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及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至今已经90年，我们今天从考证党的诞生讲起，回顾中国共产党90年的发展历程，总结党的基本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考证

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诞生的。出席会议的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

第一，中国共产党诞生时间的考证。

90年的党史从哪里说起呢？我们大家过去学党史都知道，1921年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的时间，这也是我们每年纪念七一建党的由来。经过对史料的研究，终于把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时间弄明白了，不是1921年7月1日而是1921年7月23日。

那么，7月1日作为党的生日又是如何而来的呢？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之后，由于革命形势复杂，内忧外患，当时没有条件为党过生日。到了延安以后，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这个文件第一次以党中央的名义作出的关于纪念“七一”的指示，至此正式把“七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固定了下来。选定“七一”作为党的生日，当时是中央根据“一大”参加者主要是董必武也包括毛泽东同志的回忆而定的，由于记不清“一大”召开的时间是在七月上旬还是中旬，所以中央就将七月的第一天定为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纪念日。

后来经过史实的考证表明：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的时间是1921年7月23日。

考证材料一：前苏联档案记录。前苏联经过1917年“十月革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此后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就着眼于考虑东方国家怎么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共产国际的推动、促进、指导密切相关，共产国际派人来指导、传播马列主义。当时，在“一大”上就有两个共产国际的人参加会议。会议结束以后,参会的共产国际代表回去就出了一份俄文的报告。1978年之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苏联方面给我们转了一份记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档案材料，其中提到：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

考证材料二：张国焘攻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记录。中央看到当年参加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记录的历史档案之后，安排专家把考证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的时间作为一项课题进行研究。1978年之后，考证“一大”时间的相关专家在哥伦比亚大学找到了当年主持“一大”的张国焘的英文版博士毕业论文：《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共产主义的运动》，该文提到：党的“一大”是在1921年7月23日召开的。

 

考证材料三：陈公博妻子的日记推证。广东党组织派到上海参加“一大”的是陈公博，当时陈公博是携带他的新婚妻子一同前往的。中共“一大”召开期间，在上海东方大旅社发生过一起凶杀案件，陈公博夫妇恰恰是住在东方大旅社凶杀案事发地点的隔壁。那个时候环境很恶劣，参会人员都得秘密去，分散着住。陈公博开会期间，他的新婚妻子自己呆在旅社里，在事发当晚的日记中，陈公博妻子提到了凶杀案的相关线索，次日报纸又披露了这起案件。通过日记日期与报纸日期可推证出陈公博出席“一大”的时间是1921年7月23日。

这样三个材料佐证了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的时间是1921年7月23日。中央考虑，纪念建党仍沿用“七一”不变，明确纪念日和诞生日是两个不同的时间。

第二，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点的考证。

“一大”召开的地点也是有争议的。确切地说“一大”闭幕地点是在浙江嘉兴南湖，而召开的地点是在上海。由此，上海是党的诞生地点。

具体地说，“一大”召开的地点是在当年上海的法租界地：卢湾区兴业路 76号（原望志路 106号），借用的是 “一大”代表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的寓所。召开会议的时候，他们沏上一壶茶，在一个南方的大长条桌上摆放老式麻将做室内掩护，对外就说是大学生暑期度假，室外是由上海“一大”共产党创始人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在门口纳针线活，放哨。“一大”会址的房子是上下两层，快要闭幕的时候，来了巡捕，佯装说找错了地方，很快就走了。共产国际的人敏锐地估计到了事态的严重，于是大家就抓紧疏散了。很快法国巡捕带着队伍就来了，结果扑了个空。后来，经由李达的夫人王会悟一个一个通知，参会人员到上海附近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船上聚集接着开会，“一大”在那里闭幕了。

第三，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的考证。

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两个创始人是李大钊和陈独秀，当年他们都是北大教授，都没有参加“一大”。原因在于：李大钊当年担任北京八校的教职员联谊会议主席，正在领导索薪斗争和暑期会务，不能离开北京；当时陈独秀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又兼任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巨款修建校舍，如果他离开广州，这笔款子就会落空，所以也未能出席“一大”。陈独秀委派了他的一名叫包惠僧的学生与陈公博代表广州区出席参加了“一大”。因为包惠僧一直顾虑他的老师陈独秀对“大革命”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包惠僧对自己曾经参加过“一大”的事，一直没有公开。直到1978年以后，包惠僧在一篇回忆录中才披露了此事。因此，“一大”代表的人数也由原来确认的12位更正为现在的13位。

中国共产党90年的发展历程

中国共产党的90年，归纳起来讲就是经历了三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开创了三条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干了三件大事：革命取得成功、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在中央文件、中央领导讲话中经常听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这六个字，这六个字的背后就是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

