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这个提法，是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中的。什么是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就是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会与其他阶段有不同的发展目标、发展需求、发展环境、发展状态等等，这些不同就构成了这一发展阶段的阶段性特征。

我们现在谈“阶段性特征”，这个阶段的主要定位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所以，今天主要讲一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一些跟过去既有很大不同又有密切关联的发展特征。科学认知、深刻把握、正确应对这些发展特征，对于中国社会未来的快速健康持续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些变化对中国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这就是第一部分内容要回答的问题。我们的观点是，30年的快速发展，让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路径与方式。中国社会要想继续往前走，必须审时度势，对已经发生的变化有清醒的认识和积极地面对。总体来说，有五个方面的变化应该引起关注和重视。

第一，社会结构日益多元。

所谓社会结构，就是社会中的社会群体在社会中的分布状况。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一个什么状况呢？当时的中国社会结构很单一，约定俗成的说法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而知识分子阶层属于工农阶级的一部分。所以当时的中国社会说到底就两大阶级，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利益群体。虽然事实上也存在一些其他阶层的残余，但在社会政治领域里是不予承认的。在这样的状况下，只要把工人、农民这两大阶级的事情办好就行了。而且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运行方式是计划经济，在这个背景下，要想解决两大阶级的生活和发展问题是比较简单的。

更重要的是，这两个阶级之间没有直接的矛盾和对立，因为他们的利益都是党和国家给的，所以这两个阶级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特别强调高度统一，当时中国人的衣服基本上都是蓝颜色的。外国人到中国来一看，像是蓝色海洋，就说中国人是蓝蚂蚁。为什么是蓝蚂蚁呢？大家都知道，蚂蚁是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当时中国社会的高度组织纪律性恰恰就是来源于社会结构的异常单一。

改革开放20多年后，中国社会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建党80周年座谈会上说，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比如民营企业家阶层、职业经理人阶层、科技经营者阶层等等。党的领导人的讲话就是党的文件，这个说法表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中央文件上正式承认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这个提法出现的意义是重大的。

2002年修改《宪法》的时候，关于“人民”的定义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2002年之前的《宪法》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等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人士。在2002年的《宪法》里，人民的内涵扩充为工人、农民等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新兴社会阶层等社会主义建设者。大家千万不要低估这种说法的变化。这个提法确定之后，中国社会的状态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前些年东南沿海闹民工荒，这是因为20多年来东南沿海地区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一直都很低。按理说，一个地区的劳动力价格应该随着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应提升。20年来东南沿海地区的发展是相当快的，但工人的工资水平一直提高不起来。为什么提高不起来？因为东南沿海的那些企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其主要竞争优势就是廉价的劳动力，如果给工人加工资，民营企业家的利润就少了。这种状况如果发生在改革开放前是不可想象的，敢对工人兄弟不好，企业还想不想办下去啊？政府一声令下，说加多少就得加多少。但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是不可能那样做的了。因为劳动力的价格是接受市场的调节。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政府突然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向民营企业家们施加这样的压力了。因为那些民营企业家会说，工人和企业家对你中国共产党来说，对你政府来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啊！给农民工加100块钱，农民工的日子好过了，我们活不下去了。虽然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之间没有根本的冲突，不同阶层可以有机结合、互相融合，但到具体的经济政治实际中就不那么简单了。事实上是有冲突的，甚至还是比较强烈的冲突。

面临这些冲突我们怎么办？只能靠兼顾、靠协调，再也不能搞一刀切、清一色，因为社会结构已经多元化，每一个社会阶层都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现在说“团结”这个词的少了，说“和谐”这个词的多了，因为团结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大家可以紧密无间地走到一起；而和谐是每个群体都有不同的利益，大家互相磨合，互相妥协。

第二，社会需求逐渐提升。

我们可以说，经济建设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人民群众摆脱了贫困、跨越了温饱，实现了小康，已经开始向全面小康迈进。但是在我们刚刚满足于和陶醉于经济建设取得这么重大成就的同时，突然发现有种我们没有想到的问题出现了，百姓对政府好像越来越不满意了，越来越不买账了，抱怨的情绪越来越大，叫苦的声音越来越大。

