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把握党的历史的主流和本质

 

今天我主要就《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几个问题和大家做一些交流。经过党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于2011年1月11日正式出版，这是党的历史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件大事。党史二卷出版以后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到目前为止连同重印以后的党史一卷已经公开发行了170多万套。党史一卷和二卷的阅读对象一般定位为党的中高级干部，大体上是60万人，就是县处级干部55万人，地厅级5万人，省部级干部2600人。

党史二卷的编写始终是在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指导下进行的，1994年党史二卷编写工作启动以后，江泽民同志听取了专题汇报并做了重要批示；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总书记对党史二卷的修改和送审提出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意见；在党史二卷编写和送审的过程中，先后分管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的胡锦涛同志、曾庆红同志、习近平同志等对党史二卷的修改提出了明确意见，给予了大力支持。

2009年5月和8月，胡锦涛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又先后对党史二卷2009年5月的送审稿给予肯定，这就意味着党史二卷进入最后修改定稿的阶段。我们请逢先知、金冲及等党史学界最著名的六位专家再看一遍，另外经习近平同志同意，在2010年春节前我们把这部书稿报请中央国家机关的64位正部长审阅，他们都为这部书做出了贡献。

党史二卷的编写历时16年，凝结了几代党史工作者的心血。党史二卷一共98万字，这一部党史基本著作以大量的历史资料为依据，全面记载了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一段历史，党史二卷遵循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依据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29年党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历史阶段是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基本恢复国民经济和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七年；第二个历史阶段是从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这是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和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艰辛探索的十年；第三个历史阶段是从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发动到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四人帮”，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第四个历史阶段是从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在徘徊中前进和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两年。

从党的90年历史来看，党史二卷记载的这29年历史正好处于一个居中的位置，它前承党领导人民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历史，后接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史二卷通过对这29年历史的记述和分析揭示了三个重要的道理，一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和重要性，二是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重要性，三是当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重要性。

如何从总体上把握新中国成立以后29年党的历史？我认为准确把握这一段党的历史至少要做以下三点：

 

 首先，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也是我们认识和记载党的历史的根本原则。研究历史的根本任务在于遵循历史发展规律，从而更好地执政育人、继往开来，要做到这一点，准确记载党的历史是一个重要前提，这是因为只有“实事”才能“求是”，只有“实事”才能从历史过程的分析中找到规律性的东西，而要实事求是就应当做到讲成绩不虚构不夸大，讲问题不回避不渲染，实事求是是历史著作获得成功的第一要素和根本前提，一部历史著作只有实事求是才会有存在的价值，才会有读者，也只有在历史问题上实事求是，一个党才会更有公信力、吸引力和凝聚力。

 其次，要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历史著作一般都强调史论结合，史固然要求真实可信，以展示其本然；论也同样要求客观公正，以展示其所以然。若要客观公正就要讲唯物辩证法，就要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来分析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揭示历史的本质，要把具体的历史问题、历史人物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和环境中去分析和考察，既考察它的前因后果，又注意它与周围事物的联系，特别是与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关系。

第三，要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指出，90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而不懈奋斗，这都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党史二卷坚持这一主题和主线，强调这29年历史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伟大成就的历史，是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取得重要思想成果的历史，是党加强自身建设、接受各种考验而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遵从这样一个科学的历史观，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新中国成立以后29年中，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这也充分表明我们党不愧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不愧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是一个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党，这样认识问题就揭示了29年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

怎样看待29年中党领导人民取得的成就

之所以要讲这个问题，是因为现在有些人一讲到这29年历史就认为是党犯错误的历史，认为失误远远大于成就，甚至认为这29年新中国就没有什么成就可言，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如何来认识29年所取得的成就呢？