第一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年7月至1949年10月）。

这个阶段，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奋斗，推翻了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封建主义“三座大山”，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由一个革命党变成了一个执掌全国政权的建设党。期间，开创了一条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道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是党的创立与大革命时期，从1921年７月党的创立到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二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从1927年8月的“八七会议”到1937年7月“抗战爆发”前；三是抗日战争时期，从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四是解放战争时期，从1945年8月到1949年10月。　

 

中国国民党的创建比中国共产党早，初创时期力量也比共产党大，当初也是一个革命党。当时谁想在中国取得革命成功，就必须消灭北洋军阀。那个时候，长江以南的革命形势比较好，长江以北的革命形势比较恶劣。那个时候北京由北洋军阀统治，革命形势最差，所以“国共合作”以后在广东建立了黄埔军校，然后北伐军一路往北打，目的就是打到北京，之后统一全国，这是国共两党的共同目标。因此，在国共合作中，两党的最低纲领是一样的。当时，原本想着孙中山先生先北上，然后北伐军跟着过去，结果孙中山由于病情严重，刚到北京就去世了。孙中山去世以后，国民党内部的“老右派”和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少壮派”发生合流。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共产党的革命斗争被迫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时期。1927年4月蒋介石又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直到1949年被赶出大陆到台湾。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创了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提出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由党内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一些领导者提出的。

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陈独秀、李大钊包括毛泽东这些人，都认为苏联“十月革命”是我们的榜样。开始我们一些党内人士认为“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成立革命组织共产党，以城市为中心起义，武装夺取政权。大革命失败以后，一些人认为这样的道路走不通。用毛泽东同志的理论表述就是，中国的革命和苏联“十月革命”不完全一样，但马克思恩格斯说的“暴力革命”是要落实的，至于到底怎么走这条道路，我们应该自己找。

首先，从“三次武装起义”的失败教训中总结出“城市中心论”不合中国国情。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党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按照当时中央的要求，这三次起义实际上是去攻打中心城市。“南昌起义”时，国民党蒋介石调兵遣将来围剿，我们的部队主力损失惨重，剩下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战斗；另一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转战湘南，并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在“广州起义”中，起义部队英勇作战，但因敌我力量悬殊，最后被迫退出广州。“秋收起义”一开始，进攻中心城市长沙，受挫后，前敌委员会讨论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放弃攻打中心城市长沙转向井冈山进军的主张。在井冈山我们党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在井冈山领导开辟根据地的时候，写了《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几篇重要著作，回答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毛泽东在党内崭露头角不是大革命时期，而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以他为代表提了一个和苏联“十月革命”不一样的道路。

再有，长征的教训使我们对革命道路获得了进一步地反思。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以后围剿共产党，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成了革命党，执政党占了大城市、好地方，而执政党不走的路我们革命党去走，执政党不爬的山我们去爬，执政党不喝的水我们去喝。为什么后来我们转移到农村啊？国民党在后面追着呢！1933年9月到1934年10月的“第五次反围剿”中，毛泽东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打击，在江西瑞金被撤掉了军事指挥权，所以“第五次反围剿”主要是由博古、李德负责，采取的是军事上的阵地战，由此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当时，我们党在瑞金已经建立起了“苏维埃共和国”，和井冈山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就是湖南、湖北、福建也成为了共产党的影响范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走上了长征路。在长征途中，为了纠正军事指挥的一再失误，党在遵义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以后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成立了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新三人团”领导革命。之后，由于红军处于国民党几十万重兵围追堵截的艰险条件下，又开展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运动战”战役，即“四渡赤水”，“四渡赤水”进一步展现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才华。

为什么要四渡赤水呢？严格讲第一渡、第二渡是不渡不行，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走了，只有渡过去才有生机。从现有的材料上看第三渡特别是第四渡确实体现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目的是从贵州甩开国民党到四川，原来我们是准备到四川和云南的，后来改路线去了陕北，这是非常艰难曲折的过程。在“遵义会议”上重新对毛泽东委以重任的时候，很多人还有些疑虑，历史上毛泽东确实有时比较坚持个人意见，甚至有点专断，三渡四渡赤水之后，人们对毛泽东的组织指挥才能就越来越服气了，到延安之后毛泽东在党内威信得到很大提升，大家是真佩服毛泽东了。

