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政府战略管理

 

2012年党的十八大和2013年的全国“两会”，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新的时期，有一些新观念、新思想、新举措，诸如提出了反腐败新举措、转变工作作风，以及“中国梦”等。那么，未来5-10年，乃至30年中国究竟应该如何走？对此，我想从社会转型与政府战略管理层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认识中国现实的两个关键词：“转型”与“战略”

我们要认识中国现实，要书写未来中国这篇大文章，必须要记住和认清“转型”与“战略”这两个关键词。

（一） 中国进入转型期社会

“转型”意味着风险社会来临。我国风险社会的特征已经非常明显了，包括对中国未来改革预期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强。未来5-10年中国改革举步维艰，政府责任在加大，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我国进入转型社会，主要有四大标志，或者说挑战。

之一：政府威信在不断下降。政府作为社会的治理中心，它的公信力在下降，这就必然造成治理能力和成效的下降。由此，我国未来的改革、发展、社会稳定等，都面临着非常严峻的考验，需要花更大的力气。

 之二：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现象比较突出。一些部门、组织、公共机构，以部门利益为重，甚至以个人利益为重，置国家、民族、人民和集体利益于不顾的现象时有发生。诸如：一段时间以来出现的食品安全事故、拆迁事故、征地事故、危房安全事故等等。一旦组织不负责任，整个社会治理的难度就会加大。所以，要抓责任机制。

之三：理论的不在状态和现实的不在场。一个没有理论的民族是一个非常悲哀的民族；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国外的思想家是出思想的，比如康德、黑格尔、马克斯·韦伯，等等。现在我们研究问题，好多部门的领导人，包括一些专家学者，基本上是环顾左右而言他。社会主义又到了一个需要理论创新的时候，但是我们的学术界基本上是解释派。在很多学者的研究实验里，把中国的现实系统排除在理论思维之外。不能是全国只有一个人在说真理性的话，其他人只是对真理性的话做注释。不能一个人说：“我们走这条道路吧！”于是大家就都跟着走了。如果走错了，怎么办？“文革十年”就是教训。这些问题的产生都与我们的理论不在状态和现实的不在场有关。

之四：主体意识的崛起。我们进入一个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中国社会过去的一致性正在向多样性转化，特别是微博出现以后，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见解。过去在传统社会中，我们基本只能听到一种声音，即官方的声音。现在不是了，整个世界各个国家各种各样意识形态的声音，我们都可以听得到，甚至我们每个人只要想发声，别人也都可以听得到。80后、90后这代人的主体意识要比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强得多。现在我们觉得我们的孩子不好管了，为什么？就是观念冲突很厉害。

 

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强大，是人类历史进步的一个表征。可是，有很多人对此没有想清楚，包括一些领导干部，认为出现不一致，会把社会搞乱了。古语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同”就是一致，“和”就是和谐。我们说和谐，就是承认多样性；只有多样性，才能出现和谐。主体意识的强大，总体来说是好事，但是同时也把我们带入了风险社会，加大了社会治理难度。

现在中国进入转型社会，主要有这四个标志，每一个都不得了，都是要做的大工程。这要求我们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深入研究下一步的改革路径。十八大和今年“两会”的一些主要观点，都试图在理论上解决这些问题。如，从1982年至今，我国已经进行了七次政府机构改革，只有这次把职能转变放在了标题里面，即提出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这次政府机构改革的重中之重，就是要解决我们长期以来老喊转变职能却转变不了的问题。事实上，职能转变不是政府机构之间简单地叠加、分类、调整、削减，而是要重点解决机构内部三个机制的建立问题，即绩效机制、责任机制、奖惩机制的建立，从而使得政府机构内部的运行机制符合我国社会现实的需要，符合我国已经进入风险社会这一状况。

（二）战略思考的意义

第一，一个有战略眼光和胸怀的民族才是一个有前途、有希望的民族。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国家、一个团体、乃至个人，什么都可以出错，但战略不能出错；什么都可以失败，但战略不能失败。战略失败是最彻底的失败，像“文革”的发动就是战略性错误，对中国的损害难以估量。

 苏共一个政治局委员2008年出了一本书，叫做《苏共失败的教训》，明确提出苏共是战略性的失败。长期以来，苏共社会主义价值和社会主义制度处于两张皮的状态。老百姓一开始相信你、跟着你，因为你带着他们闹革命，反剥削，要公平。可是，之后作为公仆的你，住好房、坐好车，而做主人的老百姓生活得却比你差很远。久而久之，苏共失去了老百姓的信任，导致了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局面，当苏共拥有20万党员的时候，夺取了政权；200万党员的时候，打败了希特勒；2000万党员的时候，一个晚上就垮台。

因此，共产党执政的合理性，应该是其价值理念与制度实践得到人民的认同和拥护。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

