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突出特征及传播通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的飞机需要在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停留加油。这个小岛曾吸引了很多传教士来到这里，力图改变当地原始的生活状态，但效果并不显著。自从成为美军的加油站之后，这里定期会有美国的飞机降落，美国的飞行员用他们的欢声笑语、喜怒哀乐感染了岛上的居民。在“二战”结束之后，当传教士们重新来到这个小岛，他们惊奇地发现这座小岛完全变了，他们拥有了现代的生活方式，这正是过去传教士们努力想要达到的效果。借这个故事想要说明的是，文化传播并不是我们惯常想象的必须要经过漫长地讲道和复杂地著书立说。这个小岛之所以进入现代文明生活，就是因为飞机的来到，来了一批飞行员，当地年轻人模仿他们、仰望他们，结果生活状态全部改变了，而这一生活状态就是我们所说的文明的成果。

文化是什么

文化是什么？这好像是个很大的问题，现在中国谈文化的人很多，而且越来越多，但是却很少有人去关注“文化是什么”。“捡到篮子里都是菜”，和文化有一点关系的就全部丢在一起。打开电视看一看，帝王搞阴谋是文化，打仗用什么战术也是文化，整人也是文化，这种全是文化的结果造成了什么？看似处处有文化，但它很可能是文化最贫乏的时候，这就像人人都是哲学家的时代恰恰是没有哲学的时代一样。于是我做了一个比喻：太湖发生蓝藻并不是因为太湖的营养缺乏，恰恰相反，是营养过剩，我们很可能就处在这样一个文化蓝藻时代，乱生长造成腐烂，腐烂造成灾难。因为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把大家搞得头疼，结果文化的地位降低了，文化的仰望失去了。就像前几年，媒体突然注意到文化的时候，纷纷推出了所谓的文化版面，却充斥着文化界的你死我活，大多是各种各样的谣言以及绯闻，结果让整个社会瞧不起文化界，今天，我要从一个文化学者的角度来讲一讲“文化是什么”，这是一个紧迫的问题。

文化的定义在世界上有两百多个，而且都是正确的，它们从各个方面去把握文化，所以说文化是一个非常大的领域。文化在最早的时候是指人活动的痕迹，比如河姆渡文化、马家窑文化、半坡文化。文化一开始就是与“人”这个中心概念有关，人的活动痕迹多了以后，慢慢地就形成了生活方式，在生活方式当中，根据人的喜好进行取舍，这样就形成了精神价值。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文化定义，文化是人的一种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如果说高层文化更重视精神价值文化，那么普及的文化更重视生活方式。

文化有各种各样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我所要强调的是它正面的精神价值和正面的生活方式。这些正面文化是能够表现出人的尊严和骄傲的生活方式。精神价值是从生活方式中提炼出来的，要落实在生活方式的言谈举止，甚至于生活节奏上。刚才讲到的飞行员给小岛带来的变化是文化的一种直接的实现状态。在日常生活中，上下电梯时礼让女士和老人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已经沉淀的精神价值。在我看来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恰恰是文化的本体，至于一个人文言文的水平如何等，这当然也是文化，但这个文化其实是技巧性的细微末节。

 

中华文化是什么

中华文化到底是哪些呢？教科书和专家们经常会告诉我们很多四个字的词：地大物博、勤劳勇敢、生生不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外国人对此非常惊讶，有哪个民族认为自己是不勤劳勇敢的？中国地方是不小但地大的国家也很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基本上在世界上任何宗教的教义中都可以找到。

我们的宣传话语讲的是全人类共通的东西，在我们对外宣传上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盲点。一次我在北京开会，会上我就说外国人对我们的发言很不理解，原因不仅在于语言不通，而是我们的概念与外国人不同，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要把一些全世界共同的东西说成是中国的。还经常讲大话，譬如京剧征服世界，其实国外看过京剧的人少而又少，喜欢京剧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我们的历史确实悠久，过去曾经有过辉煌，但比我们悠久、比我们辉煌的地方还有很多，最悠久最辉煌的地方在现在的伊拉克——巴比伦文明，好多学者说世界的文明只有一个灿烂的源头，就是在那个地方。

很难在有限的时间里系统的讲解中华文化，但是我想提供一个思路——以文化中独有的内容为切入点讲解中华文化。那什么是独有的内容呢？在人类历史上有那么多灿烂辉煌的古文明，但是到今天为止，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只有中华文明。虽然希腊文明还在欧洲延续，但文艺复兴是在意大利发生的，希腊文明在希腊已经中断了。而在中国，直到今天，我们读孔子、孟子、庄子的书还是那么亲切。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去寻找中华文明长寿的秘密。

要找自己的特殊性，一定要寻找自己同其他人最不一样的唯一性在哪里，放在中华文明的语境中，这个唯一性就是只有我们活下来了，其他文明都死了。换句话说，研究其他文明中断的原因，就等于找到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原因，进而也就找到了中华文明是什么。

