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流浪孩子“墙洞安家”的无奈

 

【关注民生】

【事件介绍】

 

墙洞里的孩子：沈阳北站洞居流浪儿身世探访

灰白的墙体和地面构成一个钝角，略有些陡峭的斜坡上，离地约两米处，有一个黑黝黝的洞口。

它不到半米高，两米宽。据进去过的人说，里面朝内平行延伸，大概有两米深。它端居于沈阳火车北站的北墙上，与东西向的昆山东路平行，北眺着南北向的黑龙江街。

火车站用这个洞口排风，而几个在附近流浪的孩子，则一度在这里过夜、吃饭，用这里挡风遮雨，把这没有护栏的洞，当作他们的“家”。

同样的排风洞，在北站北墙的水泥墙面上有好几个。只不过，其他的洞口上，都配有横条的铁栅栏，只有这个洞口的铁栅栏，早几年就不知去向了。

这些流浪的孩子，就跟许多居民区里的流浪猫一样，在墙上的排风口里取暖、栖身。

不久前，这几个住在墙洞里的孩子被当地媒体发现，他们的照片出现在报纸的版面上。随后，洞口处被加上了金属护栏，孩子们也不知去向。现在，透过细密的菱形网格向洞里看，斑驳的墙面被分割成一个个的小方块，空空荡荡。

一座治安岗亭不知什么原因，从路北整个儿搬到了路南，恰好挡在洞口前面，离墙面不足半米。

这个被封堵的洞里，如今似乎再也找不出，那些流浪的孩子曾居住过的痕迹。

方大爷打扫卫生路过时，总会提高嗓门，冲着洞口喊一句：“起床啦！”随后，他会看见洞口一块用来挡风的棕色胶合板被移开，3个小脑袋并排探出来。

提起墙洞里的“居民”，没有人比负责这个片区卫生的环卫工方大爷更了解了。

在他的记忆中，3个孩子里，最早搬到这个洞，过起“穴居生活”的是黄毛儿。

快要过18岁生日的他，也是孩子们当中年龄最大的。黄毛儿老家在沈阳一个县级市，进城已经两年，曾在汽车修理店当过杂工，也在一家饭店打过工，后来没了工作，流浪到火车北站附近。从去年开始，他住进了这个墙壁上的洞穴。

后来，只比黄毛儿小几个月的大个儿也来了，两个男孩一起分享这两立方米的空间。

上个月，7岁半的小宁也加入进来。

方大爷不止一次看到，为了攀上两米高的洞口，3个孩子把马路边的垃圾箱拖过来，斜靠在墙上，踩着垃圾箱“回家”。有时，两个大男孩也会后退几步，蓄力，助跑，沿着墙壁的斜面，“飞檐走壁”一般蹿上去，然后从洞口探出小半截身子，一起把小宁拽上去。

每天清晨，方大爷打扫卫生路过时，总会提高嗓门，冲着洞口喊一句：“起床啦！”随后，他会看见洞口一块用来挡风的棕色胶合板被移开，3个小脑袋并排探出来，自上而下地看着他。这个场面，方大爷觉得“老有意思了”。

军绿色的军用被，当作褥子平摊在洞里，向外铺出来一个边儿，孩子们扒着边儿趴着，把手臂撑在褥子上面，另一床花被子搭在身上。被子都很旧了，看起来有些单薄。

黄毛儿在胶合板上钻了个手指粗细的孔，更多时候，他用板子挡住洞口，猫在小孔后面，看外面来来回回的行人。

除了一名摄影记者，恐怕没有其他外来人得以窥探洞中的生活。这名记者曾爬进去拍摄洞里面的样子，没几下就把膝盖磕得青紫。他记得，洞里零星摆着一些东西，有瓶瓶罐罐，还有几双鞋。当时恰好是天热的时候，这个作为排风口的洞，发出让人反胃的气味。

“要是回家，我就得和我爸一起捡破烂。”方大爷曾听到小宁这样描述可能的未来。黄毛儿劝他：“别回去了，我们养你。”

尽管在同一个洞里“穴居”了很久，但据方大爷观察，3个“住客”似乎并不知道彼此的姓名。他们都是喊着“哎”、“喂”来相互称呼。

他们常在洞穴下面玩。一个清晨，小宁趴在洞里，黄毛儿骑坐在路边的垃圾箱顶上，他们笑眯眯地看着大个儿表演用嘴叼起一辆自行车的“绝活儿”。

无所事事时，黄毛儿时常耷拉着腿坐在洞口，和方大爷闲聊。从零零星星的对话中，方大爷得知，黄毛儿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与他父亲离了婚，11岁的时候，父亲也“抛下他走了”。他说，是自己“不要他们(父母)了”。

