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漫谈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奖之后发生了许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在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我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看法

2012年，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我与百位作家、艺术家亲书《讲话》。此举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议，甚至企图将其放大成一个政治事件。从主观上来讲，百位作家、艺术家亲书《讲话》实际上就是一位退休老编辑看到了这是一个可以赚钱的商业机会。当然，它产生的客观效果，是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讲话》的影响，让对这个《讲话》依然持有崇敬心情的读者感到欣慰。

《讲话》确实有其历史的局限性，比如《讲话》过度强调阶级性，提出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作家的想象力。同时，也影响到艺术作品被更广大群众所接受。但是《讲话》阐述的很多观点，都是值得今天借鉴的。其一，生活是一切艺术的源泉。无论多么有才华的作家、艺术家，离开了生活，脱离了生活，他的创作肯定是要走下坡路的。其二，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作家的笔不仅仅是一个记录的笔，还要从生活当中获取灵感、获得素材，并经过自己的想象、加工，使其成为艺术品。其三，既要阳春白雪，也要下里巴人。老是满足下里巴人这个状态，不提高，永远就是小放牛的水平，这不行；如果一味阳春白雪，脱离了群众，脱离了普通老百姓的欣赏能力和欣赏趣味，那么，高雅艺术就失去了群众基础，难以生存。这就是通俗艺术和高雅艺术关系。

《讲话》对于中国文艺的发展，乃至对于中国革命胜利的推动，都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讲话》之后，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作品，诸如孙犁的“荷花淀派”，赵树理的“山药蛋派”，这样一些作品都是《讲话》发表之后一种非常直接的成果。然而，一些人只看到我们社会生活中一些阴暗、落后的部分，只看到了《讲话》当中与当下文学创作不适应的这一部分，而没有考虑到《讲话》在当时所产生的积极意义。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用主观臆造的、人为的联系代替社会历史的真实的联系，本质上是对社会历史本来面貌的歪曲，这对人类的认识、真理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的看法，很可怕！

再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立场和伦理责任就是要承认历史、承认现实。我们要评判今天，不能切断历史；要评价今日之中国，不能忘掉过去之中国；要评判过去的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也同样如此。就是说，我们不能脱离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现在有的教授学者，扮演了一种高于一切的角色，认为自己就是良知的代表，就是正义的化身，实际上十分荒谬可笑。我希望接受大家的批评，但是不愿意接受那样一种政治化的批评。

                                          我被政治化，找不到自己了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我觉得我所有的行为几乎都被政治化了，就像得了诺贝尔政治奖一样，一会儿有说我奴才的；一会儿有说我叛徒的……我完全被政治化，找不到自己了。好像这个“莫言”简直就跟我毫无关系，是另外一个得了诺贝尔奖，遭遇被评说、被羡慕、被攻击的目标。不经意间，我变成了一个旁观者。当然，尘埃总是要落定的。

作家也生活在社会当中，所以，一个作家要变成一个跟政治完全没有关系的人，是不现实的。文学和政治分不开，但是文学创作一定要区别于政治，大于政治。就是说，我们所描写的人物是社会生活中的人物，因此，写出的作品不可能不具备一点政治性。但是，作家应该有这样一种信念，就是始终站在“写人”的立场去创作。这样的作品，即便是描述了社会当中尖锐的政治问题，由于时刻盯着人去描写，因此呈现出的作品是大于政治的，就是说政治是被涵盖其中的。

 

比如《红楼梦》之所以能够广为流传，就在于曹雪芹是在写人，写了人性的复杂性。从饮食起居到你来我往，充满了种种生活细节，从中透射出了历史、宗教、政治、爱情等丰富的元素。再比如，写战争文学，如果一个作家只是在一笔一笔，不厌其烦地描写整个战斗的过程，那他顶多写的就是一个战役的记录。要真正写出一部好的军事文学，还是要写在战争过程当中的人，人在战争这种特殊的环境、背景下，灵魂深处的一些变化。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读者从中获得一种精神的提升和洗礼。

所以，会读书的读者实际上是能够把书当成自己的个人经历来读的；好的书也是应该能够让读者从中发现自己的。这是一些很高的追求目标，我远远没有做到，但是我会努力向这方面来发展。

一个作家要获得读者的认可，是要靠作品，而不是靠头衔，也不是靠奖项。诺贝尔奖影响再大，如果我写的作品是一团垃圾，读者买了我书，回家一看也会扔掉的。姑且不要说再过去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在这个历史长河里面，作家的名声要得以继续保持，作品要能够传承下去，要靠作品的包容性和丰富性，就是超越了当时那种阶级的、社会的现实，写到了人的本质。这样，才会让一代一代的读者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不同社会环境下，对作品获得新的认识和解读。

