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经济棋盘上的“三国演义”

 

中国历史上有魏、蜀、吴三国演义，早期还有董卓、公孙瓒、袁绍、刘表、刘璋这些利益集团。现在世界经济棋盘上也正在上演以美国、欧洲和新兴经济体为主角的“三国演义”，还包括日本、韩国、东南亚、海湾、拉美这些利益集团。那么，我们何以审视当下世界经济“三国演义”的迷局，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呢？对此，我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一、审视当今世界经济金融形势；二、跳出现实社会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从哲学的角度看世界；三、崛起的中国需要如何面对这一利益博弈的迷局。

                                         审视当今世界经济金融形势

（一）美国引燃金融危机，祸及全球，屡败屡战，目前呈复苏趋势但存在高度不确定性，特别是最近正面临“财政悬崖”。

根据各种资料的综合估算，金融危机导致2008年全球股市蒸发了35万亿美元，全球的不动产损失了30万亿美元，银行的呆坏帐损失数额巨大，主要经济体对银行注入的救市资金多达2.6万亿美元，全球的破产企业不计其数，2000多万人失去工作。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测算，整个金融危机之后，世界总失业人数多达2亿人。

从历史的大镜头看，金融危机是美国大历史的第三个“反向转折点”。第一个反向转折点：大箫条；第二个反向转折点：朝、越战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第三个反向转折点：金融危机。

美国这次金融危机已逾5年，目前仍处于“复苏趋势+不确定性”状态，所面临的“财政悬崖”为走出危机增加更多变数，QE4则是埋下下一次危机的定时炸弹。    

“财政悬崖”最终的结局大体上有三种判断：一是达不成协议，最终坠落悬崖。这个结局对经济伤害很大，因此可能性不大。美国两党政治博弈历来都是不到最后一天就不停地打，到最后那一天再妥协。二是延长期限，继续讨价还价。三是达成妥协，提高债务上限，延期或采取替代措施。这个可能性比较大，但这种可能性只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只不过是继续增加赤字而已，形象地说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有愁明日愁。

（二）欧债危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危机远未过去。

第一，欧债危机是如何点燃的？

尼克松时期的财政部长康纳利曾讲过一句话，“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现在美元真成了欧洲的问题，世界的问题。

欧洲“二战”后实行高福利政策把人养懒了，随着人口的老龄化，造成产业外流，流向劳动力便宜的新兴市场，造成了欧洲本国产业的空心化，收不上税。可是，收不上税又要实行长期形成的超高福利政策，就只好发债。高福利本身无可厚非，但你得有那个条件去实施，没条件还非要实施就是问题了。再有，为了竞选，政府还要许诺不断地提高福利。竞选也罢，民主也罢，但是要真正替国家和人民着想，不能只为自己上台着想，拼命地承诺，而为了兑现承诺就不惜发债，致使债务雪球越滚越大，这就造成一大批国家，一是债务余额比GDP超过了60%，二是财政赤字比GDP超过了3%，由此使得欧洲自身陷入难以挣脱的严重困境。

美国金融危机点燃了这个火药桶。美国金融危机引发欧洲银行业出了问题，为了解决银行业的问题，就只好加大债务。由于欧元区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差异化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欧洲一个很主要的问题就是货币政策统一性和财政政策差异性的矛盾。在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下，各国不能自主选择各自的货币政策，又各自实行差异化的财政政策，各国的债务没有硬约束。2009年12月，评级机构下调希腊债务评级，希腊爆发债务危机，终于引爆了“火药桶”。可见，欧债危机的原因：一是从经济角度看，产业空心化；二是从社会政策角度看，就是高福利的政策把人养懒了；三是从政治角度看，就是极端民主化的竞选体制造成的；四是从财政金融角度看，就是货币政策的统一性和财政政策差异性的矛盾；五是从外因看，就是美国的金融危机把它点燃了。

