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我国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战略

 

                               胡鞍钢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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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围绕着当前中国最重要的安全问题，就是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战略，给大家做个介绍。大家知道，这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随后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讲了这个问题。从我们做专家的角度来讲，总书记了解的情况太清楚了，而且把它作为头等大事了，我们也在学习和研究总书记的讲话，从我的视角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想从几个方面提出这些问题，给大家做一个讨论和思考。首先，粮食增产和粮食安全问题的提出；第二，我们讨论一下，到2020年粮食供需的关系，第三，粮食生产的约束条件，第四，粮食生产的机遇与挑战。

一、粮食安全问题的提出

党中央对中国的国情以及世界粮食市场情况是非常清楚的。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提出了2020年的粮食生产目标，同时指出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这话讲得非常专业了，只不过没告诉我们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到底是多少。报告为粮食安全工作指明了方向，明确了任务。2013年7月份，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到湖北调研。实际上是两个题目，第一，就是农村的土地怎么流转的问题，第二，谈到了粮食安全问题。总书记提出这个问题本身有非常重要的深刻含义了。2013年1月份，李克强同志到国家粮食局去调研，提到了三句话：广积粮，积好粮、好积粮。这就涉及到怎样稳定粮食产量，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我觉得特别有创意，我们也在研究这句话了。所谓广积粮，就是得有数量；积好粮，还得有质量，光有数量不行，还要有质量；好积粮，也就是说要在广积粮、积好粮的基础上，怎么确保储存，怎么确保及时地调运。

过去我们都认为，搞粮食的同志都是边缘化地带，现在看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部门。我们要重新认识什么叫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当然治国理政有很多大事，但是从建国以来，我认为这件事是头等大事，这就是手头有粮，心中不慌，所谓粮食定，天下定，实际上从中国历史上也是如此。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农村工作会议，党中央首次明确了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为什么这么讲呢？过去我们有国家粮食安全这个需求，但是始终没有明确到底是什么。这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这样一个战略。我们怎样把这个战略进一步细化，我们的领导人在治理一个13.6亿人的国家，就这种事情非常清醒，也非常专业。这点来看，我们在处理或者说制定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上，就等于先走了一步。大家知道，我们这一次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习近平总书记是主席，李克强同志和张德江同志都是副主席，这就是我们的体制。我们的体质是什么呢？就是中央决策，各方去办。

解决人口吃饭问题是由我们的基本国情决定的：第一，我们的耕地面积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只有9%，第二，水资源是占世界总量的6.5%。也就是说，我们用9%的土地，6.5%的水资源养活19%的世界人口。因此，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粮食基本自给。习近平总书记讲靠别人解决吃饭问题是靠不住的，如果我们的口粮依赖进口，我们就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有时候我们体会不到，过去印度就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他不得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中国为什么从毛泽东时代敢对帝国主义，特别美帝国主义敢说不，就是因为我们的粮食基本上能够保证自给。总书记讲，看看世界上真正强大的国家，没有软肋的国家，都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美国是世界第一粮食出口国，农业最强国。中国要想成为大国、强国，我们实际上是先天不足，就是刚才我说的，9%的耕地、6.5%的水资源。因此，把饭碗不是端在自己手里，还得跟别人讨饭吃、要饭吃、买饭吃，根本做不到强大，这是从中国自身的利益来看。从全球市场讨论这个问题，他是怎么说的？全世界70亿人口，正常的年景，每年只能生产谷物25亿吨，大数25亿吨，但是能够进入国际市场的只有3亿吨，言外之意，只有10%多的比例才能够购买。这3亿多，什么概念呢？我们一年就是6亿，大家知道吧？就是把全世界3亿多都买在手里，还不够自己一半。这是一个事实，过去我们对这个情况了解不多。

从大米的角度来看，在国际市场上能够交易的只有700亿斤左右，仅相当于我们大米消费的25%，1/4，你看见没有？尽管中国的大米自足率还是比较高的，像日本几乎都是高价，高得不能再高了。在国际市场，就算有钱，不是说有多少就能买多少。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1995年中国进口了大量的粮食，江泽民同志邀请卡斯特罗来访问，而且还陪他专门去深圳。你猜卡斯特罗一见面说什么事？说你们买粮食太多了，国际价格炒上去了，我们只出甘蔗，不能种粮食。中国能不能解决吃饭问题，已经成为全球问题了。因此，党中央做出这个决策，我们的饭碗主要装自己的粮食。这是一个战略决策，不仅考虑到我们自身的利益，也考虑到全世界的利益。

