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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评读书
2013年06月01日 15:06
我看过很多关于劝学的文章,最有趣的,还属鸳鸯蝴蝶派的杂志《礼拜六》,那上面的文章说,读书很好,既便宜,又卫生。《礼拜六》的主编王钝根在《<礼拜六>出版赘言》里边说,买笑耗金钱,买醉碍健康。所以,看小说既节省,也安乐。而且,别的东西一下子就过去了,小说看了以后,还可以藏起来,今天看不完,明天还可以看,自己看完了,还可以借给朋友看,还可以跟老婆一起讨论。这样,一编在手,万虑皆忘,安闲此日,不亦快哉?新文学家看后很愤怒,对这种心态的读书、写作,提出很严厉的批评。连性情很温和的叶圣陶先生都说这实在是一种侮辱,侮辱自己、侮辱文学、还侮辱他人。上述史料,亦可以说出自某种实情,即随着出版业和印刷业的发展,书价逐渐下降,普通人也买得起书刊,阅读成为不太昂贵的消费。
那么,我们究竟该怎样品评读书呢?为此,我讲六个问题:第一,“开卷”不一定“有益”;第二,专业以外的阅读;第三,“有效果”且“讲趣味”;第四,读书要兼及精神与物质;第五,文字之外,还有图像与声音;第六,网络时代的“压舱石”。
“开卷”不一定“有益”
“开卷有益”作为各种读书节的口号广为流传,那么,为什么开卷、开什么卷、如何开卷,以及开卷的效果怎样?由此,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推敲。
(一)读书的诀窍
现实生活中,有人读书多,很成功;有人读书少,也很成功;更多的是读了一辈子书,还不成功。所以,“开卷”不一定“有益”。因为年龄、职业、心境、目标等会影响人们的读书。古今传诵的有关读书的名言,因其针对特定人群(学者、文人、权相、帝王),不可全信。比如,王国维的“三境界说”,更适合于学者,不适合一般公众,更不适合从政的人。其实,每人都有自己的读书经验,所以,真正好的状态是总结自己的方法,做自己的调整。这里推荐章太炎的思路,总结起来,就三句话:读书有不明白的地方,应该请教师长;读书主要靠自己,将生活经验和书本知识相印证,你会获得一种独特的体会;读书主要得之于忧患,“忧患”能帮助你理解社会、理解人生、理解历史。这也是我所理解的“读书的诀窍”。
(二)读书的策略
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金克木,写过一篇《书读完了》的文章,用的是陈寅恪与夏曾佑的故事。夏曾佑见到留洋回来的陈寅恪先生说,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为什么一个人会说,我的书读完了呢?金克木先生对此做了一个判断,每个文明真正根本性的书,就没有多少,也就几十本,其他的多是二级、三级依次推演开来的。不会读书的人每天读一大堆的书,很累。据新闻出版署统计,我国一年出版有20多万种书,仅这一年的书,你一辈子都读不完,更何况今天的网络这么发达。所以今天的问题是,要知道哪些书,我根本不考虑;哪些书,我应该读。
在我们看来,经典是必读的。可是,什么是经典?时代不同、立场不同,甚至年龄不同,你对经典的判断会不同,有两千年的经典、两百年的经典、五十年的经典。我的基本判断是,10年之后,那本书还在书架上,那就是值得读的书。现如今,绝大部分的书10年就被淘汰了,有的甚至1年、2年就被淘汰了。
(三)读书的立场
其实,“好读书”与“读好书”,二者应该有一个结合。有的人一辈子读书,但读的书太烂了,那样的话,就有点可惜了。这就带出了一个问题:到底该读什么书?这里有两种说法值得推荐:一是清末文人孙宝瑄,他的《忘山庐日记》中有段话,大意是说:书无新旧,无雅俗,就看你的眼光怎么样。有好眼光的人,旧书也能读出新意来;眼光不好的,读出来的,照样是旧意。二是林语堂只读“极上流的书”和“极下流的书”的读书经验。每个民族、每个时代都有被认为是经典性的著作,亦即“极上流的书”,在我国诸如《论语》、《诗经》;那么,什么是“极下流的书”呢?为什么“极下流的书”也值得阅读呢?“极下流的书”有几种情况:除了很烂的那种书之外,第一种,超前的,就是超越了现时代的眼界、趣味和立场的书,就像《金瓶梅》,曾一度被作为禁书。第二种,以俗为雅,读书人有一种本事,那就是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看到其中的价值。会读书的人往往喜欢引用那些“僻”的书,通俗地说,就是大家不太读的书。