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胡锦涛同志“七一”讲话的要点和亮点的体会

 

当前，学习贯彻胡锦涛同志“七一”重要讲话，是全党的一项重要任务，我感到胡总书记讲话有五大特点：一是高屋建瓴。站在建党90年的历史节点上，回顾了党做的“三件大事”，取得的三大成就和两大理论成果。二是成熟自信。总结了党领导人民创造的宝贵经验，字里行间都充满对未来的高度信心，感染力很强。三是心系人民。特别是那两句非常口语化的“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让人倍感亲切。四是直面问题。对党执政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的分析鞭辟入里，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五是求是务实。全面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深入阐释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要求，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工作思路都做了条分缕析地阐述。

因此，“七一”讲话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纲领性文件，也是我们党面向未来的政治宣言书。学习“七一”讲话，既是一次把握规律、把握未来的理论学习，也是一次坚定信仰、坚定方向的党性教育，必将进一步增进我们对党的感情认同、理论认同、政治认同。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就讲话中的要点和亮点谈9点学习体会，供同志们参考。

“三件大事”是我们党的执政资格所在

胡锦涛同志用三句话总结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170多年的历史。

总书记讲的第一句话是：“我们伟大的祖国经历了刻骨铭心的磨难”。

当时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侵略过中国。特别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洋务派花巨款从西方买来的现代海军，尽管技术装备远超过对手，却因清政府的腐败全军覆没。日本不仅获得列强在华一切特权，中国还被迫割台湾，并被狮子大开口地勒索了2亿3千5百万两白银的赔款，还必须三年付清。当时的日本内阁大臣井上馨承认，日本朝野谁都没想到，会有相当全日本三年半收入的银子滚滚而来，顿时都感到无比富裕。结果战胜国一夜暴富，打下发展资本主义、称霸亚洲的基础。甲午战败给中国人的刺激太大了。过去我国是被西方大国打败，现在竟被东方小国打败了，还败得那样惨，条约订的那样苛刻，真是奇耻大辱。甲午战败后，留日学生陈天华在《警世钟》一文中发出“要革命的，这时可以革了，过了这时就没有命了”的呼声。1905年他投海自尽，想用生命唤醒国人。可是，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戊戌变法，被淹没在菜市口“六君子”的血泊中，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胜利果实又被袁世凯窃取了。改良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都走不通。而马克思主义一传入中国，就表现出了巨大的生命力。1921年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国先进分子为救国救民顽强求索的产物。

 

总书记讲的第二句话是：“我们伟大的民族进行了感天动地的奋斗”。

1927年4月出版的由国民党右派分子办的《黄埔周刊》，对广州“四一五”反革命事变有这样一段记述:“十五日早，永汉马路、南关戏院附近各马路，共派分子逮解者，如百川汇海”。就是说，从每一条马路都押解出的被抓捕的共产党员之多，就像很多河流汇集到海洋里。而且，“均由军队押送，用草绳捆缚，被捕者或高唱国际歌，或高呼共产党万岁口号”。被抓的共产党员都集中到南关戏院，报道说“至南关戏院内，仍呼喊演说不缀，有时更杂以拍掌声……”这是一个反共的右派记者的叙述。如果不是有荷枪实弹的军队押送，有绳子捆绑，人们真会以为这是共产党组织的一次盛大集会，共产党员们这种慷慨赴死的情景，使人们的心灵不能不受到强烈震撼。

大革命失败后牺牲的陈觉烈士，临刑前在给妻子赵云霄的遗书中，深情回忆了他们在莫斯科学习时度过的短暂而幸福的时光。他说，作为共产党人我从不信有鬼，而今真希望有鬼，这样我们死后就能在鬼世界里夫妻相聚。其跃然纸上的眷恋之情，可令世间一切情话黯然失色。但他接着说：“云，谁无父母，谁无妻儿，谁无情人？但我们是为全中国劳苦大众的解放而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我们死而无憾！”这种对人民之情高于夫妻恋情和个人生命的抉择，就是一首感天动地的共产党人“正气歌”。

还有，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血也是流在一起的。为了斩草除根，反动派甚至使用“满门抄斩”这种最野蛮的杀戮手段。井冈山斗争的领导人之一何长工同志的全族人，就是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全部杀害的。当时有个只有三四岁的男孩抱着刽子手的腿央求：“叔叔别杀我了”，话音未落，孩子的头已滚出老远。“文革”后期我随家人去看望何老时，晚年的何老并未多谈及遇难的妻子和儿子，但讲到这个远房小侄时，他的眼中仍闪着泪光说，我当共产党，杀了我的老婆孩子也就罢了，为什么连这样一个几乎和我没什么关系，仅仅是姓何的几岁的孩子都不放过。几十年后，他还为无辜群众因自己而遇害感到歉疚心痛。

 

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桂系军阀的屠杀更达到疯狂程度。当时武汉地下党一个伪装为旅店的联络站被破获，敌人连佣工和房客一共抓走78人。军法官审讯后报给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一个呈批单，共产党员都要处死，佣工、房客也判了5年、8年不等的徒刑。谁知胡宗铎接过来看也不看，就拿红笔在名单上划了个大圈 ，批了“一律枪决、以免麻烦”八个大字。结果圈划大了，把法官的签名也圈了进去，所谓“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就指这个时期。据中共六大的不完全统计，仅1927年4月到1928年6月就有30万人被杀，其中共产党员两万六千人，其他都是靠近党的群众。

