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特稿：民生，刷新2014

 

编者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惠民举措，不断加大民生投入，给百姓生活带来了很多变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的全面深化改革蓝图，更是让人们对未来、对民生改善寄予了无穷希望。

民生年年讲，年年有进步。本期，我们发掘各地在扶贫、社保、治污、农村公共服务、教育、创业就业领域的新探索、新思路，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启发，助力2014民生刷新。

扶贫——

怒江：独龙人WIFI山外

新年伊始，一封习近平总书记写给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干部群众的回信，让“独龙江”一词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地处中缅边境和滇藏接合部的独龙江乡是独龙族的主要聚居地，全乡辖6个村委会、41个村民小组。独龙族是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现有人口5800多人，绝大多数居住在独龙江乡。

由于地理等因素，独龙江乡曾是一个集边境、山区、贫困、落后等关键词于一身的封闭半封闭特殊贫困区域，社会发育程度低，经济发展十分落后，基础设施十分脆弱，独龙族处于整体贫困状态。

现在，独龙江公路隧道即将打通，通信电缆也接通了，学习新技能、形成新观念，独龙族群众正不断尝试新鲜事。

李发朕是怒江州扶贫办派驻独龙江乡的帮扶干部，他在丙当村带动群众种起了大棚蔬菜。“我从保山市请来种菜的师傅，现在试种了20个左右的蔬菜品种，包括莲花白、萝卜、茄子、黄瓜、南瓜、蒜、葱等。”李发朕说。

蔬菜种出来了，但独龙族群众很少有人做过生意，卖菜成为一大难题。为此，李发朕特意把独龙族妇女带到州里的菜市场，看人家是怎么招呼人、讲价钱的。

35岁的丙当村独龙族妇女毕珍兰告诉记者，她卖的是村里大棚种植基地试种出来的蔬菜，第一次去卖菜的时候也不会和人算价钱，“心跳得很厉害”。

毕珍兰学着把蔬菜运到两公里外的乡政府附近，硬着头皮做起了生意。独龙江种的蔬菜水灵新鲜，比从外地长途跋涉运进来的蔬菜受欢迎。毕珍兰卖菜渐渐熟悉了，过一段就会把基地里的菜背到街上去卖。“一次可以卖七八十斤，能卖200多元。”

种菜、卖菜，看似不起眼的一小步，却是独龙江乡群众思想观念转变的一大步。2012年，独龙江乡结束了乡内不能生产出售本土蔬菜的历史，当年产量16吨。

现在，毕珍兰的丈夫李明才在蔬菜基地打工，一个月可以挣近2000元钱。去年，他还自己搞了一个大棚，里面种上了萝卜、茄子。

“以前只会种苞谷，学了两年种菜技术，种好了自己吃新鲜，吃不了可以到街上去卖。”李明才说，等隧道打通以后，独龙江的菜就可以卖到贡山县，比外地运进来的蔬菜更新鲜。

在学会卖菜的同时，这几年随着产业扶贫、技能培训的开展，越来越多的独龙族群众不再满足于种植传统作物，搞起了草果种植、独龙牛养殖等。

独龙江乡气候湿润、雨量充沛，十分适宜草果生长。2007年，独龙族老县长高德荣就邀请专家开始探索种植草果，并率先示范种植。目前，独龙江全乡累计种植草果3万多亩，仅草果一项，全乡农民收入就达数十万元。

眼瞅着公路隧道就要修通，一些独龙族群众开始学着像宾馆一样把被子叠成方块，学着布置房间，准备搞农家乐。

记者走进孔当村委会普卡旺村民小组，犹如进入一个“世外桃源”。背靠青山，前临绿水，新盖的13座安居房整齐排列在山脚，户户房顶插着鲜艳的五星红旗。为方便群众搞农家乐，实施安居工程时，扶贫单位为每户配建了两个标准客房。

如今，很多独龙族群众的思想观念已经从以往的“等、靠、要”转变为“赶、帮、超”。“国家花了那么多钱，为我们修路、建房子，我们自己要努力，把旅游搞好。”村民普清华说。

在孔当村，看好旅游商机的村党支部书记鲁江利说：“独龙江的景色如此优美，来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要搞一个农家乐协会，让大家都能吃上旅游饭！”

在独龙江乡，记者住在一家规模不大的招待所里，发现手机竟然连上了WIFI，网页一点就开。独龙江乡副乡长余金成告诉记者，2012年上级政府为独龙江乡接通了光缆，独龙江不再封闭，上网很方便。“现在全乡很多地方都开通了WIFI，我们独龙江与外界同步了。”

全国人大代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州长李四明点评：扶贫与扶“智”并举，“输血”与“造血”兼顾，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众积极性，由原来的“要我富”变为“我要富”。独龙江乡的变化和发展是怒江州的一个缩影。我坚信，有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的牵挂和关心，有上级各部门、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帮助，怒江州各族儿女一定能顺利完成扶贫攻坚任务，与其他兄弟民族一道，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大步迈进。（记者 吉哲鹏）

 

会宁：金融扶贫的一个样本

“我用牛羊蔬菜贷款建日光温室。”大山川村村民董永恒说。

“我用妇女小额贷款养羊。”八百户村村民吴莉莉说。

“我用双联贷款养牛。”红堡子村村民王彦武说。

在甘肃会宁县采访，金融扶贫是农户的“口头禅”，已经贷款的农户细说变化，尚未贷款的农户跃跃欲试。近两年来，会宁各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发放各种形式贷款，形成了金融机构抱团扶贫的新格局。

“目前有7家金融机构参与金融扶贫。”会宁县金融办主任康亚强说，“农行、农村商业银行和村镇银行是主力军，主要金融产品有双联贷款、妇女小额贷款和牛羊蔬菜贷款。”

“我贷款养了40头牛。”在太平店镇大山川村的牛棚里，刘富国正在给牛添饲料，“有了自己的产业真好，要不然，春节过后又要外出打工了”。大山川村村支书王继禹说，对村民来说，自己有产业才是根本，而金融扶贫圆了村民的产业梦。

在大山川村，村民受益最大的，是农行的“双联贷款”。这个由农行执行基准利率、财政全程全额贴息，并由政府主导的担保公司提供全程担保的金融产品，成为这两年会宁县金融扶贫的主打产品之一。目前，这项贷款已覆盖了会宁30%的村庄。

“大山川村370户村民中，双联贷款发放了150多户，金额达到了1300万元，重点扶持了养殖业和设施农业。”王继禹说，“去年信贷户人均收入都超过了5000元。”

对郭城驿镇八百户村村民吴莉莉来说，让她受益不尽的则是妇女小额贷款。2010年她在村镇银行申请妇女小额贷款8万元，用3万元建圈舍，用剩余的5万元购买了65只小尾寒羊，当年就获利2万多元。如今她的养殖规模已达到180只，成了村里的致富带头人。

会宁县委书记甘孝礼说，截至去年底，各金融机构累计发放双联贷款1.94亿元、妇女小额贷款5.2亿元、牛羊蔬菜贷款2.8亿元，金融扶贫已成为政府扶贫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金融扶贫最怕的是“有借无还”，这样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起到扶贫的作用，还给金融机构和政府带来很大压力，最终不可持续。不过在会宁农村，只要谈到贷款，村民们首先说的就是信用。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会宁县采取“公司+合作组织+农户”“合作社+农户+政府协管”等方式，破解信用难题。

在郭城驿镇红堡子村委会的荣誉室里，农行甘肃省分行授予的“信用村”牌子挂在最上面。“村民贷款中，有农行双联贷款2000多万元，农村商业银行贷款1000多万元，总计超过了3500万元。”村支书齐占虎说，红堡子村成为会宁的贷款大村，靠的是信用的力量。

