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高考一分为二”改革之思考

 

【改革热点】

【事件介绍】

中国将推出学术技能两类高考多地已有类似探索

3月22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我国即将出台方案，实现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

据鲁昕介绍，第一种高考模式是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考，考试内容为技能加文化知识；第二种高考模式就是现在的高考，学术型人才的高考。技能型人才的高考和学术型人才的高考分开。“在高中阶段，16岁就可以选择你未来发展的模式。当然不管你选择的是什么模式，你都可以实现你的人生目标。”鲁昕说。

“技术技能型有三种人，第一类是工程师，第二类是高级技工，第三类是高素质劳动者。”鲁昕解释说，之前的职业教育只讲技能，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升级，技能需以技术为基础。

据统计，近几年来，我国每年从中高等学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毕业生总量约在1700万人左右，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和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不足矛盾已成为短期内新增劳动力就业结构性矛盾的突出表现。“2013年有140万人通过第一种高考方式，进入技术技能类型的教育。这140万学生还有三年毕业，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找到相当好的工作。”鲁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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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分类高考须提高职教地位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只有让职业教育获得平等的地位，才能真正实现分类高考。

多地已有类似探索

熊丙奇说，“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实际上就是对2010年颁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出的“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这一考试改革方向的落实和延续。据了解，目前在北京、上海、浙江等省市已经开始探索高职招生与普通高考录取的分离。

如北京市已有26所高职开展自主招生，被高职自主招生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当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和录取。

熊丙奇分析，高考分为技能型人才和学术型人才考试后，很可能会依据现在部分省市进行的高职和本科录取，对现有的本科院校和高职类院校进行重新划分，三本院校将与高职院校划为一类，参与技能型人才高考的录取。但分类考试、分开录取并不能解决人才选拔机制的问题，最为根本的还是应该彻底改革高考录取制度，通过建立社会化考试和高校自主招生，让学生拥有多次考试的机会，同时，由学校自主设计选拔标准，学生结合自己的学业成绩、学习兴趣和发展规划自主去申请学校。

 

职教地位应获提高

熊丙奇认为，在职业教育社会地位没有得到提高，技能人才社会地位没有得到认可的现状下，简单将高考分为学术型和技能型并不能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受传统就业观念影响，学生不愿意从事技能型工作。同时，高职院校教学质量的空心化，在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师培养等方面都与社会发展脱节，很多学生毕业后与企业用人需求不匹配，高素质的职业教育人才普遍匮乏。

“只有让职业教育获得平等的地位，才能真正实现分类考试，人才分流，这样高考改革探索才能获得成功。”熊丙奇说。

分类高考治愈我们的状元强迫症

随着考试模式的分离，整个社会会逐渐治愈沉疴已久的“状元强迫症”，懂得尊重生命的个体差异和社会的多元需求，让中高职业教育也成为创新型、操作性人才的尖子班。

有关高考的改革消息不断从上层传出来，让面临高考的学生以及他们的家长更多惶惑不安、焦虑、担忧，因为多半看不清，每一个政策变动，将对自己的命运带来怎样的奥妙影响和变动。

不过，很少有哪项高考改革，会像将技术技能型人才与学术型人才选拔分开、实行两种模式高考的消息这样，能让人心平气和地接受。连专家们都说，在各项高考制度改革中，职业院校分类招考阻力最小，更容易进行。

悲观些看待这种“容易”，恐怕是因为与一类大学招生相比，社会对于高职院校的招生改革关注度不高。这样的忽视，正是整个社会对职业教育长期轻视、缺少深入思考的体现。

乐观地说，一个社会的改革，往往都是从最薄弱的环节开始兴起、也最有可能在不受重视的环节上首先获得成功。回顾一下高考招生改革进程，会发现，国家层面设计的高考录取模式改革原是从“高大上”的几所知名一本高校开始试点的，在此之后，北京、上海等地的高职高考才悄悄向自主招生伸出触角。但论起进展，则一本高校的自主招生，历经十年，趑趄进退，至今，不论是范围还是尺度、选拔方式，并无更新突破；高职院校的自主招生，却轻舟已过万重山，考生不再参加统一高考、只凭学校推荐和高中水平考试成绩等综合评定，加上各样自设的不同面试、笔试科目，已有许多学生能够进入喜欢也适合的院校读书。

