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最后十年

 

对于清朝的最后十年，我想讲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为什么要重视清朝的最后十年;二是考察一下清政府最后十年所推行的新政；三是清朝的最后十年是成也新政，败也新政；四是对清朝的最后十年做一些历史性的反思。

为什么要重视清朝的最后十年

首先，清朝的最后十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型期。

从1901年到1911年的十年，是历时268年清王朝崩溃前的最后十年，这十年是以“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为兆端，以“辛亥革命”的爆发而告终，正好有两个大事件在头尾。清朝的最后十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期。

早在19世纪中叶，李鸿章等一些人就已经提出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来未有的大变局。放眼历史，可以说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一直到今天的中国历史都处在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转型过程当中，是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转型。19世纪中叶，也就是鸦片战争时期，揭开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序幕，而我们最近三十年的历史巨变则可以理解为百年转型的高潮。按照这样的理解，我觉得中国近170年的历史，包含了这样几个关键性的转型时间段：1901年到1919年；1945年到1956年；20世纪最后20年直到今天。其中，1901年到1919年这20世纪最初20年影响深远，它包括了1911年清王朝崩溃，中华民国的建立，还包括“五四运动”的发生，中国2000年的君主专制制度随着清王朝的最后崩溃而宣告结束，从此开启了共和国的新时代。从社会转型的意义上说，晚清最后十年是历史发展的关键性的拐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十年。

其次，清朝的最后十年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

通常我们习惯于将晚清的最后十年放在辛亥革命的标题下讲，由此而突出孙中山反帝反封建革命活动的主线，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样去梳理晚清十年的历史尚有缺憾。这样一笔带过的梳理法会使丰富多样的历史简单化，历史本来是复杂多样的，简单化会使很多事情不能得到合理说明。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在学术界开始有了变化。

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有这样的名言: 凡是合理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理的。恩格斯把这句话引申了一下，他说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这个命题可以变为另外一个命题：凡是存在的都是应当灭亡的。就是说在事物发展的过程当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从而丧失自己的必然性与存在的合理性，将会被一种新的现实的东西取而代之。由此，恩格斯认为黑格尔这个命题是肯定了专制的普鲁士国家灭亡的必然性。这当然是很深刻的，但同时我们仍然不应当忽略黑格尔原本那个命题的意义，即是在黑格尔看来：在特定的时间内，现实性的存在本身具有必然性。由此，我们不能仅仅强调复杂历史现象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而忽略其存在本身的那种现实合理性。经过“义和团运动”的清政府已是命悬一线，但最终仍然延续了十年之久，而且这十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这说明在这十年当中清政府的存在有着历史的合理性。辛亥革命的历史应该是包括清王朝和革命派诸多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如果不去理睬作为前者的清王朝的存在，后者也不容易说清楚。

 

所以我认为要重视清朝的最后十年，分析清政府如何应对自己身在其中的社会转型，这有助于我们以史为鉴。不要将历史简单化，将一切没落归结为反动。客观地讲，清朝最后十年是围绕新政进行改革的十年，因而，关注清朝的最后十年当以清政府的新政为中心进行考察。

清政府最后十年所推行的新政

1901年（农历辛丑年）9月7日，西方诸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辛丑条约》订立以后清政府虽然得以保持自己的统治，但清政府所面临的局面更加复杂了。

第一，清政府推行新政的政治格局。

要理解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初衷首先要知晓当时中国的政治格局。我把它概括为双重语境下存在着三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与较量。

所谓双重语境，一个语境就是：《辛丑条约》订立以后帝国列强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命脉，中国社会从鸦片战争以来到这儿已经完全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辛丑条约》的订立对中国影响极大，按照条约的规定：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按当时中国人口量合计，就是一个人一两银子，这就完全使中国的经济处于了崩溃状态，或者说完全被外国掌控。另外条约还规定：从北京到山海关沿途重要据点包括北京的东交民巷，外国人都可以驻扎军队。中国的首都可以驻扎外国军队了，沿海驻扎外国军队了，这还是独立国家吗？！再加上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无论是铁路、矿山、航运、金融业，所有经济命脉基本上都被外资控制。这样，列强通过《辛丑条约》完全控制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方方面面的命脉。中国由此而沦为了半殖民地的封建社会。