 

二、粮食供需关系的变化

我们来看一看历史上的几次争论，就是把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放到历史画面中来讨论。第一场争论就是毛泽东和艾奇逊的争论。60多年前，中国大陆是5.4亿人，美国时任的国务卿艾奇逊，他在的国务院出了个白皮书，其中涉及到非常突出的粮食问题。毛泽东亲自写文章批驳，特别是最后一篇文章，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他讲到了中国的一个核心问题，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一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得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从战国时期以来，人口不断增长，又是波动性增长，从那个时候的1500万到1949年的5.4亿人。第二，耕地面积在扩大，到了清朝的时候，曾经达到了9亿亩，基本上把能开发的都开发了。还有中国的粮食单产不断提高，经过几千年来，从不到两百斤到两百斤，两三百斤等，不断地提高。中国为什么会养活这么多人口？我把它简单概括为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提高单产，另一方面扩大耕地面积，才养活了世界1/4到1/5的人口。中国在近代以后，历届政府就没有办法养活这些人口，所以说艾奇逊有一个观点，就是因为养活不了人口，才引起了中国革命。毛泽东就批驳他这一点，毛泽东认为，我们通过革命加生产，基本上解决吃饭问题了，当然是低水平的了。毛泽东指出，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毛泽东有一个梦想，叫中国梦了，我们称之为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这叫做毛泽东的梦。因此他的结论是：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们看看毛泽东和艾奇逊的预言谁会破产？很显然艾奇逊破产了。我们算一算，到1993年，中国人口突破了11亿人，比1954年还多得多，相当于双倍了，粮食也增长了3倍，人均的粮食产量增长了84%，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或者说吃饱问题。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宣布，我们基本上解决了吃饭问题和温饱问题，同时指出我们还有大量的绝对贫困人口。这是一场争论了，当然这场争论并没有完。20年前，我和布朗也有一场争论。1994年9月，布朗在《国际论坛先驱报》发表文章，标题是《2030年谁来养活中国》，而后他以这个标题出了一本书，大家可能看到的是他这本书，但并没有看到他这篇文章，我看到了这篇文章了。他预言，中国到2030年，人口肯定要达到16亿人，如果按照最基本的需求人均400公斤的话，那么中国需要6.5亿吨粮食，但是粮食总产量是持续下降的，大体是2.67亿吨，粮食需求和供给的缺口相差了3.84亿吨。因此，中国粮食自给率会不断下降到41%，而且他预言中国一定是走日本之路、韩国之路、四小龙之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国家的粮食自给率都是很低的，而且耕地面积都是下降的，就开始进口国际粮食。好了，如果中国是下一个日本或四小龙，按照他的推论中国就会大量地购买世界的粮食，从中国粮荒论变成世界粮荒论，这是他的一个基本假设和判断。对此，我写了一篇英文文章，在十月份的《海峡时报》发表，完了又写了中文文章，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中文报）》发表驳斥他。写了很多观点，就是说你也不是第一个，你前面有一个艾奇逊，破产了，那么从你的分析来看，不专业。在我看来，他可能是最主要的制造中国威胁论者，他不是通过军事威胁，他是通过粮荒威胁，就是中国发展起来，会对全世界构成威胁，这是他的一个基本观点。我说他不够专业，什么意思呢？他预测2030年的那个粮食总产量，相当于中国1973年的水平，中国怎么可能到2030年还不如1973年呢？他的很多假设是有问题的，建立在一个不科学的研究基础上，得出一个不科学的结论。从历史唯物论和历史唯心论角度来看，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历史悲观论。我认为这是历史悲观论，过分地夸大了影响中国粮食增产的不利因素，而忽视了促进中国粮食增产的有利因素，中国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的目标是有希望的、是有潜力的，同时仍需做持续的艰苦努力。 我在2013年12月4号《人民日报》海外版写文章，论述布朗的预言是如何破产的。大家知道，我们去年粮食产量突破了6亿吨，连续十年增产，这一新闻强有力地验证了美国一些官员和学者对中国粮食生产预言的破产，我们称之为历史悲观论的破产。这是我作为学者和他的一场争论了，这是在1994年了。