第二，战略事关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很多人认为，战略是国家领导人的事，离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很远。事实上，战略决策决定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乃至每个人的前途。

说到这里，我想讲一则童话故事。一天，老鼠看到主人在仓房里放着老鼠夹子，心里很害怕，于是，老鼠先找到了老母鸡（代表贫民），告诉老母鸡要小心，主人在仓房里面放了老鼠夹子。老母鸡说，这不关我的事，祝你好运。老鼠很失望，又找到了大肥猪（代表有钱人），说你要小心，主人在仓房里面放了老鼠夹子。大肥猪说，这不关我的事，祝你好运。于是，老鼠又找到了大黄牛（代表有权人），说你要小心，主人在仓房里面放了一个老鼠夹子。大黄牛就说，我没有听说过老鼠夹子会夹死大黄牛，这不关我的事，祝你好运。失望的老鼠晚上独自躲在窝里面，不敢出来。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女主人听见仓房里面有响动，以为老鼠夹子夹住了老鼠，事实上，老鼠夹子夹住的是一条蛇的尾巴。由于天刚蒙蒙亮，仓房很暗，女主人没有看清，结果被蛇咬了。男主人立即把女主人送到了医院，出院的时候，医生叮嘱男主人，女主人虽然出院了，但是身体还很虚弱，回家以后一定要给她增加些营养。结果，男主人回家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老母鸡宰了，给女主人炖汤喝。另外，男主人为了答谢亲朋好友以及邻居们在女主人住院期间到医院探视的好意，于是宰了大肥猪，宴请了亲朋好友和邻居们。还有，男主人为了偿还女主人住院期间拖欠的医疗费，忍痛割爱，将大黄牛卖到屠宰场，换了钱，偿还了医疗费。

这个童话故事告诉人们，灾难来临之际，任何一个阶层、任何一个人都跑不了，只是迟与早、损失大与损失小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与这个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有好多事情看起来离我们很远，实际上离我们很近很近，战略事关的就是这些事关群体里所有人的问题。由此，要实现“中国梦”，我们必须动员全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我们的管理阶层、政府阶层，所有的干部党员，都参与到改革、发展的大潮里面来，人人都负起责任来，这样，未来美好的中国社会才是现实的。

 

                         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分析框架与社会问题

（一）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分析框架

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分析框架，是以30年为基点。中国的母亲河——黄河的河床较高，泥沙淤积严重，在古代经常泛滥，所以黄河经常改道。一个村子以前在黄河的西岸，黄河改道后就到黄河东岸去了。由此有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我觉得，这似乎也是中华民族的宿命。我们这个民族每隔30年就要发生一场剧变。

第一个30年：1949年-1978年。这30年我国主要以政治建设为中心，目标是稳固国家政权；在思想上，我们重视意识形态，强调阶级斗争；在经济上，搞计划经济。第一个30年，我们所使用的概念工具，甚至我们的语言形式，其意识形态化特征都是非常明显的，诸如：打倒、反对、镇压、阶级斗争等等。那时《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经常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特别是“文革十年”，非常重视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国家社会生活的中心，高于一切，重于一切，老百姓多养一只鸡，多养头猪，做个小买卖都关系着走什么道路，事事连着所谓的纲和线，到处都写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当时我们的分析框架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非此即彼的分析框架。

第二个30年：1978年-2008年。这30年我国主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社会主义建设，目标是消灭社会的普遍贫困问题。在思想上，比较淡化意识形态，较少使用和意识形态相关联的概念来分析中国社会现实。在理论分析上，多是使用诸如小政府、大社会、经济贸易自由化、私有化、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等这样的分析概念和工具。在经济建设上，搞市场经济模式。在基本分析框架上，当遇到“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的学者多采用“发达国家”这个概念；当遇到“社会主义”概念的时候，多采用“发展中国家”这个概念。

第三个30年：2008年-2038年。我把这30年界定为未来30年。如果说过去30年，我们的改革话语体系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话，那么未来30年，我们必须以公正为中心，重构中国改革话语体系。在思想上，我们还要重视意识形态，还要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还要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核心价值排序里面，自由排在第一位；在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排序里面，公正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我们的贫富分化不能过大，权力阶层不能搞特权。

（二）中国目前社会存在的五大颠覆性问题

第一，贫富差距持续扩大。2000年，我们的财富分配是“二八开”，即20%的人占有80%的财富，80%的人占有20%的财富；2010年一个联合调查显示，我们的财富分配变成了“一九开”，即10%的人占有90%的财富，90%的人占有10%的财富。在这10%的人里面，大约有90%是官员及其子女和亲属，其他就是在港澳台和海外有亲属的人，以及一些经营有方、运气不错的民营企业家。中国现在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第二，三农问题日益突出。我们现在主要在抓城镇化，那么大批农民进城，怎么进？其中的法律成本、安全成本、财政成本都很高。三农问题搞不好，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隐患。

