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推进“广场问政”值得称赞

 

【基层执政】

【事件介绍】

 

陝西商南：两名领导“广场问政”现场丢官

4月23日下午，商南县人民广场上，一场“广场问政”吸引了600多名机关干部、社区群众和周边市民。

当日，该县疾控中心、司法局、科技局、安监局4个单位主要负责人现场接受了群众的“大考”：公开揭摆本单位存在的问题、现场答复群众质询、公开履职承诺、接受评审团测评。

记者在问政现场看到，广场电子大屏幕上，不时插播着被问政单位的暗访视频，公开曝光了一些让“一把手”们自己都觉得“意外”的问题。

第一位接受问政的是县疾控中心主任华中央。“你们负责的疫苗是怎样实施的？有没有收费？管理有问题吗？”县政协委员廖全江质问。

“看暗访视频，你单位有人上班时间玩游戏，你是如何处理的？”金丝峡镇庙太子村村民何成群向台上的司法局局长汪功强提问。

“为什么某些特种作业人员没有上岗证还在作业？矿山尾矿垃圾堆积如山，你们有解决措施吗？”青山镇跃进村村民韩东成“考问”安监局局长何宏谦……

“广场问政”持续了2个多小时，一批涉及被问政单位干部作风、群众饮用水检测、安全生产等突出问题公开“曝光”在群众面前，让台上的“一把手”汗流满面。

在问政现场，县疾控中心主任华中央就疫苗费用管理问题说明了情况，深刻检讨了存在的问题，并屡次向现场观众鞠躬致歉……

针对问政现场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县委当即召开常委会，听取了县纪委对疾控中心在实施疫苗过程中收取费用不上缴、私设小金库等严重违纪问题的查处汇报，快速研究作出了对相关责任人免职的处理决定。当县委副书记崔华锋当场向群众宣布县委决定免去华中央县卫生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县疾控中心主任职务，免去赵高鼎县疾控中心副主任职务时，现场群众拍手称快。

据了解，商南县“广场问政”开展5个月来，已有9名党员干部职工受到处分。

现场免职官员不如现场解决问题

近年来，不少地方像商南县这样加强对行政部门的监督，实施电视问政、现场问政等方式，这都是执政进步的一面。遗憾的是，一些地方问政的方式和手段都还不够成熟，不够严谨，甚至脱离了制度和法制体系。商南县此举就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官员任免应该有一定的程序，现场免官不免容易给人留下草率、人治和作秀的感觉。

另外，处理官员只是治标，解决实际问题才是治本，现场问政不能止于官员免职。电视问政也好，现场问政也罢，最终是要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羞辱某个官员或者某个行业。从４月２３日官员被现场免职到今天，已有１０天，但商南县疾控中心私设小金库问题是否得到解决仍不得而知。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下一次的现场问政还会有干部被免。那下下次呢？

与口水式的指责辱骂、疾风骤雨式的免职处理相比，加强制度建设和解决实际问题更为重要。现场问政是让群众监督官员的良好举措，但要符合组织程序，也不能让免职掩盖了解决实际问题的初衷。现场问政不能止于官员免职，相关部门更应扎实解决存在的现实问题。

 

“广场问政”应该尽快“去戏剧化”

商南县委书记陆邦柱事后接受采访时解释称，县疾控中心涉嫌私设小金库的问题早已被相关部门发现，并已交纪委调查。只是还没来得及处理，就赶上了广场问政。而在广场播放了对疾控中心的暗访视频后，引发群众强烈反响，于是只好现场召开县委常委会，做出了对华中央免职的决定。

无需更多解释，凡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中国人都不难判断，这是一场刻意安排的戏剧化场面，以使由商南县首创的“广场问政”对内更具震慑力，对外则更具传播效应。

尽管商南县委书记陆邦柱坚称：“如果这算作秀，那也是应该的。”但作为一种转变执政作风的探索，广场问政还是应该尽量摆脱对作秀的依赖，或者说应该尽快完成“去戏剧化”过程，回归为一种真正可持续、有实效的问政方式。

电视问政、广场问政等直面民意的问政形式，对改变当下中国的基层政治生态，无疑具有正面的积极意义。但也必须承认，相较于成熟的代议制度和责任政府，电视问政、广场问政等所谓新探索，其实都是向直接民主或广场民主的“回归”。也就是说，电视问政、广场问政，其实是比我国现有的政治制度要“落后”和“原始”的一种政治形态。只是由于现行政治制度在某些地方落实并不到位，本该对当地民众负责的地方人大，没有真正负起为民代言、代议的责任。相应地，本该对人大负责，进而对民众负责的地方政府，也做不到真正向民众负责，甚至蜕变成门难进、脸难看的“衙门”和“官人”。