                                       不能背上诺奖的包袱

现在看起来，要坐回书桌前去，真是很难。因为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确实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活动应该参加，譬如全民读书。像全民阅读这样一些好事，我是要站出来鼓掌加油的。诚然，即便是倡导读书，肯定也会有人批评。但是，倡导读书肯定犯不了多么严重的立场性错误，不至于批评出什么新花样来。所以，对这样一些事情，我非常愿意尽自己的一点努力，积极地配合。另外，还有一些人在呼唤我，赶快回来写作吧，希望我能够写出超过以前作品水平的作品。然而，诺贝尔文学奖似乎是一个魔咒。很多作家获得诺奖之后，创作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如果是八十多岁的作家获得了诺奖，对他的创作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因为即便是没得奖，他也几乎不写了；若是正当盛年的作家获得了诺奖，对他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这种考验有的来自外界，就是事务太多，但这还是次要的，最关键的是他内心深处的变化，就是下一部作品一定要有上乘表现，一定要比过去的作品更好。对此，有一个关于岳阳楼的故事对我启发颇大。

现如今，当人们假舟车，游江南，来到岳阳楼前，可以看到郭沫若题写的“岳阳楼”三个金色大字匾额。匾额字体笔力遒劲、刚柔兼备、结构严整，十分大气，让人感觉酣畅淋漓、赏心悦目。它与暗红的窗楼，黄色的琉璃瓦和雄浑威武的盔顶结构浑然如同一体，交相映衬。远远观去，它堪称岳阳楼整个精巧外观的灵气所聚，点睛之笔。当初，毛泽东同志批示郭沫若为岳阳楼题字时，郭沫若受宠若惊，写了数百幅“岳阳楼”的字，并从中挑选了觉得比较好的三幅，寄给了毛泽东。可是，毛泽东却选中了郭沫若写在信封上的“岳阳楼”三个字。大家知道毛泽东是公认的书法大家，眼光独到，造诣很深。由此让我想到，在最放松的状态下，才能出名篇。一个作家内心不自由，绝不会写出好的、活泼的文字。

我曾经遇到过一种游戏之笔，就是在创作长篇小说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小灵感，于是就信笔写了一个小短篇，结果长篇没写好，短篇却成了精品。这种例子在我个人的创作当中有过好几次。所以，今后能否写出好的作品来，关键还是在自己内心深处放松不放松、解放不解放。就是在写作的时候，要忘掉诺贝尔奖，甚至忘掉读者，以及忘掉读者对我的期望，哪怕写出来大家不接受，那没有关系，再继续写一篇。时常摆出一个诺奖的水平来写作，就像在日常生活中，非要把脸上贴一个诺奖标签，处处摆出一副诺奖嘴脸，是很令人厌恶的。

                                     文学要表现人类共通的东西

我在韩国的一个演讲中，引用了以色列一个著名作家的话，就是希望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之间，不要动不动就诉诸武力，大家都退一步，慢慢来谈。当我们看到一个以色列的士兵打死了一个阿拉伯的儿童，当然会同情阿拉伯的儿童，谴责这个以色列的士兵。但是隔一天，我们又看到以色列的一辆公共汽车被一枚炸弹炸得七零八落，很多妇女、儿童受伤或者死去，我们也会为此感到很难过。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大家还是要和平，不要诉诸武力。可没料想，一个来自阿拉伯世界的作家听了我的这段话，非常得愤怒，搞得我很紧张。为此，我费尽口舌地解释说明，我希望我们的作家、诗人、艺术家应该比政治家站得高远一点。令人欣慰的是，我的解释最终还是获得了他的理解。

作家应该站在政治视角之外，站在人的立场上来写作。人生活在社会当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社会阶层、社会地位中生活，因而各种思想都带有相关的各种烙印，比如说阶级观念。但是一个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如果不能突破这种狭隘的阶级观念，不能站到全人类的立场上思考，那势必会使我们的文学变得非常狭隘。每个阶级、每个阶层的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人性当中诸如父母之爱，儿女之爱，男女之爱，以及荣辱、羞耻、愤怒、梦想等等，这些关乎人的最基本的情感方式，不管是哪个阶级、哪个阶层的人，都是相通的。这也是我们的文学能够走向世界的最重要的依据，也是我们能够把外国文学拿过来翻译成中文出版，感动中国读者的重要基础。比如我们读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写的并不是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群体，但是我们依然会被里面的很多真情打动，就是因为里面描写了人的这种相通的情感，写了人的共同性。对此，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实践论》表述得非常清楚。因此，我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以后，有一年回去给我的师弟师妹们讲课，讲的就是文学创作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即是说，文学创作也是一种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

