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金融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现在“金融文化”还没有一套成型的体系，也没有可资参考的资料和实践。我今天谈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提出“金融文化”和“金融软实力”的命题；第二，谈点自己对“金融文化”的粗浅认识或者叫“基本观点”；第三，谈谈“金融文化”在光大的初步实践。

为什么提出“金融文化”和“金融软实力”的命题

第一个方面，从社会的现实要求看，当前物质日益丰富，精神日益贫乏，文化成了人们关注的对象和问题。现在对一些人来说是有钱人终成“眷属”；所谓“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社会迫切需要一种健康精神的力量。

第二个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取得了巨大进步，但进步中也有诸多问题和困惑。巨大的进步突出表现在经历了四个阶段、登上了三大台阶、建立了十大体系。

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到1983年的“铺垫阶段”，就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重视、发展、搞活金融，实际上也是为市场经济做铺垫。1978年人民银行升格为国务院组成部门，1983年实行流动资金“拨改贷”等。

第二阶段是从1984年到1993年的“起步阶段”，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 我们跨上第一个台阶。1984年人、工两行分家，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资本市场形成；1993年的大规模治理整顿。1985年、1988年、1993年三次大的宏观调控都是以金融手段为主。

第三阶段是从1994年到2002年，是一个“攻坚阶段”，开始全面向市场经济转轨攻坚，我们跨上第二个台阶。1994年国务院作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实行汇率并轨，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颁布实施，国家专业银行成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1997年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应对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定向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四家国有商业银行13939亿不良资产。13939亿这是我经手办的，实际上不止这个数，但对外一直讲这个数，后来又追加了很多；2001年加入WTO并公布银行业对外开放时间表等。

第四阶段是2003年到现在的“确立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我们跨上第三个台阶。2003年银监会成立，“一行三会”架构形成；2004年开始向国有商业银行注资和上市；2005年实行汇率改革，2008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经历了上述四个阶段，跨上了三个台阶，在这个基础上初步建立了十大金融体系。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全国金融资产总额只有4000亿元，30多年后中国金融资产总额已超过120万亿元。由于时间关系，关于十大金融体系我只能点点题，一是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二是金融法律体系，三是金融监管体系，四是金融市场体系，五是金融组织体系，六是金融业务体系，七是金融科技操作体系，八是金融开放体系，九是金融人才体系，十是金融理论体系。30多年前，中国的银行业务只有简单的老三样——“存、贷、汇”；30多年后的今天，几乎世界上发达国家商业银行所能办理的业务我们的商业银行也都能办理。30年前，中国的金融业务操作全部通过手工操作方式进行，我们那会儿念大学还学算盘呢，而现在已经全部是计算机了。

30年来中国金融业取得了巨大进步，但进步中也存在着困惑和问题，这些问题除了改革开放深度不够、存在二元金融剪刀差、体制机制建设仍不够完善等以外，金融违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各类金融案件仍然十分突出，金融业的潜在风险仍然很大。

第三个方面，是金融软实力与金融强国的召唤。前面所讲的四个阶段、三个台阶、十大体系，我们都是参与者和见证人，这些总体上反映的是中国金融“硬实力”。我说的是“总体上”，当然像金融理论体系等可以算作“软实力”。金融硬实力的平面扩张是金融大国的标志；金融软实力的立体提升是金融强国的标志。“十二五”规划的主线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落实到金融业就是加快转变金融发展方式，就是从金融硬实力平面扩张的金融大国转变为金融软实力立体提升的金融强国。

我认为，解决中国金融业的问题要靠三个基本要素，我把它概括为“体、境、魂”三个字。一是“体”。“体”是自身物质层面的努力，包括深化改革，加强监管，完善体制机制，提高管理能力、提高员工素质等。二是“境”。“境”是社会环境的改善，包括经济的稳健发展，法制的健全，社会信用状况的改善，以及国际金融环境的优化等。三是“魂”。“魂”是金融文化。目前，在上述三个要素中，中国的金融文化即“魂”的问题是最薄弱的环节。我记得十几年前，在中央警卫局礼堂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当时朱镕基总理在会上提出来，要搞出一个四大国有银行的考核评价体系。第二天我们拿出一套考核评价体系，包括资产总量、利润，人均利润率、资产利润率、资本利润率等，还有流动性、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拨备等。按照这些项目打分的结果，第一是工行，第二是建行，第三是中行，第四是农行。后来又按“进步度”打分，第一是建行，第二是工行，第三是中行，第四是农行。朱总理说，我还不知道这个情况？我问的是它为什么是第一、它为什么是第二？我就想到，朱总理讲的实际上是主观因素，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金融文化。