他比总是一身灰色、理着板寸的大个儿和小宁，显得更“时尚”一点：蓬松的头发，几撮刘海挑染成棕黄色，黑白花纹的外套上，印着菱形交错的图案，跑鞋上荧光绿的鞋带，远远看着格外显眼。

但相同的是，3个孩子身上的衣服，都同样脏得“锃亮”。

 

车站附近快餐店的一个店员告诉记者，3个孩子经常来这儿捡别人吃剩下的食物。

街口买饼的摊主说，出于同情，他偶尔会给他们几个饼子。马路对面的超市老板记得，从洞口经过时，他曾给孩子们塞过一些钱，也问过他们“为什么不找个工作”。

黄毛儿的回答是，自己本想当保安，但身份证弄丢了，户口“在爸爸手里”，他“不愿去找他”，所以身份证一直没有办下来。

同样17岁的大个儿是3个孩子里最高的，身高一米七出头的他，比黄毛儿高了半个头，常把瘦小的小宁扛在脖子上。

大个儿的情况和黄毛儿很相似，同样有一个早早就抛下他的母亲，不同的是，大个儿的父亲去年去世了，他已拿不准，自己要回的“家”，究竟在哪儿。

这个总是带着憨厚笑容的孩子，当过快递员，送过外卖，还曾被老板骗，一分钱工资没有拿到，就被赶了出来。

而3个孩子中年龄最小的小宁，把墙洞当成了一个隔三差五的歇脚处。

他家其实离北站并不远。在这间七八平方米的砖房里，占据房间一半空间的炕上，堆满了衣服和被子。砖房的前面，就是用棕红色土砖垒成的简易公厕，厕所门离他家不到一米，整个房间常年笼罩在恶臭当中。

小宁两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就离开了这父子俩。白天父亲出去工作，把小宁自个儿锁在家里。小宁打破门上的玻璃，父亲就在门框上装了铁丝网，小宁又用老虎钳剪破门框上的铁丝，再次爬了出去。

起初他只是在附近玩耍，后来却越走越远，离家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原本焦急寻找他的父亲，慢慢习惯了这个儿子常年在外流浪。

父亲也想过，或许等这孩子“上学就好了”，但是，小宁是个非婚生子，都快8岁了，仍然没有出生证明，也没有户口。学校的大门似乎遥不可及。

他不愿意待在家里，宁可和其他两个“大哥哥”一起，挤在那个只有厚床垫大小的空间里。

“要是回家，我就得和我爸一起捡破烂。”方大爷曾听到小宁这样描述可能的未来。黄毛儿劝他：“别回去了，我们养你。”

就在他们栖居的墙洞对面的街上，恰好有一所小学，趴在洞口的小宁，如果向东远远地眺望，可以看到那所学校的教学楼。

派出所的民警表示，他们是在当地报纸的新闻发出来后，才听说有这么一群在附近穴居的男孩。“能怎么办呢？”一名民警叹着气说，“这样的流浪儿太多了。”

洞里有常住人口，也有暂住人口，每个住在这里的孩子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故事加在一起，成了这个洞的故事。

去年9月，第12届全运会在沈阳召开，黄毛儿、大个儿和车站附近的其他流浪者，都被驱逐了。冬天，有个方大爷没见过的成年人，曾在洞里窝了几宿，后来也离开了。

今年过了年，附近查得不那么严了，黄毛儿和大个儿扛着被子，都搬了回来。

但大个儿其实并不想一直这么住下去。他总是惦记着去大连闯荡，“出海跑船”，或者“等满了18岁就去当兵”。

黄毛儿也曾差点离开这里。一天中午，方大爷看见黄毛儿领着一个女孩子，抬手指着洞口告诉她，“这是我家”。女孩一脸惊讶：“这是人住的地方吗？你跟我走吧。”

黄毛儿爬进洞里，把自己的被子叠好，背在背上，和女孩走了。

但当天晚上，方大爷又看到，黄毛儿和以前一样坐在洞口。“人家是上班的。”这个在渐渐长大的孩子，只用了这一句话，解释当天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

只有这个小小的洞口，无条件地接纳着黄毛儿、大个儿和小宁。有的时候，孩子们回来，会发现洞里“多了个兜儿”或其他什么东西，那是其他的孩子在这里暂时落脚的时候落下的。

然而，所有的故事都终止在洞口被封上的那一天。

没有人知道火车北站后勤部门何时发现，自家墙面上的排风洞成了“流浪儿之家”。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当地媒体报道后的第二天，他们就采取行动：比原装的铁栅栏更细密的钢丝网，被堵在了洞口。施工的人抵达排风口边上的时候，3个孩子已经提前得到消息，抱着自己的被褥和瓶瓶罐罐，提前搬走了。

