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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孝子弑母,左手孝道右手无奈如何解
2014年04月21日 13:20
【百姓生活】
【事件介绍】
法外有情“弑母”孝子获释
4月3日下午4点20分,被限制自由两个多月后,“弑母”孝子杨秀(化名)以自由人身份第一时间从广东东莞厚街派出所赶到厚街医院,看望母亲张彩娣,历经“生死”,母子二人抱头痛哭。
检方当场训诫
东莞市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市二检”)3日下午宣布,决定对涉嫌故意杀人罪的嫌疑人杨秀不起诉。市二检公诉科科长许茂带领几名办理杨秀杀母案检察官,对杨秀进行检察训诫—向其讲述法律常识、鼓励他坚强生活下去。宣读决定书和训诫期间,杨秀始终低着头,双手紧扣。针对检察官一些沟通性言语,都用简单的“嗯”和点头来回应。走完所有法律程序成为自由人的杨秀说,他很想带老母亲回云南老家种地。
杨秀,男,1984年10月15日出生,云南人,景颇族,文化程度小学,无业。与母亲张彩娣共住在厚街某出租屋。母亲多年瘫痪在床,生活无法自理,由杨一人边工作边照顾。2014年1月18日傍晚6时许,杨秀因生活困难,产生厌世情绪,遂产生将母亲杀死然后自杀的念头。杨砍了母亲后颈部两刀,随后用剃须刀片往自己腹部划两刀,左手腕部位划一刀,导致二人受伤。随后杨秀主动停止伤害,并帮母亲张彩娣止血。次日上午11时许,杨的朋友发现情况报警,警方赶到将张彩娣送院救治(鉴定为轻伤),杨秀被带走调查。
违法行为不可取
市二检公诉科科长许茂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程序上说,决定书送达了就生效,杨秀可以恢复自由。但这不等于他没有犯罪。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的一个前提,就是杨秀犯故意杀人罪事实和证据都很清晰明确,给他定罪没有问题。“可以形象地理解,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就是法院的‘犯罪但免予刑事处罚’的判决。”
许茂称,杨秀这个案件确实非常特殊,杨秀的犯罪情节很轻,受害者只受轻伤、犯罪中止、自首等,加上考虑到他一个人在东莞无依无靠,多年独自照顾瘫痪的母亲,发生这种事也算情有可原,但他的行为是违法的,绝对不可取。
对话“弑母孝子”:不想让我妈跟着我遭罪
这是杨九重获自由的第6天。
获释后的杨九变得沉默,不善言辞。独处时,他会找个地方一蹲,右手时常搭在左手腕儿上,盖住伤害母亲后自残留下的伤口。交谈时,他刻意回避1月18日那天的细节。
在孝子和弑母的两个极端里,杨九想尽全力照顾母亲,又没有能力给母亲好的生活。
母子重逢,事件以一种温暖的方式结尾。检察官张旭岑说,不予起诉并非纵容犯罪,只是体现了我国刑事政策中的宽严相济,拘押期间母子的那场相见,让张旭岑动容。
事件回放
1月18日,云南打工者杨九在东莞市厚街镇一出租屋内,挥刀砍向瘫痪的母亲,后用剃须刀片割腕自杀。所幸母子二人均无生命危险。东莞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人员经调查认定,疑犯有犯罪中止、自首等行为,考虑到杨九只身打零工照顾病母多年,4月3日,对其做出不予起诉的决定。
打工:挣的钱只够我和妈糊口
新京报:你来东莞几年了,母亲一直是瘫痪的状态?
杨九:2011年来的,来时她就是现在的样子了。
新京报:那年你27岁,是第一次出远门打工吗?
杨九:是。之前都在云南老家打零工,没出过远门。我妈是打工前一年瘫痪的,家里没钱给她治。
新京报:到了东莞,打工生活和之前想象的一样吗?
杨九:好多人劝我进工厂,但那样就没法照顾我妈了。我只能打散工。
新京报:最多一个月挣过多少?
杨九:差不多3000块,但这种时候很少。这边一个普通工人每月怎么也有四五千块吧,但我什么技术都没有。
新京报:挣的钱都花哪了?
杨九:只够我和我妈糊口,平常我会给我妈买钙片,五六十块钱一瓶儿的那种,医生说瘫痪的人要多吃那个。
新京报:除了照顾母亲和打工挣钱,你有自己的生活吗?