另外一个语境就是：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东侵到中国，西学所代表的所谓的“欧风美语”也进入到中国。一般地，我们都认定19世纪50年代开始起步的“洋务运动”是中国迈向近现代化的开始，那么经过这几十年到晚清的最后十年，社会的近代化应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有三个重要的表现：

一是在这个时期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的发展了。比如说：从1905年到1910年，全国出现了投资工商业的热潮，其中以纺织业为例，1901年到1911年工厂总数相当于前60年的三倍，其投资总额等于前60年的总和。另据统计，这个时期全国总商会会员人数大概有五万多人，意味着当时成为资产阶级的就有五万多人，这就为清末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发展到新阶段提供了物质基础和阶级条件。

二是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这种形成首先得益于新学堂教育的迅速发展，据统计：在1903年，中国的新学堂有769所，1909年增加到5900多所，增加了76倍。其中在校生，在1902年大概是6000多人，到1909年达到163万多人，增加了263倍。在今天看来，这个数字不算什么，但那是在清朝末期，当时的中国很落后，全国有一百多万学生，不管大学、小学，这个数字已是不简单了。另外，这个时期还有三万多留学生，再加上130万左右的旧式师生，旧的读书人经过阅读新式的报刊在这个时期也逐渐转变成了新型知识分子，这就使晚清最后十年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达到了310万人，这些人就成为了与新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新知识、新价值、新风俗的最重要的接受者、创造者、传播者。

 

三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空前传播。和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相适应，这个时期除了学堂众多之外，中外报刊达到一千多种，出版新书达到一千多种，这些都成为传播新思想的重要载体。这个时期重要思想家辈出，一些著名的刊物：《新民丛报》、《民报》、《苏报》、《浙江潮》也都风行海内，这些都反映了这个时期资产阶级民主观念在广泛传播。

所有这些新经济、新群体、新思想,使得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进入了最后十年的新境界、新阶段。这种双重语境的共存与冲突构成了我们理解清末最后十年政治格局的生动的大背景。

再来看看，当时中国社会双重语境下存在的三种政治力量。

一是清政府。《辛丑条约》订立以后，尽管清政府的根基受到了动摇，但是慈禧太后一些人还维持着清朝政权。慈禧是一个女强人，至少在她活着的时候清王朝还没有灭亡崩溃。二是康梁改良派，后来被称为立宪派。戊戌维新以后，康梁逃到国外，他们在日本创办了《清议报》，在加拿大成立了保皇会，继续拥护光绪皇帝复位，反对慈禧太后执政。当时在海外的孙中山希望与他们合作，但康有为认为自己贵为帝师，带着皇帝的衣带诏，有着重要使命，不能跟孙中山这样的草寇合作。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在国外有一段时期跟孙中山革命党关系维系的不错，梁启超名为保皇实则革命。梁启超把革命党的很多人拉拢了过去。运动发生以后，康梁一些人也曾经鼓励过勤王起义，但是很快失败了。失败以后身在海外的康梁仍然和国内保持着广泛的联系，尤其清政府后来推行新政以后，国内一些主张立宪的势力十分活跃，海外的梁启超便成为了他们的精神领袖。由此，康梁立宪派成为了一种政治势力。三是革命派。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约集华侨志士建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以后又发展到香港、广州等地。接着革命派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失败，惠州起义以后情况开始变好，直到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把各派革命力量组织了起来，开始了有组织进行武力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活动。至此，革命派的影响迅速扩大。

那么清政府、康梁改良派、孙中山革命党这三派势力的关系如何呢？清政府虽然被削弱了，但作为统治者它还掌握着政权，仍处在比较主动的地位上。其他两派：一个主张民主革命，一个主张君主立宪，宗旨不太一样，但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内部的两派，只因各自的主张不同而水火不相容。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讲到：我们和革命党之间的斗争是第一位的，和清政府的斗争是第二位的，显然这是把革命党作为了自己反对的主要对象，所以两派之间为了革命还是改良曾展开过激烈的论战。再看清政府和革命党，他们之间当然势不两立，但清政府也不能容忍海外的康梁，却又与以康梁为领袖的国内的改良派势力有着妥协的空间。正是这三种政治势力之间的相互博弈，展现了清朝最后十年复杂而生动的历史画卷。

