动之中,并以稳定性、反复性为主要特征。在传统社会中,传承于乡土社会日常生活之中的民俗文化,如婚丧嫁娶、逢年过节、互助帮工、扮玩表演、礼神敬祖等仪式活动,既具有一定的现实功用,又具有一定的超现实意义,但这种超越却始终未曾脱离生活的日常与凡俗。或者说,它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呈现出最朴素的意义,同时又蕴含着超越现实的无数可能。民俗文化的传承因此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反复性,而非单线式的演进,这一稳定性、反复性的传承过程正是民俗文化存在的基本形式。这样一种民俗文化的存在,有利于乡土社会内部家庭、家族的和谐,街邻之间的和谐,干群关系的和谐,乃至村际关系的和谐。此时,民俗文化的周期性的组织与演示,就表现为一种文化在现实社会中运作、表达、积淀与再生产的循环过程。

进入到信息化时代,这种相对稳定的人际关系被彻底改变了。人们跨地域的流动成为一种生活常态,跨时空的联系变得简单而直接。人们活动的空间极大拓展,对时间的把握能力也显著提升。在以计算机技术、数字化技术、网络技术所成就的信息化时代里,人类的认知模式、生活方式、知识生产都在发生深刻地变迁。信息化时代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俗文化在这一时代进程中,也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着变化。同时因为民俗文化本身的特点,使得民俗文化在信息化时代的生存境遇和发展状态就更加复杂。民俗文化与信息化时代的相遇,不仅带来民俗文化本身的全面转型,涉及到民俗文化的内涵、形态、价值、传承和传播载体,而且还催生出许多新的民俗文化类型。此时,民俗文化发展也就呈现出若干新的特征。

其一,信息化时代的“礼俗互动”形式。在中国,因为有着深厚的农耕社会传统、不均衡的生产力水平、未经充分发育的工业社会基础,实现发展的迫切现实和改变冲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民俗文化变迁显得更加复杂和富于挑战。民俗文化,这种通常被归于传统文化范畴的文化,本就在现代社会的治理制度、知识体系、生活实践和精神世界中处于需扬弃、转型、适应的敏感位置,此时却借助信息化技术迸发出新的活力,演绎出前所未有的社会图景。与此同时,现代国家同样借助互联网技术,借助“新旧杂陈”的民俗文化形式,以更便捷地完成民族国家的新构建、经济转型升级、社会团结整合与文化创新发展。

信息化时代为民俗文化的利用开辟了广阔舞台。民俗文化是体现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表征,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民族国家的重要标识,还被作为推动可持续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绿色资源。因此,我们看到,民俗文化的保护和利用越来越得到重视。利用民俗文化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的追求,正在成为政府、市场、学界、媒体、民众等期许和行动。信息化时代为民俗文化利用提供了技术的支撑。

其二,不同的民俗文化类型,在信息化时代中发生的变化是不同的。以故事、传说为代表的口头传统,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口耳相传的情境,电视、网络的发达,学校教育功能的前移,特别是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全家围座听老人讲故事的景象已很难找到。植根于农耕生活之中的很多生产技艺已经没有了施展的机会,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生产工具和在此基础上重新构建起的生产关系。众多的民俗文化逐渐脱离了生存的土壤,成为被观赏的“艺术”和被保护的“遗产”。许多民俗文化的“内价值”日益衰落,而“外价值”不断彰显。

其三,信息时代拓展了民俗文化的传播渠道。民俗文化,有着很强的地域性和群体性,主要为本地域、本群体的民众所认知。信息时代,使得民俗文化的传播空间突破了地域和群体的界限。电视、网络的发达,让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领略世界各地的民俗风情。无论对方是接受、理解,还是反对、排斥,客观上还是传播了某一群体、某一地域的民俗文化。信息时代中的各种传播渠道,很好地呈现出文化多样性的现实,使人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和而不同的人文世界。同时,在这种交流传播中,一些地方性的民俗文化传播影响区域得以扩大,甚至成为全国性的风俗。这种交流、交融和变迁正是文化的本质所在。

总之,民俗文化对当代社会的影响,已从民间社会的文化传承深入到对现代生活世界的主体构建层面。在以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为典型特征的现代生活世界的构筑中,民俗文化作为承载社会认同、组织社会行为的符号体系,在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张士闪: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所长,李海云: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博士生)

责任编辑：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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