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到底开啥会，占了三公经费的一半？

 

【反腐倡廉】

【事件介绍】

 

广州41个部门会议经费预算占三公经费近半

一年花费上千万 每天开会数百人——从广州首“晒”会议费看“文山会海”之重

近期，广州市41个本级部门及下辖区在政府网站上公开2014年部门预算时，除“三公”经费外，不少还将会议费单独列入。记者发现，广州市本级各部门会议费预算总额巨大，相当于“三公”经费的近一半。

作为全国首个主动公开公议费的地方，广州做法受到社会赞许。但在“账目”中，一些区县、部门一年动辄数百万上千万元的会议费，有的甚至平均每天一会，一天要花费数十万元，引发了不少争议。

会议费“逆势上扬”，一个区一年花费2800多万

广州市花都区2014年预算晒出的会议费是2850万元。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据此估算，如果按一年250个工作日计算，每天的会议费超过11万元。这到底要开多少会？又或者这些会到底得有多豪华？

自去年中央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不少地方纷纷表示要改进会风、削减“文山会海”。据广州市纪委监察局今年1月在新闻发布会上披露，2013年全市会议经费与2012年相比下降52%。

但记者发现，从公布的预算安排中，个别部门的会议费非但没有下降，反而“逆势上扬”。记者从广州市政府官方网站看到，在41个政府部门中，广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的会议费增长了4倍多、广州市外事办的会议费增长了1.1倍。此外，广州市公安局、教育局、人社局、工商局、外事办5个部门的会议费预算均过千万。

花都区因2850万元的会议费被韩志鹏调侃为“星际会议”。根据《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中央国家机关召开的三、四类会议每人每天不超过450元，规模分别不得超过150人和50人。据此测算，花都区每天有200多人在开会，显然超过中央国家机关三类会议的规模。

而根据广州市会议费有关管理规定，包括食宿在内每人每天的会议费不得超过280元。如果在当地开，无需住宿，会议费则按每人每天80元的标准。按照280元最高标准，每天参会人数则高达407人，比国家召开的二类会议规模还要大。

统计口径“打混仗”，“会议费”还隐藏着什么？

花都区在给记者的书面答复中回应称，由于对会议费预算编制口径理解不统一，将部分培训费列入了会议费预算。但到底有多少培训费被“打包”进会议费却没有交待，只是举例称，区教育局列了200万元培训费进入会议费。

广州市教育局回应，其下包含66个预算单位、人多会多。广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回应，因统计口径调整，将此前列入专项的战略性主导产业资金中的费用列入部门预算，导致会议费飙升4倍。

 

这些回应虽然看起来似乎可以“自圆其说”，但还是反映出预算科目管理的混乱。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认为，根据《2014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会议费与培训费分属不同科目，不应混为一谈。虽然不排除有些培训的形式与会议相似，有的会议借着培训召开，造成经费混淆，但这一问题恰恰说明当前预算管理的松懈，支出随意、混放的现象非常突出。

“一项支出超了，就放进其他科目，这种做法在实际操作中很常见。”厦门大学会计系教授傅元略坦言，因为经费突破标准，必须要向人大报告，经人大批准，为避免这样的程序，一些单位会把超出部分放入其他科目，鱼目混珠，减少麻烦。

记者采访发现，在中央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要求下，公务接待的口袋越扎越紧，大张旗鼓的吃吃喝喝明显减少，但隐蔽的吃喝行为仍在继续，不少就藏在“会议费”的“账单”里。广州市一名在机关办公室工作的干部告诉记者，如今，有单位将一些集体外出活动列入会议费支出，在一些定点酒店接待，票据也是走会议费。

根据预算安排，广州市本级各部门2014年会议费总额2.26亿元，比2013年的2.9亿元下降超过22%。本年度的“三公”经费总额为4.79亿元，与公众已经关注多年的“三公”经费相比较，可以看出，会议费是名符其实的“第四公”，而且额度相当大。

为什么会议费会膨胀成“第四公”？蒋洪认为，眼下，人们对“三公”消费越盯越紧，一些招待经费就被作为会议费掩盖起来，借着开会的名义继续进行。而会议费这一科目的设计本身就有不合理的地方，需要对其含义、口径加以梳理，“否则真会变成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一名财政部门的干部也向记者透露，哪笔支出放在哪一项，各部门单位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即便是业务部门也很难从庞大的数据中审核出来。