以此,避开大路、专寻小径,显得自己有眼光,与众不同。因此,判断一个人会不会读书,除了选择那些被公认为是经典性的书籍之外,还有就是能不能确定、能不能坚持自己的阅读趣味。有了大众传媒,很容易形成一种风气,这本书你不得不读,不读你就OUT了。这种状态下,你还能坚守自己的趣味,就很不简单。用胡适的话说,即除了传统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还得添上一句“时髦不能动”。其实,一位数学家、一位国务院总理、一位教授,他们的趣味是不一样的,这是完全正常的;倘若他们的趣味一样了,那肯定是有问题的。一个民族太肤浅了,才会说,所有的人读的书都应该一样。
现今的问题是时尚阅读越来越严重。假如这个时尚碰巧是你个人的趣味,没有问题,那应该读;如果不是的话,请保持一种警觉,要去读自己喜欢的书,为自己而读书。
(四)读书的姿态
现在的读书,不再被认为是严肃的、认真的、必须正襟危坐的事情。而当各种资料,从图书到报纸,到广告等等,所有这些东西充斥人们耳目的时候,对于现在的读书人,他们所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需要具有选择的眼界、阅读的定力,以及批判的眼光。
我在一所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曾致辞,说的是,如果过了若干年,当你半夜醒来,发现你已经好长时间没读书了,而且没有任何负罪感的话,那你要知道你已经堕落了。我是说读书这个行为意味着你没有完全认同这个世界,你还在追求、还有不满,在寻找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读书其实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一种外在的象征。
我是77级的大学生,在同学聚会时,他们告诉我说,某某人真傻,毕业这么多年了,还在读书,我听了很伤心。为什么毕业30年,就不能读书呢?如果毕业30年了,没有考试了,你还在读书,这才是读书。也不能说现在没人阅读,地铁上很多人捧着手机、平板电脑在读。在日本20年前读漫画;10年前,香港大量的都是免费的报纸;而今天地铁里面看到的随处发放的商品广告,这也是在读。可是,并非所有的读书都有意义。“读书”分为“读”和“书”,“读”是一个动作,“书”是一个对象。因此,我们强调读,同时还要强调书。
专业以外的阅读
直观地讲,专业性的读书是指你在大学期间为了攻读本科、硕士、博士,必须要读的。专业以外的阅读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毕业时候还在读,毕业30年还在读,退休还在读。专业以外的读书,通俗地讲,就是天文、地理、考古、宗教等等,这些我不懂,但是只要我有兴趣,就会读相关的书,即:不是要成为这个行当的专家,而是要保持一种对自己不熟悉的、感兴趣的世界的探索欲望。
今天,中国面临着人文学的困境和出路的问题,就是越来越讲求有用,而人类很多的探寻是“没有用”的。没有用不是真的没用,只是现在还不能投入实际运用。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这些“无用”的知识呢?对此,我特别强调,防止人文学教授变成深宫怨妇。20世纪70、80年代读文科的一流学生几乎都考中文系;90年代则都转到经济管理学院去了。今天的北大中文系还算好一点,有各省的状元进来,可是学生进来以后,几乎都选实用性的专业。在北大的文科里面,录取分数最低的是哲学系。哲学本来应该是最聪明的人来学的,当然不能说考分不高就不聪明,只是我觉得整个社会对那些玄远的东西趋向于不感兴趣,对于那些出来以后不能直接转化为薪水的东西不感兴趣,这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病症。
事实上,欧美一流大学,不管是综合大学还是文理学院,都特别重视博雅的课程,强调对人类、对历史、对艺术、对人生的理解和接受。我们今天的专业化,以及特别强调大学教育理念过早的专业化,其实是不好的状态。你会发现最近10年我们培养出来的人,将来最大的问题很可能就是除了自己的专业,对其他的都不感兴趣,也不了解。之前的那些人都是吃杂食出来的,什么都懂。这是我们今天大学教育所面临的问题。
“有效果”且“讲趣味”
走出校门的人读书,不同于在校生之修课,没必要“循序渐进”。在大学阶段必须建金字塔,先汲取广博的营养,然后一步步达到那种顶尖的状态。我想引用胡适的一句话:“为学有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很多大学的、中学的老师都把这句话教给学生们。