北站的工作人员表示，“不知道孩子们去哪儿了”，他们推测，应该是“被安置了”，但“这不属于我们的权限范围”。属于他们的职责，只有对排风洞的处理问题。

火车北站站前派出所的民警则表示，他们从未介入过这件事，当地报纸的新闻发出来后，才听说有这么一群在附近穴居的男孩。

“能怎么办呢？”一名民警叹着气说，“这样的流浪儿太多了。”

年龄最小的小宁，被南湖派出所的民警送回了家，但没过多久，他再次离家出走，不知道“跑去哪里了”。他的父亲又气又急，描述着儿子在他“炒个菜的工夫就不见了”的过程。

方大爷最后一次见到大个儿和黄毛儿，是在洞口被封上后不久。排风洞斜对面的小学前，有个临街的空房子，没有门，窗口的玻璃也早就被人拆走了。黄毛儿和大个儿卷着铺盖住了进去。

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方大爷照常上班时，发现那个小小的空房子已经被拆除了。大个儿和黄毛儿连人带被子都不在那儿了。

从那时起，他再也没有见过那两个孩子。

 

“洞居孩子”的心声需认真倾听

救助流浪孩子是政府责任的体现，但个别地方在救助工作中的“头脑简单”却让人哭笑不得。把排风洞用金属护栏一封，孩子们就只得告别“洞居生活”，但救助效果如何？结果不言而喻。还记得2012年底，贵州毕节市发生5名流浪少年闷死垃圾箱的事情之后，为了不让孩子再钻进垃圾箱里避寒，他们的做法是：在所有垃圾箱喷上“严禁人畜入内，违者责任自负”12个大字警示语。

和四川凉山非法打工的未成年人的遭遇一样，沈阳洞居孩子被媒体曝光后也失去了栖身之所，有人迁怒于媒体的曝光和关注，但这背后真正该脸红的恐怕不是媒体。封洞后，当地有关部门没有给孩子们安置好下一个去处，“洞居孩子”又不得不开始新的流浪，其境况或许比洞居还要糟糕。有关部门如此对待流浪孩子，说轻点是懒政不作为，说重点就是缺乏为民服务的责任感。

沈阳市有关部门的关注点在于逼走流浪孩子，避免他们继续展现城市形象的“阴暗面”；而流浪孩子关注的如何能够无拘无束地过上普通人的生活。在排风洞加装栅栏，政府或许可以眼不见为净，但对改善流浪孩子的生活条件却丝毫没有益处。如果政府真正关心弱势群体，应当切实走进这些流浪孩子的内心，了解他们的想法和诉求，而不是简单地封堵他们的栖身之所。事实上，三个孩子中有两个都已经接近成年人，他们并非没有自己的诉求，大个儿想“出海跑船”，或者“等满了18岁就去当兵”，黄毛儿则想“当保安”。很显然，简单粗暴的“封洞思维”不但会在现实中给流浪孩子造成不便，对他们原本缺乏家庭慰藉的心灵造成第二次伤害，让他们在心里形成一种隔阂和对立情绪，继而对社会产生更多排斥感。

针对流浪孩子的救助保护是一项繁复的工作，既要付出大量人力物力，更需制度和法律的保驾护航。然而，透过三名流浪孩子的遭遇，当下救助机制的短板也暴露无遗。一者，救助方式倾向程式化。救助机构对待流浪孩童往往就是联系其家人或户籍所在地政府，通知他们来接儿童回去等。然而很多流浪孩子之所以流浪，就在于家庭关系或缺失、或冷淡、或紧张，洞居孩子中年龄最小的小宁，被民警送回了家，但没过多久他再次离家出走。

二者，社区干预机制乏力。三个流浪孩子的背后都有一个残缺不全的家庭，值得追问的是，在单亲家庭亟需外力矫治，育儿能力低下的家庭渴盼外援的时候，在孩子们外出流浪念头增长的过程中，社区组织是否有所作为？毋庸讳言，社区干预机制作为防止儿童流浪的第一道防线，在很多地方往往形同虚设。

多让一个孩子得到救助，社会或许就能少一份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三名流浪孩子的遭遇无疑是一面镜子，而需要好好照一照的，绝不只是沈阳市的有关部门。

洞居流浪儿明天在哪里

沈阳北站一处墙面上的排风洞，曾经是“流浪儿之家”。以前，有3个孩子在这里放上被褥和瓶瓶罐罐，居住休息，挡风遮雨。

随着媒体关注，洞居流浪儿的童年生态被展现在公众面前。到5月8日，这个排风洞口被细密的钢丝网封堵，那些孩子不知去向。这是个惯常结局。一单充满悲情的新闻完成了，安全漏洞被及时堵住了，洞居流浪儿不会再影响车站形象了。问题是，欢喜的只是别人，那些孩子什么都没有改变。而且到现在，依然没有三个孩子被安置、哪怕是去向何处的消息。当地一名民警叹气说，“能怎么办呢？这样的流浪儿太多了”。这不免让人猜想，洞居流浪儿并未得到安置，他们只是在另一个角落继续流浪。