第一，新中国成立以后29年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

党的这29年的探索尽管经历了失误和曲折，但是从总体上说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新中国29年所取得的成就既有大量的实践成果也有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制度成果，具体来说有五个方面。一是我国在实现民族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确定了当代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二是经过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初步改变了旧中国落后面貌，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三是进行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四是发展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全国人民展示出新的精神面貌。五是建立起巩固的国防，彻底结束了近代以来屈辱外交的历史，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具有完整主权的国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正是经过这29年的发展，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到了社会主义新时代，从一个受帝国主义掠夺和奴役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享有主权的独立的国家，从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变成了一个除台湾等岛屿以外实现统一的国家，从一个人民备受欺凌压迫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享有民主权力的国家，从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走向经济繁荣全面进步的国家，从一个在世界上被人们看不起的国家变成一个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尊重的国家。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是我们还是在30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

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29年的成就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依靠全国人民共同奋斗取得的，是很不容易的。

国民党政府垮台的时候留给共产党的是一个烂摊子，这话一点不假。这个烂摊子究竟烂到什么程度呢？

1954年6月，毛泽东同志曾经这样来描述当时的生产能力：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还能种粮食，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实际情况就是毛主席所说的这样，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有5亿多人口的大国，按人口我们排世界第一，按国土面积我们排世界第三，但是按人均统计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与当时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对比就十分悬殊。以1952年为例，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人均钢产量是82公斤，而同期我国只有2公斤，煤是724公斤：115公斤，原油是242公斤：0.8公斤，发电量是448千瓦/小时：13千瓦/小时，我国工业总体上处于手工作业的状态，除了东部和内陆城市有一些轻工业以外，整个国家基本上没有工业或者说没有象样的工业。农业也停留在手工耕作、靠天吃饭的水平上，交通运输工具落后，几千年前就已经使用的畜力车和木帆船等运输工具仍然大量使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使用的许多工业品都是外国制造的，所以在人民的日常用品中有许多东西都带有“洋”字，比如洋布、洋火、洋烟、洋油等，市场上商品严重匮乏，相当数量群众的温饱问题也没有解决。

 

另外，战后新中国恢复国民经济严重缺乏资金，因为国家的钱在解放战争后期被国民党大量转移，1948年底蒋介石命令中央银行将所存的黄金、银元、外币等共约5亿美元全部都移存台湾。上海解放时，国民党的中央银行被人民政权接管后就只剩下黄金6180两、银元155万枚及少量的外币。同时国民党政府还将航空、金融、贸易等稍微象样子一点的29家垄断企业都全部撤到香港，将大量有经验的专业人员转移到台湾。资金、物资和人才的大量转移，直接增加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恢复经济的难度，一穷二白成了当时经济状况的真实写照。

新中国的经济就是在国民党政府留下的这样一个经济基础极端薄弱，财政金融崩溃，物价上涨完全失控，投机活动异常猖獗的烂摊子上来艰难起步的，但经过新中国大规模的建设，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很快就得到了改善。

1954年7月3日，南昌飞机制造厂仿制成功生产出我国第一架“雅克18”型初级教练机，1956年7月13日，沈阳飞机场装备制造了第一架歼5型喷气式飞机，这是我国自己制作的第一架飞机。1956年7月15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开出了新中国第一辆国产解放牌载货汽车，1958年6月28日，我国第一辆国产的拖拉机就由上海汽车装配厂试制成功，1958年12月，我国试制出了第一辆中型坦克，并且在1959年装备部队。毛主席所说的四样我们没有的东西在四年内先后试制出来了。

不仅如此，我国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防尖端科学技术也取得了飞速的发展，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低级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新中国取得的这些巨大的建设成就是党领导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努力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广大人民群众喷发出高昂的建设热情，工人和农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吃苦耐劳，勇于奉献，发挥了高度的主人翁精神，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形成了全国上下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又一个高潮。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为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人民不仅仅是勤劳智慧的，而且具有很强的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

第三，新中国成立以后29年的成就与同时期不同发展类型的国家建设的成就相比也是毫不逊色的。

历史和国情与我国相近的印度是1947年宣布独立的，印度的开国总理尼赫鲁在1947年8月宣告，机会之门为我们打开了，声称要结束贫穷与无知，要结束疾病与机会不等。两年以后毛泽东同志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国家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这两位领导人两段话的意思有相近之处，但指挥建设和发展的实际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从一些可比的经济指标来看，1949年—1978年，印度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是6%，而新中国同期的年平均增长率是11%；1950年—1976年，印度农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5%，而我国同期这一指标是3.4%。