杨九:出门挣钱,回出租屋喂我妈吃饭,没有其他的生活,几年都是这个状态。打散工经常会换地方,所以也没什么固定的朋友,认识一年算最长的了。
新京报:心里的压力、不愉快也就不能跟人说。
杨九:对,我妈说不了话,其他人也说不着。所以我就爱喝酒,喝酒能暂时缓解一些。其实有时候我特想我妈能说话,能跟我说说,这几年我的日子,只有她最明白。
杀母:觉得自己没用
新京报:1月18日那天,怎么会有那种举动?
杨九:那天我和两个朋友在家里喝酒,我喝了六七两吧,不知怎么的就心情不好,朋友走后,心里这别扭劲儿就上来了。
新京报:杀母亲后再自杀,当时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杨九:我不想活了,但我死了我妈也没人照顾,所以就那样了。
新京报:觉得生活没意思?
杨九:是。那阵子都没什么活儿,没收入,我妈还要跟我一起受罪。更多的是我觉得自己没用。
新京报:几年中没有想过向什么地方求助?
杨九:没有,不懂那些,我觉得有活儿干就是最大的帮助,所以我很感谢我的老板。
被拘:想得最多的还是我妈
新京报:想到过会这么快重获自由吗?
杨九:完全没想到过。
新京报:被拘押的时候想得最多的是什么?刑期?
杨九:脑袋每天都很乱。刑期没有想过,但觉得会严重,毕竟我犯了罪。想得最多的还是我妈,当时不知道她伤得怎么样,也会想如果我坐牢了,谁来照顾她。
新京报:工友说你比之前不爱说话了。
杨九:出事后,好多人帮我,检察院的人、警官、工友,还有很多陌生的好心人帮我,弄得我心里很乱。
新京报:为什么会乱呢?
杨九:我觉得我犯了很重的罪,应该受到惩罚,但很多人却来帮我。
新京报:很多人了解了你家的情况后,都说你是孝子,你觉得对你母亲而言,你是一个孝子吗?
杨九:我对我妈来说,是一半好,一半不好。好的是,我想尽全力照顾她;不好的是,我没有太多能力,不能给她好的生活。
未来:想回老家了
新京报:重获自由后,再见母亲时,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杨九:瘫痪后我妈都说不了话,但是她一直很依赖我,我知道。那天出来见到她,我哭了,她也哭了。我心里说不出来的感受,觉得对不起她,我妈一直很疼我。
新京报:这两天每天都会去医院?
杨九:差不多每天都去,我妈能吃的东西不多,可能医院的饭会不习惯。她喜欢吃豆腐,我就给她送。
新京报:现在还有之前那种厌世的想法吗?
杨九:没有了,经历了这一遭,就觉得要好好过日子了。
新京报:以后有何打算?
杨九:想带母亲回老家。
新京报:不喜欢广东吗,而且现在这么多人帮你,为什么想要回老家呢?
杨九:喜欢广东,但是我可能不适合这里,我妈也是,我觉得她也想回家了。
新京报:还会再回来吗?
杨九:就想在老家安安心心过日子,不想再回来了。
“孝子弑母”的悲剧点究竟在哪
“弑母者杨九”未被起诉。不予起诉并非纵容犯罪,是体现宽严相济。不起诉不等于他没犯罪。资深法官,也认为不起诉合情合法。“即使起诉,也可能判缓刑。”除“情节轻”,自首认罪悔罪表现外,网开 一面的最大考量,或还是杨九那瘫痪在床,无人照料的老母。
这也是此案最大纠结点。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但另一古话又说:“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天下无孝子”。杨九是这两句最好的体现。网站转载,标题冠以“男子不堪长年照顾病母弑母”的名头,不能说全错,也不全对,弑母不光是“不堪长年照顾”,更主要是“不想让我妈跟着我遭罪”。
这就说得很清楚了。杨九主要埋怨自己无能,不能照顾好病母,才一时犯傻,想“同归于尽”求解脱。这和“不堪长期照顾”痛下杀手,还是有区别的。这并非为杨九洗白,在他举刀弑母那一刻,想来这种钻心蚀骨的罪责,在他后半生都会萦绕心间,他可能一辈子都难原谅自己,即便法律没给予刑罚。
这也是法律界和社会对其“孝子”呼声的最大缘由。这起人伦悲剧,最大悲剧点,还不是孝子举刀,而应是让走投无路的孝子绝望举刀之前那无力而深远的社会背景因素。
现检方正为其申请司法救助基金,鼓励其重振生活信心。可之前他竟完全不知能向哪些地方求助;心理压力,也无纾缓通道……我们的社会兜底保障和救助,心理干预、关怀和建设,不能都在极端案件之后。绝望弑母与病榻孝子这一矛盾方程式如何求解?绝非无解。而这一题的答案,将为更多疑似问题提供镜鉴参考。
流动弱势群体不应成为社会关爱的盲点
常年不离不弃照顾母亲的孝子“拔刀相向”,前后判若两人的对比反差,让人大跌眼镜。“孝子弑母”的人性坍塌,杨九应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孝子弑母”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某种程度上也是全社会的悲哀。面对重大疾病和意外伤害事件,仅仅依靠家庭力量往往力不从心。对于那些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来说,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大病医疗救治制度尚未覆盖、多渠道的社会救助尚未抵达的情形下,他们的人生,注定是悲苦、凄凉和黯淡无光的。
