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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如何看待“中国已经属于中高收入国家”
2014年05月09日 10:03
【全球财经】
【事件介绍】
发改委官员:中国已经属于中高收入国家
4月22日上午,发展改革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在“十三五”规划编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通过“十三五”的努力,我国可能将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中国是从1953年开始制定以五年一个时间段来作国家的中短期规划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就简称为“一五”,然后以此类推,至今已到“十三五”。
针对京津冀发展规划,徐林透露,目前正在和京津冀的三地政府和国务院其他部门一起完善规划文本,经过一定的程序之后,会按期出台。
关注 25个前期研究重大课题将公开遴选
据了解,国家规划编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今年重点抓好前期研究、起草基本思路、启动相关规划编制、推动规划立法等四个方面的工作。
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李朴民介绍,就今年的工作来讲,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做深做实前期研究;二是起草形成基本思路;三是启动相关规划编制工作;四是积极推进规划立法工作。各方面的智慧是编制好规划的源头活水,集思广益是规划成功的关键,为坚持开放民主编制规划,深化细化前期研究,我们选取了25个事关全局的重大课题,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组织社会力量开展研究。
《法制晚报》记者了解到,为广泛凝聚社会各界智慧,增强规划的科学性,提高规划的透明度、民主参与度,国家发改委对环境治理、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扶贫脱贫研究等25个“十三五”规划前期研究重大课题将公开遴选。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大型企业、行业协会及其他审查符合条件的机构或组织都可申请,遴选成功的单位将获约10万元的经济补助。
徐林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在十三五规划中,在建议建言环节,发改委将采用微博、微信等平台来让公众参与十三五规划。“我们很快会在这个问题上取得突破,大家很快能看得见。”徐林说。
“目前,我国人均GDP达到6700多美元,已经属于中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我们的目标是希望通过‘十三五’的努力,用世界银行的标准接近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如果做得更好一点,可能就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徐林说。
同时,徐林表示,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包括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样的目标,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
“比如转型升级并不是特别理想,如果要迈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在我们目前这种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加剧的条件下,要做到这点的话,没有创新驱动和结构升级是很难实现的,这样有可能会在‘中等收入陷阱’长期徘徊。”
据了解,“十三五”规划是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体现新的领导集体对未来发展的一些重要的思路和考虑。同时,“十三五”规划也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最后的一个五年规划,这五年对未来发展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成中高收入国家”言论为何被吐槽?
人均GDP6700多美元,折合人民币计算将近4万元,这确实是一个比较体面的数据。单纯从数据上看,我们确实已经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人均GDP与人均收入并非对应关系,人均GDP高并不代表人均收入高。笔者还注意到,网友对如此光鲜的数据并不感冒,不少网友调侃说自己拖了国家的后腿。官员与民众感受发生严重分歧,问题出在哪里?
虽说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民众整体收入水平有了一定提高,但很多阶层的工资水平远远跟不上经济增长的步伐。正如网上一个段子所言:“张家有财一千万,九个邻居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个个都是张百万!”如果贫富悬殊的问题不解决,人均收入快速增长的成果被高薪阶层分享,让落在后面的人共享“被平均”的虚荣是很滑稽的。
收入增长还存在地区、行业差距与城乡差别,由于财力不同,有的地方工资增长只是画饼充饥,并没有足额发放到位,更有相当数量职工的工资尚在最低标准附近徘徊。甚至有的私营企业与家庭作坊连最低工资也无法兑现。除了少数掌握熟练技术的农民工以外,多数农民工与在家务农的农民收入也比较低。因此,普通职工特别是私营企业、家庭作坊雇工与广大农民远远没有达到人均收入水平,还有不少人无业可就,宅在家里拿低保金过生活。再加上高昂的房价让不少人成为房奴,增加了民众的收入痛感。在此背景下,公众对中高收入国家的高帽不领情,并不难理解。
其实,民众收入的增长不取决于数据好看,而取决于多数人是否真正从中受益。如果百姓的生活质量改善不明显,人均收入即使再高,中高收入国家的帽子即便再光鲜,也意义不大。讨论人均收入的高低,不是为了面子上好看,拉穷人给高薪群体垫底,而是为了让广大民众得到实惠、收获幸福。
实际上,没有纳入工资统计范畴的私营企业职工等低收入群体与广大农民的收入水平与生活状况很不容乐观。不得不忧心的是,如果处于“短板”位置的低收入者的收入与生活水平没有真正提高,即使人均收入数据再漂亮,高收入者充分享受了发展的好处,也与低收入者无关。如果不厘清这些问题,简单地以人均收入审视发展成果,难免有些偏颇,不仅低收入者感叹“伤不起”,还会误导国家宏观决策。
对此,一方面要下气力提振经济,另一方面要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拿出更多财力投入公共事业,完善救助机制;增加民众福利,让普通民众对民生财政感同身受,取得缩小收入差距的实效,而不能躺在“中高收入国家”的沙发上沾沾自喜。
“中高收入”只是一道算术题