29年的成就不仅可以和印度比，也可以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初期相比。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是最快的，1850年—1899年平均增长率是3.3%，而我国经济正常运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生产的平均增长每年高达18%，我国钢产量从1949年的15.8万吨，提高到1979年的近3500万吨，只花了30年时间，而美国用了40年，日本用了53年，英国用了120年。

再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繁荣发展时期对比，我们国家发展的一些主要指标也并不落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到上世纪70年代以前是西方国家发展的黄金时代，1953年—1978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如下：日本10.9%，西德5.7%，法国5.2%，美国4%，英国2.5%；1953年—1976年农业年平均增长速度如下：法国2.5%，日本和英国2.1%，美国1.8%，西德1.3%。同期新中国工业、农业的增长指标比这些发达国家都要高。

怎样看待29年中党在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失误和曲折

 

前面我们讲了29年所取得的成就，与此同时也要看到这29年中党也有过严重失误，这是不能忽视的。

第一，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和曲折，最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并且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从总体上说，党在这一时期主要有两次大的失误。第一次是经济上急于求成、生产关系上急于求纯的错误，主要是1958年和1960年的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第二次是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主要是1966年—197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

这29年探索中的曲折和失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其中文化大革命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损失尤其巨大，1977年12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做出了这样的估价，文化大革命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了人民币5千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新中国成立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新中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总和，在这期间有五年经济增长没有超过4%，其中有三年是负增长。1967年负增长5.7%，1968年负增长4.1%，这正是文化大革命刚刚发动的两年，那个时候全国最乱，生产受到了严重影响。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因为“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所以这一年负增长1.6%。

1978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1974年—1976年这三年全国总共损失工业总产值1千亿元、财政收入400亿元，而我国发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及其文化大革命的这十年间正是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迅猛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和技术的许多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开了。

据统计，在1966年—1976年这十年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24%，日本增长了345%，法国增长了212%，而中国仅仅增长57.6%。据世界银行报道，195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4.7%，而1980年下降到2.5%，196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与日本相当，而1980年只占日本的1/4。日本经济发展水平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我国相差无几，但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却成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5千美元以上的世界富裕国家之一，而1980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还只有843元人民币，只相当于100美元，即日本的1/50，处于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0美元以下的世界贫穷国家行列。

这里说了那么多数字，大家可能会感觉有点模糊，前面不是说29年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同期相比也毫不逊色吗，这里怎么又那么逊色了？这个是不矛盾的，从29年来看我们和他们相比不逊色，但1966年—1976年这10年间拉大了差距，如果没有这10年拉大差距的话我们的国力会更强盛。

 

第二，发生失误和曲折也有其复杂的主客观原因。

我们在分析这些失误和曲折的时候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既要看到形势复杂多变不容易正确把握等客观原因，又要看到我们党缺乏经验、举措失当等主观原因。不能只强调主观原因，这会导致对前人的苛求，不利于公正的评价历史，同时也不能只强调客观原因，这会导致无原则的原谅，不利于从历史中去吸取经验教训。下面我着重分析党执政以后面临的五个突出问题，看看当时的客观形势是多么复杂，而我们党在主观上又有哪些不当之处，主客观原因是怎样相互交织和共同发挥作用从而导致了错误的一再发生和发展的。

