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武器与国家安全环境

 

大家对核武器，包括咱们国家的两弹一星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其中了解比较多的可能是当时我们的科学家和领导层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如何把核武器研制出来的奋斗精神。我今天想侧重讲讲当时我国为什么要搞两弹一星，以及核武器研制出来到底有什么用。

说到核武器自然要谈到世界上第一颗用于实战的原子弹，就是1945年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的那颗原子弹。现在看那只是一颗小核武器，但它瞬间造成了几十万人的伤亡，却加速了世界法西斯势力的最后灭亡，同时也宣告了人类核时代的到来。

现在这颗叫“男孩”的原子弹的蘑菇云已经飘散了六十多年，在此期间，人类制造出了几万个原子弹和比原子弹威力更大的氢弹，我们统一把它称作为核弹。威力最大的核弹超过第一颗原子弹的上千倍，甚至可以达到上万倍。苏联时期最大的一个氢弹居然一亿吨级当量，号称“赫鲁晓夫炸弹”。后来科学家觉得不妥，因为它的杀伤半径太大，把它放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波及到某个有人居住点，于是把装药减少一半，改为五千万吨级，威力仍然大得惊人，引爆后整个北极圈附近包括北美北部的无线电都中断了。赫鲁晓夫对爆炸结果感到满意，他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还有当量更大的氢弹，不过我们不想进行试验，因为我们担心自家的窗户会被震飞。”

如果把人类制造的核武器都用上，能否把地球毁了不好说，但把地球文明都破坏掉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庆幸的是战后六十多年来，虽然发生过大小几千次战争或者武装冲突，但没有使用过核武器，也没有发生新的世界大战。核武器对人类社会和人类生存的威胁到目前为止仍然摆在每个国家和每个人面前，核时代还要存在相当一个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核武器知识以及核战略学是大国领导人的一门必修课，对于广大中高级干部来说也是应当学习和了解的。

核武器与国际关系

在核时代，核武器对国际关系的影响非常巨大，这些年来很多学者包括领导人、政治家都有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最早从理论上将核武器与国际关系联系起来的是芝加哥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他说到原子弹将施加某种微妙的影响，在每一次外交会议上，在所有与会者的意识里，它都无所不在，并产生影响。美国冷战史研究专家也说过，这些武器威力的变化和数量的增加，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如果不懂得当前的核问题，就无法充分理解世界形势的重要演变。

核武器使世界战争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人们对于这个变化的认识也是有一个过程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历史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主要是大规模的攻城掠地的战争模式，在“二战”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各国政治家、军事家基本上都是以这样一个模式去准备应付自己国家的战争灾难，此后的许多战争都伴随着核讹诈、核威胁，核威慑下的战争成为现代战争的常态。“二战”之后的战争，尤其是核大国直接参与或主导的战争，大都笼罩着核武器的阴影。

人类有史以来，战争就是政治的继续，这个规律到现在也没有改变，核武器的出现也不可能改变这个铁的规律，但由于核武器的巨大毁伤力，核战争的发起方必须考虑到对方的核反击将对自己造成同样的毁灭，预设的政治目的无法实现，从而使战争的形态与规模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二战”后两大阵营首选的军事对抗手段都是军事力量的运用，企图用军事手段削弱对方、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在世界上的各种竞争力量中，采取军事手段是获利最大的，通过打仗把别的国家给消灭了，把人家的所有资源都据为己有，这比通过做生意发财要快得多。所以军事对抗在过去的历史上，历来都是作为一种首选的方式。

有了核武器以后，对抗的双方一方面相互以核打击进行威胁，积极开展以核武器为中心的军备竞赛，另一方面支持盟友发起局部战争，或直接对非核国家用兵，但直接对有核国家用兵始终是战争发起方非常顾忌的事情。当年美苏之间的对抗，受制于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一直没有发生武装力量的直接交战，这样一个局面，构成了长达四十余年的冷战。