 

第二，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初衷。

严峻的统治形势下，清王朝是怎么应对的呢?清政府高举起“新政”的旗帜，变法图存。

1901年初，慈禧太后以皇帝的名义在西安发布了史称 “新政上谕”的诏书。上谕的意思是讲：治理国家有根本不变的东西，那就是纲常名教不要变，但是治理国家具体的法令是可以改变的，就像琴瑟的弦断了可以改，可以换。长期以来正是因为我们不懂这一点，因循守旧，促成国家的大祸。同时，上谕号召大家，对国家各个方面怎样改革都要大胆的发表意见。这就是著名的新政上谕。上谕发布后，各处反应强烈，其中尤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二人联衔会奏三疏最为完备。慈禧阅罢，认为“事多可行，即当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同年四月，清政府设立督办政务处，命奕劻、李鸿章等六人为督理大臣。至此，清末“新政”正式上演了。

以前我们对清政府的新政多是做简单的否定，认为清政府新政所为，无非是在拉拢立宪派对抗革命党，搞假立宪。任何政权都不会坐以待毙，它在危机的情况下一定要谋求应对，这是一种政治本能。就这点而讲，政治上的自救无可厚非，关键在于危机时自救所采取的行动是冥顽不化的负隅顽抗，还是具有一定历史进步性的应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肯定了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初衷，那就是痛定思痛，变法求存，这也是当时清政府的唯一出路。慈禧太后在自己的谕旨里面也提到为什么要施行新政，她说是“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即：为国家、为百姓考虑，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了。这说明在关乎存亡的情况下，清政府的理性选择是存在的，而且我们又看到，事实上自“洋务运动”以来，清政府的变法图存就已经开始了。戊戌政变发生的初衷不能简单的说是慈禧太后针对变法本身所展开的，慈禧太后不能容忍变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于：她认为当时的维新派和光绪帝合作是要对付她，她不能容忍维新派和光绪帝合作下的变法。但当国家处于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的危难之际，慈禧太后不能不考虑全局。同时，当时清廷的内部和社会民间要求变法的人已经很多了。主客观条件下诸多因素的组合，促使清政府最后把新政提上了议事日程。清政府打出这个新政的旗号立即触动了各派政治力量的神经，而且迅速形成了社会热点，很快产生了有利于清政府的积极的社会效果，这就使得清王朝摆脱了庚子事变以后完全遭人唾骂的境地，清政府的政治局面重新得以控制。

 

1901年11月梁启超写了一篇《维新图说》的文章，在文章里他谈到：几个月来，社会上“维新”成为了很时髦的语言，磅礴一时。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皇上、还是皇太后乃至官吏、士兵、绅商、知识分子，只要脑筋正常的人都不能接受“守旧派”这样的称号。为此，梁启超在文中赞誉到“呜呼我为中国贺”。

新政的实践本身也证明了慈禧太后实行新政的初衷包含了某种诚意。新政分两期：从1901年启动到1905年是第一期；1905年以后到1911年是第二期。第一期连续下了数十道法令，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其主要内容涉及到：行政机构改革；奖励工商业；改革军队制度；推行教育改革。

在行政机构改革方面：去掉了原来的吏部、礼部、户部、兵部、刑部、工部所谓六部，成立了诸如：外务部、商部、巡警部、民政部、法部、陆军部、农工商部。虽然说单纯的机构改革并不足以说明都是改革，但是旧机构的改制，对于国家行政机构改革的近代化进程，并不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

在奖励工商业方面：颁布了一系列奖励章程，这对于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新军的训练也促使国家军队迈向了现代化。