深圳市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吴君亮说，不排除有的地方在会议费中开支吃喝账，这在过去也有案可查。在额度相当于半个“三公”总额的情况下，要防止有的地方借会议之名继续行吃喝之实。

晒含义、晒标准、晒细账，“第四公”要让百姓看得懂

在中央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背景下，财政部等部门去年9月下发《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明确要求各单位严格控制会议费，并将会议费纳入部门预算，单独列示。

吴君亮等观察人士认为，本年度预算公开中，全国尚无其他城市主动公开会议费。广州“晒四公”的做法值得赞同，却也有很大改善空间。广州市政府本级各部门和下辖各区虽然公开了会议费预算，但动辄上百万甚至千万元的会议费，只有一个干巴巴的数字和增减情况，没有会议内容、数量、规模等具体说明，如此遮遮掩掩的公开，诚意与意义是否大打折扣？公众又依据什么评判这些支出到底是否必要、合理？

从关注“三公”到关注会议费的韩志鹏说，既然会议费预算如此之大，各部门应该在预算公开中列明会议的数量、参与人数和每次会议的费用，确保群众看得懂、监督得到，避免变成“糊涂账”。

蒋洪认为，在会计科目中要对会议费的含义、口径加以梳理。“是不是大家聚在一起就算个会？培训算会，商业活动算会，招商引资也算会？定义太过笼统，就会让各种不正常花费钻空子。”

另外，记者注意到，尽管中央已经明确各类会议的支出标准，但不少地方并未出台相应的规范性文件，在预算公开中也未列明会议的人均标准几何。一些专家及业内人士呼吁，会议费的地方标准也应尽快确立，让各种“打包”“夹私”行为无所遁形。此前，就有地方部门公开公务接待总数和人均每餐100元的标准后，很快“露馅”，关注预算的公众据此测算发现，一个部门每年接待超过1.2万人次。

珠三角某市一名市直处级干部直言，尽管中央要求压缩文山会海，目前机关会太多仍是不争的事实，几乎每个工作日都有会，有时候一天三、四个会，工作就是开会，开会就是工作。“从根本上讲，会议费预算公开，压缩会议费，都得从减少会议开始，可开可不开的应该不开。”她说。

 

是什么让一年的会议费高达千万？

看着这巨大的数额，实在让人无法相信每天究竟都开了什么会，都有多少人参加会议，能够让一个区的会议费达到一年2800万元，一天基本上消费都是11万元呢，是不是所有的工作人员每天都在应付大大小小各种会议，那其他的工作又是怎么完成的呢，这些问题不禁萦绕在笔者的脑海。

缩减“三公”经费，是国家的倡导的政策。所谓三公经费是指政府部门公务出国经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用三项，而很多部门为了在这些数据上做手脚，玩文字游戏，当令的将会议费作为三公经费之外的费用来开销，并且公布于众，这就是某些政府部门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做法。

文山会海，这是很多政府部门的工作状态，由于了解这种情况，去年国务院正式出台八项规定，明令禁止缩减文山会海，可开可不开的会议一律不开，可发可不发的文件一律不发，这就是从某一方面缩减三公经费的做法，也是希望更多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有更多的时间去踏实的做实事，而不的用一个会议去解决该解决的事，也不是一个文件的下发就表明事情已经完成，但是为什么在种种规章条例的约束下，还是有地方出现这种会海呢，并且会议费用大的令人目瞪口呆，不知道说什么好呢?细看问题不难发现，原因就是目前的会议费是相对比较好报销的费用，所以很多部门就利用政策的漏洞，让各种“打包”“夹私”的各种费用都列支为会议费进行报销。

针对这些原因，笔者认为要刹住会风，缩减开支还需从这几方面入手：一是要将“三公”经费细化，细化到不能钻空子，不能玩文字游戏方面，建立健全“三公”经费开销制度;二是会议费的报销不能仅仅凭一个文件，各地必须要有明确的报销标准和报销方式，不能将会议费模糊，出现各种“打包”“夹私”的行为;三是切实减少会议的召开，能不开的会议尽量不开，要区分会议与培训会的标准，也尽量减少政府部门的各种培训会，能不召开的培训会尽量不召开。

“三公”经费的公开就是要让群众对政府部门的“三公”费用进行监督，如果失去了群众监督的效力，“三公”经费的公布将毫无意义。

“天价会议费”缘何只有更高没有最高？

近年来，随着各个部门三公经费的公开，“天价会议费”现象越来越汹涌地挑战着大众的接受底线。这些“只有更高没有最高”的“天价会议费”难免会让公众提出一连串的疑问。由于大多数只提供了一个笼统的数字和去向，并没有明细，公众很有兴趣较较真，搞明白如此高额的会议经费究竟花到了什么地方？