冷战是人类战争史中一种特殊的战争样式，冷战的出现与核武器的存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前苏联和美国搞冷战期间，1962年由于前苏联向古巴运送并部署中程导弹，爆发了古巴导弹危机。当时，前苏联还没有能直接打到美国的远程导弹，他的中远程导弹在古巴就能覆盖美国全境，这对美国是个巨大威胁。美国肯尼迪政府和前苏联剑拔弩张，大有打一场核大战之势，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接近爆发核大战的危机，危机最后化险为夷。当时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回顾这件事时说，在1962年10月达到的核危险程度是整个人类远远不能接受的。这一认识也许是古巴导弹危机最重要的遗产。当时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说，三个国家在危机前后作出的决定尽管是错上加错，导致了这样一个冲突，但一切错误都在核战争难以挽回的灾难后果面前不得不停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肯尼迪，也不是赫鲁晓夫，而是核战争本身遏制了核战争的爆发。

我国历史上多次受到核大国的核威胁。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美国充分领教了新中国的力量，为了封锁新中国，1955年，在我国决定发展原子能事业前，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危机中人民解放军很快攻占一江山岛，蒋介石失去了浙东沿海重要的战略要点，这时美国开始叫嚣动用核武器，但最终美国也没有敢使用核武器。美国频频亮出核武器这张王牌，使中国领导人认识到，要想维护新生国家的主权与安全，中国应该拥有也必须拥有现代化的武器，特别是核武器。所以毛主席说，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中国战略核武器的发展

第一，两弹一星的概念和内涵。

两弹一星是个比较形象的说法，它是我国自行成功研制的核弹（原子弹和氢弹）、导弹以及人造地球卫星等尖端武器和高新技术的简称。岁数比较大一些的同志可能还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称为尖端武器。改革开放以后，两弹一星的内涵不再局限于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而是中国独立自主建立并掌握核技术、空间技术等技术等高科技事业以及战略核力量的统称。

第二，两弹一星的标志性工程。

由于两弹一星涉及的各项事业一直延续到今天，如载人航天、登月等，但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讲两弹一星的标志性工程就是归结到1990年以前。

1964年6月29日，我国第一颗自行设计和生产的中近程弹道式导弹发射成功。东风一号我们是仿制苏联的，东风二号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6年7月1日，第二炮兵正式成立。根据周总理的提议，我国战略导弹部队成为第二炮兵，这个名字一直用到现在。

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这意味着什么呢？对待核武器不能像扔手榴弹一样，如果扔出去的距离很近把自己炸到了，所以必须要具备投送能力。现在看来，原子弹的投送基本上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飞机，像扔炸弹一样扔下去，就像美国把原子弹扔到日本广岛和长崎那样，这种突防能力比较差，地面防空力量就可以把飞机拦截住。二是通过弹道式导弹，由于导弹飞行的高度高，一般穿过大气层以上，中近程导弹飞行高度在一百多公里以上，速度非常快。像洲际导弹的飞行高度达到上千公里，进入太空再从太空回到地面，这时候导弹下来的速度基本上和流星差不多，所以防卫起来非常困难。所以，当我们拥有导弹这样一个投送手段后，就说明我们具备了实战能力。

1967年6月17日，在我国西部地区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这次试验是中国继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在核武器发展方面的又一次飞跃，标志着中国核武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氢弹亦称“热核武器”，它是一种利用氢元素原子核在高温下聚变反应于瞬间放出巨大能量起杀伤破坏作用武器，它主要由装料、引爆装置和外壳组成。氢弹爆炸时，作为引爆装置的原子弹首先爆炸，产生数千万度高温，促使氘氚等轻核急剧聚变，放出巨大能量，形成更猛烈的爆炸。在氢弹爆炸成功的同时，中国政府重申：“中国进行必要而有限制的核试验，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消灭核武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氢弹的威力是原子弹的上百倍，一般来说是百万吨当量以上，要毁掉一个大型城市，一颗氢弹就够了。美国虽然看起来气势汹汹，实际上它不敢打核战争，因为核战争的代价太大了。毛主席对氢弹也是很重视的，原子弹爆炸后主要就几公里范围，但氢弹爆炸后的破坏力太大。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1975年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并回收成功，当时我们还没有研制出洲际导弹，但国外的评论是这样的，中国具备了返回式卫星这样一个能力，离洲际导弹的成功也不远了。

