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先秦诸子之迷，领略中华智慧之根

 

先秦诸子学研究是我最近五六年的一项研究课题。原来我是研究现代文学的，从鲁迅研究起家。后来从事现代小说史、古代小说、诗词以及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在一系列的文化研究中，我感觉到，倘若春秋时期，没有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这些先贤圣人，整天处于打打杀杀之中，春秋会是野兽群居般的社会；倘若盛唐时期，没有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这样一些文化巨星，唐朝就只剩下一群“稻米流脂粟米白”（出自杜甫的《忆昔》）平庸的大胖子了。时下，伴随着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大潮，文化工程提上了历史日程。文化工程说到底是一种人心工程。在前段时间《中国社会科学报》召开的编委会上，我提出，搞人文学，就是要把文、史、哲、宗教这些东西贯穿起来思考中国现在的人文状态，梳理出中国作为一个迅猛崛起的现代大国应该具有的人文气象。这就涉及到文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那么，究竟何以进行文化研究呢？

第一，将空间维度有机嵌入时间维度。在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对于时间维度的把握通常是我们考虑的关键点。事实上，空间维度亦是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因为时间是在空间中运行并展开的；没有空间，时间就会变成没有居所的游魂野鬼。在此，我通过对“环肥燕瘦”的历史考证，为大家开启一扇文化研究空间维度的大门。在“环肥燕瘦”中，“环”指唐玄宗贵妃杨玉环；“燕”指汉成帝皇后赵飞燕。说的是唐玄宗的贵妃杨玉环是一个胖美人；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是一个瘦美人。那么，为什么汉人喜欢瘦美人，唐人喜欢胖美人呢？

有一句话叫“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说的是楚王喜欢细腰的美人，因此宫中的美人都节食，很多人染上厌食症，以致饿死了。从先秦诸子以及先秦史书中，诸如《墨子》、《韩非子》、《战国策》的记载中，可以发现楚王好细腰，不仅仅好宫中细腰，而且好“士”的细腰。因此，楚国的臣子也都节食。节食到什么程度呢？要撑着地板才能站起来，扶着墙才能走路。楚王何以喜欢细腰到如此地步？考究来看，楚国巫风比较盛，国王带着群臣跳巫风舞。粗壮的腰身跳起这种舞来不好看；而细腰跳起来是很好看的。荆州出土的楚国国画中，无论男女皆为细腰。我想屈原也是细腰。《楚辞》中“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呈现出屈原头上戴着很高很高的帽子，腰间佩着摆来摆去的长剑的形象。倘若屈原是粗壮的腰身，长剑何以能在腰间如此摆动？另外，屈原《楚辞》中有“芳草美人之喻”，这很可能跟楚国臣子的女性化有关系。有人说屈原把楚怀王作为他的恋爱对象了。其实“芳草美人”不是同性恋的问题，而是楚国臣子女性化的问题。“众女嫉余之蛾眉兮”展现出，屈原把同事、同僚们说成一群女子，嫉妒自己的蛾眉，这具有明显的女性化倾向。这是楚风很值得注意的一点。

在出土的系列兵马俑中，秦始皇兵马俑个个膀大腰圆。再看徐州楚王墓出土的兵马俑，都是一尺多高，从后面看像女人的腰段（细腰），转过去看有两撇胡子。那些骑兵、武士、文臣皆为细腰。到陕西汉景帝阳陵，有两样东西令人印象最深，一是陪葬中有很多陶做的牛、马、猪、狗，其中陶做的狗胖得像猪一样。据讲解员讲，那翘着尾巴的是家犬，拖着尾巴的是狼犬。汉朝前期的皇帝、王族几乎人人爱吃狗肉，汉景帝的孙子也爱吃狗肉。据史料记载，刘邦的连襟樊哙出身寒微，早年曾以屠狗为业。樊哙的妻子吕须是吕雉（汉高祖刘邦的皇后）的妹妹。现如今到沛县，樊哙狗肉还是一道名菜呢。二是汉阳陵出土的陶俑都是细腰长腿。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是个瘦美人，源于这种楚风北上。

 

唐代则是“关陇之风”南下。“关”指关中，“陇”指陇上、陇西。“关陇之风”指的就是西北一带游牧民族的风气。唐代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出身于北朝的关陇贵族，其祖父李虎是北周开国六柱国之一。李唐王朝的母系几乎都是少数民族。唐高祖李渊的母亲独孤氏、妻子窦氏，都是鲜卑贵族。唐太宗李世民的妻子长孙皇后的祖先为北魏宗室长。可以说，李唐王朝一半的血统是少数民族。因为草原马背民族逐水草而居，女性要参政，并且随军作战，所以少数民族喜欢健壮的女人。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的祖先外出打猎时，看到一女子在草原上撒尿，撒得很远。由此判定这位女子十分健康，随即将这位女子带回去做了妃子。长孙皇后生有三子：一是长子李承乾，就是太子，后来被废掉了；二是三子魏王李泰。唐太宗认为他像自己，倍加宠爱，甚至对李泰的待遇超过了太子，由此引起了宫廷的变动；三是九子晋王李治，就是后来的唐高宗。长孙皇后死后，三子魏王李泰在龙门石窟宾阳洞为他的母亲造了一座佛身像。面相是大方脸，并且脸是鼓出来的，很健壮。这是典型的胡人长相。因此，在“关陇之风”南下的唐代，唐玄宗的爱妃杨玉环必须是一个胖美人，由此才能“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可见，只有把人物、事件放在生发他们的空间中，找到一种在场的感觉，才能够客观地走进鲜活的历史。