总书记讲的第三句话是：“我们伟大的人民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业”。

讲话提出，90年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做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建立了新中国，第二件是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三件是实行改革开放。这三件大事反映了党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也可以相应地概括为三句话，就是“党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党领导中华民族强起来，党领导人民群众富起来。”我们党办的这“三件大事”，实际上回答了社会上乃至国内外有人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凭什么长期执政？执政资格在哪里？

我们党的执政资格首先在于，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经过28年的牺牲奋斗，在付出了几百万烈士生命的代价后，建立了新中国。当然，打天下者不一定就永远坐天下。因此，还有更重要的第二点，就是我们党的执政能力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证明了的。我们党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用总书记的话说，党带领人民“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年经济总量由3600多亿元发展到2010年的近40万亿元，增长109倍，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长时间、高增长纪录。在世界各国经济总量排位中，中国从1978年的第十位跃升为2010年的第二位，中国人民的自豪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这一切，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不可想象的，这是我们党最根本的执政资格所在。 

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要改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建党85周年时，曾谈到过我们党办的“三件大事”，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三大成就”则是第一次提出。道路、理论体系过去谈得比较多，但明确提出“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却是第一次。

 

尽管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逐步建立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但其实现形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很好解决，也没有形成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例如人民代表大会是我们的根本政治制度，但怎样保证人民代表的代表性，使代表反映选民的呼声和意志，怎样真正履行宪法赋予代表的职责？有关的程序、实现形式等问题不解决好，就会影响根本政治制度的功能。但现在我们已经有底气和信心说，通过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已形成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了。而10年前甚至5年前，我们都不能说这句话。特别是经过抗震救灾和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已得到充分证明。一些同样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如希腊受制于西方的金融体系，至今还在危机中苦苦挣扎。一些同样发生了自然灾害的国家，如日本围绕该谁出钱的问题争论不休，使一些地方的重建工作迟迟不能展开。而一些中东北非国家，更身陷“贫困陷阱”、“人口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这三大陷阱难以自拔，动乱不止。雄辩的事实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符合国情，顺应时代潮流的。总书记用了“五个有利于”：一是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二是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三是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四是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五是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充分肯定，也是对那些以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名，把矛头指向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西方人士的明确回答。

当然，我们经济社会中还存在一些不符合发展要求的政治体制、机制问题，包括需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监督，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健全民主法制等，但解决这些问题都是为了进一步完善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要用什么其他制度来取代它。

理论创新每推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

总书记讲话中，有关理论问题的亮点很多。如“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思想上的统一是全党步调一致的重要保证”等，并把“坚持理论创新每推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作为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经验。要求党员干部做到“学以立德、学以增智、学以创业”，这是对建设学习型政党理论最充分、最系统的阐释。

 

首先说一下知识更新速度的急剧加快，对各个专门领域的党员干部已提出更高要求。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一个人参加工作后，凭着从学校学得的十几门课程还可以应付一阵子，现在就很难了。据专家分析，一个大学生四年学习的知识在他毕业那天已有50%老化，10年后则基本老化，而学历外学习获得的知识将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即使毕业于名牌重点大学，即使读到博士、博士后，如果放松工作后的学习，照样很快落伍。学历高低和知识水平已是两个不同概念，而知识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习的主动性和坚持性。

医学界有个“五年一周期”理念，就是一个医生要是中断行医5年后再重拾本行，会发现处方都不敢开，因为不知道这五年间已有多少种药品被淘汰，多少种新药和新的临床处理方法已经出现。

有西方学者统计，2000年人类知识的99.4% 是20世纪最后20年获得的，只有0.6%的知识是1980年以前的几千年间积累的。预计到2050年，人类现在所掌握的知识届时只占知识总量的1%。靠自身经验积累吃饭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终身学习的理念，包含要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生存，这就大大拓展了学习就是学文化、就是读书的传统认识。而实现科学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增强社会建设本领，加强和改善社会管理，都是新形势下党员干部面临的新课题。要做好工作，更要努力学习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因此，要搞好理论武装，最根本的是要端正学习目的，坚持 “学以立德、学以增智、学以创业”。如果你讲的话，下级不认同、群众不买帐，不是藐视你的职位和权威，而是因为你不具备让他们信服的品格、知识和能力。领导的无能，从最根本上源自无知。群众对领导干部在知识上的要求比一般人要高的多，当有的领导干部在讲话中暴露出常识破绽，被群众当作笑话流传时，损害的不仅是个人形象，还有人们对党组织的信赖感。这里有两句话特别重要，就是“领导干部的行为不端，越有‘精神’越可怕；领导无知识，越有权力越可怕。”

 