 

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粮食取得十年增。1949年，中国粮食总产量、单产是近代以来最低的，所以我们就会持续地恢复增长，当时有九年增，就是到1958年。

这一次是十年增，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从来都没有超过六年增，他们的现代化程度要比我们高得多。2014年能不能再增产？至少从春耕的角度来看，还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中国整个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在提高，我在后面会介绍。中国能够突破6亿吨这个事情，我们都没敢想过。过去12年，从2000年到2012年，全球的谷物增加了4.3亿吨，中国增加了1.34亿吨，贡献率高达31%。中国从艾奇逊所说的那样一个旧中国、饥饿之国变成了今天这种情况，这是中国的现代化、特别是农业现代化不断地提高的结果，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表。

我们再看看粮食的比例，过去十年我们人均粮食产量实际上超过了世界人均水平，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粮食产量比重超过我们的人口比重。我们再进一步分析，中国也成为世界的农产品出口大国，从价值量来看还不够，从实物量来看是比较高的。我们来看看中国的进口量和中国的出口量，确实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总体而言，进出抵消的话，中国还是属于粮食自给率非常高的。为什么我们还要进口一些呢？我们一般把它称之为是广东模式，现在我们在美国吃的小饼干、小什么的东西，几乎都是广东地区生产的，如果我们发现将来是北京京粮生产的就更好了。现在中国是可以做到进口粮食，出产高附加值的食品。

从长远来看，我们仍然面临巨大的需求压力。无论是我们人口总的增长，还是人口规模，都非常大。人民生活水平更加富裕，消费结构升级，粮食需求量持续增加。因此，怎么估计未来的需求，现在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我们来看看别人做的，包括中国科学院黄季焜做的预测，估计会有6.7亿吨，他做的比较专业了，我特别要强调一下，他认为需求总量增长，粮食结构发生变化，大米、小麦口粮保持平衡，饲料粮严重短缺，自给率可以降到92%，大豆可能降低到20%了，而且畜产品、禽产品消费进一步增长，这是比较高的。第二是秦荣春，他的预测估计需求量达到6.8亿吨，跟黄季焜他们差不多。最低的是秦富，他认为只要6.04亿吨。昨天刚刚公布的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一个报告，就是《中国农业展望报告（2012—2023）》，它展望到2023年了，认为未来十年三大主粮稻谷、小麦和玉米自给率预计将保持较高水平，特别指出食用油生产预计将稳步增长，进口将有所下降，未来大豆进口仍有增长，但进口的增速将明显放缓，肉类进口预计将持续增加，奶类进口将继续增加。

我们更关心的是，到底怎么确定未来供给和需求的关系，我们预计总需求6.7亿吨，这是到2020年了，那我们就会进一步提出底线，就是我们到2020年综合生产能力能不能确保6.4亿吨，实际上已经比十二五规划的5.4亿吨整整多出一亿吨了。这还是有讲头的，要确保还真得搞出八百个粮食主产县，还有更细化的指标了。从粮食结构来看，我们认为主要还是饲料粮将进一步上升，如果我们有条件减少缺口，我估计就是长期性的了。过去我们以为能够达到四百公斤就不错了，能够保证就不错了，现在突破了四百多公斤，达到了430多公斤，下一步是不是达到450公斤？甚至将来可能是不是达到500公斤？都说不好。主要是膳食结构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现在我们做预测都比较谨慎了，为什么？你会发现你做的预测将是错误的，特别是需求这一块，谁会想过突破400公斤？但是现在已经突破了，而且还没走到头呢。

 