毕业以后的读书应该反过来,就是倒金字塔模式,即根据个人的兴趣,抓住一点,不断往下扩展,最后变成网状的结构。这就像是挖树洞一样,在农村干过活的人就会明白,要想挖树洞,必定抓住一个树桩,依据其树根的走向往周围扩展。效仿此法去读书,会有明显的理路,而且很有效果。无论是挖树洞法,还是倒金字塔模式,归结起来就是,选准目标、集中精力,调动个人的阅读兴趣来读书。这样的读书,有用、有效,且有趣味。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趣味和关注点,根据你所关注的点往下读书,可以感觉到自己每天都有收获,都有小小的进步,由此就可以坚持下去,最后建立起自己阅读的视野和根基。这也是成年人读书和大学生读书不一样的地方。
讲趣味,梁启超说有几种:劳作、游戏、艺术、学问等都是趣味,这些东西是最容易以趣味为始,以趣味为终的。然而,不懂读书的人往往苦读,苦读一定没有效果。有一位外国学生到北大读我的博士,他临走之时说了一句话:学问,我就不谈了,我特别羡慕老师做学问做得兴高采烈。真做学问的人,必须做得兴高采烈,诚然会有想不通而苦恼的时候,但更多的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倘若你觉得自己是硬着头皮去读书,那么,请你做些调整,考虑一下选择的书对不对,坐姿好不好,是否有心理压力。为什么有人痴迷、有人勉强对付、有人则打死也不愿意读书呢?除了受教育程度、经济能力、空闲时间等因素,关键在于你是否感觉到了“阅读的乐趣”。
我本人生长在找书困难的时代,那个时候读书很不容易,所以很容易找到读书的兴趣。而今天的学生们跟我生存的状态不一样,他们的诱惑太多了,因此,找到读书的乐趣比较困难。所以,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学会读书其实最关键的是学会找到读书的乐趣。其实阅读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情,找到属于自己的趣味。人人说好的,不一定适合你。十年后才能读得懂的,暂时搁置一下。对于真正的读书人来说,偏食是很正常的。我父亲也算是读书人,他说,他读了一辈子《红楼梦》就是读不出有什么好。其实,英国人很多是没读过《莎士比亚》的,但是你要问他,他肯定说莎士比亚很伟大,不说伟大显得自己特别丢脸。在今天的中国,肯定很多人会说鲁迅很伟大,可是你读过鲁迅的作品吗?有人读过,但是很多人没读过,更不要说读懂。其实,有“趣味”就意味着读书有个性、有边界、有局限。
读书要兼及精神与物质
古今中外有很多阅读方面的书籍,诸如:讨论阅读的起源,阅读的意志,阅读的目标,阅读的心境、品质、方法等等,在我看来,这些书可看可不看。还不如读一点“有关书”的著作,诸如有关纸张、印刷、古书版本、历代藏书、书刊以及图书馆知识等等“有关书”的著作。这些“有关书”的著作对于养成读书习惯,很有好处。
在此,我引入两个人,一位是意大利哲学家、符号学家、历史学家和小说家艾柯,他的一本小说后来改编为电影,名字叫《玫瑰的名字》;还有一位法国电影泰斗、法国国家电影学院创始人卡里埃尔,他拍过《布拉格之恋》等影片。这两位嗜书如命,同是古书珍本爱好者,他们对于书籍对人类文明的进程有很好的理解,对书籍在当下的变局和处境也有洞烛幽微的观察。他们都看到了,网络时代书籍所面临的命运。为此,两人合著了对话集《别想摆脱书》,其中第一部分叫“书永远不死”。他们认为,书将来会有变化,纸本书还有未来,他们不相信电子书能够取代纸本书。这里所谈论的就是书的物质形态。因此,我希望大家了解一下物质形态的书。
(一)书籍及印刷史
读书要了解一下书籍的历史,有一点点书籍的知识,对一个人的阅读会有好处的。最简单的有20世纪60年代北大图书馆系的一本教科书,由刘国钧编写的《中国书史简编》;比较复杂的有张秀民写的《中国印刷史》上下两卷;还有钱存训的《书于竹帛》;作为专业性的研究,可以读《印刷书的诞生》一书。《印刷书的诞生》是法国年鉴学派大师费夫贺与一个图书馆的馆长马尔坦合作的经典之作,但是费夫贺没有做完就去世了,因此最后最精彩的部分没有很好的展开,有点可惜。《印刷书的诞生》是新史学的代表性著作,自1958年于法国出版以来,已成为西方书籍史与出版史研究人员必读的基本书目。