那么，洞居流浪儿有没有明天？谁又为他们的明天负责？其实，不止是他们，在这个社会不知名的角落，还生活着很多流浪儿。他们的人生多半不被发现，偶尔出现在公众视野，也很快再度消失，留下去向不明的悬念，甚至让人看到更大的悲情。

比如，贵州省毕节市，曾有5名流浪儿童，在一个垃圾箱里生火取暖，不幸一氧化碳中毒身亡。只不过，一次次的悲情、震惊，并没有改变流浪儿的苦难人生。原因在于，那些针对流浪儿的临时性救助手段，不可能真正改变现实，给流浪儿可期待的未来。

每一次流浪儿悲剧都提醒我们，不能再重复媒体关注、表达悲情、单位应付、政府推托的固有模式，而应该真正搭建一个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而现实是，在救助流浪儿问题上，从民间社会到政府部门，存在太多的断裂地带。为什么每次曝出流浪儿问题后，相关部门和单位总是会相互推诿，说到底，还是因为权责不明。救助流浪儿可能会涉及民政、财政、卫生、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等太多部门，如何让这些部门各司其职，主动和其他部门对接，必须通过明确的制度安排，予以约束规范。

救助流浪儿，也需要民间社会发力。一个不断壮大的民间社会，不能一次次停留在表达悲情的层面，而应有所行动。从这个意义讲，政府部门也应该懂得及时出让权力，给予民间社会更大的自由空间，来释放民间社会的自我管理与自我救助的能力。

告别洞居的流浪儿人生不应更加悲情，他们不应该走进更多的危险地带，因为他们的人生已经被社会深刻打量过。接下来，应该让民间社会与政府部门共同发力，让流浪儿也有明天。

 

【启示与思考】

社会上每天都在发生很多无奈的事，不论是在城市地井中长年累月生存的弱势群体，还是遍布大街小巷的乞讨人，再到刚刚被沈阳火车站封洞赶跑的“三名流浪儿”，在人们一味同情这些儿童遭遇的同时，更多的想起的是孩子父母亲人的冷恨，更多想到的是火车站方的无情，唯独没有想到部门之间缺乏协调链接的缺痕，各扫门前雪的场景再次浮现，公说公理、婆说婆理，所做的一切无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破除窘状，须为这些部门自身责任加码。

涉事火车站表示“不知道孩子们去哪儿了”；派出所民警则表示从未介入，且发出感叹：“能怎么办呢？这样的流浪儿太多了。”说这样的话，应该为他们感到脸红，如果是仅仅是从个人角度出发，相信他们也愿意更多的让人道占据主要地位，去尽绵薄之力帮助这些受难儿童。然而，如果是单位呢，一把手不说话，谁敢发言？办不成事，岂不成了人人眼中的怪物？

随着媒体曝光的发酵，此事远远没有结束，就算是火车站方重新撤了铁丝网，又能怎样？撇下火车站排风口环境的风险不提，就说这样的狭隘空间里究竟能够住得下几个流浪人？“这样的流浪儿很多”，的确不少，这样的大环境下，一个部门的力量多么的渺小，长痛不如短痛，只能以落骂名封洞了之，最少不会出现诸如贵州毕节五名男童为取暖死在垃圾箱内的事件，如果那样，追究责任可就不好玩了。

是的，这样的流浪儿很多，但这不是可以不作为的理由。如果事情曝光后，当地除了封洞再不管事，那顶多是避免问题“在墙洞集结”，而非解决了问题，它非但不能遮羞，反而会更增污点。

拿“穴居男孩”事件而言，救济显然应优于封洞，而要救济，最根本的法子自然是补全救助制度的缺漏，织好织密面向弱者的保障网；如果说，对所有弱者保障难一蹴而就，至少对已发现的流浪儿个体予以保障，给他们一个庇身之所而非封完了事，不难。

封洞的根本在于利益的取舍，关乎自己个人的利益，只能两两相权取其轻，宁落骂名不动功名，谁能说的了有错？办事的方法千千万，在此，也应追问，偌大的一个沈阳市，收容站救济所不会没有吧，火车站方为何就不能搭把手把这些孩子送回这里，至少这些孩子的生命无伤。在各扫门前雪的场景中，这些部门之间缺乏一种互动，缺乏一种向前看人道的精神，期待这次事件之后，收容救济制度渐渐完善起来，至少不会再出现这样的部门推诿、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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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4/0530/77046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