一是在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和冷战环境中如何正确判断国际形势并做出正确抉择的问题。新中国一成立就处在以美苏两国为首的两大阵营严重对立的冷战环境之中，如何应对这种复杂国际环境所带来的压力，对刚刚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种挑战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怎样正确估计战争危险及其对中国的不利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拒不承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新中国成立之初不得不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交手，在这以后美国又长期插手中国内政，支持盘踞在台湾岛的国民党政权，让台湾当局占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1958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公开宣布美国有义务保护台湾，1962年，台湾当局在美国的支持下趁我经济出现困难，大肆叫嚣要返攻大陆，并且在东南沿海实施骚扰。1964年8月，美国以北部湾事件为借口进一步把侵略越南的战火从南方烧到了北方，对我国南方构成了严重威胁。1965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讲话中直言不讳地说，中国是今天美国的主要敌人，这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中苏矛盾激化，中国受到了来自苏联的巨大压力，苏联的大国主义表现的越来越明显，特别是1958年苏联提出了关于要和中国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等无视我国主权的建议，被我方坚决拒绝，在这以后苏联领导人对中国的不顺从日益不满，他们开始从各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1960年6月在1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前夕，苏共代表团突然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接着又把两党的分歧扩大到了国家关系，片面决定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撕毁了几百个协定和合同，此后两国为意识形态的争论随时展开。伴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中苏边境的冲突也就逐渐增多，苏联不断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绑架中国边民，策划暴乱事件，阻挠中国边防人员正常巡逻，制造流血事件。

 

以美苏两个大国为主的冷战环境，给当时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如何估计战争的危险的确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实际上在此前后我国被迫进行过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西沙群岛自卫反击作战等。这些局部战争对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和领导人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1964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第一次提到了同苏联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在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前再次提出了新的战略防御设想，这个设想的要点是敌人可能从多处入侵我国，我们应该处处备战，提高警惕，根据敌人的来势以决定主攻主防的方向。我们不能说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担忧和告诫没有道理， 20世纪60年代对战争准备的认识和相关工作已经成为国家极端重要的考虑。有备而无患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都会做出的反应，但如果对战争到来的危险估计的过于严重，也会形成政治上一系列难以估量的影响，特别是迫使国家把经济建设放在了服从于战备的地位上，同时战争准备也明显强化了国内政治领域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意识，这也是导致“左”的错误在一个较长阶段得不到纠正的重要原因。

其二，怎样准确地估计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向在当时颇为重要。当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的工会运动、民权运动、反战和平运动、女权运动等左翼运动相互激荡，蔚为壮观。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图景不仅在我们国内而且在西方社会内部也都引起了对社会前途和发展命运的一些新的猜想。1963年6月，美国密西西比州黑人领袖遇害，随即引发了美国全国性的抗议运动，一个全国的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斗争在美国几乎每一个州和每一个城市展开而且还继续高涨。在这种形势下，许多人就形成了资本主义面临总危机这么一个印象，这也使得我们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短期内能够取得突破趋向乐观，得出了“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等一些判断，这些判断一方面增强了我们党对我们现行制度和体制进行分析时的优越感，另一方面也弱化了对社会主义进行调整和改革的紧迫感。

其三，怎样正确看待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的一些问题。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群众走上街头抗议当局的骚乱，波兰发生的事件以及随后发生的波苏矛盾得到了和平解决，而在匈牙利抗议活动就演变了当局无法控制的动乱，苏军的坦克开进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事件才得以平息。波匈事件发生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曾经认为在中国不会出现像匈牙利那样严重的情况，但到1957年情况有些变化，党在开门整风中出现的一些右派言论引起了中央的注意，有的言论攻击中国共产党是党天下，要求和共产党轮流做庄；有的言论还攻击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面对这些极端的言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警觉起来，将其视为匈牙利事件在国内的影响，与此同时也就做出了反击右派的抉择，对右派的进攻进行反击，对反社会主义思潮进行批评。在党内和全国人民中进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是完全必要的，但右派分子毕竟只是少数，由于波匈事件的影响，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做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对斗争的猛烈发展没有谨慎的掌握，从而导致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

 

二是在国家和建设形势顺利发展的情况下，如何正确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形势发展之好大大超过了原来的预料，原来预计时间很长的解放战争提前取得了胜利，原来预计很复杂很艰巨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短期内也得以完成，这就很容易给人一种印象，在中国人民面前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成的。对发展阶段的错误判断和对自身力量的错误的估计直接导致了脱离实际、违背规律、超越阶段的问题出现，所以在大跃进中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十年赶上美国这样的目标。人们在大跃进运动中提出的一些不符合实际的冒进口号，比如一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得以流传。正如邓小平同志后来所说，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