 

第四个方面，谈谈我个人对金融文化的思考过程。我调到人民银行总行工作后，专门从事金融监管工作，面对着一方面中国金融业的不断进步，一方面严重的金融风险；一方面不断出台的金融法律法规，一方面大量的金融案件；一方面大规模的现场检查、人员处理，一方面不停地金融违规……这些都促使我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这里我要特别说一下在金融监管中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问题。30多年前，中国还没有金融监管的概念。经过30多年的发展，金融监管已经成为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各种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大致已对20万人次的从业人员进行过各种处罚。处罚违规人员对防范风险、惩治犯罪、警示他人起到正面作用，这是主流。但也不能不看到实际执行中的“异化”问题，比如存在的量罚不公问题，“关系”到位皆可摆平，“关系”不到位就“没事找事”；灰心丧气倾向，工作越多失误越多；我们也曾提出过“取消终身任职资格”这样的处罚措施。

难道金融的发展必然以大量的金融风险为代价吗？必然以一部分从业人员的犯罪为成本吗？2003年，我提出一个观点，“政治是暂时的，经济是长远的，文化是永恒的”。后来有人跟我讲，文化的改变需要60年，经济的改变需要6年，政治的改变只要6个月，有时6个月都不用，一个政变6个小时就解决问题。

2006年在中央党校学习，使我能抽暇写了一篇《中国金融文化论纲》。到光大工作以后，面对企业的现实问题，我深感中国金融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一个金融文化的“五四”理念，“五”是“利、法、信、义、道”，“四”是我曾经比喻的金融企业“业务是叶，管理是枝，体制是干，文化是根”。我认为建设好金融文化可以起到治本的作用。　　

关于金融文化的“十个基本观点”

第一个观点：关于金融文化的落脚点。

 

我们不能空谈金融文化，从眼前讲，我觉得谈论金融文化要落在解决当前金融三大问题上。

一是控通胀。通货膨胀这个问题，大家的实际感受和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不太一样。国民党为什么垮台？除了正面战场军事力量的对比，除了不得人心以外，很大程度上通货膨胀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垮台。通胀首先是货币现象，但不仅是货币总量现象，也是货币结构现象，另外还是货币力度现象。通胀不仅是货币现象，还是经济现象、社会现象、自然现象。要不是日本地震，也不会出现核事故，没有核事故，我们也不会抢碘盐出现“盐王爷”，这些社会现象、心理现象，其实就是文化。

二是控外汇储备。关于外汇储备，我从2007年开始曾有一些观点。一个观点是根据经验判断中国外汇储备人均600美元左右为宜，另一个是外汇储备要五路分流。几年过去了，现在我国的外汇储备突破了3万亿美元，这是一个大问题！我认为我国外汇储备应控制在8000至1.3万亿美元的上下限。

三是控风险。别的风险我不说，只说说乱拉存款。我原来在中央银行、在银监会工作的时候，只有理性认识，还缺少感性认识，现在感性认识很深刻，互相乱拉存款这件事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存款蛋糕就这么大，已基本切完，“十个和尚五碗饭”，就导致恶性竞争。具体链条是“财务违规风险→行贿受贿风险→银行声誉风险→银行信用风险”。可以说为了拉存款是无所不用其极，风险很可怕，市场很可忧，员工也很可怜。当然，十个和尚十碗饭没有竞争也不行，适度竞争最好。

所以不能空谈金融文化，从当前看，要落在控通胀、控外储、控风险上。从长远看，金融文化作为最重要的金融软实力，要落在推进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协调发展上，落在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转变上。　

第二个观点：关于金融文化的简单表述。

文化是人类特有的。人类的共性文化在横向上反映为各民族的具体文化，比如中华文化；在纵向上反映为各领域的特殊文化，比如金融文化。

 

金融文化说复杂非常复杂，涉及到一个金融理论体系和运行体系的创立。“金融”包括“金融物”和“金融人”。金融是资金的融通，资金是人的物质财产的货币表现，说到底资金融通是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就必然受到文化的影响，或者说就蕴含着文化。金融文化就是金融领域相对于资金、技术、法规等“金融物”来讲的着重于解决“金融人”的问题的一个命题，就是人在主导资金运动过程中的精神反映，亦即人在什么精神状态下指导资金的运动。这种精神状态又通过一定的形式反映为金融理念、金融法律，再作用于人的具体行为。