在红堡子村，为村民进行信贷担保的主要是惠农担保基金社。这个在农行帮助下成立的基金社，目前有会员200余户，担保了红堡子村2000多万元的信贷资金。

基金社社长赵明刚说，基金社将信用放在首位，农户入社时要看平时的道德表现和信誉程度，有劣迹的拒绝入社，而已入社的如信用出问题也会被清退。

为了确保信贷资金安全，基金社下设了8个合作社，由合作社选择贷款农户、进行信贷资金互保和监督偿还。目前，在基金社担保的2000多万元信贷资金中，没有一笔违约。

“入社时的审批制和入社后的退出制，本身就是一种严厉的信用教育。”齐占虎说，无法入社和清退出社的人觉得脸上无光，这种教育胜过空洞的说教，村里的社会风气也大为好转。目前，红堡子村95%以上的农户都是信用户。

金融扶贫中，会宁在全县范围内推广了红堡子村的信用担保模式。政府还注资组建担保公司，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会宁农行行长高维强说，有关各方在担保、利息补贴、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的一系列措施，确保了商业性扶贫贷款“贷得出、用得好、有效益、能收回”，实现了政府、金融机构和贫困户的“三赢”。

全国人大代表、农行甘肃省分行行长许锡龙点评：越是贫困的地区，越是金融的“盲区”。这就需要金融机构联合和依靠地方政府，积极探索创新金融扶贫开发模式。会宁的实践表明，金融扶贫大有可为。地方政府应整合财政资源，让财政资金发挥杠杆作用；金融机构则需打通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同时，金融既要“扶贫”，更要“扶智”，引导农民重合同、守信用，打造良好的金融生态和诚信环境，这样金融扶贫才能做出规模、做出效果。（记者 连振祥）

 

重庆南川：搬离大山，奔赴“美丽乡村”

2月13日上午，飘起了细细的雪花。居住在重庆市南川区山王坪镇河坝“美丽乡村”的裴定强正在收拾屋子，女儿和外婆围着炉子烤火，妻子王明贤则在厨房里用电磁炉做饭，一家人还沉浸在过年的喜庆之中。

裴定强的新家建筑面积98平方米，三室一厅一厨一卫，冰箱、彩电等电器一应俱全。客厅挂着两幅十字绣，一幅挂在客厅的正墙上，是怒放的红梅，名为“梅开五福”，另一幅挂在客厅侧面，上面绣有漓江山水和“家和万事兴”的字样。

这两幅十字绣是王明贤在搬进新家前，花几个月时间，一针一线绣的。她说，前两年她到城里亲戚家，看见客厅挂着漂亮的十字绣，羡慕死了。之后她也学会了十字绣，但当时住的房子破破烂烂，绣好了也挂不出来。王明贤心想，等哪天搬了新房子，一定要挂上自己绣的十字绣。

王明贤原来的家在离集镇七八公里、海拔1200多米的水井山上，祖辈留下的土木结构房子，瓦片稀疏，一下雨就漏；煮饭、熬猪食要到山上砍柴、背柴；下山是一条泥巴路，孩子要沿崎岖的山路走两个小时到集镇上学。

去年10月，王明贤一家搬进了河坝“美丽乡村”。这里离集镇不到600米，一排排造型别致、干净整洁的巴渝风格民居，在青山绿水映衬下格外抢眼。在这里，王明贤终于挂上了自己绣的十字绣。

“没想到这个愿望实现得还真快！”王明贤说，如果没有高山生态扶贫搬迁和“美丽乡村”建设，走出大山、住上新房，这连想都不敢想。

2013年，南川区启动了“美丽乡村”建设，目前，该区34个乡镇、街道都建有“美丽乡村”。

南川区委书记李殿勋介绍，“美丽乡村”建设充分尊重群众意愿，贫困户搬不搬由他们自己决定；在建设上，村民们也通过一事一议决定搬迁选址、新房户型等事项，政府更多的是做好基础设施建设、聘请专家进行规划设计、确保建房质量等工作。

其实，对生存环境恶劣、脱贫困难的农户来说，绝大多数做梦都想搬出大山，但最大的问题是缺钱。山王坪镇龙泉村党支部书记梁建华说，河坝“美丽乡村”已入住230户高山移民、地灾户、危房户，基本上都很贫穷，如果搬迁建新房的钱全要自己筹，那他们很难搬得动，幸亏有政府的大力扶持。

为了让底子薄的贫困户轻松住进“美丽乡村”，南川在体制机制上进行了大胆探索，为贫困户找到了三笔钱。

第一笔钱来自地票收入。农民旧宅拆除并进行土地整治后获得地票，地票交易一般可使每户农民获得四五万元收入。

第二笔钱来自政策性资金补贴。农户根据政策可获得高山生态扶贫搬迁、农村危旧房改造、地灾整治等政策性资金补贴。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南川将相关的9类补助资金打捆，享受政策的农户入住“美丽乡村”，每人可得资金补助6000元，户均不超过2.4万元。

第三笔钱来自商业贷款。南川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主体，整体向银行申请授信。目前南川农民“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只要是用于“美丽乡村”建设的，贷款额度提高到5万元至8万元。

裴定强告诉记者，他的新房总价近10万元，自己只掏了3.5万元。“搬迁少花了不少钱，搬出来之后又能多挣钱，特别划算。”裴定强说，平坝上挣钱的机会多，没搬下山之前，他家年收入5700多元，搬入“美丽乡村”后，达到上万元。

搬迁的目的是脱贫，所以“美丽乡村”都选址于产业基础较好的地区，或者是配套建设产业项目，并通过发展专业合作社、乡村旅游等，增加农民收入。

以山王坪镇为例，产业配套1300多亩烤烟基地，每年能给村民带来300多万元收入；5000多亩中药材基地，每年可为村民带来500多万元收入；河坝“美丽乡村”附近的花卉基地、天泉酒厂，还可吸纳100多人务工。

“我觉得，通过‘美丽乡村’扶贫，扶到了点子上！”裴定强说。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博赛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袁志伦点评：由于工作的原因，我了解到不少农民之所以难以脱贫，主要是因为生态环境恶劣。对他们来说，搬迁是改变命运的最好途径，但如何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却是对政府的极大考验。南川通过“美丽乡村”建设，依靠改革创新，把扶贫与农村环境改善、小城镇发展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新路，其经验应该能给其他地方带来启发。（记者 黎明 刘敏）

 

社保——

长春：让低保户花最少钱看好病

为整合各类资源，进一步破解困难群众看病难题，1月1日，吉林省长春市成立了城乡医疗救助中心，设在长春市第二医院和吉林延安医院，专门收治低保病人。凡持有低保证的困难群体，医疗费用由医保、新农合、慈善、民政统筹解决，低保户看病只需承担总费用的10%。

农历春节前夕，记者走进长春市第二医院城乡低保救助中心惠民病房时，内科主任李敏正在为患肺心病的郝战江进行检查。病房是带洗手间的四人套间，阳光充足、温度适宜。“恢复得不错。”检查完后，李敏微笑着说。

63岁的郝战江已经入院10多天了。几年前独子去世后，他就成了没儿没女的孤老，靠低保度日。家徒四壁，连台电视机都没有。唯一值得庆幸的，是生病后前妻金玉霞又回来照顾他。

在来长春市第二医院住院前，郝战江已在家里挺了近一年，被疾病折磨得形销骨立：“如果没有救助中心，就只能在家里硬挺，活一天算一天了。”

肺心病是东北老年人常见病。2012年郝战江因这病住过一次院，28天花了2万多元，医保报销之后自己还掏了1万多元，为此金玉霞卖掉了农村的房子。

去年，老郝又犯病了，晚上只能在床上坐着，躺下就喘不上气来。金玉霞只好买了一个廉价的氧吧，质量不太好，有时好用有时不好用，就这样在家里挺了近一年。

“他一个月400多元的低保，我有1700多元的退休金，只够吃饭，轻易不敢上医院。”金玉霞说。疾病的痛苦和生活的磨难让郝战江陷入绝望，他曾割腕自杀，至今手腕上还留有伤疤。