每个作家都有他成为作家的理由，我自然也不能例外，但我为什么成了一个这样的作家，而没有成为像海明威、福克纳那样的作家，这与我独特的童年经历有关。我认为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在今后的岁月里还可以继续从事写作这个职业的理由。

我小时候正处于中国困难的20世纪60年代，因此，我早期最深刻的记忆都和食物有关。我清晰地记得妈妈在院子里捶打野菜的场景，妈妈捶得梆梆作响，一些野菜和汁水溅在妈妈的衣服上，空气里也飘着野菜的苦味。这样一种视觉、听觉、嗅觉俱全的场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时候村里常常有人自杀，有一阵子连续有七八个妇女自杀了，因此小小的我就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常常担心灾难会发生在妈妈身上，所以每次回家都要先大喊“妈妈”，确定了妈妈还在就安心了。有一次回家找不到妈妈，院子、牛棚、磨房的地方都找不到，我一下子觉得不好了，就坐在院子里面哭了起来。后来妈妈回来了，告诉我，阎王爷不叫她，她是不会走的。从此我终于安心了。我觉得妈妈是很坚韧的一个女人，那时候那么困难，却一直坚持着。那时大家常常饿得连尊严也无所谓了，孩子们甚至会围住公社保管员学狗叫，因为保管员说，谁学得像就给谁一块豆饼。这群孩子中间就有我，为此，回家后我遭到了爸爸和爷爷的批评。他们教育我做人要有骨气，不能为了一块豆饼学狗叫。正是因为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中，有妈妈那样坚韧和爸爸、爷爷那样有尊严的人们，中国才能不断经受住各种磨难的考验。这也成为我写小说的来源之一，我的小说里就想体现这些品质。不要因此以为那时候我们就没有欢乐了，其实那时候我们仍有许多欢乐，我们常常为发现一种可以食用的东西而欢欣鼓舞。当然，仅仅有饥饿的体验，并不一定就能成为作家，但饥饿使我成为了一个对生命的体验特别深刻的作家。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到了荒滩后，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虽然景色很美，但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边空空荡荡的。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想。没有人说话，我就跟牛说话，后来我甚至觉得好像牛也能听懂一些人的话。所以我的小说里面写了很多动物，甚至通过它们的眼睛来看世界。我有一个中篇小说就叫《牛》，在小说《生死疲劳》中有一章就写牛。为此，甚至有人戏言说，莫言上辈子就是牛。

 

                              对于粮食与饥饿的题材，我会格外关注

粮食确实是个大问题。前些天，我看飞机上的一个刊物，上面说我国现在每年进口粮食一千亿斤，中国人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一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从来都不浪费粮食。我之所以这么胖，就是因为有粮食情结。我每次出去赴宴，菜可以不吃，一看到粮食要被浪费就想多吃一点，尽量减少浪费。结果，粮食也没节约多少，把自己却吃成了一个胖子。

在政协文史资料上，我看到粮食部一位老副部长的回忆文章，他从解放初期一直做粮食工作，后来在文革期间做到粮食部副部长，一直在周总理和李先念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由此，激发我产生了很大的创作热情。

在1960年，湖北省全省的屯粮只有一天，眼瞅着几百万市民，还有多少万的产业工人，马上就要没米下锅了。这时候，长江里正好有一艘从重庆开往上海的运粮船，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带着人就把这条船给截了。这事报到了周总理那儿，周总理拍案而起，勃然大怒，随即派那位粮食部副部长立刻处理湖北的粮食问题。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连着三天，除了上厕所以外，始终陪着这位粮食部副部长，并央求这位副部长就当地缺粮的严重状况，给出出主意。后来，这位副部长帮他们去江西借粮。江西那边说，我们也没粮，如果你们要借粮，必须秋天还，并且是现在借一斤，秋天还一斤半。最后，湖北这边还是从江西借到了大概几百万斤的粮食，以解燃眉之急。这就是当时的状况。

在这位粮食部老副部长的回忆录里面也提到，困难时期对中国粮食贡献最大的是江西省。江西省每年都为国家贡献出多少亿斤粮食来。据说，一次江西省委书记给周总理敬酒，周总理说，我可以喝，但是我喝一杯，你要多拿一亿斤粮食。周恩来一连干了三杯，这个省委书记汗流浃背地说：总理，你千万别喝了，再喝，我们这儿的老百姓也没有粮食吃了。