在教育改革方面：1902 年8 月15 日，清政府公布了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拟订的《钦定学堂章程》（亦称壬寅学制），这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部较完整的学制，也是我国第一个由政府以法令形式公布的学制系统，但因故未能实行。1904年1月13日，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重新拟订了一个《奏定学堂章程》，并公布实施。它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学制系统文件，因这一年为旧历癸卯年，故又称“癸卯学制”。该学制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以尊孔读经为宗旨，内容比壬寅学制更详备。“癸卯学制”的制定和实施，不仅为中国新型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促进了各级各类新式学堂的发展，在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由此，整个新政做下来不管有什么问题，应该承认它还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它体现出清政府对资产阶级的某种让步，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对它产生了亲和力。比如在当时很有名的东方杂志上，曾发表过一篇名为《论中国之进步》的文章，里面讲到：新政以来，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矛盾开始缓和，原先不满清政府的民权者，现在也开始逐渐脱离激烈的做法，开始变得温和了，就是说双方开始走近了。当时有人认为新政以后，清政府缓和了资产阶级上层的矛盾，新政包括后来的预备立宪被认为是中国的大变局。

清政府搞新政，民族资本主义势力进一步增长，这就增加了封建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矛盾；新政有利于地方逐步扩大势力，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就会扩张；新军建立了，新军的思想比较新，那么恰恰新军成了后来武昌起义的主要力量，成了清政府的掘墓人；教育改革有利于新教育思想的发展，文化的传播，留学生的增加成了革命的重要力量；再加上新政加重了社会负担，带来了社会矛盾。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由此认为新政的实施是清政府搞“假立宪”，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个说法在今天看有其合理的地方，但这样的表述不够完整。因为上面讲到的问题都可以理解为是改革必然要凸现的深层矛盾,而不是改革本身之误。所以说，因为清政府后来垮台了，反过来便说是新政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种倒放电影式的逻辑推理忽略了清政府当时推行新政的积极意义。

 

清朝的最后十年是成也新政，败也新政

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改革从来都是有风险的，特别是政治改革尤其有风险。关于改革有很多著名的说法，鲁迅说：一帮人住在一个没有窗户的铁屋里，很黑，有些人主张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开窗户，通通气，大家都反对，因为已经习惯了，开什么窗户。这时候主张开窗户的人不干了，于是说不开窗户那就干脆把屋顶给掀了吧，起初反对开窗户的人说：那行，开窗户吧。就是说矫枉必须过正，这是鲁迅基于中国惰性前提下讲改革的名言。

法国近代著名史学家托克维尔在讲到法国大革命时，就改革和革命的关系讲到：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他开始改革的时候。人们耐心忍受那些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习惯了，但一旦有人出主意说应该消除这些苦难，就像鲁迅讲的应该开窗户了，人们就变得无法忍受了。改革不只是推倒了阻碍大革命的重重障碍，同时也向人民表明了怎样才能动手进行革命，因而改革为大革命做了准备，改革往往会导致革命。

就是说，社会改革的心理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有惰性，所以鲁迅讲了矫枉必须过正，才能解决一些问题；另一方面改革一旦付诸行动，欲望就会加速强化，而且还会逐渐失去耐心，急于求成的一面就会出现，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社会现象。

现在我们用这些思路反过来思考晚清的改革。清政府也可以说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对于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来说新政已经发动了，就不可能终止，关键就在于能否有效地控制因为新政而兴起的新的社会力量，有没有始终把握住改革的主动权，这一点决定了清政府的存亡。也就是说，对于清政府来说新政是把双刃剑。

第一，清政府顺应潮流推行新政。

1905年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人们直接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改变君主专制，实行君主立宪，因而出现了“立宪运动”。清政府起初并没有料到有这个必然的趋势，此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立宪运动”发生于1904年、1905年，日俄在中国东北发生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果是日本击败了俄国。中国人从日本打败俄国的事实得出两点结论：第一，日本是黄种人，亚洲的日本人打败了欧洲的白种人——俄国人，这就证明了西方人长期说的黄种人是二等民族是没有根据的，由此而提升了我们国民的自信心；第二，日本是君主立宪国家，俄国是专制国家。日本打败俄国就证明：中国走君主立宪的道路才有希望。在这样的影响下，国内要求实现立宪的呼声越来越高。清政府被迫派五大臣到国外考察东西方立宪，1905年9月1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决定要仿照实行宪政，但是又认为条件不具备，因而要预先预备，所以叫预备立宪。预备立宪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比如说要进行改革官制、制订法律、发展教育、清理财务、设立巡警等一系列的准备。至于什么时候实行立宪，还要看准备情况怎么样，按今天话说就是小步前进留有余地。立宪虽然遥遥无期，但是立宪毕竟启动了。