领导干部理论武装中存在的问题，看起来是认识问题，其实最重要的是事业心、责任心问题。一个领导干部如果千方百计要在自己负责的部门和地区开创新局面，就会感到面临的难题太多，要学的东西太多，感到知识和能力的不足。毛泽东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刘少奇说“一天不用功，赶不上毛泽东”。印证的就是两位伟人勤奋学习、奋斗不止的一生。因此，胡锦涛同志要求“全体党员、干部都要把学习作为一种精神追求”，并把“咬定青山不放松”，作为对干部学习的要求，充分说明了中央对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干部问题的高度重视。

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贯穿“七一”讲话的一条红线

在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中最大的亮点、最突出的要点就是通篇都贯穿着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这个“魂”。

在指导思想上，提出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干事创业上，提出要拜人民为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在发展民主政治上，提出要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选拔干部上，提出要选拔任用那些群众公认的干部，为一切忠于人民、扎根人民、奉献人民的人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宽广舞台；在社会建设上，提出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作风建设上，提出要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在工作重心上，提出要使基层党组织成为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坚强战斗堡垒；在反腐倡廉上，提出人民赋予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决不能把权力变成牟取个人或少数人私利的工具；在总结时，提出我们党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依靠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强调“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党的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对我们党的价值取向的最全面、最充分阐发，表现了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这种阐发在今天尤其重要。随着经济社会转型，现在党内的差异已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党内既有雇员党员、也有老板党员；既有一部分生活很困难的党员，也有一部分非常富裕的党员，甚至亿万富翁中也有三分之一是党员。这导致同一项改革措施出台，就会存在受益的党员和利益相对受损的党员。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来自党内的阻力，很多还属于“左”和“右”，是围绕改革是与非的观念之争，那么新阶段改革面临的阻力，更多的已不是是非之争而是利益之争。有些干部对符合自己利益的政策，就积极推行，对不符合自身或小团体利益的政策措施，就消极对待甚至阳奉阴违。这种利益的分化和冲突也反映到领导层中，使改革复杂性大大增加。因此，每个党员都要认识到，入党和当政协委员不同。在政协你可代表自己所在的阶层讲话，但在党内绝不能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表，只能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想问题、做工作。

当前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最重要的就是要带领人民为实现“十二五”规划而奋斗。在“十二五”规划中，科学发展是主题，转变发展方式是主线，关注和改善民生是重点。而人民群众一旦读懂了“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包含的全部信息，就会转化为干事创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巨大热情，这是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的最大意义所在。

 

“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核心是服务群众、依靠群众。当前从中央到地方的民生投入，用的是纳税人的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各级党和政府在为群众办实事上，不能有居高临下的“恩赐”思想，更不能以“办实事”为名，搞脱离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不规范操作。大家都知道，不规范必然滋生腐败。而且要做到“大家的事大家办”，必须坚持“大家的事大家议”，才能兼顾最多人的利益，让有限资源发挥最大效用，实现民生工程惠民、利民的初衷。一些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劳民伤财的形式主义，耗资巨大的形象工程，多是少数几个人甚至个人“说了算”的产物。

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面对群众时，要改变居高临下的强势心理，不是党委和政府决定的事都不能改。发现原来想法脱离实际的，要学会妥协让步；发现过去做错的，要勇于改过道歉。只有这样，才能取得群众谅解，重新获得工作主动权。有人看到个别干部“祸从口出”，得出要“谨言慎行”的教训，这没有错，公职人员要适当约束自己的言行，但治本之策还是要从思想上弄清权力授受关系，真正树立公仆意识。那些说话“走火”的干部，无不和骨子里就没摆正自己和群众、和舆论监督的位置分不开。而推进党务、政务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也是信息社会和网络时代的要求和必然。

打破传统用人观，广纳贤才、以德领才

我们党要在本世纪上半叶团结带领人民完成两个宏伟目标，人才极其关键。总书记过去也曾多次谈人才问题，但这次更系统、更深刻。把人才提高到战略资源高度来强调，说明了党中央“求才若渴”的心情。总书记强调，要用更宽的视野、更高的境界、更大的气魄，广开进贤之路，将各方面优秀人才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充实到我们党的队伍中来。

我们有8000多万党员，应该说藏龙卧虎，人才众多，但某些观念和体制障碍，限制了我们发现和使用人才。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过于强调年龄、学历、资历等外在条件的传统用人观，如果完全以此划线决定干部进退，会大大限制我们选人用人的范围，造成极大的人才浪费，也是产生新的社会不公平及价值观扭曲的重要根源。而现代用人观则强调“成就取向”，即主要取决干部的业绩、能力，这不仅可以调动更多人的潜能，也适合现代社会的多元化性质。坚持“成就取向”，才能保障想干事的人有机会、能干事的人有舞台、干成事的人有地位，营造公平竞争、积极向上的良好用人氛围。

 

要广开进贤之路，还要打破领导眼界限制。用人容易首先想到身边熟悉的人，领导也不例外。身边的优秀人才当然要用，特别经过多年言传身教、耳提面命，对他们的优缺点和成长过程比较了解，用起来心里有底，也是重要原因。但领导者能直接接触的人毕竟有限，作为下属也会努力在领导面前留下好印象，而隐藏另一面，如果选拔时还掺有作为酬报的感情因素，用人失当的几率就很大。真正优秀的干部未必是总在领导眼前晃的干部，更多的是那些深入实践，深入群众，不计名利，埋头苦干的干部。领导未必都看得到他们，但群众一定看得到。其实谁人品好，谁好作秀，干部群众心里明镜一般。解决办法就是领导者不能个人选人，必须强调组织选人，用好的体制和机制来选人，依靠群众公认的原则来选人。