于是，通过电视、广场而直接诉诸“民意”，就变成了一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在电视直播间和广场上，在当地最高领导机构(党委)的监视和压力下，平时僵化、颟顸、低效的官僚系统被“短路”，民意诉求和相关行政部门“短兵相接”，部分累积日久的民生问题迅速解决，行政效率提高、民怨得以纾解，执政作风以一种看得见的方式和速度得到改变。

但是也必须看到，电视问政、广场问政，都是一种非规范化的问政方式。由于没有经过制度化的表达、梳理、统计、分析，广场上的民意未必就是普遍的、最具代表性的民意。这样的民意，可以构成对行政机关的压力和约束，也可以成为执政决策的参考，却不能作为行政决策的充分依据。因此，广场问政确实有益、有效，其效果却也有限，甚至可能构成对现有行政体制的僭越和解构。

而且，无论电视问政还是广场问政，都天然地具有广场化效应的特征。而其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对戏剧化效果的追求和依赖。各地电视问政的环节和问题设置，大多有效地把一档电视节目所需要的起承转合，和广场问政所需要的戏剧化巧妙结合乃至不露痕迹。而这次商南县在广场上对部门官员的就地解职，则把这种戏剧化追求推向了新的高潮。

然而，现代政治之所以摒弃广场政治代之以代议政治，在于越是庞大、复杂的政治系统，越无法在一种戏剧化的广场政治形态中，形成理性、公正、完善的政治决策。因此，电视问政、广场问政，作为一种对基层政治现状的探索，无疑仍有积极意义。但为其长久的生命计，却必须尽快完成“去戏剧化”过程，使其成为常态的、理性的、规范的民意获取渠道和公民参政的有效方式。

“广场问政”让官员不再平时笑现场哭

“广场问政”是政府与群众互动的一种新形式，在商南县已经举行了六次。当这次真的有官员被当场免职时，群众信服了，官员当真了。商南县没有把这项工作只停留在让官员冒冷汗上，没有只做表面功夫和走形式，而是动了真格，回归初衷，发挥了广场问政应有的作用，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广场问政”让官员平时笑的场面不复存在。在问政现场，当看到暗访视频播出，有干部汗都流出来了。说明什么？说明有的干部平时工作没做好，怕被查出事儿来。这样的广场问政，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针对他们而设置的，“广场问政”让他们的言行曝光在大庭广众之下，让他们感觉到日子不再好混，所以会惊出一身冷汗。实际工作中，总有少数官员，平时忙得不亦乐乎，但是忙的内容却偏离了轨道，迷失了方向。这种官员平时忙的是私下里请客送礼、酒桌上觥筹交错、与企业老板称兄道弟、互惠互利，哪一件事做的时候不是满脸堆笑？试想，如果这种官员切实用心履职、践行承诺，全身心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之中去，为群众疾苦操劳，他平时又怎么会笑得出来。要是真这么做，能够让他高兴的事情就只有一件：那就是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向人民群众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广场问政”的初衷就是让官员切实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让干部拿出务实行动，积极将工作做好，平时少笑点，多绞尽脑汁为群众办实事。

“广场问政”也让官员现场哭的场面不复存在。据称，商南县疾控中心主任华中央的免职决定是“广场问政”进行期间，商南县委紧急召开常委会作出的，华中央当场落泪。对于这个决定，商南县金丝峡镇参会的基层村干部都说“好，好，这样好”。相反，镇上的干部则远没有这么兴奋，甚至有人觉得这是不是太“无情”了。“广场问政”，并不单单是让官员心生害怕，战战兢兢，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方式让官员与群众更加紧密联系，当面回答群众的问题，通过问政促使官员采取切实措施，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老百姓的提问往往很尖锐，这些尖锐的问题让一些官员如坐针毡，如临深渊。这无形中就给干部工作带来压力，反而有利于领导干部更好地改进工作。如此说来，“广场问政”实则是在保护干部，不让干部因为没有全心全意为群众办实事而在现场留下悔恨的泪水。

商南县“广场问政”起到了震慑作用，同样也起到了很好的官民互动效果，让官员把压力转化为转变作风、改进工作的动力，对于增强干部公仆意识、促进干部健康成长、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具有重要作用，应该鼓励这种尝试更多更好的开展下去。

“广场问政”是治疗腐败的一剂猛药

“广场问政”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从参与人数可见一斑。平日里老百姓经常遇到“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与领导直接对话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有些诉求难以及时反映。而“广场问政”为公众监督政务工作、表达自己诉求打开一扇窗，提供了一个参政议政的平台。领导干部当场回答、承诺、道歉，甚至当场被免职，都是解决问题的效率最高的手段。“广场问政”一场场搞下来，力度越高越大，表明这并不是走形式，而是真刀真枪、实实在在地为百姓解决问题。