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演讲的时候就提出了中华文明得以不断延续的原因，至少有三点：

第一，不喜欢远征。中华文明是一个纯粹的农耕文明，所以对于远方的土地不感兴趣，因此中国人不喜欢远征。不喜欢远征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纵观整个古代文明史，一个文明的灭亡往往是在敌我双方来回报复的时候灭亡的。中国人不喜远征，但好内战。内战是抢夺文明主导权的行为，文明本身不会因此而消亡。曹操、刘备们不会否认孔子、孟子，他们都是在争夺文明的主导权，在这一过程中，文明本身被保护了。即使后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他们也没有否定中国的主体文明或者很快就接受了主体文明，包括元、清都是如此。虽然内战不是好事，但是内战对于文明来说没有根本性的破坏。

假设我们去进攻希腊，希腊调集埃及和罗马的军队进行报复，一旦对方获胜，我们就不能有汉字，不能过自己的精神生活，中华文明也就消亡了。我们现在去埃及看金字塔，关于金字塔的问题，不仅我们这些外来人不清楚，连埃及人自己也不清楚，因为他们的文明变了，一会儿是罗马入侵，一会儿是伊斯兰入侵，破坏了他们的语言系统，卢克索太阳神庙里边的象形文字，就连埃及人自己都不认识。当认识这些字的最后一批祭司死了以后，这些文字就完全不能被读解了。在克里特岛、巴比伦都出现了这样的情景。回过头来看，中国人不喜欢远征，所以就没有其他民族对中华民族进行毁灭性打击的可能。这种喜好造成的一个好的影响就是中国威胁论不成立，几千年历史证明，我们经常会对不起自己人，但很少对不起外国人。

 

与农耕文明相对的，还有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这两种文明或多或少都带有侵略性。为什么？游牧文明是哪里的水草丰美就往哪里走，对他们来说就是马蹄到哪里，哪里就是他们的地方。海洋文明产生了此岸和彼岸的关系，此岸在这里，彼岸在哪里不太清楚，只要扬帆远航，彼岸就可能是新大陆，彼岸就可能是新的王国。中国是地地道道的农耕文明，依靠着长江、黄河以及它们的支流认认真真地进行农耕生产。精耕细作的农耕生产必须聚族而居，因为春天要播种，秋天要收割，整个过程需要用很多道生产程序，如果不是聚族而居是无法完成的。所以农民一般都不愿意远行，他可以到任何地方去游玩，甚至于也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做买卖，但是很难离开故土，感情难以割舍。这也是为什么古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不管在外面待了多久，都说自己是客居。但是，农耕思维又产生了一整套其他的后果，无论是农民、知识分子，还是帝王将相都受到它的影响。

有人会说历史上成吉思汗有过远征，但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成吉思汗时期，蒙古人尚未问鼎中原，而是他的孙子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元朝。成吉思汗时期还没有纳入到我们中华文明的范畴。成吉思汗身边有一个非常精通儒家学说的耶律楚材和一个非常精通道家学说的长春真人丘处机，在这两种思想的影响下，成吉思汗在遗嘱中留下了“不杀戮”三个字。

我在国外演讲的时候，就向外国人说：“我看过日本古代的文献，也看过古罗马、西班牙的文献，他们都有要征服世界的言词，而中国的文化浩如烟海，却没有一句要征服世界的话。”明朝万历年间，欧洲传教士利玛窦到中国传教，在他出发之前，他身边的欧洲人按照他们观念认为明朝如此强盛迟早会来攻打欧洲的，利玛窦来到中国后，为这件事整整考察了三十年，在他临死前写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指出，在结识了朝野各界的中国文人和官员后，发现他们压根没有想过要派军队去占领遥远的国土，他们不是装模作样地说我们不打，而是他们心中一点也不想打，之所以要组建如此庞大的军队，主要是中国人好面子，更多的是炫耀自己的威风。

第二，不喜欢极端。不喜欢极端这个特点其实也跟农耕文明有关。农民知道冬天冷，冷的极端是春天不冷了，知道夏天热，热的极端是秋天不热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种循环论很难让农民变得极端。

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认为，边缘的人往往比较极端。如果农民保持一种极端思想，就很难进行农耕作业，由于这种思维方式，后来出现了以自然天道为基本的周易哲学，认为一切东西都是阴阳互补、祸福不一的结构。周易的八卦图正是中国精神文明的原始图像，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儒家的中庸之道。我们不能用过去的观点认为中庸之道没有立场，甚至是有点滑头主义。中庸之道是反对极端主义的，如果很好地翻译成现代文字的话，所谓中庸之道是寻找两个极端之间的合适点和恰当点。所以孔子说中庸之道是最高道德，因为它把两个极端都涵盖在里边。