今年1月，金玉霞从报纸上看到长春市成立医疗救助中心的消息，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了。

“一来就住上院，现在晚上已经能躺下正常睡觉了”，金玉霞说，“医生护士对我们也特别好，可热情，可周到了”。听到提起医护人员，病床上的郝战江激动得有些发喘，连连竖起大拇指。

李敏是长春市著名的心内科专家。她说，成立这个救助中心后，收治了很多贫困病人，这些病人有的因之前在家硬挺，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有的自己给自己开方，没有医生指导瞎吃药，耽误了病情。救助中心首先要遏制病情，使他们得到正规治疗。“低保病人来了后，治疗上我们一视同仁，生活上心理上关照得更多一点，没人护理的就帮他们打个水、带个饭。”李敏说。

更让郝战江和金玉霞安心的是，治疗的费用很低。据了解，郝战江的整个治疗下来，大概需要2万元左右，个人最终只需花2000元。金玉霞说：“这个钱我们还能凑得上。”

长春市卫生局局长齐国华说，长春市有近8万低保户，尽管他们都参加了医保或新农合，但自付部分仍然是沉重负担。长春市成立医疗救助中心，就是把现有的医保、新农合、民政和慈善等多项惠民政策集中到一起使用，并进行一些政策上的突破，再由市财政每年提供2000万元的补助，最终使低保群体看病只需支付总额的10%。齐国华说，像郝战江这样，治病花2万元，医保报一半，自付要1万元；即使大病保险再解决一半，自付也要5000元。成立救助中心后，只要2000元就可以了，极大地减轻了患者负担。

“其实我们也考虑过免费”，齐国华说，“最终定一个自付10%的比例，一是提醒患者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二是避免出现把医院当救助站，长期不出院的现象，造成医疗资源浪费。总之，目的是让贫困患者既感到温暖又不形成依赖。”对一些确实非常困难的患者，长春市还要求定点医院酌情减免一些。据长春市第二医院院长高玉堂介绍，该院对贫困患者还会提供定额伙食补贴。

齐国华说，下一步长春市还将研究制定新办法，与大医院对接转诊，让疑难病患者接受更好的治疗。

“享受到好政策，又有了活下去的希望。”郝战江告诉记者，他盼着尽快恢复，早点回家，好好生活。

全国人大代表、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刘益春点评：在解决贫困群体看不起病或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上，长春市整合各类资源成立城乡医疗救助中心是一个有益的探索，这一办法切实可行，值得其他地方借鉴。长春市的做法表明，要从根本上解决困难群体看病难问题，必须依靠有效的制度设计，而不能过于倚重媒体个案报道引发轰动效应，从而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记者 郎秋红 张楠）

 

天津：“虚拟养老院”助力居家养老

随着我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养老形势越来越严峻。传统养老方式对“421”结构家庭（4位老人、夫妇2人以及1个孩子）构成最为现实的挑战。与此同时，尽管养老院越建越多，绝大多数老年人还是认为居家养老最理想。在这一背景下，天津“虚拟养老院”应运而生。

养老院里没有老人

说起如今自己的居家养老生活，家住新园村小区已经86岁高龄的印邦炎感到很满足，“人老了更离不开家，哪儿也不如家里舒坦。”

屋里收拾得干净利落，一日三餐不用自己操持，这是记者2月15日在印老家中看到的情形。打完麻将刚回家不久的印老领着记者走进餐厅，指着桌子上的饭菜说：“午餐6个菜，荤素搭配，不错吧！”

养老院里没有一位老人，这正是“虚拟养老院”的特点。“虚拟养老院”并非真实养老院，而是模仿养老院的管理模式，由政府部门及社会养老机构负责将服务延伸到社区，延伸到有需要的老人家中，为老年人提供养老院应有的服务。这种居家养老模式，又被形象地称为“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印邦炎老人告诉记者，如果没有“虚拟养老院”提供的服务，他的居家养老生活不会像现在这样惬意。他与84岁的夫人査禹琴都是大学退休教授。2013年6月，老伴摔伤了腿，自己照顾不过来，儿女又太忙无法天天陪在身边，他犯了愁。这时，印老原来工作的单位帮他联系了由天津市河东区民政局与易盟集团合作成立的“虚拟养老院”，这家养老机构将保姆李玲介绍给印老，为其提供服务。

现在，每天早上8点，李玲都会买好菜准时来到印老家中，根据老两口的口味做好饭，然后再把家里打扫收拾一番。

“我们有自己的呼叫中心，签约老人可直接联系我们为其提供居家服务。”易盟天津分公司负责人付艳娟说，作为一家专业家庭服务机构，2012年9月，公司与政府部门开始合作，以自己的呼叫平台承担起了河东区虚拟养老院项目，同时通过增设门店，将虚拟养老院的各种服务延伸到天津各区县。在该公司记者看到，虽然现场没有一位老人，但“入住”老人的详细资料和需求在电脑上一目了然。

将服务延伸开去

在天津，还存在另一种形式的“虚拟养老院”，即实体养老院将服务延伸到社区。

每天中午11点半左右，家住复康里的老人林守杰和老伴就能吃上附近的望园老人院送来的营养配餐。林守杰今年77岁，2011年老伴患了脑梗塞，病情稳定出院后，林老既要帮老伴进行康复训练，又要做饭、做家务，忙得不可开交。

后来，附近新开的望园老人院开始为周边10个社区的老人提供营养餐配送服务，给林老带来了便利。用他自己的话说：“营养配餐让我和老伴的身体都恢复了不少。”望园老人院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养老模式不外乎‘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两种，我们从一建院就探索将这两种模式结合起来。目前给周边老人配送营养餐，除成本外，我们只收取2元送餐费。”

自2012年以来，天津已有14家养老机构陆续开展社区延伸服务试点，为上千名老人提供了十余万次服务。“虚拟养老院”虚拟的是床位，提供的是真实的养老服务，正在居家养老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仅有200多平方米的面积，却能为超过8000名老人服务，这是位于西青区杨柳青镇的天津市首家“虚拟养老院”的状况。记者在其二层办公小楼里看到，几台电脑、几部电话，就承载起了近8000名低保老人、老复退军人及80岁以上高龄老人的居家养老服务。

11大类115项居家养老服务，困难老人每月可享受政府发放的100至200元的养老服务券，这一模式打造的是一条降低政府养老成本、减轻子女养老负担、提高老人生活质量、促进养老产业发展的新路。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北辰区天穆镇天穆村党总支书记穆祥友点评：“虚拟养老院”目前看是一种既经济又方便的养老方式。绝大多数老人是希望居家养老的，但子女繁重的工作和养育下一代的重担很可能使他们没有这么多精力。

在这种情况下，“虚拟养老院”对接老人的迫切需要，解决子女的现实困难，得到了普遍认可。实践证明，凡是有市场，符合老百姓需求的商业模式，都具有持续发展的动力，相信“虚拟养老院”会在更大范围内推广，让更多老人受益。（记者 毛振华 李鲲）

 

治污——

南昌高新区：懂“绿”者，不一样的路

芦苇荡、湿地公园，花香鸟鸣，一般人很难将这优美的景色与一个国家级高新开发区联系起来。

20余年来，懂“绿”的南昌高新区不断打造绿色增长极，同时也不断收获着生态红利。

绿色情：收获生态红利

周末，有不少人自驾车带着家人，过艾溪湖大桥，沿昌东大道来到艾溪湖湿地公园。蜿蜒于水面上的木桥、层层叠叠的竹林，乃至被游人惊起的水鸟，都引人驻足观赏。

“今天是小外孙女生日，我们带她到这儿游玩一天，孩子玩得很开心。今后她长大了，看了这段视频，一定会有无限遐想。”李女士正在用手机给外孙女拍摄视频，她在南昌高新区艾溪湖畔已居住多年。