三、粮食生产的约束条件

现在看来，有三大最主要的约束。第一，耕地约束。这就为什么十一.五规划首次把耕地作为约束性指标，十二五规划是如此，十三五规划更是如此了，确保18亿亩，当然现在大口径实际上是20亿亩，但是总的来讲，并没有增加多少，只是说原来测小了。所以，耕地现在是一条红线，而且习近平同志在两会上都讲了，这个问题非常突出了。第二，水资源约束。其实就是从两个角度，一是供给的角度，就是前面我们说的6.5%，占世界总量的水平。二是用水量，我算了一下，我们已经占了世界总量的15%。言外之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一般国家在同等水资源供给的条件下，比他多出两倍，相当于两倍的用水量，特别是农业，而且农业的用水量是非常之大的。因此，现在把水资源红线提出来了，前面一号文件已经提出来，这是首次了。第三，气侯变化的约束。当然气侯变化，可能对东北地区有好处，但同时也增加了干旱的情况，而且气侯变化异常。当然科学家也在争论，但是总的来讲，我们做过研究，大体是这么算下来的，按照受灾面积，还有一个成灾面积。我们从承灾面积推算下来，上世纪90年代到过去十来年，基本上我们因自然灾害，按照成灾面积（而且是三成以上了）去计算，大体相当于我们总产量的7%，就这个概念，而且远远得高于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为什么？因为我们同样一个地方单产大幅度提高，同样的灾害如果变成成灾的话，损失非常大。这就为什么还要提出农业保险，将来是不是政府多出一点补贴，老百姓也出一点，来减少这个损失。总体上自然灾害是增加的，面积是加大的，成灾的比率是提高的，当然年际间不一样。我们在水利方面的修建能力在不断提高，因此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到十年连续增产。像去年黑龙江，先是春冻，然后又秋涝，居然大丰收，又超过上一年。为什么呢？就是出灾以后，恢复的能力非常强了，而且速度非常快，效率也非常的高。这三大约束条件只能是越来越紧，不会越来越松，这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从另外的视角我们可以看一下，首先看一下粮食供给需求面临长期的压力，其次粮食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由于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大型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全球化，ABCD都垄断了我们，所以我们特别希望能够出ABCD，中国的ABCD。我们现在想一下，没有中国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像你们这样的粮食生产加工储藏，包括物流在内的企业，可能是不行的，我们后面也会进一步讨论。第三，食物安全和粮食生产流通的监管相互影响。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国内虽然连续十年增，但是出现减产或者连续出现减产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所以说本届党中央压力很大，因为上一届党中央粮食产量是持续增加的。因此，怎么样在五年规划，包括农业系统的规划，确保综合生产能力，是个大问题了。此外，从国际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就凸显了。2014年2月28号，我们和世界资源研究所在清华大学开了一个研讨会，我们请了那个研究所的副所长，介绍全球的粮食供给情况，他们算到2050年，就是全世界的粮食需求增加多少，但供给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客观地说，到那时要解决90多亿人口，甚至可能是100亿人口的吃饭，还真是个问题，当然我们自己还是有信心能解决我们自己的吃饭问题。这个问题不只是一个中国问题，它变成一个世界的问题了，或者说世界的问题本身可能会影响中国的问题。这种不确定性是非常清楚的，这是从外部约束条件来看了。

 

四、粮食生产的机遇与挑战

从积极有利的角度来看，我也做一个简要的分析。

首先，全面开放的实施，对于我们来讲可能是一个积极有利的条件了。中国去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进出口国，首先我们是第一大出口国，其次我们是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基本上是符合贸易理论的，或者说具有比较优势，就是我们进口的都是农产品或者说资源性产品，再有就是能源。

第二，实施了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全球粮食企业同行业前十名或者前20名，我们希望你们研究一下，就像胡老师研究美国是为了使中国尽快追赶美国。你们就要研究全世界的同行，你要锁定目标，我跟他差多大距离，像我们清华大学就锁定了哈佛，大家知道吗？我们和他们的差距现在在迅速缩小，做到这样，差不多你就知道该往哪儿去了。在广东，我给他出的主意很简单，就追韩国，现在GDP可能已经超过韩国了，但是贸易量还没有完全超过韩国，也可能很快就超过了，我昨天算了一下，出口额已经超过他了，但进口额还不够。 所以，我觉得要大力加强中国企业走出去，目前来看在海外使用的耕地面积只有一千万亩，我们希望到那时候能够达到五千万亩、八千万亩。   

第三，就是农业科技进步的红利。我们估计，要把6.4亿吨作为202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一局，或者说作为粮食安全综合生产能力的一局，由此来布局，是不是搞八百个县？这也只占全国的1/3左右，然后确定粮食生产核心区等措施。中国这场农业的科技革命，最重要的我们认为就是要强化政府的投入。不像我们说的非农业的制造业，它主要的投入还是靠企业投入，如果政府能够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包括农业信息化投入，效果非常好，这我不展开讨论。

 