在和平和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时候，不喜欢极端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认为，在21世纪世界上有八个文明将会唱主角，其中的3个文明是主角中的主角——基督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就在大家尚在讨论这个观点的时候，基督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就打了起来，而这个时候就突显出中华文明能够延续的原因——我们不喜欢中东的极端主义，也不喜欢美国的单边主义，但是我们都能与之成为朋友。有人会认为这有点滑头，其实不是，当看到极端主义和单边主义祸害的时候，我们寻找中间立场，因为世界不是纯黑纯白组成的，中间的灰色地带才是主体，因此用中庸之道来解释世界不仅是古代也是现代中华文明的智慧。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思维同原教旨主义区别很大，原教旨主义是极端化的思维，尽管他们的思维核心一开始可能是正确的。如果把正确的做到过于纯粹，那么就走到极端主义去了。佛教中有一种思想，如果用极端主义的话来说就是离佛一尺即是魔，而用中国的中庸之道的话来说就是离魔一尺就是佛，这是中国哲学，所以任何宗教在中国都显得不太较真了，比如佛教在印度是否定家庭的，而在中国则不然。可以说任何宗教在中国都比较有弹性，严格讲起来，可以将中庸之道称之为一种弹性哲学。极端主义把生活的弹性取消了，所以它不仅走向单薄而且要面临死亡。

中国也有过极端主义的时期，但时间很短，譬如文革，我们说文革时期是极端，但这个时期在历史长河当中很短，它更像是“过场戏”，“正戏”还是中庸之道。

第三，不喜欢失控。如果从价值评判看不喜欢失控，当然有好有坏，好的就是它避免了社会的无序状态，不好的是它也剥夺了好多自由和人权，历史上各个朝代往往都是比较严酷，除了有的朝代稍好一些，比如唐、宋。

中国人一般不太了解没有秩序是什么样的，想的总是以新秩序替代老秩序，但是走遍世界，我发现有秩序的地方很少，没秩序的地方很多。譬如埃及的开罗，这是一个大国的首都，历史也很悠久。当我到了那里非常惊讶地发现，大街上电车在走，汽车在走，驴车在走，人骑着马在走，而且公共汽车不停站，快到站的时候不管是年轻人，还是白发苍苍的老者都伸手交接跳上跳下，城里边有很多很多的房子都没造好就住了人，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很幽默地说：“想体验一下永远住新房子的感觉。”边上的人告诉我他们是想逃税。市中心还有一个死城，本来是坟墓，但是人间的法律管不到，杀人犯、越狱犯都在里边过好日子。最令人惊讶的是，我们从陆路到埃及中东部的风景胜地卢克索，沿途要经过七个农业省，一路上军车保护着我们，一进入另一个省份，就会换成另一个省的军车，如此隆重，一是因为恐怖分子太多，二是因为旅游业是埃及最主要的产业，如果恐怖分子打杀了几个外国游客，外国游客不来，整个国民经济就要崩溃，所以当时国防军的第一使命是保卫外国游客，我们都难以置信埃及整个社会会如此混乱。举这件事想说的是，这种无序的状态是一般中国人没法想象的，因为从秦始皇开始就告诉我们有序是什么。

 

秩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结构，当看到这些混乱状态时，突然会让人觉得中国历代皇帝还是比较负责的，虽然也有很多坏皇帝，但总的来说是比较负责的，可以说这是中华文明整体上的一个优点。国外没有做到这点的原因是他们的管理队伍一直缺乏，比如罗马帝国，他们也会想到要很好的管理，也制定出了好多管理规则，但是国家这么大，他们没有一套有效的办法选拔官员，只有中国找到了——就是发明了科举制度，每三年向社会提供大量的文官，而且从理论上说，任何男子不分阶级，不分家庭背景，不分年纪，只要通过文化考试就能成为各级管理官员。官员选拔有这么几种形式；一是血缘选拔，也就是最被人反对的世袭制度；二是战功选拔，但是军人误国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这一点大家看一看宋朝的历史就明白了；三是考试选拔，通过文化考试来选拔各级政府官员。科举制度从隋朝开始一直实行到1905年新文化运动到来，在1300多年的时间里，科举考试的内容越来越明确，就是考察儒家学说，这对于以后要担任基层官员的学子来说基本上专业对口。

过去对科举考试否定的比较多，但是从整体来看，在那么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它有效地管理了社会秩序。现在，欧洲特别是瑞士的一些汉学家就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高明的文官选拔制度。过去我们总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状元的文章写得不及李白，因而大家都为李白鸣不平，我们要弄清楚一点，科举考试不是选文学家，也不是选诗人，而是选管理干部，它看重的是在八股文的固定套路下考生能不能把文章写下来，这就像管理一样，管理也是在一定规则下进行的活动，因此用现代的话来讲，科举考试不属于作协和文联管，它属于组织部和人事部管。总之，由于有了这样浩浩荡荡三年一批的人才资源，中国有序不失控的理想实现了。