一个面向基础教育的人才选拔考试，如果每年考试的结果，都有过半考生成绩没有达到及格线，甚至低到令人羞愧和备受打击，也许我们本来就该质疑，这样考试的合理性，它在区分人类高下的同时，是否也在证明基础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失败？——在不分类的情况下，我们的高考正是如此。很多年份，按照三类、甚至二类本科招生设定的录取分数线平均到各个科目，多半都在及格线以下。只是因为忙着仰望学霸、追逐状元，我们很少去想，那样为了增加区分度而让一众学生分数低到尘埃里的做法，会对他们的尊严与自信产生怎样的打击与影响，更有无必要。内心深处，我们甚至会将这沉默的多数当成被不断提速的教育列车甩下的二三流货色，只能无奈地退而求其次。

也许，他们需要的，只是有机会选择另一种考试与学习方式，同样是“择优录取”，在另一种序列里，他们会是“好学生”，是最值得期待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一考定终身”的设计，原是为了保证人才选拔的公平公正；分类考试、自主招生，应该被看作在更高层面兼顾公平与人才培养效益的追求与选择。需要关注的只是，在另辟蹊径的时候，别忘了公开、透明与监督，保住公平的底线。

更值得期待的是，随着考试模式的分离，整个社会会逐渐治愈沉疴已久的“状元强迫症”，懂得尊重生命的个体差异和社会的多元需求，让中高职业教育不再做人才筛选的“失败者集中营”，而是创新型、操作性人才的尖子班。惟有如此，“中国制造”才有振兴的一天，创新型国家也才能落到实处。

两种高考”走出人才与市场对接第一步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同样，世界上也没有唯一评价模式下的人才。两种高考，评价出两种不同体系的人才，这既符合个体职业定位与错位发展的需求，也是饱受高级技工稀缺的中国制造行业的福音。放在经济全球化，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的背景下，两种高考的分轨，就是通过高考这根指挥棒，让学术型与技术型人才同台竞技，让白领、蓝领人才尽早确定自我的职业发展模式，从而在不同的社会分工需求下，各安其位。

人才必须植根于市场，才会拥有职业生命力。事实上，之所以教育部会提出“两种高考”这样的人才分流模式，也正在于目前的就业市场，正面临着大学生就业难与制造业高技术人才用工荒，这样供给与需求并不匹配的尴尬局面。两种高考的模式，无疑将重新捋顺这种供给不均衡的状况，事实证明，只有充分尊重人才的个体差异，才可能以人才差异化满足社会的多元需求，高考这一最重要的人才输送渠道，才能够与多元的市场就业需求顺利对接。

 

市场无数次证明了人才对接的重要性。在当下全球经济危机的阴影下，许多国家的失业率大幅上升，法国、意大利等国甚至占到了30%—40%，唯独德国青年的失业率仅为7%。其中缘由，正在于德国采用了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并行的高等教育模式，在职业教育阶段更有特有的双重职业教育体系。正是通过这种人才分流，通过既在学校当学生又进入企业当学徒的双重职业教育训练，学校教育与企业、市场需求才有了很好的衔接，学生也才能迅速参与到企业的高要求生产中去。

两种高考的改革，正是走出了人才与市场对接的第一步。对接，首先当然要满足“量”上的需求，其次，更需要满足“质”上的要求。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要让“中国制造”真正走向“中国智造”，去抗击经济危机的压力，就必须注重打造高素质劳动力，必须通过提升技术型人才的专业技能，去提升产品的附加值。而这，显然需要职业教育改革紧跟而上，与实现对接。

高考一分为二，深层变革还需细节求解

从大的方向上说，这一改革思路值得肯定和期待。高考改革说了这么多年，理念设计从取消文理分科到一年多考，具体操作均无定论。如今这一路径的选取，算是难度最小的，颇似目前职校教育与综合大学教育并行模式的“升级版”。很显然，这种一分为二的思路，有助于改变“全国一张卷”模式下职业院校和普通高校招生无法体现区分度的弊端，在高级技工结构性短缺、综合大学毕业生与市场脱节的现实语境下，有着强烈的针对性，对这些年一哄而上的“贪大求全”式“专升本”、“院变大学”热潮亦是一种纠偏。

当然，大方向的与时俱进，还需要辅以大量基础性、具体性的工作。在既有大学教育格局业已成形的今天，要想有深层的、系统性的改革，阻力和难度可想而知，至少需要在以下问题上进一步求解。