从消极安全向积极安全拓展。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可能我们要把粮食食品进行分类，比如口粮和谷物有所区分，那么统一考虑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考虑国内自主安全和全球通过竞争的安全。因此就需要处理好几个重要的关系，解决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政府主导向市场决定转变，第二，要处理好安全与效率的关系，从粮食总量安全到具体的食物安全转变。我们在这里很有创意地提出大粮食安全观，也可以把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结合起来。从今后来看，最难的实际上是食品安全，当然现在我们还是要解决量，最重要是解决质，这个质还不只是质量之质，主要还是指安全，而且中国已经处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了。我个人认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不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了，它是发达国家才能解决的。现在中国虽然总体上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它的许多问题被发达化了，像解决雾霾这个事，不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现在都作为郭金龙同志NO.1的问题了。这是发达国家的问题，而且我们要用相对短的时间解决雾霾问题。还有食品安全问题，这绝对是发达国家问题，我们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就是要达到日本标准、欧盟标准、美国标准。如果食品达到这个标准，这三大经济体的食品，基本上可以让我们占领了。从这个意义上看，是倒逼机制，把你逼成发达国家的产业链了。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逼得我们也得成为发达国家了。所以我们提出大粮食安全观。

因此，就需要确定几个红线，我们也是在探索这个过程。大家知道，其实从粮食自给率的角度来看，是比较清楚的，就是口粮可以达到100%，当然也不是绝对的。第二，谷物争取能够达到97%，谷物中的大豆可能又比它低，可能还要再细分，包括我们说的饲料粮也要细分，当然我们做的比较粗了。第三，粮食自给率基本上维持在90%。就是类似的了，我想这个指标也不是完全绝对，就是90、97、100这个概念，也许将来可以适时进行调整。

第一，是耕地红线，还是18亿亩。实际上就是现在的20亿亩那个概念了。第二，水资源红线，国家将专门做规划进行建设。第三，粮食储备红线。怎么储备，这个储备体系应该怎么样进一步完善，还要进一步讨论，大体提出这个想法吧。这个想法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使得中央决策的粮食安全战略可细化、可量化、可评估、可改进，有数就比没有数好。

从确保粮食重点任务，我简单说一下，这也是我们在考虑的，就是要比较两个能力，我们把它称之为综合生产能力，十一五规划是这么做的，十二五规划也这么做，十三五规划还将进一步去研究讨论了。十一五是5.0亿吨，十二五是5.4亿吨，现在已经6亿吨了，已经多出六千多万吨了。现在有两种选择，一是6亿吨，另外一个就是6.4亿吨，我们可能更倾向于是6.4亿吨，这样的话，如果到2020年达到6.7亿吨的需求，能够确保比较高的自给率。因此，和全球发展能力也有关系，现在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包括中信集团都走出去，到国外投资，我们说的石油天然气，作为我们的生产能力，但是不一定非得运到国内，也许在当地市场，所以我们也在考虑，能不能大型的，我们说的金融企业，像中信就有这样的性质了，大型的农业企业，像北大荒集团，大型的粮食企业，以投资者的形式到国外去投资，寻找新的市场。这样的话，可能对于我们进一步提高全球发展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中国企业已经从960万平方公里配置中国资源到全世界配置资源了。

 

这次经济工作会议，李克强同志专门讲了几段话，一是食品安全关系到群众身体健康，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农产品质量安全基础仍然比较脆弱，质量安全事件时有发生，成为我们的心头之痛。在座的同志们，你们还真是需要有历史责任感，这是总理的心头之痛，从李鹏当总理就开始痛，一直痛到今天，还没消除呢。 总理谈到食品安全社会高度关注，舆论燃点低，一点就着，一旦出问题，很容易引起公众恐慌，甚至形成群体事件。一个企业能不能在食品安全方面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是对我们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我们党在中国执政要是食品安全做不好，有人就会提出有没有资格了。我刚才讲，食品安全从来不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所以说出现这个问题就对了，你是发展中国家，你不是发达国家。所以，食品安全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下大力气抓好。我想这一届政府，包括下一届政府，还会持续抓下去，因此它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路。