第二，确立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整体文化观。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部族种族众多的民族共同体。每一个地域、每一个民族都为这个共同体注入了自己的文化元素。由此，使得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灿烂辉煌。我曾经当过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后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将“少数”两个字去掉，变成了“民族文学研究所”。在研究中，我深深感到，少数民族给中华民族增添的东西很了不得，比如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还有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等。

在文化研究中，我曾提出“边缘活力”的概念，这个概念现在用得很多。打个比方说，坐在主席台上，你的活力就不如在主席台下面。在台下可以抽空出去抽烟、上个洗手间、打个盹。可是，你在上面想打个磕睡都不太可能。就是说，少数民族处在边远地方，它的文化能够保持一定的活力。中原文化或者主流文化，往往由于地处中心，有被模式化、系统化，甚至被僵化的隐患。另外，少数民族的边缘文化来自于不同文化板块的结合，由此，少数民族文化多带有原始性、混合性、野性，彰显出极强的活力。在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融通的过程中，可以为中原文化植入某些鲜活的气息。

少数民族对汉族中原文化的影响往往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渗透。中原汉族文化对于少数民族的影响则是自上而下的。因为懂汉语的大多是少数民族中的达官贵人，只有这些达官贵人才可以请得起老师。少数民族在接受汉文化的过程中会产生这样三个文学层次：其一，他们用汉字写出系列文章，而且写得比汉人还要好。比如老舍、萧乾等人。老舍原姓舒舒觉罗氏，北京满族正红旗人。他是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萧乾原名萧秉乾，蒙古族。他是世界闻名的记者，卓有成就的翻译家、作家，也是著名的中外文化交流使者。其二，他们用汉字专门描写草原文化。其三，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写作，比如用维吾尔语、藏语、蒙古语等写作，写出的诗文意境与汉文不相上下。

第三，关注并科学对待不同文化层次的问题。通常，文学史只讲书面文学史，忽略或是不讲来自民间的口头文学史。这就好比，只讲水果摊上的水果，而不讲水果的种子种到地里，生根、开花、结果，只讲最后结成果实的水果，这是不够的。据史料记载，人类会写文字只有五千年的历史，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最早的文字是埃及文字。中国甲骨文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而且，古代能够用文字著书立说的人也是寥寥无几。据牛津大学实验室对语言基因变异在DNA变异中的研究表明，人类会说话的历史已经有十二万年了。所以说，大量的民族记忆、民族想象是通过口传心授而来的。史官文化只是人类文化史中很少的一部分。比如黄帝、尧、舜、禹的传说早已存在，可是，这种传说得以用文字记录是在孔子生活的年代，疑古学派往往认为这些传说是先秦诸子杜撰出来的，这是一个误区。根据语言与文字产生的时间差可以推断，一些民间传说靠口传心授流传下来，又继而被先秦诸子用以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学问。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走了几万里路，所到之处，都会听到关于黄帝、尧、舜的讲述。这是一个民族对自己部族始祖的一种记忆。苗族认为人类文明有三祖：炎帝、黄帝、蚩尤。苗族传唱的古歌告诉我们，蚩尤是他们的祖先。清朝康熙年间，一位名叫毛奇龄的大学问家说，“六经”里面没有“髭”字和“髯”字（“髭”就是上嘴唇上的胡子，“髯”就是络腮胡子），但是中国人的胡子绝对不是汉代才长出来的。因此，没有文字记载并不等于不存在。

我们过去通常认为，先秦诸子产生于官方文化，其实这是不准确的。诚然，先秦诸子做学问首要的是读书、识字，变成士人阶层。在这个过程中，先秦诸子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官方文化的影响。然而，先秦诸子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却在于他们用民间、民俗的东西打破了周代王官体制。因此，在文化研究中要关注并科学对待不同文化层次的问题。

第四，还原历史文化的生命状态和生命过程。关于先秦诸子的书，《老子》是最早的，有五千字；《孙子兵法》有六千多字；《论语》有一万五千多字，这在当时算是很大的书了。《庄子》达到六万六千字，共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是由庄子做的；外篇十五篇是由别人记的；还有杂篇十一篇，是后学所做。这是前人的说法，可能里面还有一些值得讨论的地方。无论怎样这些书影响了中国，进入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所以，我们研究先秦诸子，就是研究中华民族的精神DNA。先秦诸子既是我们思想上的先驱，又是我们精神上的朋友。先驱开展思想的原创，朋友启发文明的对话。面对丰厚的人类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乃是在与历史文化的沟通中，深入地进行原创对话，并以对话开拓新的原创。另外，要发现原创和深入对话还要从文献处入手，在空白处运思。这应该看作是哲学文献学的妙用。要尽可能地从文献的蛛丝马迹上进入先秦诸子的生命本质。在把握多种多样学科文献材料，包括出土文物文献材料的基础上，运用文化人类学、姓氏学、人文地理学以及考古民族学等方法，揭示历史文化的生命状态与生命过程。