有一个地方，干群关系一度特别紧张，我们就过去搞调研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去了之后，从县委书记到乡镇书记乃至村干部，大家异口同声地说，现在的老百姓都没良心。我让乡镇干部找几个没良心的百姓，想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没良心。结果那群乡镇干部就有点不乐意了，认为我有点不相信干部。我说调查研究就应该把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人都了解到才对啊。面对我的坚持，乡镇干部不好说什么。就找吧，但他们也有小九九：如果找一些到外面打过工、见过世面的年轻农民，伶牙俐齿，万一说些不好听的话大家都下不了台。就给他找那些没出去打过工、没见过世面的老农民，量他也说不出什么来。于是，乡镇干部就带我们去见了一个60多岁的农民，一看就是一个很不善说话的农民。但乡镇干部还是打起了预防针，对他说，这是中央来的大领导，想问你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和看法，你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说。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味，马上接上去说，我就是党校的一个老师，就跟你们村里的教书先生一样，我就是想跟你聊聊天，你看行吗？老农说，好啊。

我说，我看你们家的日子过得也不错，新盖的三间大瓦房，您身上穿的这个棉衣质量也不错，这不都是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实惠吗？不都是乡镇干部们带领大家勤劳致富得来的吗？那个老农抬起头来看了我半天，说，是啊，我们现在日子好过了，吃的饱，穿的暖，感谢改革开放，感谢邓小平。可是你看我们家后院养的那三头猪，每天我喂它们几把谷糠，它们也能吃的很饱；我给它们铺上几捆稻草，它们也能睡的很暖和。那你说，我这人跟我们家后院的猪有什么区别？说完这些，老农就什么话也不说了。

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这个老农说得实在是高啊，给我上了一堂课啊。人跟猪有什么区别啊？人有做人的尊严，有人的精神追求、政治追求、文化追求。在我们没有吃饱穿暖之前，是顾不上这些东西的，吃饱穿暖之后，这就变成了自然而然的需求了。生理层面的问题好解决，就怕心理发生问题，就怕头脑发生问题。我们经常说，能让中国老百姓吃饱穿暖，这是改革开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现在的问题是吃饱穿暖之后怎么办？邓小平同志晚年曾经说过，我们总认为发展慢不行，现在看发展起来之后的问题一点也不比发展慢要少，甚至还要多得多，复杂得多，棘手得多。我们如何能在老百姓吃饱穿暖、实现经济小康的情况下，满足他们政治小康、文化小康的需求，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人民群众的新的要求和愿望。但是，满足这些新期待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还是一项新的挑战和新的任务。

还比如，过去这些年，我们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有时稀里糊涂的不讲法律、不讲民主，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只要一不按照法律来做事情，老百姓就会拿起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大家设想一下，在十多年前，我们搞拆迁，有哪个老百姓会拿着《宪法》去捍卫自己的权益啊？但现在钉子户越来越多，钉子户多固然对我们搞经济建设的同志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但对于中国社会的健康繁荣发展进步来说，却是一件好事，说明我们社会民众的法制意识、民主意识在逐渐增强。我国的下一轮发展必须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往前走，我们必须要适应这样的变化。

第三，社会状态更加开放。

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社会越来越开放，越来越透明。具体来说，有两个特点。

首先，中国社会现在的人口流动规模、频率、范围都是空前的。目前中国社会有1.5—2亿人在流动，这种人员的流动让社会状态发生巨大变化。改革开放前，中国是高度停滞化的社会，一个工人年轻时到一个工厂里做工，可能一辈子都在这个工厂里干下去。当时中国老百姓要想流动不容易啊，出门坐个火车都需要开介绍信。当年文化大革命搞大串联时，外国人看起来好像中国已经内乱，其实中国社会的内部控制依然相当有效，原因就在于户籍制度高度固定化的社会控制模式。