1980年5月18日，我国向太平洋发射第一枚洲际导弹获得成功。

1982年10月，我国第一枚潜地导弹水下发射成功。水下发射的主要作用是所谓的第二次打击力量，中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在遭受敌人核打击以后我们要具备反击能力，躲到水底下的生存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各国都非常重视核导弹的水下生存和水下发射，我国在1982年就具备了这个能力。

1984年，成功发射了第一颗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这要打到三万六千公里以上，现在中国这方面的能力已经很强了。

两弹一星的伟业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之荣耀与骄傲。1984年国庆阅兵时候，洲际导弹已经装备部队，这说明当时我们已经具备了覆盖全球的战略和反击力量，有了这样的力量，就不会再轻易受别人欺负。

关于两弹一星，小平同志有这么一个评价：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江泽民同志在讲到两弹一星时也谈到，两弹一星是中国人民在攀登现代科技高峰的征途中创造的非凡的人间奇迹，它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振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第三，两弹一星事业对我国安全及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

一是战略核力量的空白期。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5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发展我国的核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实现了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统一，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了根本的前提，但新中国刚成立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国家面临最紧迫的问题是安全和发展两大任务。

在我国核战略力量空白期间，我重点讲一下中苏关系。

新中国刚刚成立仅两个多月，国内外事务千头万绪，毛主席亲自带团赴苏联访问，而且在那儿待了两个月，可见毛主席重视中苏之间的关系。几经谈判，中苏双方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上世纪60年代起，中苏两国关系恶化，该条约名存实亡。

新中国成立之初，首先要解决的是国家发展的安全环境问题，没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国家的发展就无从谈起。中央当时采取的是与苏联结盟一边倒的政策，这使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外部安全环境的压力得到一定的缓解，同时还得到了苏联的经济援助，包括对新中国的基础工业和军事工业的相关支持。

中苏同盟的强大威慑力以及我国强大的反侵略战争潜力，加之苏联继美国之后掌握了核武器，这些使得“二战”后不可一世的美国在与中国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对抗时不敢入侵我本土，也不敢在朝鲜等战争上轻易地使用核武器。按照核战略学的说法，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为我们提供了核保护伞。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美国要对我国动用核武器，就要考虑苏联有可能帮着我国拿核武器打它，作为军事同盟应该是这样的。

另一方面，我国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大家知道，苏联政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旗下表现出的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也对我国独立自主的方针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和损害。毛主席对斯大林还是很有意见的，在这个时期，以美国为首的敌对势力对新中国采取不承认的敌视政策，对中国进行全面封锁，并多次对我国进行核威胁。现在我看到有一些年轻人对那一段历史不是很清楚，片面地说毛主席不改革开放。那时候中国跟谁改革开放去，不是说我们不想改革开放，我们想跟人家友好，但那么多国家都在封锁中国，我国的国家安全处于严重的外部威胁之中，来自美国的常规战争与核战争的威胁始终存在，举国应对来自美国可能发动的大规模侵略战争是国家当时的首要任务。

二是战略核力量的开发期。

1955年1月以后我国开始了战略核力量的建设，一直到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经过朝鲜战争，中苏同盟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上世纪50年代苏联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都给予了重要的帮助，其中包括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的发展。

朝鲜战争以后，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是我国和美国为敌了，结怨了，好像影响了我国后续的发展。事实上，美国跟我国结怨不是我国出兵朝鲜以后的事，而是美国先出兵台湾。我国通过各种外交渠道，劝告美国不要越过三八线，美国根本不把中国的话放在眼里，一直打到鸭绿江，这时候我国才出手的。