金融文化说简单又非常简单，按传统说法就是加强金融领域的思想政治工作，按现在的时髦说法就是德治；如果用三个字表述，金融文化就是金融之“形而上”；如果用两个字表述，金融文化就是“诚信”；如果用一个字表述，金融文化就是金融之“道”。我想了这么三句话，“诚信”是金融文化的基本元素，“形而上”是金融文化的广度概括，“道”是金融文化的深度聚焦。

第三个观点：关于文化的概念、作用及与经济金融的关系。

“文化”就其性质而言，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创造的精神财富。文化与经济金融的关系是灵魂和躯体的关系。经济是一个国家的躯体，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先有躯体，后有灵魂。既不能“魂不附体”，又要“体内生魂”。所以金融文化源于金融实践，反过来指导金融实践，最后又随着金融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第四个观点：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及对“金融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经过不断总结提炼，以及吸取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形成的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分成很多类，像思想文化、文学文化、艺术文化等。就思想文化而言，在物质分配与交换领域，主要体现为“诚信为本”、“重义轻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这些思想对中国“金融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五个观点：关于金融文化的分类。

金融文化可以做多种分类，比如可以将金融文化分为金融企业文化和金融监管文化。金融企业文化是金融企业从业人员在主导资金运动过程中的精神反映；金融监管文化是金融监管机构从业人员在对金融企业监管过程中的精神反映。金融企业文化在实际工作中一般表现为金融企业的经营理念；金融监管文化在实际工作中一般表现为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理念。金融文化按行业还可具体分为银行文化、证券文化、保险文化等。

第六个观点：关于中西文化差异与国际金融文化利弊。

在长期实践中，国际金融业形成了自己的主流正面文化，比如：法制文化、体制文化、创新文化、敬业文化等。国际金融同行的法制观念、重视体制机制建设的精神、创新精神、敬业精神以及工作细致入微的精神都值得我们学习。

与此同时，当前国际金融文化也存在诸多弊端，如利信问题、虚实问题、王霸问题等。一是利信问题。金融本以信用为基础，但是现在国际金融业已然出现罔顾信义、唯利是图文化，其中尤以华尔街此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最为典型。麦道夫那么大岁数了，纳斯达克交易所前主席，还搞非法集资诈骗，搞了个庞氏骗局，现在还在监狱里，判了150年，得死在监狱里了。金融业是要赢利的，但关键是要摆正利、法、信、义、道的位置。二是虚实问题。金融本属虚拟经济，应该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然而国际金融业已然普遍存在创新无度文化。现在衍生品到底有多少？没有个准数，总之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失衡。三是王霸问题。金融涉及各国共同利益，本应着眼宏观全局，谋取共赢之道，但是国际金融业霸权文化盛行，其中尤以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QE2为甚。拳头第一，丛林法则，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双挂钩”开始一直就是如此。

这些表现在形而下层面的具体现象，实质是形而上层面的国际金融文化扭曲，也是国际政治生态强权政治在金融领域的具体反映。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也是金融文化的危机。   

第七个观点：关于中国金融文化的基本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在业务发展、法治建设、管理水平、体制转轨、服务社会等方面的进步，都映射着金融文化的影子。我想了今天中国金融文化的十个主题词：改革、发展、安全、管理、诚信、法治、服务、效率、和谐、幸福。

中国金融文化的基本内涵，我概括为“利、法、信、义、道”，金融企业是以赢利为目的，但“利”要以“法”为约束，要以“信”、“义”为前提，要以“道”为基础。在目标上体现为“利”，在行为体现为“法”，在他人体现为“信”，在社会体现为“义”，而在这一切之上，则体现为“道”。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正所谓小才通技，中才通策，大才通略，超才通道。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中国金融文化现阶段也可以表述为：“诚信为本、依法经营，科学管理、安全第一，改革发展、以信取利，服务社会、全员和谐，谋略通道、融入世界”。这一表述既可从形而下之工作层面去理解，也可从形而上之金融文化层面去认识。   

第八个观点：关于中国“金融文化”存在的问题。

中国金融文化存在的问题既蕴含着国际金融文化问题的一般性，又有自己的特殊性。我想来想去大体有这样十个问题：一是贪大求快，二是粗放经营，三是发展趋同，四是轻视信用，五是轻视法规，六是二元文化，七是惩办文化，八是照搬文化，九是短视文化，十是“井蛙”文化。这些问题许多表面上看是形而下的工作问题，实质上是形而上的金融文化问题，许多也是社会问题，是社会文化在金融领域的反映。