我们要怎样地构建这个安全体系？北京作为首善之区，很可能就从你们这儿建立一个更加完善、更加高效、更加开放的现代粮食安全体系或者说再加上食品安全体系，这样一个安全体系怎么样落到我们首都，非常重要了。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在一年多前，在北京市领导同志座谈会上，我提出来首先要搞清楚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这个现在搞清楚了。第二要搞清楚常住人口和服务人口，这是不一样的。何为服务人口？常住人口，我们是六个月以上的，日本是居住三个月以上的算常驻人口，可能三个月以上这个标准更接近实际情况，服务人口就是居住不到三个月的人口。第二是什么呢？我们每年有2.5亿人次流动，当然有可能是我们在座的北京市人口，假定说1/3是外来人口、外地人口，外国人口的话，或者说我们叫做过夜人口，那你服务的人口绝对不是2100万人口，可能会服务2800万，甚至3000万人口。

怎么样进一步地为服务人口确立监管系统、应急系统？这一次，我们调研的时候有一个感受，过去我们讨论，譬如说这个红线，或者说你的储备标准，还真是要考虑到应急事件。从全国的角度来看，在SARS危机之后，国务院应急事件我们迅速建立起来，大约是90多种。可能北京更特殊一些，还有其他的应急事件，实际上我们也在讨论了。比如说北京，假定突然食品紧张，能不能石家庄和天津联手，翻过头来，天津或者说石家庄出现这个事，北京能不能帮助。所以，总书记提出三地一体化的问题，我们京粮集团是大头，而且在这里是最大，因此它就会产生外部性，虽然我们是为首都服务，我们可能很快就为其他地区进行服务了，你们也可以提出三地一体化方面的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合作建议，大家是双赢，可以降低你们的储备率，这样的话，也会节约成本，这供你们参看了。

 

实际上现在你们所做的，我觉得非常专业化，像食品的规模化、产业化等，在我看来，这是京粮集团的外部性、外溢性了，你们直接就业就几千人，但是你们可能会产生出社区的间接就业。因此，一个好的企业，在很大程度说它的外溢性、外部性非常明显，而且再加上你们本身涉及到所有的北京社区或者说涉及到所有的区县，本身这个网络就会产生我们说的这种前项后项的就业了，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

我们也提了一些建议，我认为一个企业最重要的就是能不能通过自我的创新，建立了京粮标准，然后这个标准又成为北京标准，进而我们认为成为国家标准，因为现在各地方都在打造这个产业链检测体系。谁有了标准，谁就有了话语权。中国过去都是被动性地接受其他国家的标准，很少有我们自己的标准，而这些标准不是简单的政府制定，它可能要从企业和产业中产生出来。现在来看，怎么通过我们的实践，有意识地形成企业标准，叫京粮标准，然后变成北京标准、首都标准、三地标准，进而变成全国标准，一旦变成全国标准的话，我想将来就有可能变成全球标准。像国家电网，现在我们特高压标准基本上就是国电标准，国电标准就是国家标准，国家标准变成什么呢？全球标准。所以说，一个好的企业，可能还得出标准，我一般把它称之为出自主创新技术、出标准、出品牌。

从长远来看，可能还要进行规划，因为我自己是做国家发展规划的，走了一些大型企业，包括民营企业，现在这些企业的成功是沿着45度角，横坐标是企业目标、企业规划，纵坐标就是国家规划，包括地方的规划。因此，一个企业的最佳路线实际上是45度角，也就是说，当你实现你的目标的时候，有助于实现国家目标、地区目标、行业目标，但翻过头来，国家目标、地方目标、行业目标又给你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企业目标基本上是针对分散信息，但是国家目标、行业目标它给你提供了整体信息，我们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其实最缺的是信息。怎么样地把整体信息和你获得的分散信息有机结合，进行非常好的专业化的训练，我们也帮助过海航，去进行它的长期规划，后来他们自己制定规划队伍的人才逐渐形成了。开始都叫企业战略，企业战略是人家熊皮特的创新，但是企业规划就超越了熊皮特创新，变成了一个可实施、可评估、可调整的规划了，它就超越了西方的企业战略了。这恰恰是因为中国有十二五规划，北京市有十二五规划，然后你们在这个行业内，比如粮食系统或者食品系统有规划，所以这本身就决定了你要参看这些规划，寻找你最佳的45度角的路线，这是我们给你们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因为我们是专门专职研究国家规划的，倒不是专门研究国家具体的专项规划。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周艳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4/0514/76893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