因为在此前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讲书籍版本目录、出版、图书馆、藏书楼,都是考证性的学问;而做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则是一种分析性的学问。《印刷书的产生》则力图把做考证和做分析二者综合在一起。它谈的是书籍的社会史、书籍的文化史,从材料、技术、生产、流通以及地理学、做生意的办法等讨论书籍。由此,得出书籍对于文化的巨大作用。《印刷书的产生》最后一章写的最好,题目是《印刷书:变革的推手》,谈论的是印刷术进入西方以后,书籍的出版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决定性意义。
不理解书的产生、流通、扩散和变化,就不太容易了解整个文明的发展。当初欧洲各国鼓励书刊用本民族的语言写作、出版,本来是为了商业的利益,因为本民族语言容易得到承认。在这个过程中,本民族语言的茁壮发展,导致了统一的拉丁文化的衰退,这是整个欧洲语言发展的命运。英语、法语、德语,都是拉丁语系里面的地方语言,商人为了谋利,努力用本地方的语言来发行,这些地方语言越来越壮大,很快形成了民族文化和现代民族国家。即是说,欧洲的拉丁文化因为印刷机而崩溃了。
事实上,每一次重大的技术变化,最后都可能导致文明发展的方向改变。中国人谈印刷书,自叶德辉的《书林清话》以来,系统地结集谈出版的书籍大约有200部左右,其中包括图书史(含史料,下同)、造纸印刷史、编辑出版史、新闻史以及港台的同类书。八十年间,出版了200多种,不能算少。上海市出版局原局长宋原放退休后主编了《中国出版史料》,将现在用的古代、近代、现代这八卷的出版史料合在一起,从物质形态、文化层面、政治控制等等方面做了很多搜集性的研究。
(二)读书与古旧书籍
最近20年整个文学史的研究,不止把文学当文本,而且强调这些文学是如何生产出来的,考究书籍在生产过程中,流通过程中,物质如何介入到里面来。比如明清的小说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江南的出版业如何形成明清的文化?这个状态就让你回到了历史生产的情景。
谈几个有关的问题。
第一,收藏。搞收藏的人最初出于世俗的考虑,比如说确定这幅字值不值钱,由此就会追踪作者是什么人,进而追踪了作者周边的环境,最后变成一个业余的读书者。另外,很多图书馆把晚清以后难得一见的藏书作为上等书来收藏。大部分晚清以后的作品是在报纸、杂志上刊登出来的,然后再结集出版,同时原来登载的报纸和杂志所隐含的历史信息同样值得我们关注。若有意收藏某方面的书籍(不一定非善本不可),就会读出点趣味来。其实,藏书是读书的一个诱饵。很多喜欢读书的人和藏书是连在一起的。
第二,拍卖。无论是大众的拍卖,还是真正的上等书的拍卖,都无形中在普及知识。最近朱自清的一封书札拍卖了200多万。突然间,拍卖现在已经变成了很重要的文化推手。这个状态使得现在的书业,不是说宋版书,宋版书已经很难求了,我说的是近现代的书刊,以及很多今天不太流通的版本,已经堂而皇之地进入到了拍卖行。
第三,废品回收。今天不断有人告诉我,你的老师的一封信在什么地方,你要不要,多少钱。现在北京大学的哪一位老先生去世,必定有好多人在后面等待其垃圾的处理。最最生动的一个故事,钱钟书先生去世以后,杨绛先生处理他的书信。有些人就把这些碎纸片买回去,只要是一撕两半的,那很容易拼;如果是一块一块地散在一个麻袋里面,也要费尽心机地最后将其拼接在一起。
作为学者我关注古旧书籍的事情,是因为我希望学生们都能够看到旧的书刊,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亲手触摸到那些历史书刊,去直接感受历史的文化底蕴。这对学术研究会有很多的帮助。
(三)书籍与书籍装帧
过去的人有一个读书的习惯,就是每读一页书,就用刀子切一下,再读一下,再切,如此这般,读完了,书也就切完了。所以,书读没读过,一看便知道。这个阅读趣味在现代社会里面,已经逐渐地被遗忘了。鲁迅说,他还有这个趣味。他说,每本书出来以后,请给我留十本没切边的。他说,这有一种原始的、朴素的美。新闻出版署的官员会知道,今天很多文人出版的书都保留100本不切边的,有的是自己保留送人的,有的用于拍卖,虽然这种情况在国内不是很多,但是确有一批人在固定收藏毛边书,这是自己的乐趣。今天这种情况在欧洲还有。我买过法文书,我看不懂法文,因为它做得很漂亮,是毛边,但是不影响它立在书架上。过去的毛边本,上架有问题,放在那里不好立起来。今天的毛边本已经可以做到外观上、内容上漂亮、协调,并且能够作为可以把玩的艺术品来看。