下面，我们在把握上述文化研究要义的基础上，通过破解一个个诸子之谜，进一步体会、领略文化研究之要义。以期对我国先进文化的建设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迷津之一：庄子的家世究竟如何？

司马迁叙述先秦诸子时，对庄子只作附传，附在《老子韩非列传》。其中非常粗略地说：“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蒙地在宋国（河南商丘）北部，漆园吏就是乡镇里种漆树、造漆料小作坊的账房先生，恐怕连个股长都够不上。细读《庄子》，你会发现，庄子的家世蕴藏着二千年来被忽略了的三个未解之谜：

第一，一贫如洗的庄子何以获得博学？庄子家穷到了什么地步呢？庄子要向监河侯借粟为炊。监河侯推托“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意思是说，要等到收取税金后给其三百金。庄子见此情形，以涸辙之鲋（鲫鱼）作比喻说，我来的时候看到一条鱼，在车辄的沟里面，鱼儿让我给它一点水。我答应鱼儿说，我请东海吴越开了运河，便给你水。鱼儿回答说，那你到干鱼铺子里面去找我吧。穷到这个地步的一个人，著书时“其学无所不窥”的博学何从谈起？在当时，学在官府，施行的是贵族教育。就是必须要具有贵族的血统，才有学习知识的机会。孔子的伟大贡献在于把官学变成了私学，变成了民间的学问。他招收了很多不是贵族的弟子。可是，孔子没有收过一个叫庄周的弟子。那么，庄子的知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第二，一个漆园吏何以能与王侯将相对话？有史料记载，庄子在宋国的蒙地，就是河南商丘的北部。宋国的蒙地曾是一片沼泽地。所以，在庄子的作品里面，有众多关于草木虫蚁飞蝉的精致描写，那是一种湿地文化。由此，庄子细致地刻画出了蜗牛有两个角。那时候生物学没有这么发达，要在地里等很长时间，才有可能看到蜗牛将两个角伸出来。庄子的《庖丁解牛》，更是讲得出神入化，令人震撼。庄子是一个漆园吏，是做漆器的。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如此身份卑微的人怎么可以跟那些王侯将相对话，并且神情傲慢？在等级森严的社会，若无相当的身份，恐怕早就受到驱逐或拘押了。庄子何德何能呀？

第三，庄子何以对楚威王委以要职的邀请不屑一顾？《史记》和《庄子》中，三次记述楚王派使者迎请庄子委以要职，都为庄子不屑一顾。《庄子·秋水篇》载：“庄子钓于濮水（此水于春秋时属陈国，楚灭陈而归楚，在楚边境而邻宋），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于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另一则见于《列御寇篇》：“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叔（菽），及其牵而入于太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大意是，庄子接到楚王委以要职的邀请，引用比喻回绝到，你们做祭品的牛平日里享福，祭祀之日，要把它拉出去宰了的时候，连一头无人问津的野猪或是野牛的资格都不如。还有，生活在河沟里面的乌龟，它在泥地里打滚，是那样的自由自在。你说我是当头祭祀用的牛好呢，还是当只乌龟好呢？楚国是当时一流的大国，为何要到宋国聘请区区小吏委以重任？人们也许会说，这是“庄子寓言”，不必较真。但是寓言是有底线的，尤其是涉及自己身世的时候。

由于存在上述三个千古未解之谜，我们对庄子的家族身世尚需进行深入地考证，才有可能认识庄子的文化基因从何而来？在研究中，人们往往忽略了先秦的姓氏制度与汉代以后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假若对上古姓氏制度做一番考察，那么，庄子家族渊源的信息就可以浮出水面。事实上，庄子是楚庄王的后代。

楚庄王，谥号庄，楚穆王之子。楚庄王曾经问鼎中原。他跑到周朝那里问，你的鼎多重？又说，楚国的青铜器很多，拿出每一件武器的钩子摘下来就可以做你的九鼎。楚庄王之前，楚国一直被排除在中原文化之外。庄王自称霸中原，不仅使楚国强大，威名远扬，也为华夏的统一，民族精神的形成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楚庄王旁系出来到第三代，就是到孙子这一代，就可以用他的谥号——庄，来做自己的姓氏。庄子的年代（约公元前370—前280年）距离楚庄王（公元前613—前591年在位）已经200余年，起码经过了七、八代。由此推测，庄子应该是楚王一个很疏远的贵族。