一些人认为我国只是跟美国打了一个平手，事实上我们跟美国不是打了平手，而是我国志愿军把美军从鸭绿江打回到三八线去了。可以说整个朝鲜战争打了一个平手，因为北朝鲜打败了，但我国志愿军去了以后我们打赢了美军。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有18万人牺牲在那儿。但朝鲜战争以后，我们的军队马上从一支土八路全部成为苏式正规化装备军队，包括很多苏式装备后来都是我国自己生产的，形成了我国自己的军事工业，装备了我国自己的武器，而且成为一支打败了世界头号强国的世界级的军队。刚开始我国连空军都没有，抗美援朝结束时，短短三年时间，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强大的空军。

 

斯大林一直怀疑毛主席像铁托一样奉行民族主义，朝鲜战争以后，斯大林改变了看法，下决心对中国进行大力支持和援助。当时我国中央的方针是，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积累资金，然后发展重工业，因为只靠我们自己是没有能力马上就发展工业的，但苏联的帮助让我们走了一个捷径。原来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没有定下那么多重工业项目的，但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军事工业包括两弹一星开始逐步发展起来。朝鲜战争对中国来说，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自信心，而且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平台和支持，朝鲜战争使我国的国力、军力都提高了一大截。比如，1949年我们打金门，用木船渡海，死了八九千人在那儿；1955年在第一次台海危机中，为了打击美蒋军事同盟，中共中央决定发起解放浙东沿海岛屿的战役，解放军三军联合登陆，仅用了三小时就拿下了一江山岛。

苏联对我国的帮助一直处在一个摇摆不定的状态。毛主席曾经在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期间提出，希望苏联在原子能、核武器方面对中国提供帮助。赫鲁晓夫没做任何承诺，还劝毛主席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不要搞那些耗费巨资的东西，而且表示中国只要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够了。1955年，赫鲁晓夫突然同意对中国提供帮助了。有历史学家分析认为，这是由于赫鲁晓夫感到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领导层的权力斗争非常激烈，赫鲁晓夫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所以同意给中国提供有限的援助。可是到1957年，赫鲁晓夫又犹豫了，苏联无法言明的理由大概是基于自己国家的利益考虑，为了维持大国军事均衡并保持核垄断的优势。再加上第一次台海危机时，我国对美国的斗争非常坚决，在苏联看来，如果帮中国制造原子弹，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有风险的。但是1957年之后又出现了松动，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出于赫鲁晓夫的政治需要，因为东欧的波匈事件使苏联在国际上空前孤立，党内的元老对他也十分不满，他又需要寻求中国的支持，所以他又吐口说可以提供给中国一个原子弹的教学样品及相应的图纸，派出专家在导弹技术上帮助中国。

当时我们党与苏联领导人在批判斯大林、与西方阵营的斗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问题上的分歧日益严重。我们党认为，从斯大林开始，苏联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作风霸道，苏共在与其他国家党派打交道时动辄以“反革命罪”等借口枪杀其他国家在苏联的党员，以“制裁”和“坦克”逼迫友党改变自己国家内外方针，这是霸权主义作派，就是以自己党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党的作风。我们党称其为老子党作风、家长制、大国沙文主义，中苏双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苏联在1960年下半年全面停止了援建项目的技术、设备供应，包括原来答应的原子弹样品都不给了，在我国核工业系统的200多名苏联专家也全部撤走。苏联的背信行为极大伤害了中国领导人和人民群众的感情，也进一步促使我国领导人认识到自力更生发展战略核武器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当时毛主席说，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原子弹的样品这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新中国成立后到上世纪70年代的20多年间，美国一直对我国采取敌视政策，是我国的主要安全威胁。最近美国解密了不少政府档案，从这些档案看，当时美国超乎寻常的关心中国的事。美国得知我国要发展核武器后，引起了总统及国防部长等最高层的极大重视。1960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向当时的肯尼迪政府提交了中国原子能计划的评估报告，预测我国可能在1965年年中实现重大突破。肯尼迪总统亲自关注这件事，经过反复研究，提出了四个对策：一是进行军事打击，这是肯尼迪最看重的一个方案。二是如果军事打击不好用的话，就想办法推动核扩散，让中国周边国家也有核武器。三是1963年8月5日由美、苏、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签署《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束缚我国核试验的手脚。四是从宣传上贬低我国的核试验，而且说我国有弹无枪，有了原子弹也扔不出去。肯尼迪本人极力主张第一种和第三种选择，否定第二种。