不喜欢远征、不喜欢极端、不喜欢失控，使得中华文化绵延几千年没有中断，这也是中华文化中比较突出的优点。

中华文化的历史大结构

既然提到了上述的三个优点，我又不能不把中国文化的纵向发展过程向大家介绍一下。介绍纵向历史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大家在当代谈文化的时候谈得过于琐碎、过于不着边际，没有把大线条抓住，而在小线条里边转来转去。人生是有限的，在小线条里边一转多少年就过去了，有的学者花四十年研究一部古典小说的丫鬟，我既感到佩服又感到伤心，像这样研究文化如此用功的人有一些也好，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国，但是更多的文化人应该明白中华文化的大结构是什么。

过去的历史书绝大多数都是按照过去宫廷史官的方式来编的，宫廷史官往往是忠于某个朝代的历史，所以我们的历史观往往把改朝换代看成是大事，其实如果两个朝代基本政策一样，改朝换代就不是什么大事，但是有一些重要的东西我们却忘记了，而且由于人文学科上没有很好的转型，我们不太能够从世界的大文明来了解中华文明，所以我今天借这个机会给大家浅析一下。

 

首先是公元前21世纪。这个时间对中华文明来说比较重要，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进入了成熟的文明期，这是中华文明的门槛。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叫史前文明，史前文明进入到成熟文明有很多门槛——第一需要有文字；第二需要有金属器物；第三需要有最简单的城市；第四需要有简单的宗教祭祀仪式。那么，中国在公元前21世纪跨过了这个门槛，进入了历史上所说的夏。这个时候的中华文明总的说来还是比较年轻的，因为这个时候的印度恒河文明、埃及文明和古巴比伦文明已经灿烂辉煌了。

其次是公元前5世纪前后。公元前5世纪被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说成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期。为什么说它是轴心呢？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就是人类历史上最聪明的智者几乎同时诞生，孔子比释迦摩尼小14岁，孔子死后10年苏格拉底诞生，亚里士多德比孟子大12岁，比庄子大15岁，还可以举好多例子，但这些实例都说明他们几乎同时存在，后代再聪明的人始终是他们的学生，他们一起创造了人类智能的大奠基。在这次智能奠基的过程中，中国人没有缺席。我曾经这么形容过这一时期人类智慧的发展，“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同时产生以后都在水边思考，希腊的哲学家在水边思考人和物的关系，印度的哲学家在恒河边上思考着人与神的关系，中国哲学家在黄河边上思考着人和人的关系，他们思考的结果不太一样，希腊哲学家思考的结果是人要在物面前取得精神自由，印度哲学家思考的结果是要获得灵魂解脱，中国哲学家思考的结果是要社会管理。”

再次是公元前后。人类在这个时间段进入了帝国时期，最早是印度的孔雀王朝，但是他们的存续时间不是很长。孔雀王朝衰落以后，地球的东西两方出现两大帝国，西方是罗马帝国，东方是秦汉帝国，两个大帝国实实在在地把地球稳住。帝国为什么重要？我前面所说的这些哲学家的智慧是会随风飘散的，记录下来也没有用，因为记录下来的文本可能会消失或者后人读不懂。这个时候突然出现的国家力量，将它所选择的智慧用行政的命令固定下来，这个智慧就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民族话语流传后世，譬如秦汉帝国选择了统一文字，用郡县制、户籍制加强管理等。

帝国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帝国出现一定会遇到周边野蛮力量的侵犯。大帝国看上去气魄很大，但是由于疆域面积大造成兵力分散，庞大的管理机构容易矛盾丛生，以及大帝国易沉溺在文明的享受中，使得大帝国也有很多弱点。所以，周边的蛮族打进来，大帝国一般都招架不住，比如，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被北方蛮族消灭了，西罗马帝国灭亡。

 

然而，同样是大帝国被蛮族侵略，在中国却发生了奇迹。汉武帝在位64年，有62年都是在打匈奴。在整个过程中，北方匈奴已经被汉武帝打得溃散而逃或者被融合了，但是又有其他的北方蛮族乘虚而入譬如鲜卑族，他们从大兴安岭东路沿热河地区打进来，统治了整个中国北方。一般而言，这种情况下中华文明会像罗马帝国一样，很可能被它消灭。但奇怪的事情出现了，鲜卑族里面出现了一群非常聪明的帝王，他们在同化汉文化和被汉文化同化之间选择了后者，因为他们认识到了游牧文明无法管理农耕文明的现实，因此必须学习汉文化，要懂得儒家哲学，要懂得税负制、井田制。于是，北魏孝文帝决定实行汉化政策，他认真学习汉文化的方式有点让人感动，一是禁止再说鲜卑话，30岁以上的人偶尔说说要批评，30岁以下的官员再说一句鲜卑话就撤职；二是不准穿鲜卑服，全部穿汉服，曾经在北魏首都有一个官员穿了鲜卑服走过，被孝文帝看到，就命令史官在史书上写几月几日有一个官员穿鲜卑服招摇过市；三是首都从现在的山西大同迁到河南洛阳，所有的鲜卑族官员的籍贯全部填洛阳，不能填大兴安岭的某某地方；四是尽量与汉族通婚，进行血缘的交流。这些命令当然一开始会遇到很多反叛，他们的贵族恨不得把他杀了。孝文帝其实只活了32年，但在我看来他做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在北魏之前，中华文明一直缺少一种气派，先秦诸子坐牛车沿途不断讲学固然不错，但是要建立一个伟大的朝代还缺少一种浩荡之气，需要有马背上的雄风，而北魏鲜卑族积极融入汉文化，尽管讲汉语穿汉服，但是浑身的雄浑之气没有消失，中华文化由于这股雄浑之气的融入，从北魏孝文帝改革到大唐建立是相当了不起的事情。当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整个欧洲进入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辉煌的地方。当时的长安是全世界文明的至高点，不能不说中华文化在起作用，这不能不说在中华文化中异军突起的鲜卑族的力量在起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唐高祖李渊的母亲是鲜卑人，李渊有一半血统是鲜卑族的，唐太宗的母亲是鲜卑人，他的皇后也是鲜卑人，所以唐高宗血液里3/4是鲜卑人的血，只有1/4是汉族血，因此，我们再讲伟大唐朝的时候不能不想到这一点，在这一点上汉族不要过度骄傲。