既然庄氏乃楚国疏远的贵族，那么又何以居留在宋国的蒙地？此事需从楚威王（公元前339—前329年在位）派使者聘请庄子当卿相入手。由此往前推五十年左右，看楚国发生了何种重大事件，导致庄氏家族的这一支无法在楚国存家安身。大概四五十年前，也就是在庄子出生前十几年，楚悼王（公元前401—前381年在位）任用吴起变法，“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史记·吴起列传》），拓展了楚国的实力和国土；吴起改革弊政的重要措施之一，是“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苦之”（《吕氏春秋·贵卒》）。当时楚国的一些疏远贵族，可能被充实到新开拓的国土上，甚至降为平民躬耕于野，因而对吴起积怨甚深。等到楚悼王一死，宗室众臣发生暴乱而攻打吴起，追射吴起并射中悼王的尸体。射中国王的尸体，犯的是灭门重罪，因而在楚肃王继位后，“论罪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属于疏远公族的庄氏家族可能因此受到牵连，仓皇避祸，迁居宋国乡野。

通过梳理庄子家族渊源，我们真切而深入地解开了庄子为何能够接受贵族教育？为何敢对一些诸侯将相开口不逊？为何楚国邀请他去当大官，而他又以不愿当牺牲的牛，作为拒绝聘任的理由？

一旦我们进入《庄子》，就可以感受到楚文化的气息扑面而来。在《秋水》中，庄子由于受故人惠施无端怀疑要谋取其梁相地位，在国中搜查三日三夜，就向惠施讲了一则辛辣的寓言，其中说道：“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鸾凤之属)，子知之乎？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庄子家族生于南方，他便自居为“南方有鸟”，而且自拟为楚人崇尚的鸾凤。其家族迁于北方，便说“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在鸟由南飞北的叙述中，隐含着庄子家族由楚至宋迁徙的踪迹。在《逍遥游》中，鲲鹏受斥鴳之讥，是有鸟图南，发于北冥而飞于南冥，这同样可以体验到庄子有一种南方情结和大迁徙情结，这可能无意识地隐含着他的家族的历史记忆。到这里，我们算是触摸到了庄子的体温。

庄子丧妻时的“鼓盆而歌”颇受儒者诟病，但这也事出有因。它与楚国的原始民俗存在着深刻微妙的关系。据《明史·循吏列传》：“楚俗，居丧好击鼓歌舞。”这句话足以使我们把庄子鼓盆而歌，与古老的楚地原始风俗联系起来。在古中国的习惯中，其他生活方式或可随乡入俗，惟有“丧祭从先祖”，这个惯例是不能随便变更的。根据考证，庄子老婆六十岁死，在古时已是长寿，鼓盆而歌，也表达了庄子对老婆长寿而终感到安慰。只不过庄子流亡异地，家穷，无法邀集亲友或延请巫师击鼓歌舞，只好独自拿起盆子敲打唱歌。另外，从庄子向惠子阐述为什么“鼓盆而歌”的原因来看，庄子已将古俗哲理化了。他认为：“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化为神奇，神奇化为臭腐。”对生死一如的生命链条作了这种大化流行的观察之后，庄子得出结论：“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庄子·知北游篇》）庄子看透了人之生死只不过是天地之气的聚散，通晓了万物皆化的道理。所以，在鼓盆而歌的行为中，便自然蕴含着见证天道运行的仪式。比较起来，庄子写他的祖籍地楚国，与写他的居留地宋国的态度和手法，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写楚国，他灵感勃发，神思驰骋，心理空间似乎比宇宙空间还要无际无涯；写宋国社会则似乎回到地面，描绘着各色人物的平庸、委琐、狭隘、甚至卑劣。“月是故乡明”的那轮明月，似乎沉落在污浊的水坑中了，需要那只在泥泞里拖着尾巴的乌龟去打捞。庄子最影响人的思维，一是大鹏展翅，一是蝴蝶梦。人清醒的时候和睡觉的时候，其界限在哪里？是我变蝴蝶，还是蝴蝶变我。庄子借梦来思考人的生命问题。

 

                          迷津之二：《疠怜王》究竟出自谁之手？

春秋战国时期有两次重要思想家的聚会：一次是春秋晚期，孔子到洛阳向老子问礼，这是启动以后三百年中“百家争鸣”的关键；另一次是战国晚期，韩非和李斯拜荀子为师，这给三百年的“百家争鸣”画上了一个句号。这两次聚会，以往都是争论不休的糊涂账，或者尚未破解的千古之谜。今天只讲后一次聚会。《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韩非“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李斯列传》记载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入秦。辞于荀卿”。那么，韩非、李斯是多大年纪、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当了多少年荀子的学生呢？二千年来，人们找不出材料加以证明。战国晚期三大思想巨擘聚首于楚，乃是思想史上大事，有必要恢复它的历史现场。　　　　