其一，如何以薪酬、社会地位的指挥棒，来改变“蓝领”与“白领”之间天平失衡的现状？诚然，国际上这两套系统分类招考是一种普遍做法，德国模式尤其堪为范例。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种社会认可度，很大程度上缘于其蓝领与白领之间社会地位的相对平等（当然也并未达到绝对平等）。而在我国这两种人才之间的落差显然更为明显。中国自古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种观念投射到教育领域，则是读研究型大学、综合大学比读技术类院校更具优越感。今天，尽管在部分沿海发达地区出现了高级技工高薪难求的现象，但这种薪酬上的“补涨”、供求上的短缺，并未与社会心态、教育理念的转变及时对接：一方面，高薪技工毕竟只是少数，绝大多数技术型人才仍然处于劳动力价值链的低端；另一方面，即便是高薪技工，与名牌综合性大学的管理类、研究类人才相比，仍然面临在企业内上升空间有限、社会坐标偏低的困局。

这种不平衡的矫正，必将是一个众多因素综合发酵的漫长过程，绝不可能仅靠教育模式的变革单兵突进，而必须多管齐下，政府、社会、家庭均应积极顺应、有所作为。比如，政府人力资源部门在职业晋升通道上，应对技术型人才敞开公平的大门；社会也应及时顺应这种大势，比如广东卫视推出的“技行天下”节目，“为劳动选秀”，获得高度评价；此外，家长也宜更新观念，灵活选择孩子未来的职业道路。

其二，在更合理地引导学生分流的同时，如何避免出现新的一“分”定终身？毕竟对于很多初中的孩子而言，未来还太模糊、社会还太遥远，学习成绩的“好坏”也可能只是暂时现象。必须允许他们选择错了，还能有“后悔权”、“反悔期”，更能有“回头路”。必须在两条路径之间设计一些低门槛的交叉线、汇合点或者“便桥”，让奔走在它们上面的年轻人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变化，及时调整职业方向，而不至于只能“一条路走到黑”，让一项有着深远政策善意的改革，在一些时候变相成为阻碍寒门学子向上层流动的玻璃门。这对避免新的社会分工的不公，至关重要。

其三，回归“技术类”院校，对一些学校可能意味着“被降格”，对那些潜在的自认“被降格”的院校，怎么做通思想工作？在扶持、打造这些“地方名片”上苦心孤诣、投入不菲的地方政府又该如何做通思想工作？在一些学校和所在地方看来，好容易“升”上来、成了研究型大学，又要“降”回去，肯定百般不愿、千般扭捏。对此，恐怕亦需做好充分的心理和政策准备。

 

两种模式高考需公平用人制度托底

打破“一元制”高考模式，这项改革值得期待。至于具体的改革方案如何、在改革实际中如何操作，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只要不断努力探索，假以时日，必能使之完善起来，自不待言。

但是，两种模式高考究竟能否叫好又叫座，比制定具体的改革方案和使之落实还要难。这涉及到人才走出社会以后的就业、收入、使用和社会地位等比较实际的问题，说白了就是涉及到对两种模式高考下培养出来的人才如何评价和分配利益的核心问题。如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即使两种模式的高考顺利实施，但人们对两种模式高考的欢迎度、评价度与当下进行的高等学术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极有可能并无二致。

那么如何克服社会对两种类型人才的傲慢与偏见呢？这不是站在高处吆喝一声或呼吁一下就能解决的，必须从根本上对两种类型人才进行重新定位，制定全新的人才使用办法，以此划分两种类型人才的就业范围，确保缩小两种类型人才的收入差距，抬高和固定技能型人才的社会地位，即在全社会形成重视技能型人才的浓厚氛围，使全社会发现和认识到技能型人才与学术型人才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和社会地位，技能型人才会成为香饽饽，两种模式高考改革才受欢迎、也才算获得真正的成功。

在两种模式高考体制下，如果两种人才的出头之日存在有天壤之别，人们即使明明知道不一定能成功折桂学术型人才，但多数人还是会尽力投奔它而去，这是其他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的。所以，在进行两种模式高考改革的同时，必须在制度层面并从深层次配套、完善对人才的评价和使用尺度，使两种人才实现平行、平等、公平竞争和上位。