我们知道，当时的罗马城人口不到5万，在欧洲有1万人口的城市就很了不得了。而当时的长安城内城外各100万人。唐代更了不起的是由于丝绸之路使它进入了一个文明会聚的过程，这个文明会聚的过程在全世界都很难找得到先例。

唐朝是非常开放的朝代，开放到什么程度？穿的是波斯的服装，用的是罗马的医药，吃的是阿拉伯的面食，看的是印度的杂技，建筑基本上是拜占廷的建筑风格，很多有钱人的仆人是黑人，而且还有很多很多的胡姬酒店，都是由中亚漂亮的女孩子在做招待员，李白的诗里经常写到这些，整个唐代的开放程度是难以想象的。除此之外，长安还汇聚了七十几个外交使团，三万多的外国留学生，好多唐代的诗人是波斯人或者是通过丝绸之路来的人，更奇怪的是好多国家的宗教在本土已经消灭，但是在长安却能够存活。譬如波斯最早的国教是摩尼教，后来被拜火教取代成为波斯的国教，再后来伊斯兰教又把拜火教消灭了，但是三种互相消灭的宗教在长安都有自己的教堂，而且关系又非常好，所以一个国家的首都伟大之处其实并不是看它曾经接待了多少高贵的国宾，而是看它收留了多少精神的流浪者，许许多多精神的孤岛在那里变成了群岛，并能使他们和平共处。

我曾去埃及的卢克索参观，卢克索这个城市在古代叫底比斯，它在古代是一个非常辉煌的城市，女讲解员用英文讲的时候，总会说这是世界上一个非常非常辉煌的都市，后面还会轻轻加一句话“当然，除了长安”，说这句话并不是看到有中国人在，她压根没看到我们，而完全是因为大唐的辉煌。当时世界上值得一提的城市只有三座——长安、伊斯坦布尔和巴格达，伊斯坦布尔和巴格达加起来的年纪还不到长安城的1/2。

 

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在中国人心目中充满阴影的朝代——宋代。为什么称为阴影呢？因为宋代给人的感觉是经常打败仗，可怜到诺大的一个王朝居然是一个家庭在守护，而且是杨家一批妇女作为国防军的主干，佘太君百岁又作为总参谋长，这是小说和戏曲里边表现的，凭心而论，她们精神可嘉，但和历史事实并不完全一样，当时宋代也没有到这个程度，杨家将确实有，他们也很英勇。接着人们又看到北宋两个皇帝被人俘去，到了南宋就更糟糕了，岳飞多么忠贞爱国却被杀掉，全部的难过似乎都聚集在宋朝。其实，我们考虑的全部是外部的军事形势，而没有考虑到它实质的文明生态。

我们现在谈中国文化存在一个毛病，就是谈论文化的时候考虑的却全是军事和政治，不太考虑文化本身。

从文化上讲，宋代是非常了不起的，它是中国古代科技最了不起的时期，四大发明中的两项发明落实在生活当中都是在宋代完成的（造纸术到宋代得到巨大发展，不仅大量生产普通用于书籍印刷的日常书写用纸，还生产了各种特种纸，如巨幅纸和绘画用纸；在南宋时指南针用于航海并传入阿拉伯地区；北宋中期的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北宋时期火药被广泛应用于军事。宋代的经济规模也非常大，这从《清明上河图》上就会知道：开封当时的商业比前面讲到的唐代长安有很大地发展，长安的商业活动是在城市的一个个坊里举行，而宋朝的整个街道都成为一个商业区；长安晚上是宵禁的，不准大家出来玩，而宋代的开封和南宋的临安是通宵达旦；宋代的农业耕作面积超过了唐代两倍；中华民族人口过亿就是从宋代开始。当然还有一些我们非常喜欢的大文豪，比如苏东坡、王安石、司马光、朱熹、辛弃疾、李清照等人。