梳理荀子生平，他五十岁在齐襄王时代才游学稷下，“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在孟、庄之后已是首屈一指的大家。其间他曾游秦见应侯，不能说他无意于用秦。由此在稷下受谗，为楚春申君聘为兰陵令，时在春申君相楚八年（公元前255年）。荀子在楚又受冷箭，辞楚归赵，再应春申君招请，已是两年后了。此时荀子作《疠怜王》之书，以答谢春申君，见于《战国策·楚策四》，而《韩非子·奸劫弑臣篇》也收录此文。一个令人迷惑不解而长期引起纷争的问题是：此文的著作权属谁？如果考虑到荀、韩之间的师生关系，就有三种可能的解释：一是韩非所作，《战国策》把它误安在荀子的名下；二是韩非抄录老师文稿，而混入自己的存稿中；三是荀子授意门下弟子韩非捉笔，而弟子有意保存底稿，留下一个历史痕迹。仔细比较《楚策》和《奸劫弑臣篇》略有文字差异的《疠怜王》文本，觉得上述第三种解释较为合理。原因有五：

一是《楚策》本比《韩非子》本删去一些芜词，文字更为简洁。而且改动了一些明显带法家倾向的用语。将“人主无法术以御其臣，虽年长而美材，大臣犹将得势，擅事主断，而各为其私急。而恐父兄豪杰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诛于己也”，改成“夫人主年少而矜材，无法术以知奸，则大臣主断国私以禁诛于己也”。改掉了“御其臣”、“得势、擅事”等法家惯用词语。二是《楚策》本在修改《韩非子》本时，增加了“春秋笔法”。把“劫杀死亡之主”、“劫杀死亡之君”中的“杀”字都改作“弑”字，把弑齐庄公之崔杼称“崔子”的四处删去二处，改为直称其名“崔杼”二处。这些都可以看作起草者有法家倾向，改定者为儒家老师，精通“春秋笔法”。三是文中采用的一些历史事件为荀子熟知，而为《韩非子》未见，当是老师口授，弟子笔录的。比如崔杼弑君的细节，可能记录过详而作了删节；李兑在赵国掌权，围困沙丘百日，饿死主父（赵武灵王），乃荀子青年时代在赵国所知。尤其是淖齿在齐国受到重用，竟把齐闵王的筋挑出悬在庙梁上，使他宿夕而死。此事发生在荀子到稷下之前几年，此前未见史载，也未见于《韩非子》它篇，当是荀子初到稷下所听到的宫廷秘闻。这都是说明此文经过荀子口授。四是本文用“疠怜王”的谚语作主题，乃是儒家的命题，而非法家的命题。《四部丛刊》影印元至正刊本《战国策》鲍注：“疠（癞也）虽恶疾，犹愈于劫弑，故反怜王。”也就是说，当国王比起生恶疾，还要难受，还要危险。只有儒家想当王者师，才会如此说三道四；法家是王之爪牙，甚至国王“头顶生疮，脚下流脓”，也要当国王的狗皮药膏。这样的主题岂是崇尚君王权威的韩非所敢说、所能说。实在是老师大儒如荀子，方能出此狂傲之言。五是《楚策》此文之后，还增加了一篇赋。曰：“宝珍隋珠，不知佩兮。袆布与丝，不知异兮。闾妹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为明，以聋为聪，以是为非，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曷惟其同！”又引《诗》曰：“上天甚神，无自瘵也。”赋为荀子创造的文体，引《诗》述志是荀子常用的手法。因此，当都是荀子改定时所加。这五条理由可以证得，这篇《疠怜王》的答谢书，是一篇由荀子授意，韩非捉笔，最后由荀子改定的文章。

过去有学者想证明《疠怜王》的《韩非子》本与《战国策》本，一真一伪，其实这两个文本都是真的，只是过程中的真，不同层面的真。《韩非子》中的文本，是授意起草时的真；《战国策》的文本，是改定寄出时的真。如果以上的考证可以相信的话，一系列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荀子由赵经韩，准备到楚都陈郢应春申君招请时，韩非已在荀子门下，时在公元前253年；李斯在六年后，即秦庄襄王卒年（公元前247年），辞别荀子离楚入秦。即是说，韩非、李斯师事荀子，共计六年，公元前253年至前247年。此时荀子六十多岁，韩非四十多岁，李斯二十余岁。他们聚首的地方是在楚国的新都陈郢(今河南省淮阳)，其时楚国首都已迁至东北的陈城（或称陈郢，今河南淮阳县），其地离韩都新郑和李斯故乡上蔡都在二三百里路程之内，交通颇便。那么，他们师徒相聚的方式何如？李斯年仅二十余，正是从师问学的年龄，较常在荀子身边。这又为《荀子》书中李斯、荀子的问答所证实。李斯进入秦国，也向荀子告别请教。韩非年逾四十，又是韩王之弟，必须常住韩都，经营当官的机会，不然就可能长久被边缘化。他们师生相处的时间并不长。韩非未必常在身边，而且韩非师事荀子时，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法术家或思想家，因而荀子对他的影响不是体系性的，而是智慧性。并且荀子是三晋之儒，异于邹鲁之儒，在稷下十余年浸染了某些黄老及其他学派的学术。他入秦观风俗吏治，交接秦相应侯，似有几分用秦之心，授徒也用帝王之术，这些方面与韩非并不隔膜。