总书记提出，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特别是第一次提出要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总书记这番话，在网友中获得极其热烈的反响，反映了人们对这一用人导向的高度肯定。

我理解总书记所说的德，第一是政治品德，是模范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服务人民。第二是勤政廉政、克己奉公。第三是为人正派，不搞吹吹拍拍、拉拉扯扯。第四是遵守社会主义道德。必须承认，德是人才的方向，品德好的干部，才能做到执政为民，才有好的群众形象，才能团结带领群众干事创业。

大量事实也证明，我们近年来揭露和惩处的一些巨贪，多数在工作上都是精明强干甚至颇有建树的。他们的大胆、魄力既体现在工作上，也表现在贪污受贿上。因此，重才轻德的结果，往往既害国家和人民，也害了干部本人。

总书记特别强调“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也非常重要，如果有人凭借“长袖善舞”，善于跑官要官、善于制造虚假“政绩”，而不断得到信任和提拔，不仅会使正派的干部产生受挫感，还会使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乃至一个重要领导职位的尊严，都严重受损，甚至导致离心离德。如果我们选用的领导干部越来越缺乏人格魅力，推动工作的手段越来越只剩下权力，“最大危险”也就为之不远了。

“以德为先”还体现在注重培养选拔那些善待群众、善待下属、“情商”高的干部上。现在我国有四大社会矛盾，即贫富矛盾、城乡矛盾、劳资矛盾、干群矛盾，其中干群矛盾是起主导作用的，很多社会矛盾激化都和干部处理不当有关。特别在改革攻坚阶段，决策要避免单纯的利益导向，提高基层干部在经济手段之外解决社会矛盾、化解社会情绪的能力，要发挥我们共产党作思想工作的优势，有时一句暖心窝的话就能化解一串问题。所谓“情商”就是要善于理解他人，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这样才能减少改革的阻力，凝聚人心。

 

最后，还要牢固树立人人皆可成才的观念，敢为事业用人才。这里，首先要打破“求全”观念。组织部门考察干部时，往往发现优点突出的人，缺点可能也突出；胆小的打不开局面，胆大的又容易失控；敢于改革创新的，投满意票的人未必多；而群众关系好、人们几乎谈不出什么缺点的人，唯一缺点就是“没干什么事”。在组织部门抉择时，求稳思想往往占了上风，这样当改革开放大潮来临时，就会面临乏人可用的尴尬局面。古人说“用人之道”在于：“用其所长，容其所短，天下无不可用之人；用其所短，不用其长，则天下无可用之人。”因此，我们要善于用人之长，让各类人才都拥有广阔的创业平台、发展空间，特别是要抓紧培养造就青年英才，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总书记在讲话中，不仅谈党的历史功绩，也谈到党犯过错误。作为一个有90年历史的党，犯错误是在所难免的， 而我们党之所以伟大，一个重要之处就是能够从错误中学习，自己认识错误、纠正错误，保持党的先进性。讲话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总结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两句话是有非常深厚的历史内涵的。

从全国解放到党的八大，是我国民主实践获得健康发展的时期。由于对国民党专制独裁导致的人心丧尽、众叛亲离的情景还记忆犹新，广泛团结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共建新中国，在党内取得广泛共识，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民主政治新局面，很多建国大计都是民主党派提出的。例如，中央原来打算把国名确定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是张治中将军提出“共和”就包括“民主”的意思，可以把“民主”两个字去掉，毛主席欣然接受。当时56个中央政府委员中，民主人士占27个，其中很多人担任要职。宋庆龄当时感慨地说:“这是历史的跃进”。

 

可是，此后三年的经济恢复和四年的三大改造进展意想不到的顺利，使得党和国家领导人认为，搞经济建设并不比打仗难，有些领导干部听不得批评的骄傲自满情绪也有所增长。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央原准备把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数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北京点名不超过400人，全国点名不超过4000人。可运动一起来就难以控制了，三个月就划了6万多人，而到半年后运动结束时，全国已划右派分子55万多人。其中有不少是爱国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以及政治上热情而不很成熟的20多岁的青年学生，他们只是在整风中给本单位党委或主要党员领导干部提意见时，讲了一些过激、过头的话，就被划为右派。这种“反对我就是反党”的做法，开了扼杀社会民主风气的恶劣先例，同时党内民主也日渐缺失。1958年的大跃进，为什么放了那么多“卫星”？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头脑热昏了的人才说得出来的胡话，可公开登在党报上却没有人提出疑问。因为年初以来不断批评“反冒进”，周总理都做了检查，谁还敢讲话？而到处都放卫星、层层浮夸的结果，使中央也受到误导。以致毛主席也提出，要研究一下粮食多得吃不了怎么办的问题，可接着就是连续三年的大饥荒。