制度之爱和人文关怀的缺失,让人性逐渐变异,甚至走向危险地带,连亲情伦理都难免受到伤害。杨九并不是不愿意承担照顾母亲的责任和义务,而是困顿的现实,让他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觉得生活没意思、觉得自己没用、责怪自己不能给母亲带来好的生活,便试图选择失范型自杀来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之所以“孝子弑母”,是不愿意看到母亲无人照料。
杨九并不缺乏对母亲的爱与责任,而是归咎于“哀莫大于心死”。对生活失去信心的他,不惜选择和母亲“同归于尽”,让人痛心不已。作为流动弱势群体的一个缩影,杨九和母亲在城乡二元体制中处于一个边缘位置,既无法享受农村的低廉生活成本,也无法获取城市的公共服务,成为社会治理的盲点。如果他们的生存境遇能够早一点被发现和重视,“孝子弑母”的悲情或许就可以避免。
庆幸的是,杨九和母亲都获得了生命的延续,检察机关在坚持法律严肃性的基础上也对杨九进行了人性化的免予起诉。然而,他们人生的苦难并没有终止。对杨九和母亲进行公共救济和民间帮扶,点燃希望的心灯,让他们的人生多一些光亮和温暖,才是一个温暖社会的应有作为。
三思“弑母孝子”只愿悲剧不再有
很少有这样的案子,无论是一个怎样的结果,法律所承载的意义,都超出了对一个犯罪者在法律传统意识上的判决,使得威严的法律难得展现了柔软温情的一面。也很少有这样的故事,让我们在传统道德观面前,一时无法去定义这是一个好人或者坏人,所以有了这个“弑母孝子”的称谓。这终究是一个少见,而且极端的案例。但是,这是毕竟发生了的悲剧,“弑母孝子”割伤了母子,纠结了法律,刺痛了社会,这故事之后但愿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
这个让人揪心而心痛的案子,终于有了一个结果,法律判决给了这个在道德层面一时让人无法定夺的故事,一个总算能让人欣慰的结局。当事人免于起诉体现了法律严宽相济一面,让我们知道法律也有难得的温情。当事人的忏悔和内疚之下流下的悔恨泪水,洗涤着曾经一时糊涂被阴翳蒙蔽的灵魂,母子相拥而泣的温情场面,让人觉得法律的公正扶正了难以安放的道德观。这是一个孝子,只是这个孝子太苦,太累,太无助,才犯下了如此后悔莫及的“大过”。
无论这个案例是少有的极端案例,也不管这个故事是扭曲罕见的故事,我想在这个案子判决之后,在这个故事留下了一个能让我们所有人还感到欣慰的结局后,我们都不希望这样的莫大悲剧在发生,不愿意任何人在经历这样的痛苦。案子结束了,故事有了结局,相对之前的纠结和不定,现在则是我们能理智思考和反思的机会,只有这样去痛思,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这种刺痛心扉的悲剧不再发生。
一思则反省自身。之所以这个案子能让所有人情不自禁,无怪乎当事人的身份,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肩负着同样的责任。为人子女,我们都有自己的父母,虽然孝顺与否,孝顺的方式和程度或者还有不同,但是作为子女的我们,又都是一样的身份,传统道德意识上,我们都要好好孝顺自己的父母。为了在法律上保障这个传统孝道,我们甚至还在专门法律里,制定了孝顺标准。在这个悲情的故事里,如果换位思考下,如果假设一下当事人是自己,可能现实中我们很多人都要惭愧不如,连相提并论的资格都没有。母亲瘫痪,儿子带着母亲四处打工,挣钱给母亲治病,他的生活里只有挣钱给母亲治病,只有孝顺而无自己。“弑母孝子”给我们每个人上了一堂刺痛心扉的课,对孝道的理解,对孝顺的行动,这是听晚这个故事我们要幡然悔悟的。
二思则反省体制。“弑母孝子”的悲剧并不是个案,这之前就发生过“孝子毒母”的故事,无一例外这类案例和惨剧的背后,是一个特殊群体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这类悲剧中的悲惨主角,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底层,最特殊的一个群体,他们都属于基本生活难以温饱,却又与病魔在殊死抗争的特困群体。本身就属于经济条件最差,生存基础最薄弱的群体,在与命运抗争的战斗中,他们需要一种制度之下的保障,来给予他们能战胜命运的支援。这个保障和支援理解为解决养老问题也好,理解为医疗救助也好,但是这类特困群体都应该是在体制之内更为细化的一类人群,因为他们需要的是更为细致入微的体制保障来支援他们。没有谁可以凌驾于体制之上,但是更不希望体制之外遗漏了一部分急需雪中送炭而岌岌可危的特困群体。