               迷津之三：“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究竟是什么意思？

《论语·阳货篇》孔子的一句话：“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此语在妇女解放和女性主义思潮中，最受诟病。对于这个问题，古人也是有异议的，比如朱熹对此就做过一些解释。现在很多场合，对于孔子之于女子的评说也在尽力做一些涂饰。其实，与其费尽心思地为这句话的正确性作辩护，倒不如考察一下这句话产生的历史境遇。在孔子的政治生涯中，两遇女子在两个情境发过感慨。

一次遭遇女子：《论语·微子篇》说：“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齐国怕鲁国称霸，送给他们80个漂亮的女子，迷倒了季桓子，甚至三天不上朝。祭祀的时候，也没有分给孔子一份应得的冷猪肉。所以孔子走了，走得很慢，是在等着季桓子。季桓子是鲁国最大的家族，如果把鲁国的天下分成四部分，季桓子占两份。他甚至比鲁侯还要有权力。孔子走了以后，季桓子就派了人去追孔子，想挽留他。孔子说，那让我唱一个歌吧。孔子借歌声指责“彼妇之口”、“彼妇之谒”。替季桓子挽留的人回去告诉了季桓子。而季桓子则感叹“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就是说，孔夫子因为这帮女子怪罪我了。在如此情境中，发一点“女子与小人”并提的感慨，并不令人意外。与其说孔子在抽象地谈论“女子”，不如说他在批评“好女色”；与其说孔子在孤立地谈论“小人”，不如说他在针砭“近小人”。

另一次遭遇女子：《论语·雍也篇》记载孔子离开鲁国出入于卫国，发生“子见南子”事件。据《吕氏春秋》记载，孔子是通过卫灵公宠臣的渠道，见到卫灵公的釐夫人南子：“孔子道弥子瑕见釐夫人。”这一点，与《淮南子·泰族训》、《盐铁论·论儒篇》的材料相仿佛。这个嬖臣弥子瑕，大概就是《史记》所说的南子派使的人。这次拜访却引起子路的误会，害得孔子对天发誓。而卫灵公却没有因此尊敬和重用孔子，只给他一个坐在“次乘”上，跟在自己和南子的车屁股后面的待遇。引得孔子对如此女子、如此小人，大动肝火，痛陈在卫国，“好色”已经压倒了“好德”，并且为此感到羞耻，离开了卫国。在如此情境中，孔子对“女子与小人”作出申斥，又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呢？

                    迷津之四：为何会有“孙武其人乃子虚乌有”之说？

《左传》没有记载《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所以疑古的先生都认为孙武其人子虚乌有。吴楚柏举之战记载的只有三个人：一是吴王阖闾；二是伍子胥；三是吴王的弟弟夫概。就是没有孙武。因为孙武是客卿，不是重臣，不像为相的伍子胥，他是帮助吴王阖闾上台的重臣。那时，官方文献通常不记载参谋长或者高级参谋、军事专家，往往把功劳记在国王身上。但是先秦兵家文献《尉缭子》记载，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他是谁呢？是齐桓公；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是谁呢？是吴起；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是谁呢？是孙武。在柏举之战中，孙武指挥吴国三万军队对抗楚国二十万军队。孙武开始是坐在船上溯淮河西，楚军就张着口袋准备让他钻进来，但他突然中途把船抛掉，直插楚国首都，等楚军回援的时候，再打伏击仗。这种打法，就是孙武的打法。孙武《孙子兵法》一个很重要的贡献是把兵家、兵法变成了兵之大，就是说把一个非常有实效性的战略举措变成了一种哲学。《孙子兵法》既是兵家圣典，又是人类竞争生存的智慧宝库与启示录。所以我们要关注不同文化层次的问题，才能走进诸子。

 

                          迷津之五：墨子的出生地究竟在哪里？

中国幅员广大，各个地域的种族、部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积累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成果。由于不同地域给诸子注入的文化因素不同，因此诸子家族身世的考定，对于破解诸子的文化基因，具有关键的价值。但这方面的资料短缺，又给我们的考定留下许多难题。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附的墨子身世片段，只有二十四个字：“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这里将墨子附于列传中庄子、申不害、韩非之后，年代是明显错乱的，只用二十余字就交代了一个学派领袖的一生，说明风行二百余年的墨子显学，在太史公的时代已衰微到了几乎进入绝学之境。而且《史记》说墨子为“宋大夫”，与《墨子》记载的他从不接受爵位，是互相矛盾的。这也不是墨子的里籍，而墨子的里籍在何处，也未做交待，以致后世至今有关他的里籍争论不休。