如果每年按照250个工作日计算,那就是平均每天开会要花11.4万元;就算除以整年365天,也要花7.8万元一天,这样的天文数字到底是要开星际会议还是宇宙性会议？就算是除去住宿费，于情于理，这样的数据让老百姓不想怀疑会议费被滥用都难。况且，其中11个部门会议费预算为零，尚有1600多万元未作说明。

会议费“欲与天公试比高”，说到底还是某些地方对顶风违纪、阳奉阴违抱有侥幸心理。既然已经有勇气来“晒”三公经费，那么，政府就不能自说自话、含糊自辩、得过且过。必须公开全年的会议名称、会议内容、会议时间、会议地点、参会人数、花费明细等向纳税人报告。作为一个权威的政府部门，拿出这样的核心信息应非难事。在舆情预期“高涨”的情况下，还得需要纪检部门介介入、查查清，将藏在“天价会议费”背后的问题查个底朝天，看看哪些环节走了“跑偏”的歪路，及时给他们“亮亮灯”，帮助他们“指指道”。以权威调查回应社会关切。这一过程中，如果发现存在超标准接待等问题，纪委当进一步问责。

2850万天价会议费“悬案”只是当下会议乱象的一个缩影。文山会海、公款吃喝、铺张浪费，一度成风。而随着“八项规定”的落实，会议乱象受到极大遏制。但是仍然有些人对中央的规定视而不见，对上级的要求充耳不闻，若要给“天价会议费”贴上“催命符”，彻底破除天价会议费“只有更高没有最高”的乱象，还得需要把明细拉出来晒晒，暴露在阳光下，杀杀菌，消消毒，治治病，让每一笔公款的开销都在百姓的监督下规范运行。

 

警惕会议费成为“三公经费”新马甲

广州市在公开财政预算方面向来领风气之先。此前，广州是最先公开部门预算的城市，现在又第一个主动公开会议费，这种改革精神和行动非常值得肯定。事实上，正是因为其主动公开，公众才能发现地方政府花钱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就拿会议费来说，人们能从广州市公开的数据中找到问题和弊端，这些问题和弊端在其他地方恐怕同样存在。需要强调的是，公众对广州市会议费的关注和质疑，绝不是对率先公开的地方“枪打出头鸟”，而只是就事论事地指出问题。

广州市本级各部门的会议费，竟然相当于“三公经费”的近一半，已经是典型的“第四公”。显然，这样的数据是让民众心存疑虑的。以花都区为例，2014年会议费预算是2850万元，如果按照一年250个工作日计算，每天的会议费超过11万元。试问，这到底要开多少会啊？或者，这些会到底要开得多豪华？

根据广州市会议费有关管理规定，包括食宿在内每人每天的会议费不得超过280元；如果在当地开，无需住宿，会议费则按照每人每天80元标准。按照280元的最高标准，花都区应该每天都有高达407人在开会；如果按照80元的标准，更是每天有1400多人在开会，人数相当于国家召开的一类会议。就算是“文山会海”，也不至于如此疯狂吧？

“三公经费”公开之后，很多地方的“三公经费”都呈现出连年下降的喜人形势。但是，整体的行政成本有没有因此下降，却是一个未知数。换句话说，数据是下降了，却并不一定为纳税人省了钱。之所以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背后的关键就是所谓“做账的艺术”：某个项目超支了，或者某个项目的经费需要缩减，就将账挪到其他科目里去。

公众不是对“三公经费”高度关注吗？中央不是对“三公经费”零增长有明确要求吗？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就把大吃大喝的钱，把公款出国的钱，把公车开支的钱，凡是能沾得上边的，都放到会议费里去开支。会议费的不合理膨胀，不得不让人怀疑，会议费是否成了“三公经费”的新马甲？

会议费成为“三公经费”之外的“第四公”，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而这种重视，不应该只是像公开“三公经费”一样公开会议费，因为要在会议费之外再找到一个新马甲，简直易如反掌。行政开支的记账规则需要更明确、更详尽、更严厉，对于“文山会海”的管理，更应该从经费预算上严格要求，即减少会议应该从压缩会议费开始。

会议费别成了腐败浪费的“新筐”