三是在社会主义初步获得成功，由理想变成现实后如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这个问题很现实也很重要，因为指导我们的思想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党的八大召开之前，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问题。但是要实现这种结合不能不经历一个在实践中慢慢积累探索的过程，探索刚刚开始，在缺乏经验的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具体的设想就容易被直接运用到现实社会主义建设中来，比如毛泽东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就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具体设想的影响。在马克思的设想中，未来的理想社会是一个物质产品极大丰富，消灭了剥削和压迫，人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设想，结合中国古代关于理想社会的思想提出了某种具有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目标。1958年4月下旬，毛泽东同志在广州和刘少奇等同志在议论未来中国农村的组织形式时说，那时我国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医院，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设施，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会实现并将被超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和其他文教事业也将朝着这个目标去发展。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想法相当程度的带有理想色彩，他的这些设想经过一些引用迅速传播开来，于是一些地方就闻风而动，开始试办被认为是共产主义雏形的公社，随后大量兴办的人民公社曾经被认为是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最好形式，人民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体制在全国搞了25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废除。事实一再证明马克思的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是马克思等经典作家不可能为一百多年以后具体问题的解决提供现成的答案，他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一些设想和具体的推断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又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就是我们经历了多次挫折和失误之后得出的重要结论。

 

四是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积累了丰富经验，如何在和平建设时期正确应对这些经验所带来的历史惯性问题。马克思曾经深刻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沉积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与此相悖论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缠绕着活人的头脑。马克思的这个经典论断告诉我们，历史的惯性作用是非常巨大，它可能成为有利因素，也可能成为不利因素。

在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优良的传统，其中有些经验是具有长远意义的，比如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大作风就是长期管用的。而有些经验则是适用于一定的历史阶段，比如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了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和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经验，这些经验在革命战争年代是有用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不一定适合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比如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党中央把注意力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上面，但是当时缺乏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惯性就出来了，战争年代以大搞群众运动来开展政治和军事斗争的经验就很容易被搬来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各级干部对于过去的这些经验是驾轻就熟的，他们相信运用这些经验也能够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行的更快更好。正是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了。正是从搞群众运动的思路出发，许多人认为人民群众的热情和干劲是最重要最可贵的，他们担心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混乱和偏差会影响到群众的积极性，因此把这些混乱和偏差看作是形势发展的支流，是前进过程中难免要付出的代价，这样一来浮夸风不但得不到制止反而得到一定程度的默许。历史证明这种违背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夸大的虚假的对生产力带来破坏的跃进不仅会损害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他们的利益，而且会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

五是有着长期封建主义传统的国家，如何建立健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的问题。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形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就是毛泽东同志亲手培育起来的。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影响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说清的，加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长期没有解决好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一些严重的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因此中国共产党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并且制订制度法律获得应有的权威，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这其中不仅有领袖本人的问题，也有来自其它方面的一些因素。

 

近百年来饱受屈辱的中国人民，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取得了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人们深信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所有决策都是英明的、正确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等口号得到了广泛宣传，对领袖的号召一呼百应成为社会生活的常规，党内就更是如此。薄一波同志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由于毛主席的伟大功绩和崇高威望，在我们党内从上到下几乎都认为毛主席一贯正确，没有也不会发生错误，即使自己的看法和毛主席不同也总是从自己方面来检查找原因，长期以来在我们脑筋里的确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框，毛主席说对就对，毛主席说错就错，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

实际上当时不仅仅在中国国内，就是在国际上毛泽东同志也享有巨大的影响力。前不久刚刚当选为古巴共产党第一书记的劳尔.卡斯特罗当年就曾经说过，毛泽东时代建立的中国天下无人可当，他很了不起。毛泽东同志接见过的最后一位外宾是巴基斯坦原总理贝.布托，他说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他们占领了舞台，以天才的敏感写下了历史的篇章。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说，我整个一生都是毛泽东的崇拜者，他的经典语录几乎每条我都能背的出，他是中国人伟大舵手。毛泽东逝世以后，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说，无论对毛泽东做多么高的评价都不过分。