“广场问政”让官员手心后背“直冒汗”。究其原因，有的是“考官”提问太凌厉、太辛辣所致；有的是面对群众情绪紧张的表现；有的是为曝光的问题感到惭愧内疚的结果……在“广场问政”的压力之下，官员们真切地感受和意识到了自己和本部门、本单位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为了避免以后再“冒汗”，必然会反思自己冒汗的原因，积极解决群众所反映的问题。

商南县委县政府开展的“三找三看”活动以“找官僚主义、找效能低下、找责任缺失，看我担当、看我作为、看我敬业”为主要内容，公开承诺知识其中一个环节，主要目的是解决当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这个活动与当前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相得益彰，在做好规定动作的同时，创新自选动作，可谓成效显著。

“广场问政”有三个好处，第一是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零距离接触，拆掉了‘隔离墙’；第二是面对面提问题，把问题晒在了阳光下；第三是工作搞得好不好，主要看群众满不满意、赞不赞成、答不答应。笔者认为，“广场问政”创新了社会管理模式，但是还需避免形式大于内容，只有真正建立常态化机制，对“广场问政”制度进一步细化，相配套的监督、奖罚等制度一并跟上，才能走得更远，发挥好问政于民的作用，必定能有效解决联系群众、执政为民“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是治疗腐败的一剂猛药。

 

【启示与思考】

“公开问政”是一个热词。之所以热，是各地政府都在纷纷行动，绞尽脑汁地开展各种形式的公开问政活动，其中尤以网络问政最为普遍。笔者不会说网络问政这一形式不好，却敢说这一形式更像只是一种形式，因为问政一旦没有面对面的交流甚至交锋，就是“空中传递”，既难以揭示问题内核，也不利于矛盾的切实解决。

公开问政的根本目的是扩大群众知情权和参与权，促进解决各类矛盾和问题，密切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联系，让政府职权行使于阳光之下。这种形式对于敬业爱岗、能力超群的干部来说，是充分展示自我的绝佳机会，可以助力于仕途发展。但是对于缺少真才实学、擅长混日子的人来说，每一次公开问政对于他们都将是一次难堪甚至残忍的折磨。

当然，公开问政毕竟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只要不是预先导演好了的，有时就难免刺刀见红，非同儿戏，所以主办方往往都会十分重视。为了取得至少是表面上看去比较好的现场效果，他们都要煞费苦心，提前排练，把公开问政当作重要的表演看待。从提问人员的安排，到标准答复的拟定，可谓是丝丝相连、环环入扣，于是，一项原本应该十分严肃的公开问政活动，就会变成一场上下合欢的演出了。而这样做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是典型的形式主义。

一个真正想通过公开问政改善与群众之间关系、提升自身行政能力的政府，都会虚心向群众敞开自己真实的一面，不怕献丑，也不怕刁难。中国既有“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训言，也有“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规劝，真枪实弹的公开问政是可以锻炼干部队伍的。第一次可能会出丑，第二次就会避免。如果整个过程连细节都要精心安排，这就连街头的普通叫卖都不如了，就是哗众取宠欺弄公众。

最近，华商报推出名为“陕西商南官员问政现场被免职，捂脸痛哭”的报道甚是惹眼，细读之后觉得该县的“广场问政”很是带点真格的味道。其中一个细节颇值玩味，即由原先参会群众代表举牌评议表示满意与否，改为后来用记分器打分评议，以避免代表不想得罪人而违心举牌。还有一个更加值得重视的细节，就是在广场问政过程中配合播放暗访组的相关视屏作为参考。这一招对于想蒙混过关的人来说，真的非常要命。至于被现场免去职务的官员，并非单纯是因为工作不力，而是其违纪设立小金库，理当惩处，而在这种场合里宣读县委处分决定，无疑大大增强了“杀一儆百”的威慑力。

商南县“广场问政”是公开问政诸多形式中的一种，由于形式与内容达到统一，没有明显的“表演”成分，所以，所在城市已决定将其做法在全市推广。公开问政作为行政的辅助措施，利是远大于弊的。要把这一活动真正做实，让群众既喜闻乐见又踊跃参与，举办方一定要放下包袱。推进公开问政常态化，甚至使其制度化，可以提升效能建设，监督干部勤勉履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为商南县广场问政叫好，是他们大胆地将这项活动植入群众之中，成功地去“表演”化，表现出了并不多见的行政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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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4/0516/76917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