应该说，在党内民主的发展史上，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个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当时粮食全面告急，直接管粮食的李先念副总理见到一个省委书记就抱拳作揖，“求求大家救救京、津、沪”。可每个省都叫苦不迭，因为各地也都非常困难。为了使江西同意外调3亿斤粮食，周总理在餐桌上连喝了江西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处书记刘俊秀所敬的三杯酒，讲好了一杯酒一亿斤粮食。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向毛主席建议说，粮食问题光找省委书记还不够，因为省委书记也要依靠管农业的地委书记做工作，建议把全国地委书记都找到北京来，中央直接和他们谈粮食问题的严峻形势和调粮的重要性。毛主席听后想了想，说地委书记也要靠县委书记做工作呀，干脆把县委书记也都找来，前一段很多人挨了批，气不顺，开个“出气会”。大家气顺了，思想通了，问题就好解决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七千人大会是被粮食问题逼出来的。在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作报告，分析了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最有名的就是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主席也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强调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这可以说是建国以来党内民主发扬的比较充分的一次大会。有老同志回忆说，当时吃饭10人一桌，大锅菜，坐满才开饭，坐不满不行，饭票丢了也不行，即使是中央领导人去小组开会，也和大家一样凭饭票吃饭。那时每次吃完饭，不论主食还是副食，桌上都是光光的，一点都不剩，这样一个中央召开的全国性会议都是如此，充分说明粮食形势的严峻。可大会通过发扬民主，纠正了很多“左”的错误，特别是采取了一系列受农民欢迎的政策，促进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落实，全党上下团结一心，共克时艰，经济好转的速度也出人意料。

可才过了3年，到1965年北京已经出现收购的鸡蛋太多冷库放不下, 分配任务给副食店售货员，让他们上街叫卖煮鸡蛋，以及西红柿堆成山、两角钱可以买一堆的景象。但不幸的是，民主空气也随着经济好转而消失了。几个月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发表，有位省委书记看了，预感到党内要出非常事态，痛切地说：“刚吃了几天饱饭，又要折腾吗？”但1966年夏，已是到处点火、全国大乱的形势。

 

而党内民主再次得到发展时，就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当时也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

由此可以获得两点启示：一是当我们的事业发展顺利时，容易出现忽视民主，甚至滋长一言堂倾向。而当遇到较多困难，需要依靠干部群众共度难关，民主就能得到较大的推动。二是民主还缺乏刚性的制度和机制保证。主要领导人民主作风好时，民主就得到发展，主要领导人破坏民主时，党却没有力量及时纠正。而今在我们的事业如日中天，党和国家领导人获得国内外广泛赞誉时，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再次强调要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并使之制度化。在党内，必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健全民主集中制，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对党外，要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使人民实现内容广泛的当家作主。

迎接四大考验、警惕四大风险

中国的人口庞大，发展高度不平衡，内忧外患又特别多，每件事放在中国都特别难办，实现民族振兴这副担子，只能历史地落到我们党的肩上。因此，有同志说总书记的“七一”讲话，可用两句话概括：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今后继续办好中国的事，关键还在党。

党怎样完成好自己的历史使命？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四个始终保持”：始终保持党开拓前进的精神动力，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保持党的蓬勃活力，始终保持党的肌体健康。这是对我们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途径的高度概括。

强烈的忧患意识也是总书记讲话的一个突出亮点。他谈到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即：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四大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其中“精神懈怠的危险”是第一次提出。

什么是精神懈怠？就是工作上松松垮垮、精神状态浑浑噩噩。为什么有些地方和部门的工作长期打不开局面，为什么党的一些重要方针政策在有的地方就是落实不下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干部的精神状态、班子的精神状态不行。今年是换届年，有人感到自己在换届中升迁无望就态度消极，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的遇到棘手问题，能推就推，能躲就躲。还有些管理部门，有利可图的事争先恐后抓，无利可图的事就成为“管理真空”，群众对此极为不满。这些“行政不作为”的背后，其实反映了一些干部缺乏事业心甚至职业道德。

 

总书记为什么把这个危险摆在第一位？因为它看起来不像其他危险那样容易产生严重后果，不容易引起重视。但正因为如此，更有一定普遍性，几乎哪个单位都能看到这种人。但如果一个单位长期风气不正，“干多不如干少的，干的不如看的”，就会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当前我们一些地方党政机关，正把 “治懒”、“治庸”作为作风建设的重要任务，是有很强现实针对性的。当然，要解决精神懈怠的问题，不仅要抓勤政廉政的作风建设，抓以健全责任制为中心的制度建设，还要在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上多动脑筋，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来振奋整个机关的精神状态。

在四大危险中，脱离群众是最大危险。因为它破坏的是我们的最大政治优势，是我们党的立身之本。我们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最大不同是，我们的群众基础是靠几十年的革命战争打出来的。在革命年代，我们的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因为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掩护，几乎一天也生存不下去。很多老一代革命家都对人民群众怀有很深的感情。大家都熟悉邓小平的“不管白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名言，小平同志是什么时候讲得这段话呢？就是前面讲到的三年困难期间。面对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状况，他心急如焚，说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能生产出粮食来，不让我们的农民被饿死就行，这是冒着很大政治风险提出的。他两次被打倒，第三次复出后还是选择要为人民做事，而不是做官。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去东北视察，面对群众生活非常困难的情况，他一路上看多讲少，最后对辽宁省委负责人说了七个字：“我们对不起人民。”这七个字可以说字字千钧，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做出这样沉痛的自省和自责，是前所未有的。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也许就是这时下了最后的决心。