由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的革命道路：先到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动群众，搞土地革命，把地主、财主的土地合理分给老百姓，建立了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然后积蓄力量一步一步地消灭反动势力，最后再由农村回到城市。这条道路是独特的，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中国的实践结合的好，这也是我们党的一条重要经验。要没有这条独特道路的创立，就没有后来的毛泽东思想，当然随着革命的深入后面还更多的独创。毛泽东在创党这些人里面学历不是最高的，其中有的是大学教授，有的曾留学日本、法国，而毛泽东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主要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好。毛泽东的理论是从哪里来的？是从马列那儿、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学来的，武装夺取政权、暴力革命这些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里都是有的，但毛泽东很善于把这些理论结合中国的国情去分析，并且敏锐地认识到当时我们确实打不过国民党，所以必须撤离。说句实在话不撤也不行啊，国民党数倍于我们的力量在围剿，我们只有主动撤离，否则就得被动挨打，但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在于始终不放弃军事武装，即建立自己的军队，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壮大革命力量，在军事上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要讲理论创新我认为这就是最了不起、最伟大的理论创新。

 

第二个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年10月到1978年12月）。

1949年10月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成为新中国执政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期。

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时期（从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到1956年9月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这是共产党在全国执政最初的七年，是肃清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建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时期。包括：实现中国大陆的统一，消灭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军队、解放海南岛等沿海重要岛屿，取缔了一些反动和封建的东西、建立民族区域自治、恢复国民经济、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第一部《宪法》、“三反五反”、反腐败、土地制度改革、抗美援朝。这一段主要是围绕党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以后，建立新政权，保卫新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展的。　　

二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和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1956年9月到1966年5月）。其中“全面建设”是说从愿望上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要开始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了；“探索”是指我们想突破前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这条道路的探索和第三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不能仅从邓小平谈起，要从毛泽东谈起。没有前面的曲折，就没有后面的成功，历史不能被隔断。探索中的艰辛体现在，一方面我们搞大规模的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一阶段我们的科技、农业、工业、国防、军事方面取得了很多成绩，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另一方面我们从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开始，思想、政治上越来越重新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问题。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1959年的“庐山会议”，1963、1964年的“社会主义教育”，1968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重启“阶级斗争为纲”，都属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艰辛探索的曲折发展阶段。由于复杂的主客观原因，这十年探索中的失误和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所造成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但这并不是这个时期党的工作的主导面。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开的第一个党代会是“八大”，大家通过学党史都知道我们党历史上一共开了17次党代会，从“一大”到“七大”都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开的，其中1921年到1927年大革命时期一共开了五次，大革命失败以后我们党就被迫走上了艰难的创立根据地的道路，由于条件不允许，所以党代会开不起来了。其中1928年在苏联开的“六大”，因为国内没地方能开，怕被国民党一网打尽。现在六大的会址找到了，中央正在投资保护，俄罗斯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经费。从1928年到1945年隔了13年就没开党代会，直到1945年4、5月份在延安稳住阵脚以后开了一个第七次党代会，这就是民主革命时期的党代会。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一阶段开了“八大”、“九大”、“十大”、“十一大”四次党代会。1956年“八大”，1969年“九大”，1973年“十大”，1977年“十一大”。其中“九大”、“十大”是文革期间召开的，都是“左”的条件下开的，没有多少积极作用。“八大”的地位很重要，大家重点看看“八大”。“八大”明确指出：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斗争了，我们要搞经济建设。主要矛盾是生产力不发达和人民群众愿望提高的矛盾，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后来这个精神没贯彻下去，“八大”后不久我们改变了这个认识，这就导致了“阶级斗争”越演越烈，事实上是改变了“八大”的政策路线，这是我们党的失误。

 

那么，如何正确评价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艰辛探索的实践呢？首先，要明确错误与成就相比较，成就是主要的；其次，发生的错误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密切相关；再次，我们党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纠正失误的。文革是我们党自己来把它否定的，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我们承认文革是全局性的失误。体现了我们党勇于承认错误，勇于修正错误的品格。

事实上，从1957年开始，中央主要是想“整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有一个担心，就是共产党掌权以后会不会腐败，因此一直想办法防止中国共产党变成一个官僚主义的腐败政党，但用“文革”的办法去解决问题，是不对路的。毛泽东认识到共产党是执政党，所以共产党自己整自己很难整好，自己看自己脖子底下那点灰能看明白吗？所以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想了一个办法，要民主党派、党外群众对共产党进行整党、整风，由他们给共产党提意见，共产党一个一个改，1957年刚开始整风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整风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没想到整风的时候民主党派给共产党提的意见非常多、非常尖锐，比如有人提出一些教授的待遇还不如国民党时期，当时有不少人有这样的情绪。这样的意见让党内很多人感到不能接受，不少人认为自己提着脑袋干革命，怎么还有人这么说共产党？于是党内情绪也急了。这就说明有时候发扬民主是相当不容易的事儿。对于这样的局面，党内一些领导人说，不能让他们再这么提了。这个时候毛主席还不着急，说再放一放，再让他们说一说。后来毛主席自己亲自写了两篇《人民日报》社论，指出事情正在起变化。共产党刚刚上台执政，确实有人想跟共产党轮流坐庄。但错就错在把反右派斗争绝对扩大化了。