我们不要出于一种激情对宋朝有片面的认识，军事上败落是事实，军事上败落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以冷兵器为主的时代，农耕文明确实很难赢得过游牧文明。宋是被蒙古灭的，蒙古人横扫整个亚洲，谁也没打过他，为什么非要宋打过他呢？不能对宋代有苛求，宋代在遭遇蒙古军以前已经遭遇了好多游牧民族，譬如契丹族的辽和女真族的金，宋朝都没有打过他们，几万骑兵席卷风尘而来的气势，在还不能有效地用火炮和火枪的时候，农民出身的壮丁真的是很难抵挡，这是事实。

我们必须认识到宋朝之后的元朝也是一个很好的朝代。我们要拓宽心胸来看，不能把对宋朝的愤怒记恨在元朝上。过去历史学家说到元朝的时候都说的声泪俱下。但要记住，中国在元朝又一次恢复了大统一的局面，而且是有效的、规模更大的统一，而且西藏、新疆真正进入中国版图是在元朝完成的，因此，不应按照过往的思维一方面为宋朝悲哀，另一方面把怒火丢给元朝。

元朝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按照一贯的逻辑，一国征服另一国的国都时，总会大肆进行破坏，但是蒙古人攻破杭州城后，马可·波罗告诉我们蒙古人几乎没有对杭州造成多大的破坏。马可·波罗是元朝成立之初来到杭州的，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他用很大的篇幅来描述杭州，在对杭州的商业街、茶馆、百姓的衣食住行和城中的男男女女等风土人情进行考察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这是平生见过最高贵、最美丽的城市。请注意，马可·波罗来自于威尼斯，那是世界上著名的美丽城市，如果说让一个生活在沙漠里的人说杭州漂亮，尚不足为奇的话，那么让一个来自于威尼斯的人说杭州是最高贵、最美丽的城市就有点不一般了，也正是因为马可·波罗的这本游记，激发了欧洲的地理大发现，达.迦马、哥伦布、麦哲伦的远航团队的首船驾驶舱里一定放着《马可·波罗游记》，他们的地理探索全部都是为了寻找马可·波罗眼中的中国。元朝给了马可·波罗一个极其美丽的印象，而这个印象强有力地刺激了欧洲。

 

欧洲从中世纪走出来的时候，中国正处于明朝。欧洲文艺复兴大师和中国明朝大哲学家王阳明是处于差不多的时候，王阳明好像比米开朗基罗大三岁。在朱元璋手下，中国社会却走向了很大的保守，他吸取了宋朝的经验，搞了中央专制集权，使得文化非常的不自由，开始产生了文化专制主义，这就使明朝的文化产生了一种非常不愉快的状态。幸好明朝还有几个不错的哲学家，比如王阳明，幸好还有一些通俗文学，譬如戏曲和小说。

清朝也是一样，文化专制主义比较严酷，而且增加了满族人对汉族知识分子的防范，出现了好多好多的文字狱、科场案等。清朝值得提的是编了一些辞书，特别是《康熙字典》和《四库全书》，另外就是也有一些不错的民间文学、小说和戏曲。幸好我们终于有了一个改天换地的大变革，因为在清朝晚期的时候，中华文化很有可能走向灭亡，不要以为我在危言耸听，因为世界所有的古文明都灭亡了，唯独中华文明没有灭亡，所以灭亡是正常的，不灭亡才是非常奇怪的。在清朝晚期的时候，中华文化已经具备了灭亡的一切信号，圆明园被烧，整个北京沦陷，皇帝、太后逃到西安，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清朝的人口总数也恰恰是四亿多，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屈辱的条约，它侮辱到每一个国民，全世界都觉得这个民族肯定要灭亡了。

我看到当时一些欧洲思想家的观点，他们认为这样的赔款和侮辱放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身上都是万劫不复的。一次，我在中央电视台的歌曲大赛上做评委的时候，那天正好是签订《辛丑条约》一百周年，当时，我说了这么一段话：“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侮辱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曾祖父，所有的人都认为中国完了，但没想到今天我们的外汇储备是世界第一。”说完这话的时候现场好多人都在掉眼泪，所以说中华文明真的是了不起。

我们可以用这么一个过程来大概地理解中华文明，中华文明经历了从辉煌到屈辱再到重新站起来的过程，非常了不起，现在我们不应该不去研究这些有意义的东西，反而天天研究官场权谋这些事情，另外，也不要掉到文人的琐碎兴趣里边，在整体上不能让我们的文化迷失。