“这里湖水清澈，还有大片的树木，散散步，呼吸呼吸清新空气，听听鸟鸣，别有一番滋味。”李女士说，艾溪湖湿地公园自建成开放以来，便改变了附近居民的生活习惯，茶余饭后大家都会去园内散步。

良好的环境,不仅引来市民休闲,也吸引了不少跨国公司在周边落户。如今，方圆几十公里土地大幅升值,“生态红利”冠绝南昌。

“这一切都得益于高新区的发展理念。为充分保护环境，高新区放弃了50多亿元的土地收益，才有了今日的艾溪湖湿地公园。”高新区城市管理与环境保护局副调研员林雯介绍说，艾溪湖湿地依江伴湖，地理位置优越，其3000亩土地如果用于房地产项目开发，地方政府的日子会过得很舒坦。

但是，“绿色就是生产力”，这不仅是高新区人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他们的行为准则。高新区党工委书记邱向军说，真正懂“绿”的人，关注的是绿色的生态，也是绿色的产业。“绿”的背后其实是“红”，是“生态红利”。

发展梦：打造绿色增长极

元宵节过后是周末，部分园区企业还未开始上班，此时的高新区更显安静整洁。产业发展和环境优美间的距离并不遥远，刚刚步入弱冠之年的高新区通过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已成为南昌的绿色增长极。

回想建园之初，区管委会副主任邬欲江说，当时园内既无高科技企业入驻，也无新兴产业聚集，一直在传统产业上进行低端粗放发展。如何摆脱这种局面，为高新区打造不一样的未来？高新区的决策者问计于方兴未艾的战略新兴产业。

晶能光电，全球第三家独立掌握半导体照明发光技术、本领域国内唯一一家拥有全部自主知识产权的公司，它的发展是高新区成长的一个缩影。创业初期，晶能光电创始人江风益和王敏带着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投石问路。高新区见状，立即与之携手，在资金、人才、市场等方面为其当好服务帮手。如今，晶能光电正朝着国内最大的LED芯片生产商的目标迈进。

“到了高新区以后，第一印象就是环境好，空气好，景色美；和高新区人接触以后，第一感受就是内行、高效、热情。”中节能集团公司副总余红辉感叹说，高新区政府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力求在产业结构上高人一筹，能用如此眼光打造园区让人赞赏，我们喜欢跟能深谋远虑的政府打交道。

目前，高新区以全市3.1%的土地面积，创造出全市1/4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3的规模以上工业利税。日益变厚的家底,证明高新区“江西第一园区”的称号名副其实。

 

平衡力：绿色与发展兼得

从南昌高新区管委会出发，沿着京东大道或火炬大道漫步，便能看到园区的主要工业企业。整个园区没有一根烟囱，企业生产、取暖、供热均使用油、电等清洁燃料。

世界500强企业德国贝塔斯曼欧唯特中国区总裁徐凯波曾评价说：“我到过中国不少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南昌高新区的生态独一无二。”

用绿色丈量发展，用发展守护绿色。林雯说，如何找到生态与发展之间的平衡考验着高新区人的智慧，而绿色崛起之路，还需要等待的勇气和决心。

“我们优先发展处于价值链高端的创智产业，借鉴美国西雅图航空城发展理念，加强与中航工业、中国商飞的合作，快速推进南昌航空城建设。”南昌高新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局长谢高鸣介绍说，高新区全面承接国产大飞机C919中后机身等值段生产，推进已签约落户的以色列无人机、公务机项目建设，积极对接直升机、水上飞机项目，正力争将高新区打造成中国的“西雅图”。

为了让生态红利的雪球越滚越大，高新区自2011年10月31日启动了瑶湖郊野森林公园的建设。林雯说，公园建成后将成为又一处充满野趣、游趣、乐趣的生态福地。

全国人大代表、南昌市政协副主席龙国英点评：绿色崛起并非只重环保不问发展，而是要实现绿色发展，跨越式发展。南昌高新区的发展思路，正契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求，即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懂“绿”的南昌高新区，迎来了其发展的最好契机！（记者 林艳兴 赖星）

苏州吴中：生态红线划出绿色发展

自2012年以来，江苏省全面启动生态红线划定工作；2013年底，投入近1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支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苏州，作为生态补偿制度先行先试地区，用自己的实践表明，生态保护不是限制发展，而是“牵手”绿色发展。

生态红线是“高压线”

苏州市吴中区胥口镇马舍村是个典型的江南水乡。这里空气湿润，湖水在桥下流淌，水草在池塘中摇曳。时近中午，73岁的村民陶福妹正准备给家人做饭，只见她从家门口拾级而下，来到池塘边，直接把米篮浸入水中。“今天没下雨，没有泥沙，水很清，在池塘淘一遍后，就能直接放进锅加点水蒸煮了。”陶福妹说。

据马舍村书记施永飞介绍，他们村坐落在水源地保护的核心区，400米外的太湖供应着三个自来水厂的用水，是生态红线区域中的一级保护区。

《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提出，生态红线区域实行分级管理。一级管控区是生态红线的核心，实行最严格的管控措施，严禁一切形式的开发建设活动；二级管控区以生态保护为重点，实行差别化的管控措施，严禁有损主导生态功能的开发建设活动。

“每年到苏州东山西山旅游的人特别多，我们村坐落在游客必经地吴中大道旁，原打算建立一个可供游客用餐休闲的中心，但考虑到人流量较大，产生污染难以处理，便放弃了这一想法。”施永飞说，生态优先意味着必须放弃某些经济利益。

在吴中区像马舍村这样的村落有很多，吴中生态红线区域总面积1943.24平方公里，而吴中区国土面积只有2231平方公里，受保护地区占全部国土面积的87.1%。

保护“守望者”利益

划定红线是为了保护生态，但与此同时必须保护好“守望者”的利益，对因保护生态牺牲发展机会的地区进行补偿。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尚未实施村合并的“小马舍村”有板材厂、眼镜厂、五金厂等五六家村集体企业，村集体每年能结余四五十万元。今年58岁的村民吴大爷当时在村集体企业上班，每年至少有2000元收入，而当时苏州一般公务员一个月的收入也就100多元。

时间来到1997年底，“大马舍村”范围内污染企业全部关停搬迁，当时只剩下了两三家无污染企业。10多年来，为保护太湖水质，“严控发展”的马舍村作出了不小牺牲。面对周围纷纷富起来的“左邻右舍”，马舍村人也纠结过，焦虑过，但最后他们还是选择了守望。

2010年，苏州出台《关于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意见（试行）》，并开始起草生态补偿地方法规。2013年3月底，苏州生态补偿标准再次提高。

“仅2013年，村里就获得了湿地和水源地保护共120万元补偿。”吴大爷说，村集体有钱了，屋前的污水处理了，村里还给不少村民交了医保，各方面有了保障，现在出去旅游的村民也多了。

 

绿色发展养生态

生态红线划定的区域，需要严格的生态准入措施，对占用生态用地和空间的项目要严格把关。但保护生态不是限制发展，反而更需要绿色发展来护航。

在吴中区穹窿山风景区，为了更好地发展和保护本地的林木资源，管委会成立了由社区成员组成的生态公司和绿化公司。由于村民们在林木种植尤其是茶叶、桂花和名贵香樟树种植方面很有经验，公司销售额以每年20%的幅度递增。目前两家企业不仅经营良好，还在不断助力生态保护。