三思则反省社会。如果不是当事人做出“弑母”的极端行径,如果不是媒体关注之下,我们谁又能去关心和关怀过这些需要我们帮助的弱者。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城市,像这种悲惨的故事并不陌生,在匆匆来往的人群,在高楼林立的都市,我们是否停驻脚步,去关注、关心过这些需要我们帮助的特殊人群。这些在命运和生活边缘挣扎的人,如果在他们最无助,濒临绝望的边缘,我们能伸手拉他们一把,能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们一下,他们总不至于心灰意冷陷入极端。歌声里唱到“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片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其实,只要人人都能多一份关爱,我们的社会才不至于陌生和冷漠。一个温暖的社会才适宜人类居住,而温暖和改变这个社会,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贡献一份温度。
“弑母孝子”的故事里太多悲情和无奈用言语无法表白。好好孝顺我们的父母,国家体制里能针对特困群体多一份保障,我们每个人能多一份关爱,三思“弑母孝子”只愿让这样的悲剧不再有。
【启示与思考】
弑母,是为了让母亲不再受苦,是另一种尽孝,在文明社会里这简直像是一个“黑色幽默”。然而,这样的故事桥段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在这样一则让人五味杂陈、伦理情感错综复杂而又充绕法律困境的故事里,我们体会到了个体道德的伟大与生活的艰辛,也体会到了社会制度的冷漠。或许,唯一可以庆幸的是,母子二人都没有生命危险,并且,儿子也得到了法律的原谅。
在我们当下的文明社会里这是怎样的一种“讽刺”,然而这样的故事就真实的发生在了我们身边,而且这样的故事并非个案。早在2012年,就曾有过“孝子毒母”的案例,四川“孝子”邓明建在照顾瘫痪母亲18年后,迫于生活重压,在母亲的哀求下喂食母亲农药助母“安乐死”。时隔两年,同样的悲剧还在重演,我们不禁要问,何以尽孝会演变为这样一出出悲剧?
其实,“孝子弑母”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是全社会的悲哀。当面对重大疾病和意外伤害事件,对于那些基本生活都难以温饱,又与病魔殊死抗争的特困群体来说,仅仅依靠家庭的力量往往力不从心。然而在当下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大病医疗救治制度尚未全面覆盖的情形下,他们的人生,注定是悲苦、凄凉的。
试问,如果不是当事人做出“弑母”的极端行径,如果不是在媒体的持续关注下,我们谁又能去关心这些需要我们帮助的弱者?不容忽视的是,作为流动弱势群体的一个缩影,杨九母子处在城乡二元体制中的边缘位置,他们既无法享受农村的低廉生活成本,也无法获取城市的公共服务,成为了社会治理的盲点。如果政府有关部门能够早一点重视这一盲点的治理,如果他们的生存境遇能够早一点被发现和重视的话,这样的悲情或许本可以避免。
庆幸的是,杨九母子都没有生命危险,生活得以继续,但是他们人生的苦难并没有终止。虽然目前检方正为他们申请司法救助基金,鼓励其重振生活信心,但是他们需要得到更多的帮扶和关爱。
让老百姓真正能够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当下亟需进一步完善社会的养老体制,加强社会救助与养老看病救助等福利保障功能,社会养老和政府养老应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同时,在我们快节奏的生活下,我们是否也该放慢脚步,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多去关注、关心一下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特殊人群,在他们最无助、最无望的时候,伸手拉他们一把,帮他们点燃希望的心灯,让他们的人生多一些光亮和温暖。
只要人人都能多一份关爱,我们的社会才不至于陌生和冷漠,“孝子弑母”这样的人伦悲剧也才不会重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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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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