第三，腐败问题趋于恶化。现在我们反浪费也好，改变作风也好，都是治标，不是治本。对此怎么看？我以为，要考虑先治标，后治本，就是先止血，后治疗，这是正确的。可是怎么止血呢？我觉得，各级主要领导干部要向中央常委学习，公开自己的家庭信息，主要就是三样：有几套房子，妻子干什么，孩子做什么。如果认为这个难度比较大的话，如此这般，那我们的财产公示制度怎么搞？三公消费的问题怎么解决？

我们不要光把社会主义挂在口上，不要光把党的《章程》、社会价值等挂在口上，要落实在行动上。这次中央新一届领导上来以后，首先是改变作风，反对特权，抑制公款吃喝，已经初见成效，但是公车改革还止步不前。公车改革的目标是取消公车，对此，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可以做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员怎么就做不到呢？纽约市市长可以坐地铁，中国的市长怎么就不可以坐地铁呢？今年清明节又查出一批开着公车上坟的。下一步还是要继续抓取消公车，即除了执法检查、公安、部队用车以外，其他公共机构一律取消公车。我建议明年“两会”把国家反腐败法纳入立法议程。

第四，就业问题非常严重。我国每年大约有近700万大学毕业生，近800万职业院校毕业生，我国农村非农就业人口年均增加500万，城镇每年需就业劳动力2500万。按照我国每年8%-10%的速度增长，我国每年的就业能力大约是900万-1200万。我们每年几乎有一半的人不能就业，这太可怕了。比如在北京郊区有很多蚁族，就是大学毕业生等低收入聚居群体。大学毕业不回家，在那儿打工、租房子住。现在他们还小，刚毕业，等到了二十六、七岁，需要结婚，需要住房，需要生孩子的时候，那问题就来了。所以，要直面这些问题，采取解决措施。

 

第五，社会信任出现危机。据前段时间报道，一位老人在菜市场跌倒了，有很多人从老人身边走过，没有人去扶一把。这反映出一种社会心态，就是我们的不安全感、不信任感。有人就说，啥都靠不住，领导靠不住，同事靠不住，老婆靠不住，丈夫靠不住。这话恐怕也太邪乎，但不少人却在理论上认同它。我国离婚率大幅度上升。孩子也靠不住，“坑爹事件”层出不穷，现在坑爹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流行词了。还有就是毒牛奶、地沟油等，诸如此类，中国现在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条相互伤害的链条。倘若我们的社会如此发展下去，这里就不再适宜人生活了。

                                      改革路径：中国发展面临四个重大战略转变

未来5-10年，乃至未来30年，中国究竟从哪几个方面切入，来规划我国的改革大局呢？有四点我们必须要注意：

第一，改革重点从经济体制到政治行政体制转变。未来30年，特别是未来5-10年，中国改革的重点要转移，建全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权力结构。过去30年，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改革已经完成了体制性改革，下一步经济改革的任务主要是技术性改革，诸如汇率加不加，利息加不加，楼市怎么调控，股市怎么调控等等，这都不涉及体制问题。

中国过去30年没有解决的体制性问题就是政治行政体制。我们要以公正为中心，重构中国改革话语。而要实现社会公正，权力的配置是关键。在权力配置中，人民群众必须站主导地位，只有人民群众占主导地位，我们的社会才有望实现公正。因此，改革的重点是要确立人民群众在权力结构中的主体地位。

第二，尽快完成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转变。社会现代化是一个过程，现代性是一个结果。我们说的实现“中国梦”，就是要实现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梦”。根据发展经济学和发展政治学的观点，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时候是初级现代化阶段。这一阶段，社会利益是比较一致的，比如说我国前30年的改革，基本上工人获益了，农民获益了，知识分子获益了，干部获益了，都获益了，人人生活都有改善。于是，改革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因为我们的利益结构是稳定的，没有利益冲突，并且每个人的利益都在向好。到了人均GDP4000-6000美元，就进入了中等现代化阶段。这一阶段出现了利益分化，有的人的利益继续向好，有的人的利益原地不动，有的人的利益向后退。在这种情况下，改革难以达成共识。因此，这一阶段又被称为“发展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拉美陷阱”。像现在的巴西、阿根廷，到了人均GDP5000-8000美元阶段，至今没有跳出发展陷阱，社会一片混乱，人们活着就是为了高兴，活一天算一天，没有任何价值要求，基本上把自己降到了动物水平。