 

古巴导弹危机以后，肯尼迪认为，与苏联相比中国是更加不妥协的和好战的，因此他对中国的核计划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当时的美国中情局局长在1963年写下这么一篇备忘录：总统认为中共爆炸核装置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最严重问题，因为一旦中共掌握了原子弹，会令整个世界政治舞台为之不安，这是美国和西方世界不能容忍的。

在中国发展战略核力量的整个过程中，军事打击一直是美国政府优先考虑的应对措施。现在看来，我国发展战略核武器的举措，远远不是我们国内的事情。这就是冷战，尽管战争没有打起来，但双方都在准备着怎么打对方，一方的任何一点发展，特别是在战略核武器上的发展，另一方都是高度关注的，而且积极采取对策。

这时期国际战略格局基本上还是处于美苏主导的两大阵营的对抗之中，美苏对抗有时加剧有时缓和，中苏关系出现了明显的裂痕，但两极格局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中国仍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仍较为有限，1964年核爆炸成功之前，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一共只有47个，1955年以前是23个。

三是战略核力量建立期。

上世界60年代中苏关系已经逐步恶化，但我国的战略核力量已经从无到有，具备了一定的核反击能力。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原计划的洲际导弹等两弹一星重要项目以及战略核力量体系的建设被大大推迟。按原计划上世纪60年代洲际导弹就应该研制出来，但一拖再拖。

当时我国的安全环境形势十分严峻，我国在外交上被迫实施对美苏的两面突击的应对之策，同时为了应对战争的危险实施了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方针。苏联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我国最大和最直接的威胁，1969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中苏关系陷入全面紧张状态，苏联百万大军压境，并将核导弹对准了中国。当时我国已经有了中等的核反击能力，也就是说我国的战略导弹可以打到乌拉尔山以东等苏联在亚洲的重要目标，加之我国巨大的反侵略战争潜力，迫使苏联不敢对我国扩大战争和轻易动用核武器。从此热战基本上停下来，有限的热战转向了长达20年的冷战。有核国家真正打热战，在世界上还没有先例，大家也都适可而止。

 

再看这时候的中美关系。中国研制出原子弹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美国有一句话，打不赢的敌人就得是朋友，他们的逻辑就是这样的。在当时美国的政治家中，最早从国际政治和大战略的高度考虑对华政策的就是尼克松，他清醒地认识到拥有核力量的中国的国际威望正在大幅度提高，越来越成为举足轻重的国际局势的影响者。有文章介绍说，戴高乐对他有比较大的影响，他跟戴高乐最后谈话时讲到，10年以后，当中国在核技术方面取得显著进展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别的选择了。戴高乐表示同意他的看法，并且说了一句巧妙的话，现在承认中国要比将来由于中国强大起来被迫承认它更好一点。所以在我国战略核力量的建立期，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1972年2月28日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

这时国际战略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1971年联合国恢复了我国的合法地位，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与我国建交的国家新增了60个，总数激增到107个，遍及世界大多数国家。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明显增强。1974年小平同志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全面阐述了毛泽东“三个世界”的思想以及中国的对外政策。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力量的兴起，明显改变了世界的战略格局。