第二，欧债危机目前看来无解。2012年9月，欧洲央行推出“直接货币交易计划”，也就是欧洲版的量化宽松。实施“欧洲稳定机制”以来，意大利、西班牙等重债大国公债市场频频告急的局面暂时缓解，金融市场信心逐步恢复，欧债危机最险恶的阶段似乎已经过去。然而，近日危机又有卷土重来之势。2013年2月26日，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重蹈2012年希腊大选的覆辙，支持财政紧缩的看守政府及中间党派未能获得选民的青睐，反欧元的党派却在参议院选举中拿下超过50%的选票。意大利大选风波表明，在经济严重衰退、失业率飙升、公共债务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实施财政紧缩难以获得公众支持。受意大利选举影响，国际金融市场急剧动荡，欧洲重债国国债收益率回升，欧元走低。这表明，欧债危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危机远未过去。

（三）新兴经济体腹背受敌，面临增长、通胀、结构问题的三面夹击。

新兴经济体的概念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主要指的是“四小龙”、“四小虎”。现在从广义上讲，“金砖五国”、东南亚、韩国、海湾国家、土耳其、拉美等均可算作新兴经济体；而狭义上主要是指“金砖五国”。

新兴经济体就是GDP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其主要特征：一是利用人口优势或者资源的优势赶超。像中国、印度主要利用人口的优势赶超；巴西、俄罗斯是利用资源的优势赶超；二是经济硬实力快速发展；三是软实力仍然有较大差距。有人形象地将其比喻为，一只胳膊已经伸到发达国家，而另一只脚却还留在发展中国家，整个身体夹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新兴经济体在发展中面临的共同问题：一是发展的持续性问题；二是通货膨胀的压力；三是结构调整问题；四是软实力不足的问题。

新兴经济体原本就是三面夹击，面临增长的问题、通胀的问题、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欧洲和美国的危机又使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减少，影响到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欧洲和美国已经出台的并有可能继续出台的量化宽松政策，又会形成新兴经济体的输入型通胀。所以新兴经济体是“腹背受敌，三面夹击”。

 

（四）欧债火药桶爆炸再祸全球，影响全球经济复苏。

美国金融危机本来已经五年了，按照传统周期差不多该复苏了，但是为什么它的经济复苏还存在不确定性呢？主要是美国、欧洲、新兴经济体三者之间的贸易相互各占20%，欧债危机又反过来影响了美国的经济复苏，也拖累了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所以说欧债火药桶爆炸再祸全球。

那么，何以解围呢？

“欧洲之解”在体制上或进（成立欧罗巴国）或退（解体）；在技术上唯发生“新技术革命”或有一解（曾是产业革命发祥地），但几率不大，至少远水不解近渴。具体来看，体制上的出路，“进”就是成立欧罗巴国，但其可能性很小，至少目前不可能。这需要所有国家反复投票，现在是宁当小国之君，也不当大国小民。“退”的可能性也很小，谁也不甘心退，好不容易成立起来了，怎么能说退就退呢？较大的可能性是“半退”、“半解体”。“半退”也有几种选择：一个是希腊退出，可是又担心产生骨牌效应，因此也不敢轻易下手。再有一个，我建议把欧元分成A欧元、B欧元。经济状况好的国家使用A欧元，像德国；经济状况差的国家使用B欧元，像希腊，则要限制它的功能，只允许其在本国流通，等到经济情况好转了，再改成A欧元。

技术上，现在世界已经出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美国人里夫金写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书中说，现在正在进行第三次产业革命，互联网加上新能源、新材料，当然还有其他新技术，诸如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海洋技术、极地技术、空间技术等等，随着互联网的出现都可能会有新的突破，但这些都不是一日之功，可谓是远水不解近渴。

策略上，最大的可能就是采取拖延战术，加长导火索。估计在一段时间内还是这么一种不死不活的状态。

（五）日本从来就是政治附庸，“失去二十年”后难当复苏大任，其他集团各演各角。

日本从“广场协议”到现在，或者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算起，叫“失去的二十年”。为什么说日本是政治附庸呢？它没有自己的外交，外交听命追随于美国。根据《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日本在国防上不能有自己的正规军队，只准有自卫队，美国在日本有驻军。日本经济最辉煌的时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1994年，日本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最高时达到近18%，现在下降到8.5%。