我们在金融危机中盲目乐观，缺少忧患意识。只知金融不知其他，视野很窄，不知经济决定金融，不懂虚拟经济必须以实体经济为根。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书，书名叫《旧制度与大革命》，作者是法国很有名的一位政治家，我只把该书第209页第四章的题目给大家念一下：“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我们现在处在“战略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阶段，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社会矛盾十分突出。我们在国内没有明显的感觉，到国外感觉会比较明显，中国的发展最快，但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有忧患意识。

上述金融文化中存在的问题许多都同“信仰”有关。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国家的社会成员一般都有自己的信仰，不管这种信仰在思想和宗教领域属于何种派别，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抑恶扬善。金融危机不是最大的危机，经济危机不是最大的危机，甚至社会危机也不是最大的危机，信仰危机才是最大的危机。

 

第九个观点：关于中国金融业的新机遇与中国金融文化建设的新任务。

金融危机对中国既是“危”也是“机”，特别是将产生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机遇。我们要从思想上重视金融文化，要加强组织领导，要有专人负责，不能扯皮。我建议金融文化还是“一行三会”管起来，建议编制《中国金融文化建设纲要》，并且试编两个指数“国家金融文化指数”和“金融企业文化指数”。

编制“国家金融文化指数”可以以十个金融“软实力”为基础，当然这很不成熟，可以讨论。我觉得主要内容要包括：金融宏观调控能力效用和预见性、金融市场意识、金融监管能力与安全守法意识、金融创新意识、金融人才意识与人才使用合理度、金融全员幸福度、金融社会环境与社会诚信意识、金融理论建设、金融国际环境和谐度以及金融对社会和谐发展贡献度等。

编制“金融企业文化指数”可以以“金融企业发展的十条准则”为基础，主要包括：更有效益的发展、更有安全保障的发展、更有后劲的发展、更有创新能力的发展、更有前瞻性的发展、更有凝聚力的发展、更协调的发展、更有品位的发展、更有社会责任的发展、更有员工幸福感的发展。

为了达到金融软实力立体提升的目的，中国金融业要进行整体的“反思悟道”，我提出“八个第一”：一是安全与发展并重，提倡发展，重视安全，安全第一；二是竞争与服务并重，改善服务，文明竞争，服务第一；三是德治与法治并重，提倡德治，并用法治，德治第一；四是信任与管理并重，增进信任，加强管理，信任第一；五是信用与效益并重，提倡信用，合规增效，信用第一；六是信仰与约束并重，提倡信仰，兼以约束，信仰第一；七是市场份额与员工幸福感并重，重视市场，更重视员工，员工幸福感第一；八是谋技与通道并重，重视技术，更重“通道”，“通道”第一。

 

第十个观点：金融文化建设需要一批勇于担当的金融家。

目前一些“金融家”的社会形象并不让人乐观，金融危机以来尤甚，甚至有的沦落到“全球共诛之”、“全世界共讨之”的境地。前面我讲到了麦道夫，后来又出了一个卡恩。那么大岁数，一下子名声也完了，权力也没了。真正的金融家不应是单纯的技术专家，不应是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更不应是“庞氏骗局”的发明家。真正的金融家应当是在金融这个特定领域精通专业、兼通其它，能够把握行业规律、掌控发展方向、带领行业前进的实干家。金融必须实干，玩虚的不行。应当是有思想而非空想，有信仰而非迷信，有理想而非理想“化”的思想家。应当是对社会负责、严于律己、勇于担当的政治家。中国金融文化建设能否成功，中国金融业能否抓住机遇，继往开来，中国能否实现从金融硬实力平面扩张的金融大国向金融软实力立体提升的金融强国转变，关键在此。

金融文化在光大的实践

相对于金融文化的一般性，光大银行过去的文化有其特殊性，光大银行今天的文化也有其特殊性。概括起来，光大已经或正在努力的有八个方面文化，这八个方面许多还只是初步的，真正形成需要漫长的功夫。