现在我们建党已90年了，国际上一般把25年作为一代人。算上创立党的一代，我们现在的中高级领导骨干，大多数属于党的第四代。与第一代、第二代共产党人相比，他们在知识结构、世界眼光、开拓精神上无疑具有很大的优势，称得上“长江后浪推前浪”。但也有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和群众的感情联系不如老一代。

全国解放前夕，毛主席在西柏坡是住在农民家里，而现在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下基层和老百姓实行“三同”，情况就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位领导同志讲，要求干部与农民“同劳动”，咬咬牙还可以做到；“同吃”就有些勉强，嫌老百姓家里的饭菜“不卫生”；“同住”如果是在贫困户家里，没有带抽水马桶的卫生间，要跑到院外的茅坑上厕所，就更住不下去了。包括不少从农村考上大学的公务员，也不能说就了解农民。因为很多人从中学就住校，父母更是望子成龙，从小也没有让他们干过什么农活。出来几十年，官当大了，残存的农村生活记忆也忘得差不多了。

 

有的领导干部随着职务的升迁，在感情上也与群众越来越远，甚至对群众的诉求采取非理性手段, 造成矛盾激化。更有个别领导干部，在所谓“官场潜规则”浸染下，变成除了关心个人利害，对任何人都没有感情的人。对群众没感情，是因为群众不能决定他升迁；对同事没感情，是因为同事可能成为竞争对手；就是对于自己千方百计进行感情投资的主要领导，也不会有真感情，他们常说的“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就是内心的真实独白。他们认为，“眼睛向上才能上去，眼睛向下只能下来”，“领导喜欢的会进入领导层，群众喜欢的会留在群众中”。因此只怕上级批评，不怕群众反对，以作秀来代替做事，势必凉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心。

因此，胡锦涛同志提出，各级党政机关和干部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经常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做到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要把基层一线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基础阵地，引导干部在同群众朝夕相处中增进对群众的思想感情、增强服务群众本领。

在四大危险中，影响党群关系最大的还是腐败。应该说，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从提出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到加强预防腐败的制度建设，增强制度执行力，推进政务公开和党务公开，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采取防止利益冲突的措施等，我们的反腐败工作层层递进，已取得显著成效。虽然由于经济规模扩大，腐败个案的案值也有所上升，但案件总量呈下降趋势。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党风政风还没有根本好转的形势下，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有人说：“为领导办十件好事，不如和领导一起干一件坏事”。一起干坏事就成了自己人，不用再担心被排挤出局。而不肯同流合污的干部，势必被视为异类而遭到排斥。所以，“潜规则”也是一种政治上的传染病甚至瘟疫，可以造成“染缸里倒不出白布”的局部小环境。为什么很多腐败案件都是一揪一串，甚至一揪一片？就和“潜规则”的泛滥有关。为什么中国城乡都出现了毛泽东热？人们对毛泽东的怀念，其实就是对社会公正的怀念，对干部廉洁的怀念。

而从另一方面看，现在我们建国也60多年了，亲身感受过革命战争年代党和人民群众血肉关系、亲眼目睹过新旧社会两重天的，都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而今天中国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这种对比的经历。他们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而不是通过历史课本来认识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干部。要说对比，他们更会用自己身边那些党员领导干部的言和行来进行对比，看谁说的是真话，谁说的是假话；哪些是真做，哪些是做样子。同经历过旧社会苦难的前辈们相比，他们的感恩思想更少，而民主、平等、维护自身权益的诉求更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接触的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所作所为，会直接影响他们对我们党和我们这个社会制度的看法。因此，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掌握重要公权力的领导干部如何用权，能否抵制住各种诱惑，不坠入各种陷阱，不仅关系我们个人能否坚守公职人员的道德底线，也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稳固。因此，胡锦涛总书记说，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

改革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在推进改革开放中如何走好“中国道路”？胡锦涛提出了“四个坚定不移”：坚定不移走科学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定不移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核心则是两个“不动摇”：继续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胡锦涛同志说，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我们党最重要的一条经验。

 

而在我们解放思想、实行改革开放的同时，世界上另一个最大的共产党苏共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却因为僵化保守而陷入停滞，并在上世纪90年代初走向崩溃。苏共亡党后，人们常谈到的是：苏联建国时的经济基础比中国要好得多。1913年，俄国的工业水平已位居欧洲第四、世界第五。而“二战”结束时，中国还是第三世界的穷国，全国解放时，我国人均钢产量只有五两八钱。作为列宁的故乡，苏联搞社会主义也比中共早很多年，到1970年全世界每4名科学工作者中，就有1名在苏联。苏共既不缺懂马克思主义的专家，也不缺懂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专家，我们搞社会主义时遇到的各种问题，也应是在苏联首先遇到。为什么中共能通过改革开放，创造历史的新辉煌，而人才济济的苏共却没能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而走向败亡呢？