当毛泽东同志在党内和国内外的威望上升到顶峰的时候，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原则难以坚持这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党和国家难以防止和难以制止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错误的发生和发展的原因。后来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即使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影响，以至对党和国家以及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以往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应该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除了以上五个问题以外，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这些自然灾害也加大了这一段时间的失误和曲折所造成的损失。中国幅员辽阔，地理气候条件复杂，自然灾害种类多，而且发生频繁，除了现代火山活动所导致的自然灾害以外，几乎所有的自然灾害，比如水灾、旱灾、地震、台风、风雹、雪灾、山体滑坡、泥石流、病虫害、森林火灾等每年都在发生。新中国成立的这29年中自然灾害给经济建设也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和损失，比较重大的有1954年历史上罕见的大水灾，1959年—1961年的旱灾，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1959年—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受灾面积达到了25.6亿亩，成灾面积达到了10亿亩，灾民超过了1.6亿人。这些自然灾害无疑也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增加了新的困难，加重了失误和曲折造成了损失。

第三，党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纠正失误。

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遭遇了严重曲折以后，党开始认识到经济建设并不像原来想象的那样容易，同战争一样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而这个规律又十分复杂，弄不好照样死人。毛泽东同志也多次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这些自我批评在党史二卷中不时出现。1959年初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开始承认，从1958年9月起，有一个很大的冒进主义错误，他表示要为错误承担责任；后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看来我第一次抓工业就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义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1961年6月12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一次做了自我批评，并要求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到了11月，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召开七千人大会，建议大家把话讲出来，他还提议延长会期，留参会人员在北京过春节，“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要向全党说明过去几年毛泽东及中央所犯的错误，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要用这一次大会讲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说，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做检讨，去年6月12日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是否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从党中央的角度来看，针对两次大的失误，党曾经几次予以纠正。第一次是从1958年11月初第一次政治会议开始到1959年7月中旬庐山会议前期的所谓九个月纠错；第二次是1961年到1965年的调整；第三次是1971年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第四次是1975年邓小平同志所领导的多方面的治理整顿；第五次是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第六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终于最终战胜和克服了失误。战胜自我远比战胜一般的艰难险阻更为不容易，我们党连自己的错误、失误都能够主动纠正，还会有什么别的困难不能克服呢？

 

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纠正失误的种种努力，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这并不是因为从来不犯错误，而是因为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深入剖析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正确总结教训，有决心、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的错误。党认为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我在这里第一次用“党认为”这样的话，因为这个地方很重要，所以我引用的是党的决议的原文。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认识，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这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对新中国成立32年包括这29年的历史做出了全面的总结，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待错误诚恳、郑重、负责任的态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实现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能够成功开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党全面深刻地总结和吸取了这29年历史中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同志说，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

当探索中出现失误和曲折的时候，这种失误和曲折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和损失，但是伟大的中国人民总是以对共产党的深厚感情，给予党以最深情的理解、最无私的支持。在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调整时期，广大人民群众和党一起为战胜困难而奋斗，从1961年初到1963年6月，2600万人民服从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调整政策，从城市来到了农村，缓解了城市经济困难的压力，对他们自身来说又增加了多少困难，这是可想而知的。当时周恩来同志说，下去这么多人等于一个中等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前后1600万知识青年响应号召来到了农村和边疆，把青春和智慧献给了不发达地区。文革中遭受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他们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信念。不仅如此，广大人民群众在支持党纠正失误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和国家的事业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党最终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了这两个反革命集团。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在总结这29年成就的时候应当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贡献，我们在分析这29年纠正失误、困难克服的时候，同样不应该忘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不懈努力。

同志们，新中国成立以后这29年，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历史已经深深地镌刻在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丰碑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温这一段历史，我们永远铭记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深刻总结长期历史经验特别是这29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基本国情的认识，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历史必将续写辉煌，只要我们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坚持科学发展，伟大祖国的明天一定会更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不断谱写人民美好生活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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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航舟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1/0701/77213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