生态同样能为企业提供独特资源。苏州皇家整体住宅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和研发中心坐落在太湖边，随着公众对住宅低碳环保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公司的经营状况也一直不错，近年的毛利润都在30%左右。公司研发部经理王永兵说，他们主攻住宅整体环保设计，包括房屋雨水回收及利用阳光照明设备研发组装等。“公司发展如此迅速，也因搭上了区域生态改善的‘便车’。”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环保厅厅长陈蒙蒙点评：生态红线，是科学发展的保障线、生态安全的警戒线、促进生态平衡的控制线。生态红线划定后，必须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因为保护生态不能饿肚子，不能让生态保护的功臣们吃亏。在生态补偿机制建设方面，苏州等地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推行生态红线最大的阻力还是保护与发展的矛盾，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划定生态红线对地方政府是很大的挑战。希望相关地方政府能认识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积极推动实行。（记者 秦华江）

西安：“组合拳”迎击雾霾

2014年春节过后，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洗涤了被雾霾笼罩的古都西安。作为中西部重镇，近年来西安饱受雾霾之困，一年中为数不多的蓝天已然成了“稀罕物”。为了突出重围，西安连续打出“组合拳”，以求重新迎回蓝天。

霾袭长安成常态

刚刚过去的春节，西安的鞭炮声比往年少了很多，许多市民响应了年前市政府提出的“少放炮”的倡议。但据西安市环保局的监测数据，受持续静风、无有效降水等因素影响，春节期间西安仍有4天为严重污染。

近年来，陕西省关中城市群已经成为全国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去年以来，西安市民刘女士已经记不清购买过多少次口罩。“家里的口罩就没断过，我经常及时补货，否则这样的天气根本不敢出门。”刘女士说，我们市民也只能采取这样的措施防雾霾。

据环保部门分析，尽管并无大的污染源，但西安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象条件，造成了空气污染的严峻态势。

治霾打出“组合拳”

为了治理雾霾，提升空气质量，陕西省、西安市两级政府均采取措施，打出“组合拳”。除了关停重污染企业、发展电动公交车、淘汰落后机动车和小锅炉等，西安市还对现有加油站进行了油气回收改造。

记者在西安市的一处加油站看到，加油的油枪上多了个特别的装置。“这个是油气回收装置。很多人不了解，油气的挥发也是一大污染源头，在汽油装运和加油的过程中，大量的油气会挥发至空中。我们通过在油枪上加装回收装置，90%以上挥发的油气可以回收利用。”西安市环保局副局长颜昊说。

在西安，种植在楼顶的花花草草形成了一处处“空中花园”，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休息去处，也为净化空气贡献着一份力量。目前，西安已拥有10多万平方米的“空中花园”，未来还将继续增加。市民王女士平时喜欢花花草草，她告诉记者，先对楼顶进行防水处理，再铺上一层厚土，植物就有了自己的家。对于验收合格的屋顶绿化，西安市政府会按一定的标准进行补贴。

“为了治理工地扬尘，我们对喷淋设施进行了测试，开启20分钟后，PM10数据下降了50微克，降尘率达50%以上。”西安市一名环保工作人员说。2013年10月，西安市首个建筑工地雾化喷淋降尘设施在长乐路新都汇项目建筑工地启用。雾化喷淋设施与工地消防栓相连，加装在工地外架上，喷淋设施开启后，工地上空如同下起了毛毛细雨，这种降尘的方法正在西安被不断复制。

在制度建设方面，西安市还建立了涉环境保护案件绿色通道，实行快立、快审、快结、快执。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表示，条件成熟时还将设立专门的环保法庭。同时陕西省住建厅还提出，将把环卫行业治污减霾作为园林城市创建、城市建设先进检查考核的重要指标。

 

在发展中求治本之道

在加快治理的同时，治污降霾带来的成本问题，成为一大困扰。一位环保部门工作人员坦陈，环保是一项大投入的事业，作为西部城市，西安在投入方面实在难与一些东部城市相比。

在棚户区，现在还有很多人使用蜂窝煤取暖。据测算，蜂窝煤的污染比燃煤锅炉还严重。在煤改气方面，不仅一次性投入大，后续使用天然气费用也会提高不少，很多企业、居民根本投入不起。虽然按照政策，环保部门会给补贴，但也是杯水车薪。西安大部分的锅炉还是依靠燃煤。

“作为西部城市，我们没有经济实力像有的城市那样，大手笔投入。我们只有通过发展去解决遇到的问题，这才是治本之道。”西安市环保局负责人说。

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霍学喜点评：雾霾的产生与粗放的发展方式是分不开的。陕西省和西安市出台关于治理雾霾的措施，总体上我非常赞同。

雾霾是一个成因复杂的现象，经过长期的积累，到今天才集中爆发。因此，指望出台一些政策在短期内彻底解决，这是不现实的。我们治理雾霾应该立足长远。

另外，治理雾霾从根本上说需要解决管理问题和技术问题。很多地方现在管理跟不上，同时技术创新对产业替代的贡献率太低，我们距离“既能有效治霾，又能实现产业发展”这一目标，还有很长距离。

因此，现在急需政府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急需加快推动科技进步。同时，在更宏观的层面，治霾也是全民、全社会的工作，需要进行广泛的动员，使每个人都树立起“从我做起”的良好意识。（记者 姜辰蓉）

 

农村公共服务——

阜宁：服务农民，打通“最后一公里”

马年新春，江苏阜宁虽还冰天雪地，但浓浓春意早已从各个角落萌发。这生机，这活力，这希望，不仅浓缩在鲜红的年味里，更融合在称心的生活中。

阜宁地处江苏沿海地区，是著名老区，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部曾经迁驻于此。老区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新中国建设中作出重大贡献，现在经济条件好了，该如何进一步改善他们的生活？阜宁领导班子的回答是：从解决“饮水难”“看病难”“出行难”开始，打通“最后一公里”，让百万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更多更公平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

“以前洗衣做饭靠河水、井水，全自动洗衣机根本没法用，屋顶上装个太阳能热水器，还要把水挑上去，一瓢一瓢往里灌。现在水龙头一开，洗衣洗澡很方便，跟城里人一样。”新春时节，记者到阜城镇新储村走访，张国华大爷激动地说。

阜宁原是黄海浅水湾，地下水中总脱不了盐碱，加上近年来河水污染趋重，全县人民的饮水安全问题被摆上了首要位置。2011年，阜宁县城、镇区的居民都吃上自来水后，打通城乡统一供水“最后一公里”，成为阜宁的“一号工程”。

2013年，阜宁县投入11亿元，修建管网2.5万公里，让69万农民吃上用上了同网、同质、同价、同服务的“四同水”。11亿元、2.5万公里，这对一个财政预算收入只有29.45亿元的后发县来说，堪称壮举！

“人一天不吃饭可以，一天不喝水不行。过去我们吃河水要用明矾沉淀，吃井水要用糖掩盖苦碱味，现在你看，这水清甜着呢，能直接喝，真是长寿水啊！”正月初五，益林镇樵农村童本林在自家水龙头前边洗萝卜边介绍。

为了加强水源保护，阜宁清迁通榆河、射阳河、灌溉总渠沿线工业企业，建成了“清水走廊”，水源水质常年达到三级以上饮用水标准。

城乡统一供水只是阜宁打通“最后一公里”的一部分，该县提出实施城乡规划建设、交通运输、水务、生态环境、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六个一体化” ，将城市文明向农村延伸。

“我带你们看看，现在村卫生室不比城里社区医院差。”大年初五，因感冒刚看完病的陈集镇停翅港村朱玲对记者说。走进卫生室，只见药房、病房等一应俱全。站长朱正海告诉记者：“每个人来看病都按50%即时报销，处方单上有患者签字和电话号码，以便核查。”