再是，由于1956年国际上发生了“波匈事件”，助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核心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在1957年发生了从正确到“左”倾错误的逆转，1957年搞起了“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

“大跃进”、“人民公社”主要是急于求成了。其实愿望也是好的，是想改变中国社会“一穷二白”的面貌，其中的错误主要是急于求成。一是大炼钢铁，在建设速度上急于求成；二是在所有制问题上求纯，认为公有制越纯越好，单一最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发展证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过分单纯没有活力。

三是“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年5月到1976年的10月）。“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中央承认党的历史上犯了全局性的失误就是这一段，毛泽东晚年的失误也主要是在这一段。

“文化大革命”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党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上都受到了损失。据联合国统计：这十年是四小龙包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起飞的十年，而我们在关起门来搞阶级斗争。“文革”期间，我们国民经济的损失超过了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整个国民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的总和，大概是五千多亿。

 

那么，如何看待这十年呢？要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分开。虽然我们从总体上要承认“文化大革命”运动占据了主要地位，是一项全局性的失误，但是不能否定这期间我们取得的一些成就，包括农业方面的水利建设、科技方面的东方红卫星、氢弹、原子弹等。

四是在徘徊中前进和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1976年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前的一段）。这两年又有徘徊，又有争论，又有真理标准的讨论。对于这一时期主要是怎么认识这两年的徘徊，包括华国锋同志的功过问题。

“两个凡是”的论断，其实最早不完全是华国锋提出来的，但是后来他确实用了这个东西。本质上“两个凡是”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不符合真理标准，所以后来就有一个“真理标准大讨论”。如果实际上已经证明毛主席错了，还是要维护，这就走不动了。所以出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徘徊，总结汲取这两年徘徊和以往的教训，这才有了在1978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实现正确的转变。邓小平同志强调要实实在在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把他们看作一种纯粹的对立。

第三个阶段：改革开放时期（1978年12月至今）。

中央党史研究室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三个三十年的正本教材还没有出来，今年初在首都大酒店开了一个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宣布今年开始启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三卷的编写，就是写1978年至今这三十多年的历史。由于教材还没有出来，再加上最近三十年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段时期，可以说是正在经历的时期，因此这里就简单地讲一下。

这一阶段开创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跟第二阶段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是一个继承发展的关系。这一阶段的大事可以归结为：实行改革开放，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实现了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当然我们还没有完全实现民族振兴，可是我们经济总量已经排行世界第二，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其成就举世瞩目，但是经济总量我们人均排到一百多位，特别是我们又遇到了发展起来后的问题，如两极分化、发展方式，腐败等问题，还有外部的“中国威胁论”，可以说是任重道远，必须保持清醒头脑，继续努力奋斗。

中国共产党90年的基本经验

回顾90年的党史，我们党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是历史与人民的选择。要长期执政，我们共产党就要始终造福于民。但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我们面临着很多的考验，所以要认真总结经验。归纳起来，党的历史经验主要包括以下六条：

第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这里面有三个要素：一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如果没有这个结合，就不会有富有中国特色的三条道路的开创；二是要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三是要敢于走自己的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本质要求；另外党的历史也证明“相结合”的过程本身就是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走自己的路的过程。

第二，在党群关系问题上，要始终依靠群众，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

 

革命战争时期，正是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党群关系，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陈毅同志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当年，毛泽东在战争年代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人民群众。这个论断至今仍很有现实意义。

第三，始终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有好的理论，有正确的道路，有一个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基础，群众支持我们，我们党就能从胜利走向胜利。从这个角度说，当前形势下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核心是要有党的正确领导。

首先，党的领导有一个加强和改善的问题，也就是说要有一个科学领导的内涵在里面；其次，加强党的领导要有正确的路线和建党的目标，要扩大党内民主。“文革”的主要教训关键在于我们党内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制度与体制。如果制度、体制搞好，毛泽东同志也不会犯那么大的错误，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持续那么长的时间，危害那么大。其实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像斯大林犯的错误在法国、英国那样的国家就不可能有。

第四，努力实现“三个代表”，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

党没有了先进性，老百姓就不认你了。就是说：你不是先进的，我凭什么跟你走，凭什么支持你执政，所以必须通过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

第五，贯彻科学发展观。

现在的重点问题就是要改善民生。党的“十六大”以后，随着国家经济财力的增长，我们改善民生的力度在加大。

第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致力于建设和谐世界。

我们一再强调不称霸，但世界上总有些人不希望中国崛起，有的害怕中国崛起，所以制造什么“崩溃论”、“威胁论”，我们一定要排除各种干扰，多做说服和解释工作，要强调国内、国际的和谐，在借鉴中发展，在发展中借鉴，努力创造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的内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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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航舟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1/0601/77211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