“三公”经费名下可能暗藏的腐败浪费，这些年来已成“过街老鼠”，在公开制度的倒逼和舆论监督之下，降“三公”预算已是各地不可阻挡的趋势。但广州公开的会议费一项，竟占到了“三公”经费的近一半，这么一大笔钱究竟怎么花的、预算是否合理，是亟待纳入监督视野的“第四公”。

广州在全国率先公布会议费，是值得肯定的进步，但问题在于，除了一个总体的数据之外，并没有包括会议的具体内容和说明，这就令人担忧——会议费的压缩是否到位？好不容易压缩下来的“三公”经费，会不会换了一个“筐”？

这种担忧并非毫无根由。因为此前已有“暗度陈仓”的先例。去年中国铁建等一些央企的“天价招待费”备受舆论批评，今年包括中国铁建在内的近四成央企，直接隐去了“招待费”的数据，与之相应，管理费明细项下的“其他”科目出现明显增长。这些企业逃避监督的用意昭然若揭。

就广州来看，也已经暴露出一些借“筐”装经费的蛛丝马迹。比如，在会议经费整体下降的大背景下，广州多个部门的会议费预算却“逆势上扬”，广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的会议费增长了4倍多、广州市外事办的会议费增长了1.1倍，而区教育局则列了200万元培训费进入会议费。某机关干部披露，有单位将“集体外出活动”、定点酒店接待费，都塞进了“会议费”。

 

去年下发的《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除了明确要求严控会议费，将会议费纳入预算外，对会议费的公开其实已有要求：“各单位应当将非涉密会议的名称、主要内容、参会人数、经费开支等情况在单位内部公示，具备条件的应向社会公开。”

公开的方向虽已经提出，但仍失之笼统。广州这些会议，不可能全都“涉密”，多数应是要公开的，但具备怎样的“条件”才必须公开，有必要进一步明确。而且，除了部分被“混”入的其他费用，现实中也不排除有些部门确实会议太多、标准太高、花费太多，要压缩这些看似“正常”的会议支出，也需要更明晰的标准。如专家所言，从会议费的含义、口径，到会议的人均标准等，都需要制定严格的规范。

当然，最治本的办法还是要尽早修改完善预算法，将政府所花的每一分钱纳入监控。强化法律约束，公众才不会追在“三公”、“四公”后面疲于奔命。

【启示与思考】

从广州市公开的部门级辖区2014年会议费预算看，这么多会议费，都要花在哪里？而且，根据会议费预算均摊下来看，部分部门和辖区的会议花费，已经超过国家二三类会议规模，明显不合情理，需要做进一步解释。由于此次公开的会议费预算只有数据，缺乏足够的明细资料，必然存在暗箱操作的空间，各种猫腻、水分掺杂其中。“三公”经费受到严格控制，就将部分费用变换名头，塞入会议费里，此种情况以前也有过。因为会议费涵盖内容广泛，标准不一，弹性也大，审核也没那么严，容易夹带进去。如此一来，在“三公”经费大幅下降之时，会议费的降幅却没有那么大，部分部门甚至逆势增长，就形成了跷跷板效应，大量不合理费用都以会议费来化解了。广州市的会议费已经达到“三公”经费的一半左右，亦说明会议费的膨胀程度，需要对其加以高度警惕，避免其成长为“第四公”。

广州带头晒“第四公”，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他们没有搞清楚一点，晒的目的是什么，晒的对象又是谁。晒会议经费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加强群众对于领导干部的监督，加强对于公款使用的制约，避免公款私用，借开会之名行享乐之实。晒的对象又是谁，当然是最广大的老百姓，要让老百姓读得懂。

诸如此类一箩筐不加区别的晒会议经费，更像是为了应付老百姓，像是把晒作为一项难以承受之重的工作任务。如此为了晒而晒的行为，不仅让老百姓一头雾水，也让政府的公信力大打折扣，更有可能让本不存在公款私用的会议费越抹越黑。

为了解决会议费过多的问题，就必须要从减少会议数量、削减会议开支入手。而简化会议，就需要领导干部转变思想观念，要克服以开会代替开展工作，认为会开的多，就是工作开展的好的认识误区。首先，要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会议。会议既有金钱成本，也有时间成本。过多的会议不仅耽误了时间，也耗费了不必要的金钱。

其次，要优化会议流程，缩减会议成本。会议的目的是为了集群智来解决问题，在此基础之上，对会议流程进行优化。领导干部要事先策划好会议，不能事无巨细的都在会上全部提出来，而应当有所侧重，抓住重点问题，以点带面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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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4/0523/76988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