今天的中国人,除了是作专门研究,一般读的都是洋装书。宋元书里面印得很漂亮,但是由于技术的原因,其封面很简单,就是一个纸签贴上去。而洋装书采用了各种设计的办法,以实现封面的美感。这种装帧艺术是在晚清以后兴起的,它不仅是一种工艺,更是一种审美。钱君匋在《〈鲁迅与书籍装帧〉序》中,曾提及自己是如何在鲁迅的影响和指导下,从事封面设计的。这种说法虽有点夸张,但是鲁迅对书籍装帧确实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一以贯之。记得鲁迅曾这样评价浙江老乡陶元庆为他的小说集所做的装帧:“《彷徨》的封面实在非常有力,看了使人感动。”谈论鲁迅与书籍装帧,可参阅钱君匋《〈鲁迅与书籍装帧〉序》、郑振铎《鲁迅与中国古版画》以及《鲁迅与书籍装帧》和《鲁迅装帧系年》二书。
在我看来,晚清到今天,中国人的书籍装帧,做得最好的是在20世纪20、30年代。此期间,大量的文人雅士自己做书、做封面,诸如鲁迅、闻一多、丰子恺等,其中不乏有诗人、画家,还有小说家等等。那时候的封面设计个性化很强,并且是手工制作的。抗日战争以后,纸张困难了,封面也就不能再讲究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装帧职业化了,出现了一批专门的装帧设计家,因此,除了很少的例外,文人自己就不再设计封面了。装帧设计职业化,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装帧设计者一年要设计出很多个封面,不可能把每一本书读完,再认认真真地给出设计。以前自己做封面的时候,知道这本书讲的是什么,由此便考虑要用什么纸张、字体、板式以及封面,可以表达应有的效果。装帧设计职业化的一个后果就是产生大量的重复性设计,除了一定要送出去评奖的,其余的多是用电脑模板设计而成的。因此,现在书籍的封面设计,机器的味道很浓,而设计者个人的感受没有了。由此可以说,20世纪20、30年代是中国装帧设计的黄金时代。
总之,关心书刊、报纸,不能仅仅看其内容,也要考虑其纸张、板式、装帧以及手感,这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很有意义。
文字之外,还有图像与声音
(一)文字之外的图像
今天人们获得知识和信息的途径,往往图像大于文字。大家想想,两伊战争真正对我们造成冲击的是什么?是电视图像,而不是报纸。现在我们出门上街,到处充斥着广告牌,连教授上课也必须做PPT。换言之,我们现在不能不接近图像了。
因此,今天的读书人只读文字是不够的,就是说不止要读文字的书,还要读图像的书,还要读文字和图像相结合的图书。对此,2004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从左图右史到图文互动——图文书的崛起及其前景》,文章第四部分谈论“文字魅力的保持”——在学术类的图文书中,如何继续保持文字本身特有的魅力;第五部分是“眼见”不见得“为实”,对于图像(尤其是照片)呈现的场景,必须谨慎对待;第六部分讲纯粹的图像在呈现历史进程以及表现精神世界方面是有局限性的。
传统中国人是读史、读图。《新唐书·杨绾传》:“独处一室,左图右史”。诸如陶渊明的《流光山海图》,还有《山海经》,都是图文兼顾的。到宋代,由于课程多了,以及科举考试的缘故,很多人已经不再读图了,整个知识传递以文字为主,直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是很严重的。真正让我们意识到“图”有一天可以跟“文”分庭抗礼,是最近10年的事。
今天“图”和“文”的拼接对于出版来说,已经完全没有障碍了,并且图文书的生产变成一种时尚。由此,我必须谈一个问题,图的合理性、图的边界以及图可能导致的问题。
在我看来,纯粹的图像在阐释历史进程、表现精神世界方面是存在问题的。目前的图文书太直观,很好看。其实,文字依旧是文明最根基的地方。那么,在文字与图像两者并置的情况下,如何让文字的美感得到呈现?而所有读书人明白,打开一本书,假定里面图和文占同样的篇幅,必定先看图。图和文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图更加霸道。由于图的直观性很强,所以插图书一定要限制图的位置,不要让它太大、太抢眼、太好看。否则,文字是会被压缩的。所以文字在跟图对话的时候,需要考虑如何保持其主导性,而不是被压缩,被挤到边缘,或者被遗忘,变成好像看漫画似的。
关注图文书,不是基于趣味阅读,而是追求图文互证——对于古人“左图右史”阅读方式的继承与深化。目前的图文书多偏于直观、浅俗、生动、表象,这不是最佳境界。图文两者之间的张力如何阐释,怎么配合,配合后如何阅读,阅读的时候产生的思想和美感如何呈现,这是我们必须研究的问题。