怎样才能厘清墨子的出生地呢？有效的办法不是斤斤计较后人的议论纷纷，而是让墨子自己做出交代。墨子里籍问题，就不说今人争做名人的老乡了，《史记》、《汉书》就没有记个明白，但是“模糊也是一种意义”。我们只好请教墨子本人了。墨子对楚王说，“臣乃北方鄙人”，那他就不是楚国人，但是哪国人，他也来了个“模糊”。他“出”曹公子于宋，用一个“出”字介绍自己的弟子到宋国做官；止楚攻宋之后，“过”宋而未被守闾者接纳，那他不是宋人，在宋地无家。他又说，“南有荆、吴之君”，加上吴国，说明他所在北方偏东；“北有齐、晋之君”，那么他所在不是特别靠北，加上一个齐国，说明这不甚靠北的地方偏东；“东方有莒之国”，那么他所在，为莒国正西，也就是鲁国的“南鄙”那些附属小国。墨子在无意中交给我们一个他的家乡的定位系统。鲁国南面存在过有名字可考的小型国家，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二十多个，有的小到只有十几里，或几十里，这些都属于东夷部族。墨子属于草根，出身于百工，也就是泥瓦匠、木匠之类的工匠，因此往往居无定所，游动于东夷部族之间。墨子思想与东夷文化，结有不解之缘。这对于将诸子研究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发生过程中的华夷互动体系，具有本质的价值，可以极大地拓展墨子研究的文化空间。

为什么墨子提倡“节用”、“非乐”，反对“厚葬”呢？因为他是草根，他对他的门徒说，贵族们花天酒地、歌舞荒淫，把许多玉器、陶器、青铜器都埋进坟墓里去了，我们却吃不饱、穿不暖，死了连一张席子裹尸都没有，这个世道还有公平正义可言吗？这对于鼓动民众，是很有效的。群众鼓动起来了，用什么来约束和监督呢？他提倡“天志”和“明鬼”，上天有眼，鬼神监督。学者们翻一翻《左传》等书，发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民本思想”，就觉得墨子讲天讲鬼，思想后退了。其不知“民本思想”只是当时精英分子的思想萌芽，广大草根民众还是信天信鬼的，明处对得起天，暗处对得起鬼，这种无所不在的监督，带有很强的心理强制性。墨子提倡“兼爱”和“非攻”，也是站在平民百姓和弱势群体一边的。儒家的仁爱和礼仪，是讲究尊卑等级，亲疏远近，推己及人。一讲尊卑等级，就没有草根平民的份了。所以墨子讲“兼爱”，没有尊卑等级的普遍的爱，大家都是“天之民”，各国不分大小，都是“天之邑”，不能以尊压卑，不能以大欺小。墨子说，他的思想行为，是从大禹那里学来的。大禹的子孙分封在杞国，这时在山东的新泰，离墨子家乡很近。在墨子二十多岁时，被楚国吞并了。贵族、巫师、歌手把大禹故事带到民间，所以墨子提到的大禹故事神神怪怪，非常怪异，非常原始，带有东夷文化色彩。

我们破解了墨子的家乡何在，就破解了墨子思想的文化基因从何而来。但是，来自河南中南部的有些人，坚持墨子家乡在他们那里，在感情上难以接受墨子家乡在鲁南鄙诸小国。如果进一步分析先秦文献中墨翟、禽滑釐及其身后的墨家“钜子”的活动轨迹，可以认定，河南中南部是墨家民间结社团体的根据地，或他们止楚攻宋，实行非攻主张的大本营。说句开心话，鲁南鄙诸小国，是墨子的“韶山冲”；河南中南部，是墨子的“井冈山”，井冈山在某种意义上比韶山冲更重要。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科学思潮的启发，《墨辩》声誉鹊起，《大取》、《小取》二篇也列入其中。梁启超有感于胡适的心得，认为墨子十论是“教‘爱’之书”，墨辩六篇是“教‘智’之书，是要发挥人类的理性”。此波愈涌愈烈，以至推崇“一部《墨经》，无论在自然科学哪一个方面，都超过整个希腊，至少等于整个希腊”（杨向奎：《关于研究（墨经）的讲话》）。考察《墨辩》诸篇的发生，有必要搜索墨子思维方向的一次重大转换，由青壮年时期的满腔激情，到晚年充满悟性和理性的冥思。其转捩点隐藏在汉代邹阳的一句话中：“宋信子罕之计而囚墨翟。”（《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一次牢狱之灾，是可以促使人对于前此的人生和思想进行反思。墨子六十余岁被囚。人到晚年，激情化作理智，墨子被囚前可能就开始反思自己的学说。被囚中，苦思冥想早年百工众艺，以及日常事例、学理辩论的深层原理。出狱后，再也不能自由出入宋国；至于楚之北境，鲁阳文公受封于白公之乱（公元前479年），其父司马子期殉难前后，当比墨子长二三十岁，此时当已作古，因而也不宜再到其封地。即是说，墨子《经上》、《经下》的构思写作，可能在自宋出狱后，不再能留宋或入楚，唯有返回鲁南鄙故里之时。