 

第二，清政府推行的新政演变成权力再分配的盛宴。

预备立宪一施行，各种新旧矛盾进一步的凸现，清政府就面临着更加难以控制的复杂局面，这种复杂局面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清政府内部新旧矛盾发生激化。

1906年9月按照预备立宪的程序，要改革官制，奕劻、孙家鼐（军机大臣）为总负责，袁世凯等14个人会同编纂，也是重要官员。于是袁世凯利用这个机会预先在这个机构里面安插了自己的亲信进行运作。袁世凯提出方案的基本内容是合并内阁和军机处，然后成立责任内阁，设内阁总理大臣一人，左右副大臣各一人，总理大臣总揽行政大权，下面再设11个部，可见，这个方案的核心内容就是责任内阁。袁世凯本人是想当总理大臣掌握大权，但是为了避嫌，他就授意安插在内部的亲信提名奕劻为总理大臣，自己当副大臣，实际上奕劻只是一个挡箭牌，实权势必被袁世凯掌握。所以，这个方案一出台，袁世凯想独揽大权的心思就暴露无疑了，因此，遭到很多人反对。当时的御史就上了一个奏折，说按照西方的立宪精神，最重要的精神是在议院、在国会，今天议会都还没召开，马上就把皇上的大权移到了内阁，成立责任内阁，取消了内阁和军机处，那皇上的权力不就归到总理大臣那里了吗？！这个御史说到了要害处。所以慈禧太后否决了袁世凯的方案，于当年的11月6日采用瞿鸿禨他们的方案公布了新的官制，其内容是保留了军机处和内阁，取消责任内阁，底下设11个部，但各部大臣当中满洲人占多数，所以新的官制就变成了满洲人集权了。同时还成立了陆军部，统一了全国兵权。陆军部一成立,只保留了袁世凯直隶总督的头衔，原先他掌握的北洋六镇，现在除了第四镇、第二镇暂时归袁世凯统辖外，其他都归陆军部。所以，搞了半天袁世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当然袁世凯不会善罢甘休。

对于地方官制的改革，东三省搞试点，设立一个总督三个巡抚。不甘心失利的袁世凯委派自己的亲信徐世昌为总督，朱家宝、唐绍仪、段芝贵三人分任三省巡抚。段芝贵当时只是直隶候补道的官阶，怎么能一下提到黑龙江巡抚这样引人注目的位置，其中是另有内幕的。当时的段芝贵为了谋得黑龙江巡抚的官职，贿赂奕劻的儿子载振，他把天津的名妓杨翠喜进送给载振，又送上十万两银子为奕劻做寿，所以就谋得了这个职位。当时的瞿鸿禨和袁世凯是对头，段芝贵的事情败露之后，瞿鸿禨通过他的学生汪开年当时在北京办的《京报》上披露了此事。又由御史上书弹劾段芝贵和奕劻，慈禧太后震怒，下令查办。由于袁世凯在其中做了手脚，结果是查无实据。最后两边各打50大板，这个事情算是摆平了，而清政府的声誉却更加低落了。

 