(二)文字之外的声音
声音也必须关注。做小说史研究,需要关注一个问题,从“说书场”中走出来的小说,为什么叙事方式会变化。中国古代漫长的说书传统转化为小说的时候,一个最大的转变就是,作家们开始假定你不是在听小说,你是在看小说。这个转变过程,其实是从书场到书斋的变化,即是从耳朵到眼睛的变化。
最近几年,论及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文学时,我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牵涉晚清迅速崛起的“演说”。1902年梁启超写《新中国未来记》,想象60年后中国维新事业成功以后,他说了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上海开了一大堆的演讲会,每个人都来演说。他想象中的文明就是到处都在演说,就像今天各种各样的讲堂一样,这就是文明的体现。
那么,演说的意义究竟何在?由晚清整个的论述、写文章、说话的变化,可以窥见其现代化的过程,总结起来有两条路:一是像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新学之士所积极从事的输入新术语、新语法乃至新的文章体式,借以丰富汉语的表达能力;二是章太炎、蔡元培以及鲁迅、胡适等,他们的公众演说。演说的过程其实是锻炼一种新的表达方式,那就是有学问的白话。
我们以前是有白话的,只是早期白话是作为日常口语的,白话的学术内涵不够,诸如有章回小说、白话诗。晚清到民国年间,到五四运动,最大的变化是学问可以用白话来说,而其中的关键就是演说。再大的学问家走上讲台,也不能用文言来演讲,用文言演讲没人听得懂。章太炎是晚清最著名的古文大家,他的文章很难懂,但是他的演说很好懂。引材料可以用古文,讲话是不能用古文的,所以,演说这件事情是完成了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地让白话也有了学问,即让白话能够雅致,能够表达深邃的思想。可见,声音跟文字之间的对话,是很重要的问题。比起“文字的中国”,“声音的中国”更容易被忽略。我们引入随风飘逝的“演说”,不仅是为了关注晚清以降卓有成效的“口语启蒙”,更希望借此深入了解近现代中国的文章风气以及学术表达。
其实,声音随风飘逝,文字寿于金石。因此,对于一般人来说,更关注的是书籍,而不太考虑声音的问题。今天中国那么多人研究鲁迅,希望找到鲁迅的一段声音,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找到鲁迅的一段声音。诸位如果到过大英图书馆,进门的时候,可见有十几位著名作家在读自己的小说,将留下来的录音挂放在那里,由此,这些著名作家当年读自己小说的声音,就保留了下来。
今天所有的中国人看纪录片都记得,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用很浓重的湖南腔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如果用文字来表述这几个字,就不会达到这种力量。声音是另外一种跟文字不太一样的传播知识的途径、方法,能给人另一种审美感受。
我说的声音不仅仅是演说,还有很多值得关注的“声音”,比如:学堂乐歌、朗诵诗;演剧而不是剧本;无线广播里的戏曲;电影或电视等等。由此,将声音、文字和图像对照起来,我们就可以全方位、立体地理解文明的发展和传播。
网络时代的“压舱石”
在我看来,那些渊博、玄妙、迂阔的人文学、史学、宗教、理论艺术等等,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压舱石。行船的人都知道,出海必须有压舱石,否则是很容易翻船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保守性”起到的就是压舱石的作用,是对于各种突飞猛进的时尚与潮流的纠偏,以保证这艘人类文明的行船,不会因某个时代、某个潮流、某些英雄人物的“一时兴起”或“胡作非为”而彻底倾覆。