201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2012年我国人均GDP达到6100美元。“十二五”期间，我国能不能跳出发展陷阱，现在还是个问号，所以，2015年是中国的一个看点。中国有三种前景：其一，越过陷阱。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以上，进入一个稳定性的、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社会；其二，掉入陷阱；其三，社会崩溃，这是最差的一种局面。倘若社会崩溃，就如先前讲到的那则关于老鼠夹子的小故事，谁都要为此付出代价。

第三，从工业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转变。未来30年是中国一个重要的发展转型期。现在中国是一个生产型社会、工业型社会。中国人像蚂蚁，爱工作、爱劳动，不会享受。中国人现在周平均工作时间是54小时，美国人是42小时，欧洲平均35小时，北欧平均是28小时。中国人比北欧人工作时间多一半。下一步，我们要变成一个城市型社会。就是要从生产型经济、资源型经济、加工型经济向技术型、环保型、休闲型经济转变。  

第四，从管理层垄断性权力到公民协商性权力的转变。未来5-10年，特别是未来30年，实现从官本位向公民本位的转变。这是一次伟大的转型。公民社会有两个基本规定性：其一，对社会来讲，就是要以公正为核心，重构中国的改革话语，实现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其二，对个体来讲，就是实现个人的幸福与尊严。尊严很重要，人活着，第一价值就是尊严，要自尊和尊重他人。这是人作为一个生命体，具有人性的第一表现。而尊严是需要通过权利来体现的。所以要实现每个个体的尊严，就必须按照温家宝同志前几年讲的，给老百姓五权：即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幸福社会是实现“中国梦”的一个标志

人民幸福的社会，是我们实现“中国梦”的标志。幸福是任何一个社会中个体发展的终极目标。最近这些年，幸福成为了我们的流行语，包括中央电视台到处采访，“你幸福吗”。

（一）幸福的社会就是一个具有良好人际关系的社会

幸福不是一个对象性概念，而是一个关系概念。幸福是一种感觉，是一种对关系的感觉，而不是对于对象的感觉。一旦把幸福对象化，诸如说幸福是一种权力、幸福是金钱、幸福是爱情、幸福是知识，那你就不幸了，因为这时候的你变成对象的奴隶。

若说幸福是权力，为此，你一辈子急功近利地追逐权力，那么，权力再大，你也很孤独。若说幸福是金钱，由此，你整天忙着赚钱，把生活的趣味几近丢掉，这时的你还幸福吗？若说幸福是知识，看看这些年，接连不断跳楼自杀的不少是高级知识分子。若说幸福是爱情，有些经历的人都清楚，爱情往往也会给人带来痛苦。因此，幸福是一种持续、稳定的感觉状态，不是暂时的感觉。这种感觉状态只能在关系中。所以说，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幸福的源泉。其中社会诚信是幸福最根本的一个保证。我们说要建立一个美好、和谐、幸福的社会，就是要建立一个具有良好人际关系的社会。

 

（二）决定幸福度的三种关系：家庭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

英国有心理学家研究说，有三种关系决定你的幸福度：

其一，家庭关系，决定幸福度的50%。所以你的爱人最重要，他（她）是你幸福的保证和源泉。

其二，同事关系，占幸福度的25%。我们每天有8小时跟同事在一起，中国十几亿人，咱们几个在一个单位工作，因此一定要珍视同事关系，互敬互爱，互帮互助，互体互谅。

其三，朋友关系，占幸福度的25%。朋友是我们心灵的按摩师、舒缓剂。据最近加拿大心理学家临床50年观察研究，男士有两三个贴心男友可以延长寿命2-3年。女士有三五个闺中密友可以延长寿命3-5年。

（三）从人的三个基本规定性出发进一步把握幸福

从哲学角度讲，人有三个最基本的规定性。第一，唯一性。这个世界上没有两个相同的人，每个人都是唯一的。因此，我们要尊重生命、尊重自己，首先要学会尊重自己，因为我们每个个人太珍贵了。第二，不可重复性。每个人都是不可重复的，死了就死了，灰飞烟灭。所以我们要追求生活质量，每天要活得好一点，幸福一点，高兴一点，愉快一点，要对得起自己的一生。第三，偶然性。每个人到这个世界上来是偶然的。美国一位哲学家讲过，裹尸袋上没有口袋。在世的时候，我们浑身都是口袋，贪婪的人装、偷、拿，恨不得把这个世界都装到自己的口袋里面，死了以后，什么也带不走，一个口袋也没有。所以要好好活着，做点有意义的事，该负责的负责，要与人为善。  

新一届政府上台以后，中国开始了一个新的征程，提出了“中国梦”。从幸福的角度讲，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和良好人际关系的社会。这也是幸福的指向。因此，未来30年的改革，主要是从制度安排上建立起一个良好的社会运行机制，包括良好的人际环境，使我们的社会变成一个高度信任的社会，每个人都有一种温馨感和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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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艳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0701/77214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