分析日本问题需要关注这么几个关键点：第一，日本政坛是一年一相，目前是十党竞争，打得一塌糊涂；第二，从地理位置上讲，一个岛国很难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第三，从自然条件上讲，自然资源匮乏且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频发；第四，人口老龄化高于欧美；第五，经济上经过“广场协议”，出口的优势削弱，所以出现了“失去二十年”；第六，政府债务高达1000多万亿日元，约占GDP的250%；第七，日本现在还处于较高的发展水平。尤其是大和民族有股“气”，这也是产生军国主义的土壤。所以日本今后是个很麻烦的地方。至于其他国家，韩国、东南亚、海湾、拉美也都担当不了复苏的大任。

跳出现实社会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从哲学的角度看世界

离我们最远的是哲学，离我们最近的也是哲学。哲学是地基，专业是楼房。我们不能只打地基，不盖楼房，不盖楼房那打地基干什么呢？同时，我们更不能只盖楼房不打地基，如果那样的话，楼房迟早要倒塌。换言之，哲学不一定能解决任何具体的问题，但学好哲学有助于解决各种问题。

那么，我们何以跳出现实社会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从哲学的角度看世界呢？

第一，从矛盾依存的角度看。矛盾双方无不以对方的存在为自己存在的前提条件。现在苏联、华约解体了，一方不存在了；另一方欧美的铁杆联盟、北约虽然表面还存在，但实际没有多大意义了。欧美的铁杆联盟没有必要存在，所以美国要重返亚洲。

第二，从主要矛盾的角度看。如果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矛盾复杂的情况，必有一个是主要矛盾，且其决定着事物的性质。现在世界经济棋盘上主要矛盾是什么？是美、欧、新兴经济体，它们决定着当今世界经济的走向。

此外，就全人类而言，现在人与自然的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大国政治家要站在对全人类负责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别再打了。现在全球究竟是变冷还是变暖？哥本哈根会议说是要防止全球变暖，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但也有科学家讲地球绕着太阳运转有远日点、近日点，和那点二氧化碳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地震、海啸在我的记忆中从来还没有这么频繁过。火山爆发、洪水泛滥、台风飓风、沙漠化、石漠化、沙尘暴、雨雪、冰冻雹灾，高温干旱、滑坡、泥石流等等，对人类生活造成巨大的影响和破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陨石、外星对地球的破坏。我前一段时间去云南，参观一个恐龙遗址，据说若干年前一个直径十公里的小行星撞向地球，化石显示恐龙都朝一个方向逃跑，仓惶失措，最后都倒地毙命。很难说哪天会不会又来一个小行星呢？前一段时间，清华大学请我去做了一场讲座，我给他们建议，清华大学能不能牵头创立一门“宇宙文明学”？宇宙文明学不是天体物理学，包括天体物理学、天文学、地球学、地理学、地质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主要应当研究人类和宇宙文明之间的关系。

 

第三，从矛盾转化的角度看。矛盾双方无不依据一定的条件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世界经济棋盘上的矛盾转化就是美欧在走下坡路，而新兴经济体开始走上坡路。

第四，从量变质变的角度看。全球经济危机先是量变，新兴经济体在与欧美的经济较量中，每一次危机双方都各自上下一个台阶。从长远来看，其必发生质变，改变世界秩序。

第五，从波浪式变化角度看。这种变化不是直线型的，变化中将不断出现反复，是W型的。

第六，从相互联系的角度看。我们应该从经济、政治、社会、自然、宇宙多个角度看问题，要全面联系、辩证地观察，不能就事论事。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提出重返亚太战略，这是美国继苏东解体后第三个十年的第三次战略调整。第一个十年，苏东解体后，美国的战略调整是消化苏东解体的成果，推进北约东扩；第二个十年，“9·11事件”后，美国的战略调整是引领全世界反恐；现在美国要在第三个十年进行战略调整，就是重返亚太，这其中包含政治、经济的双重目的。具体地讲：一是美国实力下降，顾不上全球了，就好像当年国民党从全面进攻变成重点进攻，是实力下降的表现；二是美国要在政治、军事上制衡中国；三是经济上看衰欧洲。主要是这些原因使美国重返亚太，并加固它围堵中国的三大岛链。这将给我国的外交国防带来很大问题。