现实中,我们并不能保证时尚的正确,时尚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走了弯路。像我这个年纪的人们走过那么多的弯路,才走到今天。任何一个时候,倘若过分强调潮流、革新,都不是好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保守是前进中的另外一种力量。我们经常说,中国人很保守,其实中国的问题是不敢保守。一件好东西,比如唐朝的古董,要保留下来,无需让它与时俱进,因为每代人的趣味不一样,这时候的与时俱进会把很多真古董变成假古董,以至于面目全非。因此,有些知识没必要与时俱进,它必须要保持好、守护好,本真地留下来,让人类文明在左冲右撞、寻寻觅觅的过程中,保证其文明的航标。还有一些其他的,诸如新知识、新技术、新生活,需要不断地涌现,但是同时也要保持其对传统的记忆。
这些年尤其网络的力量越来越大,城市面貌、文化生产、生活方式、心理距离,乃至连说话,都日新月异了。年轻人为此自得其乐。我觉得这其中潜藏着某种危险。在网络文化中长大的年轻人与我们这些在印刷文化中长大的人,是不一样的。我的一个学生做《开心麻花》栏目,他很得意,并告诉我来看。我看了以后没有像他说的从头笑到尾的感觉。于是,我知道我落伍了,我跟他们不一样了,我也知道,我的文学观和他们不一样了。我承认这个差异,同时努力沟通,试图努力跨越两代人的鸿沟。时下,有的两代人甚至都没法说话了。这并不是一种好的状态,文明不应该有如此大的隔阂。
那么,印刷文化的一代与网络上长大的一代,差异到底有多大?这鸿沟能不能跨越?
第一,发散型的思维,人们已经很难集中在一点了。现在很多人不是在读书,而是在查书,检索是他们最大的能力。至于阅读上下文之间的关系,他们已经不太关注了。这一过程中,读书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即自我修养的功能已经没了。今天的一般的阅读,甚至博士论文的写作大多靠检索。书不是一行一行读下来的,而是检索出来的。表面上看,整理的资料很丰富,但是我一看,机器的味道很浓。因为,在一本书读完后,摘出两句话作为资料来援引,和检索后得到的,这完全是两回事。
读书被网络阅读取代以后,人们的阅读、思考、工作,注意力已经没办法集中到一点上了。很多人读书,一边听音乐、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今天的学生知识面比我们以前宽得多,几乎什么都知道,但是也什么都不知道。因为他们的知识以在网络上得到为主,其好处是很活跃,坏处是没办法集中精力在一段时间里面弄清楚和做好一件事情。
第二,表述的片段化。今天的微博对写作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误导和戕害。每天习惯写100多字的微博,养成了这个习惯是很难再改变了。能够写几句俏皮话,写不成一篇完整的文章。我们今天太多地在强调知识的广博,很少强调思维的深度。思考以前是时间维度的,现在是空间维度的。海南、桂林、南极、北极,每个人都能跳跃性地和你说一大堆,但谈得深一点的功夫,比如谈你的家乡、你的社区,就很缺乏。思考有广度,缺深度,这和我们阅读的习惯有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是“知道分子”,不是知识分子。即大家都在网上挂着,读的是同样的书,了解的是同样的信息,思考的都是同样的层面,由此影响到我们思考的深度。
第三,自主记忆力的衰退。全世界的人都一个样,把记忆力交给电脑了,把所有的知识交给数据库。我常常惊讶于自己会突然有记忆力的衰退。以前,我们总是想拼命地记住某些东西,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动力了——“没关系,我的电脑里有”,年轻人则是“我的手机里有”。有一天,我们的手机丢了,电脑丢了,很多东西就丢失了,或者全世界断电了,或者被外星人的病毒攻击了,整个人类就要倒退几百年。
我生活在过渡的时代,在书籍时代长大,又赶上了数字化时代,所以两边都能理解。可是,以后的几代人,他们完全在数字化时代生活,他们能理解书籍吗?他们能热爱书籍吗?他们在书籍的阅读中能得到美感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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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艳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0601/772135.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