阜宁下沉医疗服务，构建镇村“15分钟健康服务圈”，为每位农民建立健康档案。该县将村卫生室纳入党群服务中心建设，目前已建成村卫生室319个，聘用乡村医生1405人。县镇组建109支健康服务队，每月至少2次到村巡诊。村卫生室全部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目录内药品一律零差价销售。记者从阜宁建设省级标准化卫生室台账上看到，该县已有187个卫生室达省标，今年将再投入861万元对其他卫生室升级改造，年底争取全部达标。

与“看病难”相伴的还有“出行难”。阜宁水网密布，交通建设难度大。该县抓住江苏沿海开发确定阜宁为盐连轴线次中心城市的机遇，连年组织交通突破，现在全县公路通车里程2025公里，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齐齐开建，全面打开对外通道，“车子跳，阜宁到”的落后状况一去不复返。

如今，农村公路改造升级正在成为交通主战场。因为镇村水泥路只有3.5米宽，汽车交会困难，加上镇村公交没跟上，送小孩上学还得骑电瓶车，大人到工厂上班也不方便。针对这种情况，阜宁明确提出，把交通主战场转移到农村，对537公里镇村水泥路拓宽改造增设会车道，对438座农村桥梁改建重建，镇村公交先在益林等3个镇试点，再在罗桥等6个镇推开，明年全县15个镇全部开通，比省计划提前5年实现全覆盖目标。

“真没想到，现在我们能出门上大路，出脚上公交，农村和城市碰头了！”正月初五，郭墅镇富阳村李昌盛登上镇村公交走亲戚，与记者交谈。据了解，阜宁的镇村公交目前收费一元，将逐步过渡到免费。公交开进农村，打通农民出行“最后一公里”，真正成为阜宁农民告别出行难、出行贵的“幸福快车”。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阜宁县委书记顾云岭点评：打通服务农民“最后一公里”，最核心的是打通思想感情的“最后一公里”。只有心里始终装着群众，行动上才能做到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为了群众。

打通“最后一公里”需要做的事很多，“天女散花”不行，必须突出重点，从农民群众最紧迫、最关切、最受益的事情做起，尽力而为，逐步满足农民群众不同层级的需求。这就需要我们坚持走群众路线，深入群众，回归农民，掌握他们的所思、所需、所盼，真正和农民手牵手、心贴心。（记者 张正宪，通讯员 邓正彬 成绘）

 

南充：新农村综合体里的好日子

2月15日，半月谈记者来到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搬罾镇青山湖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点，所见所闻令人耳目一新：宽阔的柏油马路，大片的现代农业产业园，整齐划一的大棚，一幢幢灰瓦白墙的农家小楼……过去破旧的村落已被改造成美丽的新农村。

“新农村综合体建设改变了我们几个村贫穷落后的面貌，每家每户都得到了实惠……”顺庆区搬罾镇9村何光训告诉记者，区上把他家所在的9村纳入青山湖新农村综合体建设后，他把3亩多土地流转，同时自告奋勇管起了青山湖区域3个村的治安、环卫。如今，他被当地一家蔬菜种植公司聘为治安管理员，试用期满后，月收入将达2000多元。何光训难掩喜悦：每年坐收土地租金，还和爱人一起在家门口就业，加上女儿外出务工，一年全家收入10万余元，比前几年翻了几番。

据了解，搬罾镇青山湖新农村综合体建设坚持“生态打底、产村相融”，突出川北民居的田园风光和乡土特色，把新村建设与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相结合，先后引进康健、农望、木兰郡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目前，以青山湖为中心，已连片发展蔬菜基地2万多亩，带动周边农民户均增收5万元以上。

69岁的罗家海大爷难忘2012年5月的一天。那时，纳入青山湖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7、8、9村还是落后的旧模样，田地撂荒，杂草丛生。那一天，他看到顺庆区委书记伍果丽带领区相关负责人来考察论证青山湖新农村综合体建设项目。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罗家海大爷多次看到伍果丽的身影出现在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现场，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一幕幕感人的场面令他难忘。

据介绍，顺庆区实施的新农村综合体建设涵盖了道路、管网、沟渠、农田整理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生态绿化、居住区建设、产业培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在各级党委政府支持和干部群众努力下，青山湖新农村综合体建设强力推进：2012年10月底动工，2013年1月主体工程建成，2013年4月底完成了道路、水电气、绿化美化、配套设施、农田治理等所有工程。同时，建起了漂亮舒适的新农房，培育起了鼓起农民钱袋子的产业，“1+21”的功能体系更让村民过上了和城市居民一样的生活。

“1+21”中的1是指一个综合体，21是指金融、社保、治安、卫生、教育等21项公共服务。这些服务集中在公共服务中心，每项服务都设有办事窗口，村民不出村便可以享受多种服务。

青山湖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快速推进，得益于顺庆区加大产权制度改革力度，创新农村土地流转模式和农民参与机制、政策激励机制、投入机制、管理机制，激发了群众参与的热情，使综合体建设具有持续的生命力。

为激活农村资产要素，顺庆区成立了23个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小组，率先在新农村综合体涉及的村组进行确权颁证；成立了土地流转中心，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统一整理土地；整合涉农项目资金，出台系列激励政策，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培育力度……这些政策措施让村民看到了希望，并很快尝到了甜头。

在建房款的使用上，始终坚持民主、公开、透明，建房款存银行，卡交给业主委员会管，密码由镇党委、政府管，开支需经几方签字同意。严格的措施赢得了广大村民的信任，320户村民先后筹资在青山湖建房，建设中无一人上访。

伍果丽告诉记者，截至目前，顺庆区已成功打造出2个新农村综合体和20多个新农村聚居点，该区作为四川省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将继续加大改革力度，不断探索创新，因地制宜推进新农村综合体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南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高先海点评：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南充市顺庆区立足川东北丘陵地区农村实际，改革创新，突出川北民居特色和原生态田园风光，强力推动青山湖新农村综合体建设，使农民“住进了好房子、装满了钱袋子、过上了好日子”。尤其是在建设中突出了农民主体地位，激活了农村资本要素；树立“产村相融”理念，同步培育富民增收产业，使新农村综合体建设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记者 黄毅，通讯员 唐春）

 

教育——

湖北：“教育云”，及时雨

学生不仅能接触本校教师的课件，还能听到全国各地名师的精品课程；老师人手一台电脑，借助网络资源多媒体授课；学校和主管部门通过“云视讯”系统开展教学教研活动……近年来，湖北部分农村地区大力建设中小学校“班班通”、试点接入国家“教育云”，以信息化手段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接触的知识不比城里孩子少”

湖北监利县位于江汉平原南部，记者近期先后两次前往距监利县城20分钟车程的上车湾镇初级中学。在仅有一条街道的小镇上，干净敞亮的校舍十分显眼。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上车湾中学每个教室都有一套计算机和电子白板，老师多媒体授课，学生则可以通过“教育云”，接触到全国各地的名师课件、真题等。

在八（一）班的语文课上，记者看到，孩子们盯着电子白板，专心观看一小段介绍鲁迅的视频，播放完毕，语文教师胡年姣提问：“谁能简单介绍下这段短片的主要内容？”话音刚落，几十只小手“刷”地举了起来。

在学校采访时，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回答问题条理清晰，时不时说出“鸵鸟心理”之类词汇的初二学生范灿，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英语课能听到标准的美式发音，语文课能延伸很多知识点，我接触的知识不比城里孩子少。”14岁的范灿说。

监利县教育局局长余新洲介绍，作为湖北省首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试点县，从2010年至今，监利已建成2100多个“班班通”教室，基本实现全覆盖。2013年初，监利县教育局又和湖北移动荆州分公司合作，启动“同在蓝天下”工程，为监利135所学校开通“云视讯”，在“宽带网络校校通”的基础上，促进“优质资源班班通”和“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

农村中小学插上信息化“翅膀”