两次都没有成功的袁世凯、奕劻，进一步伺机反击。奕劻利用慈禧太后对康梁的恨意，进谗言说瞿鸿禨和岑春煊曾多次具保过康梁，还有张謇一些人，有结党图谋不轨的嫌疑。慈禧多疑，听信了奕劻的主张，把岑春煊调出军机处到两广去当总督，这时候瞿鸿禨的学生汪康年居然在《京报》上把慈禧太后曾经私底下与瞿鸿禨谈的要罢免奕劻的秘谈刊登到了报上，引起了舆论哗然。慈禧太后大怒，这时奕劻一些人又趁机进谗言说，瞿鸿禨他们勾结报馆，居心叵测，结果瞿鸿禨被开除回家。袁世凯意犹未尽，又让人在上海制造了一张岑春煊和康有为的照片合影，慈禧太后看到换了头的合影照片信以为真，这样本来被派去做两广总督的岑春煊就此被开除罢官了。至此，岑春煊、瞿鸿禨与袁世凯、奕劻各部尚书之间的权力之争以前者的彻底失败而告终，晚清这段波澜云集的权力之争使得清政府的形象更加坏了。

袁世凯和奕劻刚刚稳住了自己的阵脚，政局却又发生了大的变化，那就是第二年的11月14日，光绪帝、慈禧太后相隔一天先后去世了，三岁的溥仪开始继位，年号宣统，他的父亲就是摄政王载沣，光绪帝的亲哥哥。

载沣是光绪的亲兄弟，他和袁世凯之间有国恨、家仇。据说光绪死的时候在他书房的案头留下一个字条：必杀袁世凯。载沣是一个很懦弱的人，而这时的袁世凯已经掌握了很多盘根错节的势力，大家都劝载沣不能动，动会乱，所以载沣就以袁世凯的脚不好为由，让他回河南彰德老家养病。袁世凯是一个野心家，他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回家以后，他表面上好像退休了，实际上一点都没闲着。他把下雨天自己穿着蓑衣在河上钓鱼的照片让人拍下来，并刊登在报上，北京这边一看以为他已经没有一点别的意图了。懦弱的载沣根本就看不透这一点。现在袁世凯被驱逐了，1908年张之洞又去世了，军机处成了满洲人的天下。载沣亲任陆海军大元帅，两个弟弟分管陆军和海军。

不仅满汉在争权，满洲亲贵内部也矛盾重重，奕劻的职务虽被保留，但事实上成了空名。载沣还不满足，还想收地方督抚的兵权，结果地方督抚的权力受到进一步的削弱，中央和地方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了。

从上面可以看出，本来富有新意的新政已经逐渐演变成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这是新旧矛盾开始激化的一个表现。

 

二是清政府和立宪派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

起初新政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就是安抚立宪派共同对付革命党。但是现在立宪派进一步提出参政的要求，清政府政策强硬，彼此的关系迅速趋于恶化。从1909年10月到1910年10月一年的时间里，立宪派组织了三次声势浩大的国会运动。在第三次请愿的压力下，清政府最后做出让步，说将在11月4日宣布组织责任内阁，但是到宣统五年（1913年）才能开国会。这比清政府原来提的九年立宪提前了四年，比立宪派要求的时限——1911年晚了两年，清政府说，既然已经公布1913年开国会，组织内阁，就不允许再请愿了，否则严惩。东三省的一些立宪派议员不走，结果被驱回籍，立宪运动到这儿实际上就失败了。

到1911年5月清政府建立内阁，但是这个内阁根本不是什么责任内阁，奕劻作为总理大臣，17个内阁成员当中满族九人，皇族七人，被人笑话为皇族内阁，这无异于火上浇油，使得立宪派彻底心寒，许多人因此纷纷离清政府而去，另谋出路了。清政府这种对待立宪派的强硬办法，使得两派最终分道扬镳。

综上所述：清政府内部的新旧矛盾以及清政府与立宪派之间矛盾的加剧，对清政府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事实上，清廷内部这种绵绵不绝的争权夺利，集中反映了统治集团内部的腐朽。作为“续命汤”的新政，现在却变成了利益再分配的角斗场，使得清政府的统治力量大大削弱，最终将作为“续命汤”的新政进一步异化成了“催命汤”。待到武昌枪声响起，以载沣为首的满族亲贵虽然掌权，却根本手足无措，只好再回过头请自己的仇敌袁世凯出山。结果，袁世凯和立宪派革命党联手获得了列强的支持，拿走了政权，268年的清王朝随之崩溃。