另外，金融、债务与经济危机，乃至政治、社会与文化危机，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传染的，因而解决危机不能单兵作战，需要综合治理。此次危机的最终解决无外乎三种方式：一是经过充分消化和调整，逐渐解决产业空心化、财政债务化、发展失衡化、福利超前化等深层次问题，而不是靠简单打补丁实现表面的、暂时的缓解。这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二是依靠新一轮技术革命，改变现行生产方式，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大调整，继而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但“远水难解近渴”。第三是战争。如果经济危机加剧利益集团矛盾，经济问题就可能变为政治问题、军事问题。二战结束已经快70年了，尼采讲“和平是两次战争的间隙”，这决非危言耸听。但现在是核时代，大国政治家要清醒，决不能走这条路。

崛起的中国需要如何面对利益博弈的迷局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美、欧、新兴经济体此消彼长，给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我们不少人也为中国能否抓住机遇忧心如焚。面对历史大潮，不进则退！

（一）大国崛起引发的启示

前些年有个电视专题片《大国崛起》，我看了五遍，感慨良多。《大国崛起》讲的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九个国家交替成为世界大国的过程。这里边，有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也有巴掌大的蕞尔小国，他们何以能在五百年间交替成为世界大国？

第一，这九个国家有八个共同点：一是无不以国家强盛为目标；二是无不以变革体制为前提；三是无不以对外开放为先导；四是无不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五是无不以国民教育为基础；六是无不以精神文化为支撑；七是无不以精英人物为骨干；八是无不以有为领袖为表率。

第二，这九个国家也有几个不同点：政体上，既有君主立宪，也有共和制，英国、荷兰、西班牙、日本都是君主立宪制，其他是共和制；经济体制上，既有自由市场经济，也有计划经济，像前苏联；对外开放上，既有照搬他人，像彼得大帝，也有立足自身；推行手段上，既有温和的方式，像英国的“光荣革命”，也有强硬的方式，像法国大革命；国家统一上，既有经济手段为主的，像德国的取消关税，建立关税同盟，也有武力手段为主的，像美国的南北战争。

这九个国家的成功经验，可以概括为七句话：抓住历史机遇；立足本国国情；学习他人之长；培育人才为本；精神物质并举；坚持变革创新；政策刚柔有度。这里有一个问题，对于一个国家的体制，哪个体制好？哪个体制不好？我认为，主要应看其是否符合本国国情。英国和法国在地理上很接近，历史也很相似，但一个光荣革命，一个法国大革命；一个实行君主立宪，一个建立共和制。你说哪个体制好？我看只要符合本国国情，人们习惯了，接受了，就好。

第三，九个国家中落伍失败的一些教训。有的昙花一现，丧失机遇，像葡萄牙、西班牙；有的一味恃强，激化矛盾，像彼得一世；有的体制僵化，不思改革，像前苏联；有的诉诸武力，对外扩张，像拿破仑、希特勒。

因此，我们要学习他人，立足自己；把握机遇，谋势而动；精神物质，不可偏废；张弛有度，和平崛起。

（二）我国当前谋势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中美关系

“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我国当前谋势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中美关系。第一，中美关系的常态是既和又斗，好也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哪里。第二，从历史看，美对中是“鹰派中的鸽派”。第三，跟高手玩才能成为高手。第四，要习惯中美关系“物极必反”。第五，美对中有两种力量：美国的政府、企业是接近中国的力量，他们要和中国企业做买卖；议会、媒体是反对中国的力量。第六，美为其核心利益玩大陆与台湾于股掌。第七，我国应该利用矛盾反制美国。第八，各国对中美关系首鼠两端，总体以亲美为主。第九，中美不仅是中美的事，也是世界的事。第十，各国体制是历史形成的，无所谓对错，合乎国情即可。