中华文化的内在缺陷

第一，不太在乎公共空间。我们的文化中存在的一个毛病就是太不在乎公共空间。这指的是什么呢？中国的文化经常把精力放在两个“廷（庭）”上，一个是朝廷，另一个是家庭。它强调对朝廷要忠，对家庭要孝，忠孝两全是中国文人的最高目标，但是朝廷和家庭之间还存在着辽阔的公共空间，而中华文化却很少关注、很少论述、很少规范这个地方，所以中华文化对公共空间比较陌生。这是文化的毛病，不完全是人的毛病，但文化的毛病已经落实到人上了。

 

中国游客经常被外面的人说没有道德，公共场所高声喧哗、随地吐痰当然是没有道德，但我在台湾的一次演讲中就说过不要把这些问题说的这么重，一位随地吐痰的中年妇女很可能家里收养了两个孤儿，这不是道德的问题，而是她们对公共空间缺少了解。道德有很多很多更重要的方面。为什么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呢？这和我自己的亲身感受有关，比如在北京坐出租车的时候，司机师傅特别喜欢讲话，经常是一上车，就开始聊天，内容各种各样，而且表现得很有道德观，但是说着说着就可能摇一下车窗，吐一口痰，然后骂一个过路的老人走得太慢，而且骂的话很脏，然后突然听到后面有救护车过来，他会乐呵呵地跟我说：“余先生，你看别的车不让，我们也不让。”我跟司机说：“你认出我，我必须跟你说，在世界很多著名的地方，只要看到老人、小孩和残疾人，就像看到了上帝一样，大家都会让位，更不要说救护车的笛声了。”他很惊讶：“是吗？”接着会很自然地把车靠在一边去。

我想这都是一些很好的人，他们最关键的是不太了解公共空间，这和我们的文化有关。他知道随地吐痰不能吐在家门口，他骂这个老人是因为这个老人不是他的亲人等，不了解在一个公共场所关注老人、小孩、残疾人和病人是多么崇高的事情。

当然，儒家文化中也有关于看到自己的父亲和孩子就应当想到关爱其他人的父亲和孩子的论述，但这些论述的中心坐标还是自己的父亲和孩子，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是从家庭坐标推演出去的，一旦离开中心坐标，面对一个彻底陌生的世界，就开始有点混乱了，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毛病。

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让米开朗基罗、达芬奇这些人在佛罗伦萨的大街上、教堂里搞雕塑、绘画，让全体市民欣赏、评判。文艺复兴是一个公共空间的行为，但是中国从古代到现代，不管是宫廷还是个人，都是收藏、收藏、收藏，古代小县官出门来到了公共空间，有两块牌子，肃静、回避，这两块牌子使得公共空间一下子就变成了私人空间或者变成了官场空间。

当然，我们也在慢慢普及公共空间意识，平心而论，现在还没有做到非常普及的程度，这是我们的一大缺漏。

第二，不太在乎社会理性。公共空间要建立起一种人人都能接受的理性，对陌生人应该什么态度，对女士应该什么态度，互相之间怎么交往，这里边都有一些规则，这个规则是通过严密的理性来制定的，这一点我们做的不够。为什么不够？康德在评价欧洲的优秀知识分子的时候说：“知识分子的最高标准是什么？敢于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勇于在公共空间运用理性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的，这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不善于了解和运用公共空间，大多说知识分子不了解自己窗外的生活，不了解自己所在的时代和社会，甚至于不善于在公共空间当中表述自己的意见；二是不善于运用理性，大多数都是情绪，比如奥运会的时候就有人提出所有观众都穿汉服，那少数民族怎么办，这是一种很情绪化的表达。

 

什么是社会理性呢？就是我们社会上有好多好多近代的规则，是要通过智慧的头脑去制定的，知识分子用智慧和逻辑为社会制定重要的规范。一个典型的关于社会理性的例子是电梯中安装镜子的事情。通常电梯里面都会有一面镜子，这个镜子的作用是什么呢？一般会认为是增强电梯的空间感，另外就是为参加某些场合的人们修整妆容、整理衣服之用。从社会理性的角度看，这面镜子非有不可的理由是，当残疾人坐在轮椅上进电梯时，他没有办法调头，不容易发现电梯到了几层，所以需要通过镜子帮助自己了解电梯的位置。这个细节充分体现出社会理性的严密性——增强电梯的空间感和修整妆容的作用，它对其他人似乎是可有可无的，但对残疾人的关爱是必须的。

为什么有时我们会觉得欧洲的文明很优秀？原因就是它经过一群非常聪明的智者和非常了不起的传媒不断地在进行调查、设计、选择和更正。遗憾的是，我们总认为交通是交通部门的事，旅馆电梯的装修是装修队的事，智者们完全不考虑这些问题，这是中华文化又一大缺漏。

第三，不太在乎实证意识。什么叫实证呢？就是实实在在地证明一件事情。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他翻阅了明代的皇家档案，发现有关经济数字的记录很多都是乱写的，但是无论是阅读者还是校对、审查者都没有看出来，对这种实证完全没有兴趣。皇帝决定要不要打这场战争，完全看大臣声泪俱下陈述忠奸，却不考虑国库里有多少钱，到底有多少武器。这是中国文化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只讲忠和奸，只讲孝和不孝，只讲是和非，却不太重视真和假。真和假的辨别非常困难，所以缺乏数字化管理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直到现在，中国在外面一个不太好的名声往往是假酒、假烟、假文凭、假记者等。