从年龄心理学看，人在晚岁，往往津津有味地反刍早年的经验。人在捡拾早年的脚印中，捡拾青春的梦。墨子囚后返乡，旧雨重逢，朝花夕拾，许多当年的得意之事和幼稚笑话又何尝不可作为谈资？当年能工巧匠师徒相授，不乏绝技和秘诀，窥探这些绝技秘诀背后的原理，也是人生之乐事。因此，百工之技，绳墨之学，融合着民间能工巧匠世代相传的智慧，成了墨子《经》上、下对百科技艺进行思考的切近而稔知的资源。而且百工技艺，也是凿山开渠、治理洪水的大禹所推崇的。《周礼·考工记》说：“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墨子之高明，体现在由家常日用、百工之艺，凿空通向科学的通道，绳墨之学的抽象化或数理化延伸就是几何学。这是一种由经验上升为数理的科学主义的智慧。

 

                            迷津之六：老子庙为何不见李父之踪影？

好像是天生的“老子”，而非“儿子”。但老子是知有母的，李母庙就在老子庙的北面。老子出生在一个母系部落，才会如此。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在解释老子“姓李氏”时说：“按：葛玄曰‘李氏所生，因母姓也’。又云‘生而指李树，因以为姓’。”这是母系社会获得姓氏的方式。了解这一点，才可能解释何以在先秦诸子中，惟有《老子》带有母性生殖崇拜的意味。历史学家吕思勉、哲学家冯友兰以及一些外国汉学家，都是这样认为。最为明显的例证，是《老子》六章：“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牝的原始字形是“匕”，作女性生殖器形状，正如牡字去掉“牛”旁，乃男性生殖器形状一样。玄牝之门，即玄深神秘的女性生殖器之门，竟然是天地之根，这不是母性生殖崇拜，又作何解释？而且“牝”字又有孔穴之义，如《礼记·月令》郑玄注，就把接纳门闩的孔穴，叫做“牝”。那么，这个“玄牝”简直就是老子形容的生成天地的无限幽深的“黑洞”了。六十一章又说：“大邦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马王堆汉墓帛书甲本作‘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这些话都语义双关，从神圣的生殖崇拜，转化出或发挥着致虚守静、以柔克刚的思想。

人们也许会问：春秋晚期中国已进入相当高度的文明进程，难道还存在母系部落吗？上古中国是一个多元共构的，并非是同步发展的文化共同体。可以说，非均质、非同步是其突出的特点。周室及其分封诸国的中心地区，经济文化比较发达。远离城邦的边鄙之地，则存在着明显的原始性。中央政权和邦国的力量相当虚薄，依然活跃着许多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在这些边远地区，就很可能存在着母系氏族，或母系氏族的遗风。甚至二十世纪的中国西南部还有母系遗风。二三千年前的属于陈楚边远之地的苦县赖乡，又怎么能排除有母系氏族或它的遗存形态，生存在山谷溪流之间呢？值得注意的是，《老子》二十一章，在讲了“道之为物，惟恍惟忽。……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之后，特别讲到“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众甫二字，马王堆帛书甲、乙本均作“众父”，这种用语是否带点群婚制的信息呢？老子是否也因而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呢？陈国（河南淮阳）本是“太皞之虚”，伏羲女娲的故土，伏羲是他的母亲踩着神的脚印生下来的，至今每年三月还表演伏羲母亲踩着神的脚印的舞蹈，尤其是那里有一种陶器玩具叫做“泥泥狗”，一个、两个、三个直到九个头，胸前都绘有色彩斑斓的女人阴部的图案，非常醒目，是女性生殖崇拜的遗存。

陈地的地理风物对老子影响至深者，一是谷，二是水。老子自小就在流经赖乡的谷水、涡水上，天真无邪地嬉戏，因而对水性、水德体验极深。《庄子·天下篇》称老聃之学“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是咀嚼到了老学中的水味道的。《老子》八章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夫唯不争，故无尤。”这就是老子体验到的水之德。不妨设想，涡水、谷水滋润着童年老子所在的氏族部落的田地林木，流水何尝有侵占田地林木的收获的欲念，它只留下波纹的笑，留下两岸的绿，就向低处毫无留恋地奔流而去了。这就是流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流水。老子只能望着它蜿蜒的身影而遥致敬意了。还有水之性，《老子》七十八章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克刚，……正言若反。”柔弱胜刚强，是老子最有标志性的发现之一，而最初启发他的莫非水，最好的喻体也莫非水。这个发现既可鼓舞弱者敢于坚持的勇气，又可告诫逞强收敛其锋芒，还可涵养强大者游刃有余的处事谋略，成为各阶层的人们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的思想源。老子从水性中发现了“柔弱胜刚强”，从水德中发现“善利万物而不争”，这和孔子叹逝川，可以并列为对水之哲学的三项杰出的发现。

经由此番研究，我们就可以用熟悉的、确切的、甚至亲切的姿态，与先秦诸子进行深度文化对话，追问他们为我们这个民族注入何种智慧，他们在创立思想时有何种喜怒忧愁，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发展中他们提供的思想智慧有何种是非得失，在现代大国文化建设上这些古老的思想智慧如何革新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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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艳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1001/77217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