在这些历史细节中，我们可以感受到20世纪60年代，我们国家面临着多么艰难困苦的考验。同时，也感受到我国社会主义体制的这种优越性，就是明明自家这边也顶多够吃三天的粮食，也要拿出一天的粮食来，让给更困难的兄弟省份。

此外，粮食部的这位老领导还发现，如果出口一吨大米可以换回两吨玉米和一吨半的小麦。于是，他就跟周总理建议，我们可以不可以考虑出口大米，以换回更多的粮食来。此事得到了周总理的高度赞赏，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们的粮食短缺问题。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粮食部门全面亏损，为此，这位粮食部的老领导在中央领导的嘱托下带工作组下去，先到黑龙江，很快就抓到了问题的根本，在一年之内，全国粮食部门扭亏为盈。

我对粮食问题确实非常感兴趣，因为我当过农民，知道什么叫“汗滴禾下土”。而且，我觉得粮食具有一种很神奇的特性，它要是没有的时候，会突然没有了，到处都没有了；它要是多起来的时候，好像也很简单。像现在我的家乡那边，亩产小麦高的可以达到1500斤，小麦收割之后，马上套种玉米，又可以达到1500斤，就是一年两季，亩产可以达到三千斤粮食。现在，一亩地相当于以前十亩地的产量。当然，这个代价就是现在的粮食大量地使用化肥，各种高产品种产量高但都不好吃。

现在很多人在追求高消费：香车宝马、豪华住房、时髦服装。可是，当你三天不吃饭以后，就感觉到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用处。当你五天不吃饭的时候，你感觉到什么东西都没有用处，只有粮食是最珍贵的。由此，我想到一则小时候就知道的故事。洪水来了，一个地主跟一个长工分别躲到了靠得很近的两棵树上，长工背着一口袋玉米窝窝头，地主背着一口袋金元宝。三天以后洪水还没退，地主望着自己的金元宝跟长工说，给你一个元宝，你给我一个窝窝头吧。刚开始，这个长工觉得这个买卖好，后来一想，干吗要给地主窝窝头，地主饿死以后，金元宝不就全是我的了嘛。那么，等洪水消退之后，这个长工背着老地主扔下的一袋金元宝回去，在日后逃难的时候，也很可能是背着金元宝走了，然后又被另外一个背着窝窝头的人把金元宝换了去。所以说，围绕着粮食问题真是可以有很多的思维，可以写很多的作品。我来到北京以后，每次逛超市，到了粮食市场，就不愿意走了，望着绿豆，豇豆，黄豆，大米，小米，荞麦等等，各种各样的粮食，用力一攥，粮食颗粒从手里面流出来的那种满足感，真是让人觉得非常幸福。

                               敏感题材，我将来肯定会写

关于敏感题材，比如反腐，我要写一部描写贪官的话剧。我要写一个在过去反腐败小说里面没有出现过的贪官形象。让大家看了以后，会感觉到，这个贪官跟我们每个人都很接近。会让一些人想到，如果自己处在那个环境里面，这个贪官就是自己。但是我现在不便于透露太多的细节。可以说，中国的话剧舞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贪官形象，起码没有一个像我构思的这样一个贪官形象。这个贪官形象是个非常丰富的典型人物，他不像我们想的那种道德沦丧、毫无人性。他跟我们在很多地方很相似，但是在某一个地方，他没有守住底线。于是，他崩溃了，后悔莫及。他后来宁愿拿出所有的东西，换回当初那种清贫的岁月，但是为时已晚。

创作要与个人经验结合

你如果将来有志于文学创作，那么，可以先从自我出发，写自己的故事，慢慢地，再将别人的故事通过自己的视角表达。我的文学起步是从河北保定当兵开始的，当时创作了小说《春夜雨霏霏》。这部小说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当时自己新婚，而妻子不能随军。   

1997年到2007年，我曾经在检察日报社供职。在检察院工作的这十年，确实是我人生当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在高检的检察日报社，我同时获得了检察日报社记者的身份，这对我深入到基层检察院、村庄、工厂，包括了解一个案件整个的法律程序都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这十年使我对社会各个方面有了非常深刻地理解。这样一种思想方面的、眼界方面的开阔和准备，对我的创作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期间，我先写过一部名叫《红树林》的电视连续剧，后来把它改编成了同名小说，塑造了一个很有个性的检察官形象，这部作品基本上还是及格的。接下来，我写了《檀香刑》，它是一部追求民族风格，力避西方文学影响的作品。