在中国，大家都喜欢听谣言，最聪明的人也喜欢听谣言，听到谣言以后都说无风不起浪，那么谣言就成功了一半。爱听谣言也就罢了，中国还不具备辟谣的方法。这样，一个人带着很多有关自己的谣言和听来别人的谣言走向坟墓，谣言成了中国非常重大的一个精神负担，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弊病，因为他很少有实证意识。黄仁宇先生生前讲过一句非常公道的话，他说：“中国政府从80年代政府工作报告证明，他们在经济管理上已经开始走向实证，但是在社会观念上还没有。”

我在一次纪念巴金先生的演讲中就说过，巴金先生的遗言就三个字——说真话。台湾有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星云大师，他经常到大陆来，有一个中国诗人就问他，“大师你那么喜欢大陆，也那么喜欢中国文化，你到大陆那么多年，你觉得它最主要的缺点还有什么？”星云大师脱口一个字“假”。我们身在其中其实也感觉假的东西太多了，现在好多的宣传资料，包括各个单位在宣传中国文化、宣传自己的企业的时候，经常会用好多四个字的漂亮的形容词和漂亮的比喻，这都是假的一种标志，我们千万千万要注意。

假了、空了，我们的文艺作品、晚会现在经常会有假的东西，讲着一样的话，用一样的词汇。我到一个大学去参加他们的校庆，台上有五个官员的开头一模一样，都是“金秋十月，桂子飘香，莘莘学子，欢聚一堂”，今天现场大家听到这句话都在笑，可那天在座的都没人笑，我就觉得很奇怪，后来一想才明白这已经成为一个规则，成为一种虚假的套话，这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化里的障碍。

 

第四，不太在乎创新。我们所以好的突破很少、很难，一个原因就是要追求老人当中的无争议，官场也是如此，艺术界也是如此。

美国人说中国人有一种祖父崇拜的情结，崇拜祖父在家里也是好的，但是在生活和个人成长当中还是这样就有点麻烦了，因为一切都在往前走。中国传统文化被讲的天花乱坠，如果不创新，不往前走，难道它还有生命力吗？我们在明代的时候已经尝到了不创新的苦头，难道我们想再尝一次吗？

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一批学者在谈国学的时候，我提出几个疑问，第一，你们讲的国学主要是儒家，但问题是当时是百家争鸣，其他家的学说你们怎么看？第二，唐代是唯一不提倡国学的朝代，但是它怎么会那么发达？第三，古代的国学再好，它们是在没有和别的文明进行交流的情况下产生的文化，而现在我们的文化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全球化，必须和别的文明交流。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创新精神要大大发扬，而不要老是传统、传，古典、古典。中华文化是会和其他文化发生冲突的，但主要还是相互融合。像前面讲到的我的学术观点更多的是来自康德，我心中又有李白、杜甫和苏东坡，他们在里边冲突吗？不冲突，相见而欢，小小的心灵是这样，大大的世界为什么不可以这样？所以，要学会互融的方式来面对文明冲突。

现在讲的好多文明的冲突是夸张的，其实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一切都可以谈。我非常赞成南非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说的一句话——我们要为差异感到欣喜(Delight in Our Differences)。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同的文化，那么这个世界就太单调了，如果这个世界都统一在一种那怕是非常好的文化里面，这个世界也就完了，差异是我们生活的幸福来源。

文化传播天经地义，文化不被传播就不叫文化了，化从何来？文化必须传播，但是要传播必须看到被接受是最终的原则，必须要有人被接受，不要单向灌输，要人家乐意接受才是对的。在文化传播的时候有几点希望大家引起注意：

第一，必须感性，不要过多的理性，即使有理性的成份，也让它感性化。

第二，必须让它既通俗又让人吃惊。光是通俗不让人吃惊就没意思了，努力地做到我们宣传的项目故事化，要寻找故事，否则就全是形容词了。每一个地方，无论是在讲每一个省的文化的时候，还是在讲海外文化的时候，又或是在讲音乐文化、茶文化的时候都需要有故事，而且需要有动人的故事。

第三，必须融入到生活，使文化最终沉淀为人格。除了文化的细节、文化的故事、文化的感性空间之外，最大的感性是我们的生活状态，弗洛伊德的学生荣格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一切文化最终都沉淀为人格。”文化的最终实现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内部形象和外部形象，我们每一个人负载的文化在世界各地游走，我们自己带的文化在我们生活当中站立。文化是通过我们个人的人格传播而不光是通过哪种书、哪一些理论，而更有效的是通过我们的行为，要明白文化复兴就在我们身上，当文化全部神秘地沉淀在个体身上，这就是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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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航舟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1/0701/77213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