应该说清政府举起新政旗帜的时候，它是决心与时俱进，改革图存，为自己争得了延续政权的现实性与合理性。但当改革无法制止自己内部争权夺利的腐败以及不能够有效控制新政发展的时侯，就使得新政变法维新的初衷变得难以为继，清政府就这样失去了自身继续存在的现实性和合理性。由此，清政府曾经抓住的必然性继而被另一种新兴的共和革命的历史潮流所取代。

清朝最后十年的历史反思

 

总结清政府新政的失败，我认为至少有以下三点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第一，它缺乏深思熟虑和周延的改革方案。清政府施行的新政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晚清推行新政的实质在于推进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从根本上改革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对此，清朝的群臣，无论是慈禧太后还是张之洞一些人都缺乏足够的应对知识。不仅如此，清政府内部也没有如日本大九保利通、伊藤博文这样富有现代性的能臣相佐。尽管也有一些督抚奏议，也举行过御前会议，甚至也派大臣出国考察，但是各个关键点上提出的方案无非都是急就章，具有很大的盲目性、随意性。新政前期的改革内容好多都是洋务运动、戊戌维新的延续或者是扩充，变动不太大，还比较平稳。后期预备立宪涉及到政治制度改革，清政府在应对处理时显然就少了章法。尤其是到了后期，越来越陷入被动，直至失控。

 第二，缺乏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缺乏执行力。我们现在的改革是在1978年前后，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开始的，是一个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循序渐进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过程。那当年的中国要推行改革就更难了，尤其是需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作为保障。慈禧太后个人的强势，并不能代表清王朝中央集权的强势。更何况在她风烛残年之际，中央最高层出现分裂，涣散无力，到懦弱的载沣这样一些人来执掌政权的时候，更形成了严重的内轻外重，大权旁落的局面。新政最高领导层这样的软弱无能，一盘散沙，清朝难以为继的局面就不可避免了。

第三，阶级局限无法超越，新政也难以为继。清王朝代表的毕竟是封建统治阶级，这个阶级局限性它超越不了。近代化的变法求存要求统治者必须逐渐放弃阶级特权，而清朝群臣恰恰无法超越阶级局限性，结果是把新政变成了争权夺利的盛宴，最终不仅葬送了新政，而且也使得清王朝彻底崩溃。

回首清朝最后十年的历史转型，我们可以进一步引申出两点教训：

第一，从清朝的改革可以看出，转型期往往是社会大变革的关键时期。

 

对清王朝来说改革是把双刃剑，它要求组织者必须有大魄力，大智慧，始终把握着改革进程的主动权。老子曾经有一名言，治大国如烹小鲜。是说治理一个大的国家，不能瞎折腾，要跟煎小鱼一样，慢慢地翻，如若老翻，鱼就会烂掉。我以为老子这句话中强调做事的周密与稳妥，这是必要的，但是同时还需要强调高瞻远瞩，洞察先机，把握主动权这样的雄才大略。清王朝缺乏有远见卓识的人才，无法从长远考虑，对待新政改革中的一系列问题不能做到未雨绸缪。

第二，转型期的大变革，涉及到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这时统治阶级的腐败就成为了改革的致命毒药。

转型期的大变革涉及到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主持者要具有崇高的使命感，能够超越一己私利，维护大局公利，以人格魅力来彰显改革的公信力。我们常常讲“时势造英雄”，反过来，也可以讲“英雄造时势，时势造民众”，这是著名哲学家熊十力先生提出的。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熊十力先生感觉到国民党统治实在太腐败，所以就提出了“英雄造时势，时势造民众”，就是说：国民党政府的各级领导人如果很有人格魅力，就可以像英雄一样造时势，来影响民众，带领整个国家社会改善风气。这与毛主席的名言“政策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由此我们反观清末争权夺利的腐败政治，便可以窥见清政府新政的致命点所在。

所以，我觉得在近代170年中国社会大转型的过程当中，近三十年的改革是最有成效的，由此而使中华民族的历史进入了辉煌的崭新时期。但既然是历史的转型期、改革期，那么风险就会客观存在。前面我讲了清王朝的最后十年，是要以史为鉴知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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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航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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