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比较，就会对我们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产生更深刻地认同。

其实就在我们建党时，列宁已开始了改革尝试。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后，怎么搞社会主义？谁都不清楚。只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西方发达国家时，曾提出社会主义要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用直接劳动取代商品交换，俄共便想从军事共产主义直接朝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过渡。由于付给农民的工业品还不到粮食价值的1/4，引起强烈不满，结果1921年春发生了穿着军装的农民——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叛乱。我们都知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是指“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轰冬宫那一炮。但很多人不知道，3年后“阿芙乐尔”号又开炮了，不过这次是把炮口对准红军。曾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支柱的水兵起来暴动，使列宁受到极大震动，他通过反思提出了“新经济政策”。

 

这一政策的核心是用粮食税取代余粮征集制，“交够国家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恢复农贸市场，允许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允许私人和外国资本租赁承包中小国有企业，允许雇工经营等。几乎就是60年后我国城乡改革的预演，连很多细节都非常相似。由于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改革取得很大成功。列宁去世后斯大林便认为，不用再“向资本主义退却”了。尽管列宁曾强调新经济政策至少坚持25年，但列宁死后不到5年，斯大林就予以废除，回到国有化和全盘集体化道路上来，结果农民杀掉了三分之二以上的马和牛，直接导致20世纪30年代的大饥荒。

“二战”结束后，从欧洲回来的见过世面的红军战士，发出强烈的改革呼声。主管农业的政治局委员提出要克服平均主义，并在一些地区试行“包产到组”。负责计划工作的政治局委员，也主张利用市场机制，承认商品和价值规律作用。但斯大林认为，卫国战争胜利已证明自己一贯正确，这些都是向资本主义倒退，两名政治局委员一被撤职一被处决。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尽管也遭遇种种曲折和非议，但我们党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终于做到了使改革进程不可逆转。 

赫鲁晓夫执政11年，可以说是改革的11年，年年出台新举措，岁岁有新招术，但主观成分非常大。最让人诟病的，就是他贸然地把各级党组织分为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拖拉机站归农业党委管，但农机修配厂却归工业党委管，造成很大的混乱。而我们党始终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广泛听取干部群众意见，改革发展稳定并重，终于取得巨大成功。

我国改革开放的高潮，正值勃列日涅夫晚期，他不愿再冒任何变动风险。他对别人谈到当时的总理柯西金的经济改革时说:“看他想出什么来了，改革，改革，谁需要这个改革?而且，谁懂得改革? 现在需要的是更好地工作，这就是全部问题之所在。”特别是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石油天然气价格暴涨，对储量丰富又是主要出口国的苏联来说，如同“天上掉下林妹妹”，更助长了不思进取的心态。反正不差钱，缺什么就去国际市场买。当时正值世界新技术革命兴起，苏共也囿于传统意识形态，不愿“跟着西方跑”。在巨额石油收入下，经济体制、机制问题都被掩盖了，和西方的差距进一步拉开了。

 

还有，我们党积极推进干部任用制度的改革，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形成干部选拔任用科学机制。而苏共在干部选拔权力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下，必然出现很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两面人”，使看人“走眼”成为苏共领导共同的致命伤。斯大林从没有认为赫鲁晓夫多能干，最欣赏他农民式的憨厚及对自己无保留的热爱，赫鲁晓夫曾创造在20分钟发言中歌颂斯大林32次的纪录。但斯大林做梦都不会想到，死后把他拉出红场墓地的就是赫鲁晓夫。而1964年4月27日，苏共中央隆重庆祝赫鲁晓夫70岁寿辰时，勃列日涅夫宣读了由所有苏共领导人集体签名的贺信，称赫鲁晓夫才度过自己一生的一半岁月，说他起码还能再活70年，也会“活得这么光辉，这么富有成果”。可到10月14日，他就被这些致贺信的人宣布因健康原因辞职，相隔还不到半年。赫鲁晓夫下台前的最后申辩中含着泪说：“同志们，你们说了我这么多问题，可当初会上讨论时，你们谁也没有反对、谁也没有给我指出过呀？”在缺乏党内民主的情况下，谁又会在会上和第一书记争长短是非呢？

导致赫鲁晓夫垮台的最重要因素，是他提出的领导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得罪了党内既得利益阶层，因此勃列日涅夫一上台就废除了这些措施。到20世纪80年代初，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弊端已表现到极致。两年四个月中，就有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三位年迈的最高领导人病死在岗位上，党员群众不止被刺疼了心，也对苏联的未来丧失信心。也就是这时，中国的邓小平带头从领导岗位退下来。正如胡锦涛在讲话中所说:“我们废除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确保了国家政权机关和领导人员有序更替。”