四是战略核力量的提升期。

我国战略核力量的提升期指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取得了重大进展，战略核力量体系基本建成，至此由第一代领导人确定下来的两弹一星的主要任务圆满完成，最终实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发展我国两弹一星事业的初衷。我们的目的实际上很简单，就是保卫祖国安全，维护世界和平。

上世纪80年代我国战略核力量体系基本建成以来，无论是国内自然灾害还是外部军事冲突，没有哪个国家和敌对势力敢于再对我国发起战争威胁，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一个历史上少有的良好的安全环境。

这一时期的中苏关系。1985年我国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成功，有军事常识的同志就可以知道，我国向东边太平洋打了8000到9000公里。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对我国的战略优势已经不存在了，对我国的军事压力失去了实际意义，不得不实行战略调整。

 

1982年3月勃列日涅夫发表“塔什干讲话”，表达了苏联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愿望。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中苏双方的百万大军从边界撤离，长期处于军事对抗的中苏关系得以缓和。从此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平发展的大好局面得以全面推进，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当时两国在经济、科技、文化、外交、军事技术以及国家安全战略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都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当然那时共同对苏的问题，也增加了中美之间的密切联系。

国际战略格局上，随着我国战略核力量体系的完成和增强，我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核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这四个时期里中苏关系和中美关系的演变看，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里面，国家实力是最重要的。

第四，几点启示。

一是要打造高科技的军队，不战而屈人之兵。

取得独立解放并掌握了核反击力量的新中国，一改我国百余年来争取国家和平的传统方式。有两支超级大国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从我们家门口撤走，一支是美国的第七舰队，还有一支是前苏联在我国边境部署的百万大军，我们并没有跟他们打。从汉武帝反击匈奴开始，我们都是不得不以千百万同胞的血肉之躯为代价换取和平，或者用不堪忍受的赔款割地之辱求得和平，或者用同样屈辱的和亲政策谋求和平。现在是依靠中国人民自己打造的国家实力赢得和平。

二是既要富国也要强军，强军的重点就是要努力夺占世界军事高科技的制高点。

 

正确处理好国家发展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必须要优先发展核武器，但也不要搞太多，美苏之间花那么多钱搞核武器竞争，实际上现在看来也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从毛主席时期定下来的，只拥有有限的核力量，并且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现在看来是很高明的。

今后我们仍要积极应对国际军事新变革的挑战，加强国防研究，努力夺占世界军事高科技的制高点，全方位维护国家安全。美国想搞战略反导系统，想取得绝对的控制力量，就是只能是他打人家，人家打不了他，美国始终想取得这么一个主动权。因此，我国的武器装备、高科技也必须有相应的发展。

三是全面提升我国的综合竞争力。

两弹一星事业使我国成功地进入了世界核大国的行列，让我国在国际较量中处于十分有利的位置。目前大国之间的较量，特别是有核国家之间的较量更多地由以军事实力为主导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实力并举为主导转化。我们应该珍惜并发挥好来之不易的核大国的优势，积极提升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国家实力，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更大的主动权。现在很多军人感到如果只有硬实力，好像有的地方发挥不了作用，现在很多领域很多时候更多地要靠软实力，可以通过民族凝聚力、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价值观等方面的力量影响世界，开展国际竞争，帮助我国在国际竞争中争取更大的主动权，获得更丰硕的成果。

四是很好总结两弹一星的经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

由于我们掌握的资料尤其是国外历史资料，其中不少可能还没有解密，所以我所谈的内容难免有不准确甚至错误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同时我们也真诚希望了解这方面历史的同志，尤其是当年在国防、国家安全和外交战线的工作过的同志对我们的研究工作给予积极的指导和帮助，以便我们共同把这段波澜壮阔的共和国历史如实地整理和保存下来，以及由此总结出有益的治国、治军经验，留给那些为中华振兴而继续奋斗的后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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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航舟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1/0301/77207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