一是人心文化。归结为四条：一是“自己不带人”，我曾经讲，我带一个人，光大我就一个人；我带十个人，光大我就十个人；我一个都不带，光大都是我的人，我们都是光大人。人是可以转化的。我在银监会时曾经讲过，人好比颜料，颜料涂得对不对，不是颜料本身的问题，是画家的问题。没有没用的人才，只有没用好人才的领导。二是实行“干部公推”。三是实行“薪酬减上增下”，光大很多人的薪酬都比我高。四是坚持“吃饼原理”，春秋时期，有个郑国人买了一个饼没有饱，吃了两个、三个、四个都没有饱，吃到第五个饱了，就认为只买这第五个饼就好了。我讲“吃饼原理”就是肯定历届班子的工作，几任领导班子都为光大的发展尽心尽力。再有就是政策不能来回翻烧饼。应当说“人心文化”在光大稳定了人心。

 

二是转化文化。矛盾是一种客观存在，但矛盾又是可以转化的，人也是可以转化的。怎么转化？要创造条件。我们一方面严格管理，建立了规章制度60多项，处理违规人员400多人次；另一方面又以教育为主，感化为主，处理的人员也给出路，不一棍子打死。

三是平衡文化。“运动”、“平衡”、“度”是哲学的三个关键词。对于光大这样的金融企业，要把问题解决好，关键在于把握好一个“度”。所以我提出光大只能用“中药调理”，“心态急不得等不得，步子快不得慢不得，力度大不得小不得”；要循序渐进，平衡好各方关系。

四是顾全大局文化。我得说一说“周恩来精神”，这在我们光大系统人人皆知。我觉得和毛泽东思想并列的还有一个“周恩来精神”，这是我的一个党史观点。“周恩来精神”博大精深，有很多丰富的内涵，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叫“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我们光大内部人都知道这句话。我提出来我们的工作“三大战役、四大战场”。我到任一个月，论证四年的改革方案出台。国务院晚上9点多办公，每人一碗面条给我们解决问题，向光大银行注资。注资后为了弥补亏损，新股东要求老股东缩股，但老股东不同意。我们有200多个老股东。我们是最早股份制改革的，1997年就股份制改革了，还有很多境外股东。因为汇金一元一股进来，他们当年是二元一股进来，到现在数年没有分红，所以想法非常对立。因为历史亏损，汇金要老股东缩股。老股东说我两元一股买的，到现在没有分红，还缩股，要到香港起诉我，说我侵害老股东的利益。我是两难，不注资，不执行国务院方案，光大活不了；注资就侵犯老股东利益，就被起诉，股东大会通不过。怎么办呢？就得挨个赔礼道歉，终于取得了一致。

五是“洋炮”文化。“洋炮”是我们东北打猎的一种武器，不是装子弹，是装铁砂，打麻雀、打飞禽，树上麻雀好几十只，用猎枪打一次只能打一只，一“洋炮”放出去没准能打下十只。我们这里别看小，但是企业多，他们形容“工、农、中、建”的改革是“一枪打一头大象”，是国家着急帮着打；光大是“一枪打十只麻雀”，是自己求人帮着打。而且十只麻雀同时打，一般的枪打不了，得用“洋炮”打，要银行、证券、保险、实业、内地、香港一起来，用“洋炮”打。

六是“骨头”文化。胡耀邦的女儿写了一本书，说她父亲到国家游泳队检查工作，游泳馆贴着大标语：“大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胡耀邦就说，游泳突出什么政治，游泳要突出鼻子。他到科学院的考古所，看到那里贴着大标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说考古所高举什么红旗，考古所要高举骨头。就是要来实的。做为国企，尽管谁都可以管你，文山会海一点不少，但要看清楚企业与机关不同，必须来实的。

 

七是“筷子”文化。光大的特点是体量小、企业多、功能全，单打独斗都不具备优势，只有整合起来才有优势。而我们过去恰恰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各干各的。所以，我们提出了“筷子原理”，抓集团内部企业联动，按“市场原则，同等优先”原则，争取产生加法、乘法效应。我还真实验过，多根捆在一起的筷子和同口径的木棍相比，木棍易折，筷子不易折。所以“筷子”文化是我们的一种文化，就是要形成整合的优势、联动的优势。

八是“警钟”文化。光大虽然有了初步变化，但我们认为仅仅是治标，还没有治本；而且还可能有反复，还可能进入“形势好转期与矛盾暴露期”并存阶段，硬件好了，软件没有完全好，业务指标也是中间状态。因此，我们一直是警钟长鸣，不敢有丝毫的大意，更不敢把话说满。

最后我想说，中国金融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很多困难，建设金融文化就是要我们以高尚的情怀，科学的精神，积极的态度，按照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将形而下与形而上有机结合起来，做好金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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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航舟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1/1201/77216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