两种模式高考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即没有使技能型人才受到社会尊敬和使之脱颖而出的人才环境和用人制度托底，不仅改革难以受到社会的欢迎，而且，改革能否有效推动和成功，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两种高考需要一种对待

目前的高考模式，是所有学生同一份试卷。可职业院校、普通高校，对学生知识能力的要求，及学生未来工作去向，都有所不同。学生的实际情况又有所差异，有的文化成绩很好，有的成绩一般但动手能力不错。因此，在“一张卷”的背景下，职业院校和普通高校的招生无法体现区分度，一方面，有意报考高职院校的学生不一定能在普通高考中胜出；另一方面，高职院校需要的学生能力，又很难通过高考本身体现出来。

人才需求趋于多元化，人才选拔方法和培养机制也应随之多元化。在如此背景下，“两种高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便更加凸现。因此，尽管这个消息来得突然，但舆论还是“高抬贵手”，从过程直接绕到了结果，成了新方案的拥趸。“两种高考”值得期待，但是否能受到家长和学生的认可呢？

很长一段时间，我国高级技工等人才大量缺乏。相对于高校生，高职生不仅没面子没地位，而且事实上也没有多少前途。鲁昕表示，“技术技能型有三种人，第一类是工程师，第二类是高级技工，第三类是高素质劳动者。”而这三种人并不符合当下社会对成功的定义和向往。这也是一些人所担心的，考生和家长可能会认为只参加技能型高考，不过是高职的升级版，是件丢面子的事。

要想达到预期的效果，就要考虑现实的掣肘。面对未来的两种高考，中职、职高的在读生，情况可能好一些，但那些普通高中毕业生，是否愿意放弃读普通高校的机会，直接选择“小高考”呢？关键在于把两种高考、两种学生，予以同样的尊重，让他们都拥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比如，在瑞士，就不存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现象，因为学技术也有前途。瑞士的世界著名包装机械企业博思特公司，在1947年就创办了自己的学徒工学校，博思特公司的几任总裁和大多数中层领导人都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

两种高考需要一种对待，这需要在行动上，特别是国家政策上对两种高考、两种学生同样尊重。拿公务员考试来说，有没有必要把文凭门槛设置得那么高？如果把底线文凭设定为大专，让更多的人也有机会，这对于转变社会观念肯定有所裨益。

 

【启示与思考】

人才必须植根于市场，才会拥有职业生命力。事实上，之所以教育部会提出“两种高考”这样的人才分流模式，也正在于目前的就业市场，正面临着大学生就业难与制造业高技术人才用工荒，这样供给与需求并不匹配的尴尬局面。两种高考的模式，无疑将重新捋顺这种供给不均衡的状况，事实证明，只有充分尊重人才的个体差异，才可能以人才差异化满足社会的多元需求，高考这一最重要的人才输送渠道，才能够与多元的市场就业需求顺利对接。

社会各界对高考改革寄予厚望。和任何一项改革一样，高考改革不可能照搬国外模式，只能循序渐渐，摸着石头过河。众所周知，高考是教育改革的风向标，对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起着导向作用。高考改革无疑是一项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如何适应新的高考模式，是首先必须正视的新课题。就基础教育而言，面临着课程设置要不要调整、还要不要进行文理分科等诸多现实问题。对于高等教育而言，如何划分技能型和学术型院校，二者的比例如何确定，都事关实际操作甚至事关教育公平。

在笔者看来，最重要的恐怕还是观念的改变。技能型高考，说得直白一点，其实就是培养动手能力强的应用型人才。有多少学生家长会让自己的孩子报考还是未知数。因为，在不少人的传统观念里，孩子上大学就是为了将来能出人头地，能谋得一份体面、舒服的职业，有比较高的收入。而参加技能型高考，某种程度上是为将来做蓝领做准备的，这恐怕是很多家长无法接受的事实。有了这样的偏见，技能型高考与学术型高考就失去了公平竞争的可能。这不仅需要技能型院校自身要不断进取，改变形象，以适应新的高考模式；政府也要加大对技能型院校的投入，使之在硬件设施、师资力量、校园环境等方面，与学术型高等院校不相上下。

教育事关民族的未来，国运的兴衰。教育家陶行知曾经说过：“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因此，比高考模式改变更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都应当纠正“英雄只问成绩”的错误倾向，把教学生如何做一个身心健康的人放在首位，让教育回归求真育人的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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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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