“班班通”和“教育云”平台让农村学校的课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语文课上，老师会展示精心搜集的视频、图片；数学课上，抽象的理论变成形象的画面，枯燥的数字转化为趣味游戏；音乐课上，优美的旋律响起，快乐的音符飘荡；美术课上，七彩斑斓的图画让学生陶醉其间……

除了丰富课堂教学资料，“教育云”还让远程教学成为可能。

位于武陵山区的恩施市龙凤中学和龙马中学虽然在一个镇上，但相距足有40公里。记者采访时，正好目睹了两校之间一堂别开生面的地理课。

龙凤中学高级教师熊维用“教育云”的“云视讯”功能开展远程同步教学。坐在龙马中学的教室里，记者看着两所学校的师生通过视频提问、答问、互动，老师自如地组织课堂，画质很好，声音清晰，像是身处同一个空间。

“学校地理学科薄弱，通过‘教育云’平台可直接利用其他学校的优质资源，同时老师还可开展教研活动，对教学帮助很大。”龙马中学校长田福军说。

据介绍，由教育部主导、湖北移动承建的“国家教育云”2012年底正式上线。目前，湖北所有地市均已开始“教育云”接入工作，并把教育水平较落后的地区纳入重点发展计划，争取2015年全省中小学网络全覆盖。

 

为教育均衡带来“及时雨”

“现在离开电脑，感觉课都上不好了。”47岁的上车湾中学物理老师龙泉以前从没接触过电脑，而如今他已是做电脑课件的高手。记者见到龙泉时，他刚利用网络教学资源库完成了两课时的PPT课程制作。

龙泉感慨，“班班通”让自己学会了使用电脑，开拓了眼界，甚至改变了教学观念。原先比较模糊的东西，现在可以上网查实，也可以通过网络和同事甚至其他地方的名师讨论；逐步改变灌输式的教学方式，通过多媒体展示启发学生思考，有的课程甚至会让学生主讲。

“教育云”也让恩施市实验小学副校长朱洪松了一口气。以前，学校每年都要派3名优秀教师去偏远山区的洪土小学任教一年。山高路远交通不便，遇上恶劣天气老师回家都存在安全隐患。同样的原因，使得洪土小学部分学生来校交流一年的计划一直没能实施。

“现在有了‘教育云’平台，通过‘云视讯’提供的同步课堂，就可与洪土小学联网上课，既避免了安全隐患，又能开阔学生的眼界，提高综合素质。”朱洪笑着说。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移动总经理郭永宏点评：教育信息化是解决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重要举措。国家应加快城乡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教育系统各环节信息化的应用力度，探索成立“教育行业信息化产业联盟”，促进产业链规范、有序发展。（记者 王贤）

安徽：“无校籍管理”稳步推进

2012年5月，安徽省在全国率先提出对中小学教师探索试行“无校籍管理”。目前，“无校籍管理”已在该省部分县区试行并初步显现成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教育教学资源的均衡配置，得到了教师、学校、社会的认可。

改革促教学资源合理流动

淮纺路中学位于淮北市相山区的城乡接合部，原是淮北市一纺织企业的子弟学校，2000年前后被划归相山区教育局管理，是淮北市的一所薄弱校。

两年前交流到该校任校长的朱鹏介绍，改革前学校共有34名老师，700余名学生，由于十年未招过老师，很多老师兼带两门学科，人员老化和结构性缺编十分严重。

2010年起，淮北市开始试行新进教师“无校籍管理”，将新进教师分配到淮北市各县区的边远、薄弱校支教。作为相山区的“老大难”学校，淮纺路中学教师人数增加到50人，师资紧张局面大为缓解。

该校教学水平也得到极大提升。2013年中考，有五人考进全市前五十名。“‘无校籍管理’促进教师合理流动，缓解了部分学校的结构性缺编问题，为薄弱校注入了活水。”朱鹏说。

2012年，安徽省出台政策，组织实行城区学校间、农村学区学校间的教师定期交流，推行城乡间教师支教、挂职等多种形式的岗位流动，实施城乡学校结对帮扶，加强薄弱学校师资建设。

同时，在有条件的地方，对新进教师积极探索试行“无校籍管理”，由相应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在编制内统筹管理，学校根据需要按期聘用，动态调整，合理流动，促进教师资源均衡配置。

同时，将校际流动纳入对教师的考评。城镇中小学教师评聘高级教师、评选特级教师的，要有一年以上在农村学校任教的经历；城镇的示范高中和特色学校要与农村学校建立长期稳定的校际对口支援关系；城镇学校被纳入“无校籍管理”的新进教师，原则上先到农村学校任教两年以上。

设省级试点探索创新管理体制

“‘无校籍管理’不是简单地把教师从‘学校人’变为‘系统人’，它还涉及人事、编制等部门间的相互协调，以及管理思维的改变。”安徽省教育厅师资处处长齐建平说。

2013年11月，安徽省教育厅批复在芜湖市弋江区开展中小学教师“无校籍管理”省级改革试点，计划于2014年下半年在该区全面推行实施。

弋江区包括一部分老城区、城乡接合部以及农村地区。弋江区副区长张尔贵介绍，由于该区教育体量不大，计划对全区已有和新进教师均实行“无校籍管理”。

张尔贵说，弋江区试点将按照“特殊兼顾、有序流动、促进发展”三个原则展开，把学校岗位设置与人员结构、学校特色发展与优质均衡、教学需求和个人意愿相结合。按地理位置将全区划为三片，首先在区域内进行教师交流，对骨干教师和普通教师按各百分之十的比例分步骤交流。通过交流进一步优化教师性别、岗位、学科和梯队结构，促进学校、教师、学生共同发展。

据介绍，下一步芜湖市委市政府将牵头协调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与人事、编制部门，按照区内学校师生比统一进行核编核岗，将教师职称比例划归全区范围内统筹。

与此同时，弋江区还将出台相关配套政策，规范学校内部部门、岗位设置，精简校内行政管理人员数量，建立教学行政管理人员工作量考核机制，对到农村及偏远地区支教教师的职称评定给予相应倾斜。

在刚刚结束的安徽省两会上，省长王学军明确指出，今年将进一步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创新教师管理机制，推进中小学教师、校长轮岗交流。

专家表示，这释放出将继续稳步推进教师管理体制改革的积极信号。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李霞点评：编制到校、人员到岗的管理模式已经根深蒂固，从根上理顺体制机制，需要地方政府统筹协调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人事、编制部门的关系，重新界定各自职责，同时应重视教师个人发展，将各项交流保障措施落实到位，如此，“无校籍管理”才能走得更稳更好。（记者 刘美子 方小凡）

 

创业就业——

贵阳：扶一扶返乡创业的农民工

“今年还外出打工吗？”“不，想在老家找点事干。”这是春节后贵阳市人社部门工作人员走访问询时，与许多返乡农民工的对话。接受调查的近5万名返乡农民工，超半数决定就近就业或创业。

完善创业政策引来“凤还巢”

观山湖区朱昌镇郝官村村民姚开新在外打工10余年，做过餐厅服务员，当过销售员、业务经理，也学得了烤酒生物发酵、生猪养殖等技术，辛辛苦苦挣了一些积蓄。

有一次，一位台湾商人半开玩笑地对他说：“小姚啊，打工，打工，到老一场空啊！”“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姚开新说。

此后他从媒体上得知近年来家乡发展迅速，还出台了许多创业扶持政策，包括税费减免、小额贷款、创业补贴等。为什么不回去干一番事业？2012年，他说服了同在外打工的哥哥姚开恩，带着妻小一同返乡创业。

兄弟俩在自家承包地上建起了酿酒房和养殖场，又通过土地流转承包了几亩土地种植蔬菜。创业过程中，姚开新参加了政府举办的免费创业培训班，申请获得了农民工返乡创业资金。

如今，酒厂已达到日产400斤酒的规模，销往周边多个县市，饲养的绿色生猪还未出栏就被定购一空。

近年来，贵阳市许多农民工和姚开新一样，带着技术、信息以及和乡亲们一同致富的梦想，返乡创业。据统计，截至2013年底，贵阳市农民工返乡创办经济实体2.85万户（个），参与创业人数5.1万人，带动就业9.1万人，年创产值11.25亿元。