还有，在邓小平宣布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勃列日涅夫却宣布苏联已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初级阶段的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消费品市场极大丰富，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成为被短缺经济长期困扰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唯一例外。而“发达社会主义”的苏联把绝大部分资源用于和美国争霸，一方面把卫星、飞船送上了天，一方面消费品供应紧张、质量低劣。那时由于苏联产的电视机经常爆炸，苏联老百姓相互调侃，你要恨谁就送他一台电视机。苏共执政74年，人们也排了74年的购买日常生活必用品的队，全国每年用于排队购买食品等生活用品的时间，相当于1500万劳动者的全年工时。人民对苏共的信任，就在这种令人难捱的漫长等待中流失了，耗尽了。对于苏共有关理想信念的宣传，也从冷淡变为嘲讽。有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有个苏联人家中总是被偷，很郁闷的问邻居：“什么时候我们家的东西才能不被偷？”邻居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不会被偷了。”“为什么？”“因为在社会主义阶段就被偷光了。”联系当时苏联权贵阶层大肆侵占国有财产，其政治寓意是很明显的。

 

最后，思想解放推动了理论创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关注和改善民生，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越来越深刻。而苏共领导人却死搬马克思主义教条，陷在一片空话、套话、官话、大话中。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到巴库参加颁奖大会，工作人员忙中出错，递给了他另一个会的讲话稿，由于全是差不多的空话、套话，他也没走脑子，念了很长一段，还是秘书先发现错了，忙上来换讲稿。为摆脱尴尬，他笑着对听众说：“同志们，这可不怪我啊。”听众也报以友善的笑声。这不奇怪，因为勃列日涅夫所有的讲话、报告甚至简单致词，都要别人准备讲稿，为不出纰漏，从不脱稿讲话。以至后来广泛流行一个笑话，说勃列日涅夫去机场迎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他照着稿子念：“亲爱的和尊敬的英迪拉·甘地夫人！”这是印度女总理的名字，助手忙提醒来的是撒切尔夫人，他不理，又口齿不清地念了一遍。助手急了，要纠正他，他生气了，说：“我也知道这是撒切尔夫人，但这里写的明明是英迪拉·甘地夫人！”

纵观中苏两党历史，可以发现，苏共多次面临改革机遇，都因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缺失、思想僵化保守而失之交臂。而我们党抓住历史机遇，终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尽管我们面前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困难。但按总书记的话说，只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就一定能够不断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不断开辟通往成功的道路。”

青年是党的未来和希望

 

胡锦涛同志的“七一”讲话还有个突出特点，就是两次用很大的篇幅谈到青年。第一次是在讲人才问题时谈到，源源不断培养造就大批优秀年轻干部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继往开来、薪火相传的根本大计。第二次是在报告的结束时谈到：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党对青年寄予厚望，人民对青年也寄予厚望。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和我们党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同盟会1905和1906年入会的会员中，三分之二以上是20多岁的青年人，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密信谈到当时湖南爱国学子的情况时说：“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沈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阶，声名未显著，而其数不可计算。”而五四爱国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以爱国青年学生为先导的一场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真正的伟大群众运动。当时被称为青年导师的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中，对新青年提出了“独立、进步、进取、开放、务实、科学”六条标准。

41岁的陈独秀要求别人做新青年，自己也身体力行，而不是坐而论道。五四期间，他和李大钊一起起草了反对北洋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并印成传单。6月11日晚上，自己竟西装革履怀揣传单，独自跑到南城新世界游乐场的屋顶花园，朝在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抛洒，结果“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竟被埋伏的暗探抓了个“现行”。大家看到大名鼎鼎的北大文科长、学界泰斗陈独秀在“赤膊上阵”撒传单，可能会大跌眼镜。但消息传出举国哗然，也大大提高了他在青年中的威望。

总书记还引用了李大钊的话：“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人类。”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数都是从青年时代就满腔热血参加了党，决心为党和人民奋斗终身。毛泽东出席一大时只有28岁，党的第二代领导人瞿秋白主持“八七”紧急会议时也是28岁。

同样，从大革命到抗日救亡，从反饥饿、反内战到迎接解放，到处都有青年的身影。1948年北大学生总数约3000人，而地下党员有400人，民青、民联成员有300多人，党组织完全控制了北大局势。燕京大学学生总数800人，党员数更达140人，先进青年组织成员也近200人，党的有组织的力量在全体学生中达到1/4，甚至1/3。也就是说，在当时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党员在学生中的数量，也与现在的比例相差不是很远。因此，正如总书记所说，我们党的队伍里始终活跃着怀抱崇高理想、充满奋斗激情的青年人，这是我们党历经90年风雨而依然保持蓬勃生机的一个重要保证。

 

因此，这也说明两个问题，第一，青年是我们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干部队伍的主体。我们要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倾听青年心声，帮助和鼓励青年成长。第二，年轻同志要认识到自己的优势和责任。有人说，年轻就是希望，年轻就是机会，年轻就是资本，年轻就是财富。如果说，老年人的辉煌在他身后，那么年轻人的辉煌则在前面，从某种意义上讲，最美好的理想是专属青年人的。当然，年轻也有年轻的弱点，就是对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认识不深，对本身的能力和条件缺乏了解。但年轻人来日方长，比中老年人有更多选择的余地，更多发展的空间。即使犯了错误，遭遇失败，也有更多地改正错误的时间和机会。因此，青年同志要自觉地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到最艰苦的环境和工作中磨练自己能力，砥砺品质，才能在完成总书记提出的新世纪的两个宏伟目标的进军中尽展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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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航舟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1/0801/77213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