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品牌医疗器械受青睐加剧民众“看病贵”

洋品牌多

近年，我国医疗器械进口额持续增长，进口的增长幅度远大于出口。根据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的统计，２０１２年，我国医疗器械进口总额为１２４．７２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４．５６％。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我国医院呈现不断扩张趋势，医院在以药养医的同时，发现高昂的检查费用成为新的利益增长点，这加剧了医院购买大型医疗设备的冲动。目前，医疗器械采购中，洋品牌处于垄断地位。

记者发现，从植入的心脏支架、人工关节到检查设备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系统、心脏血管彩超等，部分医院一一申报要求采购原装进口设备。一些地方的政府招标文件中明确提出，部分医疗设备“只采购原装进口设备”；有些招标文件要求“产品须有ＦＤＡ（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认证或ＣＥ（欧洲共同体）认证”。

湖南一位老中医告诉记者，不仅是西医院，连中医院都在大量引进进口医疗设备，比如，高档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全自动分析心电图机、动态心电图分析系统等。

不少病人反映，凡是住院病人均要做Ｂ超、心电图、ＣＴ等检查；上下级医院、同级医院之间的医疗器械检查报告单不能通用，比如，病人转送到上级医院，上级医院对下级医院做的大型医疗器械检查不认可，要重新检查；同级医院看病时，也要重新检查。总而言之，对于病人来说，做各种医疗器械检查的费用已达到总医疗费用的４０％左右，这在客观上加剧了群众“看病贵”。

利益延伸

从近年曝光的案件中，记者发现，一台韩国产的三维多功能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卖给医院的价格是１６０多万元，送给院长的“好处费”高达３０万元；一个合资的心脏固定器市价２万元，医生回扣有３８００元。

业内人士指出，一个进口心脏支架出厂价２０００元左右，用到患者身上却要２万元。医院偏爱采购进口医疗器械，因为进口器械生产商和经销商会将产品价格的１５％作为“攻关费”。

一家外资医疗器械公司湖南分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一种医疗器械从出厂到医院，要经过厂家、全国总代理，大区域代理、地级市代理、政府采购招标、医药代表、医院、医生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要公司“付出”，从而将医疗器械价格“推高”。公司代理商会安排采购者以考察、学习为名出国旅行，甚至安排相关领导的子女出国学习。

湖南一位县级医院科室主任告诉记者，医疗设备采购招投标、评标程序是规范的，在评标过程中，专家、纪检人员无一缺位，但实际上哪个企业中标，“圈内人”早已心中有数。

某中部省份一位三甲医院科室主任告诉记者，一种医疗器械进入医院，首先需要科室负责人向医院申报，由医院分管领导同意后，上报卫生主管部门，再由卫生主管部门委托政府采购中心按照政府采购法进行招标采购流程，医院将采购申请提交到采购中心后，至于医疗器械的型号、技术标准等是采购单位“说了算”。

记者了解到，部分国际医疗器械公司已在我国布局经销网，由总代理销售商发展一级、二级等代理商，终端销售商负责公关医院，把器械卖给医院。利益链包括厂家、各级代理商、医院相关人员等。产品从出厂到医院，利益链条环节多，灰色成本增加，价格如同坐火箭。

加强监管

业内人士指出，企业、医院、政府采购平台、招投标代理公司、财政部门政府采购处是医疗器械采购的“五环”，只有互相监督，形成合力，才能保证医疗器械采购公正透明。然而，目前政府采购医疗器械过程中，个别政府官员“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在监督不力、漏洞多、违法成本不高的情况下，采购过程出现“黑幕”。完善医疗器械定价、采购制度和标准，加大监管监督力度，铲除寻租空间，防止寻租发生的费用最终以高价方式转嫁给患者。

首先，应明确政府部门的责权。遏制医疗器械腐败，必须限制医院采购人员与政府采购平台人员的权力，完善财务制度，建立责任追查制度，建立医疗器械产品不良事件和风险监管、评估、预警和后续处置机制。在采购的医疗器械出现价格畸高或质量问题时，监督部门应严肃调查，根据实际情况严厉问责，依规处罚。

其次，厘清各方利益，避免权力私有化。医疗器械的采购，医院院长、分管设备的副院长、设备科科长是设备采购的关键人物，容易成为供应商的目标。应避免医院领导权力集中而缺乏有效监督机制，导致其与企业发生利益纠葛，倾向于回扣多的洋品牌。

第三，完善监管体制，形成监管合力。医疗器械在学科设置属于边缘交叉学科，涉及学科领域广，并大量应用新技术、新材料，涉及光学、电子、超声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而监管队伍中真正掌握相关技术的专家不多，这导致监管陷入被动。应建立高素质监管队伍，开展专业、细致、规范的监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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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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