基于上述观点，我认为我国对美国应采取“合中备斗，斗中备合，斗而不破，以斗促合，力争多合”方针，在这个过程中积极捕捉机遇。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我们通过历史的回顾、机遇的前瞻，应当做出这样一个战略选择。

 （三）具体到我国自身，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第一，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总结一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经验与教训，形成一个《改革开放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们党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两个决议，一个是七大前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现在又过去了三十多年，我觉得应该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验、教训很好地总结一下。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教训是什么？我觉得是“三大”：一是硬实力大发展，这没说的，GDP都世界第二了；二是软实力还有较大差距，我们的管理水平、体制机制、科技实力距国家发展的需求还很不适应，差距还很大；三是精气神有较大欠帐。

 

第二，高度重视社会矛盾。我建议把每年一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改为中央经济社会工作会议，因为维稳首先要维心，心要是不稳，靠多少警力也维护不了。历史上有五种社会管理模式：第一种叫因之，因势利导，尧舜禹汤就是这种模式；第二种叫导之，引导，文武周公是这种模式；第三种是教之，教化，孔孟是这种模式；第四种是管之，管制，法家的模式；第五是争之，与民争利，秦始皇就是这种模式。显然，管理境界的层次越高，社会越稳定。

第三，抓信心信仰信念教育，全党要有忧患意识。1989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时讲过一句话，“我们的最大失误是教育”。他讲的教育不是学校的教育，是指理想道德信念的教育。我觉得我们需要把马克思主义、人类其他先进文明成果、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四位一体”有机融合起来，形成中国人民的新信仰。从事这项工作我认为首先需要一批“真人”。什么叫“真人”？一要有真信仰、真理想；二要有真信心，不能嘴上坚信，心里不信；三要有真性情，是一个本真的人；四要有真思想，要想天下事，不屑雕虫小技；五要有真境界，真追求，真胸怀，行为的出发点是为国家、为民族，而不是为个人；六要有真智慧，特别是应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要有“道”的大智慧；七要有真学识，学识在数量上要有平面的宽度和立体的厚度，质量上要有融会贯通的思想深度；八要有真语言，不能讲话假大空；九要有真行动，不尚空谈，付诸行动，敢于担当，关键时刻能上去；十要有真朋友，交真朋友首先要在国人思想中破除“行政级别是衡量人与人关系的一般等价物”的陈腐观念。

第四，在可控的前提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我认为急不得也等不得，重点是等不得；快不得也慢不得，重点是慢不得；力度大不得也小不得，重点是可控前提下的小不得。

第五，反腐要有大动作，要有新亮点，凝聚人心，要解决“七三一”问题，就是“七腐，三仇，一差”。“七腐”就是行政腐败、经济腐败、吏治腐败、公益腐败、医疗腐败、新闻腐败、学术腐败；“三仇”就是仇官、仇富、仇名人；“一差”就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破解反腐难题，核心是“力度型反腐”与“智慧型反腐”的有机把握，无力度无以扭转局势，无智慧无以掌控局面。

第六，总结我国的外交工作。我国现在在国际上有没有真朋友？你说中朝友谊鲜血凝成，朝鲜却能把我们的渔民抓去打的遍体鳞伤。你说中越是“同志加兄弟”，兄弟却把我们的海岛占了不少。翻遍世界地图看，现在谁是我们的真朋友？好像巴基斯坦是，但巴基斯坦现在是乱得一塌糊涂。我觉得，对待有些重大原则问题，我们的外交还是要强硬一些，就是说我们的外交需要有那个气势。

第七，要改文风。我觉得，最好改的是文风，因为不需要财政拨款。但最难改的也是文风，得有真水平。我觉得改党风不妨可以从改文风先做起，因为这只有正作用，没有副作用，不会影响稳定，不会失控。所以要大力改变文风。

总之， 当今世界经济舞台上美、欧、新兴经济体正在上演“ 三国演义”。话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金融危机对我们来说既是“危”也是“ 机”， 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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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艳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0701/77214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