拓展融资渠道送上“及时雨”

息烽县永靖镇返乡农民工邓光伟说，资金短缺是返乡农民工创业路上的“拦路虎”。对此，他感触颇深。

2011年7月，在外打工尝尽酸甜苦辣的他返乡自主创业，成立了息烽宏达玩具有限公司。但创业之初资金短缺，为节约成本，只能租用一栋偏僻又破旧的民房作为加工厂，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而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等，则导致市场一直难以打开。

举步维艰之时，县政府为他提供“三通一平”资金40万元，后又协调小额担保贷款8万元，并帮助他另谋场地。如今，他的玩具厂占地11亩，宿舍、厂房3000平方米，带动当地80人就业，产品60%远销美国、俄罗斯，年产值近400万元。

“当初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企业不可能发展到如今的规模。”邓光伟说。

贵阳市就业与职业技能开发中心主任刘锡秋表示，为帮助农民工创业，贵阳市想方设法拓展融资渠道，竭尽全力为农民工提供服务。

据介绍，贵阳返乡农民工创业可享受小额担保贷款、经营场所租金补贴等资金帮扶，贷款额度从2万元提高至8万元。每年市财政划拨返乡创业专项奖励资金300万元。2013年，贵阳落实农民工返乡创业贷款项目500个，扶持2000余名农民工创业，发放贷款7000余万元。

提供创业服务成为“贴心人”

“我和弟弟回来创业时，只有‘点子’，没有‘路子’，完全不知从哪儿下手。”百花湖乡谷腊村村民杨信友说，返乡后他打算建生态养殖场，但怎样建难倒了他。

了解情况后，乡里的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服务，送上生猪科学养殖光碟，多次介绍他去参加返乡创业致富培训，还邀请专家志愿团的贵州大学动物科学专家前来指导，手把手传授技术。

在政府帮助下，杨信友建成了一个以“猪—蝇蛆、沼气—鱼、猪”为循环产业链的生态养殖场，饲养生猪200余头。

不久，杨信友又有了新“点子”。他打算培育一种生长速度更快、瘦肉率更高的新品种猪。乡里的工作人员又帮忙上网查找资料，联系相关专家，帮助他培育出三元良种猪，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带动了附近很多村民发家致富。

“政府的贴心服务，是我创业路上的定心丸。”杨信友说。

近年来，贵阳依托各级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搭建创业信息服务平台，为返乡农民工提供政策法规、创业项目等服务，并采取向社会征集、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建立了市级创业项目库，其中适合农民创业的项目有318个。

刘锡秋说，目前全市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系统已实现行政村全覆盖，每村一名劳保协理员，通过走村入户，真正了解返乡农民工想什么、盼什么，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

全国人大代表、贵阳市副市长毛有碧点评：近年来，农民工返乡创业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这有利于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就业，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农业结构调整，为农民增收开辟新渠道，促进小城镇发展。农民工在家门口创业就业，还能照顾老小，有助于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问题的解决。今后，我们会继续积极为返乡农民工创业开绿灯、搭平台，提供更加完善的服务。（记者 王橙澄）

 

台州：最开放大学，多少梦想在这儿绽放

近年来，浙江省台州市广播电视大学创新办学理念，打造开放型大学，帮助一大批农村青年和外来务工者从这里重新出发，成为创业致富路上的排头兵。

“泥腿子”迈进大学校门

台州市椒江区海门街道岩头村地处医化工业园区，以前百姓没少受化工恶臭的“罪”，地里种出的蔬菜瓜果也没人敢买。村支书李玉正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2007年开春，村里接到通知，台州电大与农办系统合作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培养项目。李玉正眼前一亮：可以学学种苗木嘛，既能改良土壤，又能带领乡亲们增收。

李玉正报了名，学的是园艺专业。拿起丢弃了近20年的书本，李玉正利用电大远程教育网络，参与在线学习。按老师布置的“作业”，他在村里搞了块试验田，现学现卖，将技术毫无保留地教给村民。他还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参与台州市沿海盐碱地绿化研究，并组织村民一起承包了50亩沿海土地种植桉树。

由于带领村民致富成绩突出，李玉正在参加浙江省优秀村干部公务员考试后，被正式录用为乡镇公务员。

李玉正就读的台州电大目前有13300多名在校生。2010年6月，台州电大跻身全国首批33家地市级示范性电大，是浙江仅有的两家之一。

打工者圆了创业梦

“台州电大要成为平民进步的阶梯、教育公平的砝码、求学者充实自我增进技能的补给站。”台州电大党委书记、校长潘先考认为，人的潜能基本平衡，需要的是对个性和特长的挖掘。

由于高考失利，椒江区三甲街道保家村青年施培友一度很消沉。后经人介绍，他到一家缝纫机厂做采购和管理工作，一干就是十几年。开始偶尔还惦记一下自己的“大学梦”，但时间久了，梦想淡了，认为自己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2009年，听到台州电大招收农民大学生的消息，36岁的他心动了，但又怕人笑话。几番思想斗争后，他报考了市场营销专业。

一年的学习，让他知道了企业管理与产品营销是怎么回事，并萌生了自己办企业的想法。后来在班会上，他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没想到同学们十分热情，尤其是一些办企业的同学，积极帮他分析行情、设计方案。不久后，他辞去工作，自己开了一家水暖阀门配件加工厂。

万事开头难。施培友既当工人又当老板，既要生产又要推销产品。虽然紧张劳累，但心里高兴。由于质量好，他的产品在行业内很快就小有名气，供不应求。半年后，他增加了两台设备，招聘了4名工人，逐步走上了良性发展道路。

“领富者”的再学习

说起冯贻法，台州市涌泉镇的农民几乎无人不知。

涌泉镇33个行政村，村村种柑橘，种植面积达4.8万亩，年产量超过7万吨。冯贻法也是种橘大军中的一员。在多年的柑橘种植生涯里，令冯贻法最难忘的，莫过于丰年不丰收——曾经5毛钱一斤还无人问津，只能烂掉倒掉。他深刻意识到，品牌化运作才是农产品的出路。

2002年，他注册成立了涌泉柑橘产业合作社，引进新品种，提高科技含量。作为发起人，后来他又将合作社的“忘不了”商标无偿贡献出来，带领村民统一质量标准、统一分级包装、统一使用品牌。经过几年的发展，“忘不了”成为“中国驰名商标”，柑橘价格每斤翻了十倍以上。

事业做大了，冯贻法却更冷静了，他感觉自己急需进一步充电。2009年，他进修了台州电大的园艺专业，两年内完成了全部课程，并利用自己所学知识，把遭受冻害的橘园改造成了草莓观光园。

“虽然是一个农民，但我这辈子过得很充实！”冯贻法说，只要不断学习，农村的创业天地是十分宽阔的。

潘先考认为，现代社会知识更新加快，个体只有不断接受继续教育，终身学习，才能跟上时代发展。而开放大学为人们建起了一座纵向贯通、横向联结的终身学习“立交桥”，尤其在推动基层群众创业致富方面，电大大有可为。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温岭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副站长林燚点评：台州电大作为全国基层电大的一面旗帜，坚持的办学理念是以卫星电视、互联网为载体，联合高等学校、行业企业和社会组织，探索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统筹学历和非学历教育，大力发展面向社区、农村的继续教育，努力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各种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高质量的教育和学习服务。特别是发挥自身优势，完成普通高校不能完成的教育任务，为基层输送了大量“留得住、用得上”的实用人才，令人赞赏。（记者 王俊禄）

责任编辑：葛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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