如果细察世界银行的数据不难发现,所谓“中高收入”,不过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称其为“算术题”,首先缘于其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计算方法:2012年(以下出现的数据,皆为2012年数据),中国GDP总量达到8.227万亿美元,用其除以13.51亿总人口,就得出了人均6080美元的数字,也就归入了“中高收入”行列。其中不但没有考虑居民实际收入在GDP中的占比,更没有涉及由于分配不均带来的贫富差距。如此粗疏的,只有在宏观统计学上具有参考意义的数据,与公众生活的实际感受不合拍,并不意外。
其次,统计学中的“人均”数字,本身就是个很迷惑人的概念。在望文生义的意义上,既然是“人均”,就应该近乎“人人都有这么多”,因此如果很多人,甚至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的收入达不到“人均”水平,就难免有“被人均”的疑惑。但是在统计学上,人均数据就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实际占有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只有在绝对平均、不存在任何贫富差异的社会中,人均数才可能是人人都实际拥有的收入。而只要存在收入差异,则必然是收入低于人均数的人,多过高于人均数的人数,且贫富差距越大,低收入群体的数量越是远远大于高收入群体数量。而当下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水平有目共睹,极少数巨富人群就足以把大多数低收入群体拉入“中高收入”行列,即所谓1个千万富翁与9个赤贫者,就可以算出高达百万的人均数。
由此可见,世界银行按照人均GDP数据把中国归入中高收入国家,确实是一个客观陈述,但这个客观陈述并不能真实描述中国民众的实际收入水平,反而间接反映了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严重。
其实,即使排除上述因素,中国进入“中高收入国家”也不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事情。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被归入“中高收入”的国家为57个,而“高收入国家”则达到74个。而所有“中高收入国家”的人均GDP近7000美元,比中国的人均GDP高出近1000美元,这意味着中国不过刚刚跨进“中高收入国家”门槛。
而在中国国家统计局2013年统计年鉴中,以附录的形式公布了“中国主要指标居世界位次”。在这份位次排名中,中国2012年GDP总量达到世界第2,外贸、水泥、钢铁、煤炭、发电、棉布、粮食等主要经济指标则非1即2,俨然世界经济大国,唯有“人均国民总收入”一项,却在214个参与排序的国家中,骤然跌至112位。
这就是中国的现实:纵向比较,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算术意义上的人均财富也大幅增长,确实是了不起的成绩;横向比较,经济总量的跃升,掩盖不了人均财富依然中等偏下的事实。而在社会内部,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导致经济发展不能公平地惠及大多数民众,越是漂亮的人均数据,越让低收入群体深受刺痛。这一现实提醒决策者们,除了争取早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外,让人均收入数据尽量接近大多数民众的实际收入和真实感受,应该是更迫切需要努力的方向。
【启示与思考】
“我国已成中高收入国家”,此言一出,引来质疑不断,网友们纷纷吐槽:你“被高收入”了吗?但细究起来,发改委官员的话百分之百没错,硬要怪罪的话,可能得怪世界银行把中国“中高收入化”了:因为按世行的标准,中国确已且早已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
名称的误导性是很大一个原因。一般公众会顾名思义以为“中高收入”讲的是居民的收入,殊不知世界银行所谓的“收入”指“国民总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即一个国家所有居民生产者创造的增加值的总和。这个概念跟目前通行的GDP(GrossDomestic Products)的最大不同,是前者计算国民在全世界(不局限于国境内)创造的增加值,而后者以国境内(亦包括在国境内的外国国民)为统计范围——但无论如何,两者都是对经济活动中新增商品和服务的衡量,与大众理解的可支配收入(disposable income)完全不同。
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用经济活动创造价值的指标来进行排行,中国自然占优势。比如中国的GDP总是略高于GNP,原因就是众多在华外企创造的价值,计入GDP却不计入GNP。从GDP来看,2013年中国的人均GDP已达6800美元,恐怕是很多未紧密跟踪中国经济发展的国人都会惊讶的——要知道就在7年前,中国的人均GDP才刚爬过2000美元门槛。在这过去7年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每年创造的商品和服务总量以令西方咋舌的速度膨胀,但民众的真实收入(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增长却未见得如此迅猛,因此网友惊诧于中国已成中高收入国家,也情有可原。
但何以在中国成为中高收入国家已6年后,大众仍感惊诧,笔者以为仅仅从经济指标望文生义这一角度不足以解释清楚,还需要进入更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层面探讨。
不可否认,过去七八年经济的膨胀速度高于居民实际收入增长速度,且本已高企的贫富差距有继续扩大趋势。这带来了诸多后果。首先就是“平均数”已不能代表一般水准,少数富人拔高了平均水平,用统计学的话来说就是标准差过大,平均数大大高于众数或中位数。例如去年甘犁教授领衔的一项中国家庭财富调查得出中国家庭平均财产247万的结论,引起舆论哗然。但细究就会发现,这一数值是平均数而非中位数;如果再看看这项调查的其他结论,如前10%的家庭拥有近六成的财富总量,而仅14%的家庭拥有高于247万的财富,就不难理解平均数是如何被过大的贫富差距“拔高”的了。
如果再考虑到中国房产价值在过去几年的飞涨,就更容易理解“财富鸿沟”如何被“有房”和“无房”放大。凡此种种,是普通民众日益产生“屌丝感”、“被剥夺感”的重要原因。不理解这种情绪,就无法理解为何网络上充斥着对富人不分青红皂白的道德指控,为何关于我国经济社会进步的报道常常会引起质疑、奚落和解构。
从国际经验看,中国的现状并不特别,即当国家进入中高收入阶段,社会财富的增长无法均等地惠益于各阶层,因此尽管从总量看,社会财富是增长的,各个阶层的收入都在提高,但中等以下收入阶层却日益敌视增长,“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世行的研究已指出,那些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为其贫富鸿沟所困扰。诸多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泥潭中的痛苦经历,中国当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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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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