另外，小说里的人物，最容易跟自己家里的人物产生联系，就像作品里面的主人公经常会跟作家自身产生联系一样。《蛙》里面的那个姑姑，就是根据我的一个姑姑这个真实的人物创作的，她们有很多相似之处，诸如经历、职业、性格等方面。这个小说写出来以后，我曾跟我表弟说，千万别给我姑看。我姑也知道，如果看的话，会有不愉快，所以她真的没有看。况且，我这个姑姑还是很开通的，她认为小说是小说，没有必要非去对号入座。还比如《红高粱》里面的“我奶奶”，也是来自我的家庭。

 

生活中的人物跟文学作品里人物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很复杂的关系。在写作之初，要写自己身边熟悉的人物。因为了解最准确、最深刻的人物，通常还是自己身边的亲人。把他们写到小说里去，这是每个作家都经历过的一个事实。从鲁迅到茅盾、到巴金，他们的作品里面都有自己亲人的影子。当然也有的作家，喜欢在一个真实人物的基础上展开他的文学塑造。但是，这样处理作品人物太容易对号入座。比如我在《红高粱》里面写到一个人物，用的就是这个人物的原名。在这部作品的小说阶段，大家还没有注意到，直到后来拍成了电影，人家知道了，就不高兴了。他找我父亲说，咱们两家几代不是挺好的吗，你儿子怎么把我写成那个样子？我明明活的好好的，却把我给写牺牲了。后来，我跟父亲说，给他送些红酒，以表歉意。那么，当初我为什么要用真名去写呢？就是想着刚开始，姑且先用真名，写完了以后再换名字。但是，没有料想到，小说写完以后，换成什么名字都不合适。就是感觉这个人物跟这个名字必须联系到一起，否则就会觉得很别扭，或是很怪异。这也是我在创作过程中遇到的很奇特的一个现象。在之后的写作中，为了避免这种尴尬的场面，我在一开始写作时，就避免用人物的真名。就像鲁迅讲的，他创作的人物，可能耳朵在陕西，嘴巴在江苏，来自四面八方的，这样很不容易让他们对号入座。

                                   写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觉得没的写

在写小说的过程中，我第一次觉得没的写，是写正面人物、写英雄人物，这样很快就觉得没的写了。20世纪80年代，大量的西方文学翻译过来。福克纳虚构了一个美国南方的小镇约克纳帕塔法，构筑了自己的文学地理。我受到启发，构筑了山东省高密县东北乡。还有，正如马尔克斯读了卡夫卡的《变形记》，拍案惊呼，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我在读到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百年孤独》，也有同样的惊奇。《百年孤独》这样一种超越现实，打破世间顺序的意识流动的写作手法，在中国过去的文学作品里面，尤其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里面比较少见。我觉得，系统地阅读西方文学对我影响很大，尤其是福克纳的作品。关键就是一个观念的变化，由此别开生面，开拓出了一片自己的文学天地。就是发现有很多可以写的——家乡的过去和现在、童年的种种记忆都涌出来，有时候好像家乡的那些狗就在身后面叫，觉得这些狂叫的狗就是我要写的。古代的作家中，蒲松龄对我的影响很大。蒲松龄也是山东人，《聊斋》的故事在我的家乡广为流传。我受《聊斋》影响很深，以至于刚进城市，看到美女也会怀疑是狐狸精变的。当然，在创作的过程中，要特别警惕简单的模仿，争取写出有自己个性的作品。为此，就需要向我们的民间文学学习，向我们的传统文学学习，更重要的是向老百姓的口头文学学习。从我们自己熟悉的生活当中寻找素材、寻找资源，形成中国文学的特色。

另外一次觉得没的写，是因为我发现自己的经验好像都写尽了。不同的作家由于不同的生活经验肯定会对世界有不同的体验。但是无论什么作家，就算活一百岁，自己的经验总有枯竭的时候。这就需要打开自己的经验面，即是说，好的作家必须具备一种能力，就是用他人的经验来创作。但是这个经验必须要融汇自己的感情和思考，打上自己的烙印。

                                     真正达到交流效果的中国文化

我获得了诺奖这件事，在短时间内，吸引了国内外很多媒体的注意，也吸引了很多普通读者的目光。这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关注，实际上扩大为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关注，也扩大为对中国当代很多作家作品的关注。接下来，肯定会有更多外国出版社来出版中国的当代文学。同时，文学的对外翻译也是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要让国外的人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就要让我们的作品走出去，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途径，但这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一步是能够让外国读者去读我们的作品，而且让人家能够读进去。

那么，怎么能够让我们的作品不仅仅能够感动国内读者，而且能够打动国外读者呢？一是要在创作中体现中国特征，就是要从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的社会生活里边寻找灵感、寻找故事的素材；二是要能表现人类共通的东西。只有这样，我们走出去的文化，才能够真正达到交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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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艳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0901/77217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