30年来，人员的流动超过了我们的想象。我曾经去重庆的一个乡村，村党支部书记就告诉我，我们支部名义上有25个党员，除了5个65岁以上的党员在家里外，其他的党员都在外边，很多党员的党费都收不上来，他们一会儿在深圳，一会儿在北京，后来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哪。这种社会人口的流动给社会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这种挑战是过去的那种发展模式所难以考虑到的。

其次，尽管人口的流动性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困惑，但压力还不算太大，更大的压力来自于另外一个变化：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互联网络的出现，社会变得越来越透明，越来越公开，资讯的无障碍传播让我们突然发现，今天的社会就像是在一个玻璃罩下。过去进行社会管理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如果发生了负面性的事件，按照传统的模式，通常是先把事情捂住，然后慢慢在内部化解。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避免由于负面消息的出现而打乱我们的部署以及引发不必要的社会恐慌。

近两年来，中国社会不断发生贵州翁安、甘肃陇南、湖北石首等群体性事件，这些群体性事件刚刚出现时，《人民日报》、中国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权威媒体都没有正式报道，但没过两、三天，很多老百姓就通过互联网、手机短信知道了。在这样的状况下，今天的社会已经变得越来越透明了，出现问题已经捂不住了。

在捂不住的状况下，如何适应这种社会的变化来进行社会管理？我们必须有新的思路、新的理念。现在我们也已经开始逐渐适应了，只要一个地方一发生群体性事件，党报、电台、电视台往往会在第一时间发出声音，因为我们意识到如果不正面发出声音，讲述真相，那些稀里糊涂的渠道传播的信息可能更加麻烦。

从过去捂着盖子到现在主动公布，这个改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社会状态的开放。中国社会经过30年的发展，社会状态越来越开放，面对这种开放的社会，我们需要一种开放的心态、开放的理念、开放的行为来继续现在的发展。

 

第四，发展方式开始转变。

回顾中国社会30年的发展，我们在发展模式上走了一条“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之路，采取了一条非均衡发展战略。这样的发展模式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有一定的经济合理性。但时过境迁，问题就凸现了。

高投入，只要把钱投下去，这经济发展还能不起来吗？从去年的金融危机就能看出来，金融危机这么大的事儿，国际社会都开始叫苦不迭了，连美国面对金融危机都无可奈何了。可是我们中国却能做到一枝独秀，因为我们可以投入大笔的资金，4万亿的财政拉动加上10万亿的信贷投资，不管是危机还是疲软，经济也能发展起来。高投入对于经济发展有着直接的显性效应，但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高投资拉动，发现已经不可能持续下去了，这些年来通过依靠投资拉动经济，投资率已经达到了54%，也就是说接近一半的GDP是靠钱投下去堆出来的，我们能有多少钱这样堆啊？在经济发展初期，通过这样的方式搞增长，人们还没什么异议，随着社会的发展，不仅要搞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也都需要钱，都使用高投入这样的办法就会入不敷出，所以高投入的发展模式一定要改改了。

高消耗。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我们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对资源消耗型依赖很大，这种粗放型的资源浪费导致我国资源消耗过快，现在仅国内资源已经满足不了我国经济增长的需要，国际资源也开始告急了。现今中国到国际市场上去买什么，什么马上就会涨价。我们差不多把国外的铁矿石给买成天价了。我们跟澳大利亚铁矿石三巨头谈判，死活谈不下来，为什么谈不下来？因为人家心里清楚，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需要铁矿石，而中国缺乏铁矿石，所以凭什么不卖高价啊？

大家都知道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的石油资源越来越紧张，现在已经有接近一半的石油要靠进口。那么我们能不能到海外去买到油气资源，到海外去开采石油呢？2004年，有一家美国的油气公司要卖，我们的中海油去买，出价也不低，比同时竞标的壳牌和美孚要高出5个点，按理说应该是稳操胜券的，可到最后，美国说，不卖。不是经济原因，而是政治原因，美国不允许中国有稳定的海外油气资源。没办法，转过头我们来跟俄罗斯谈判，让俄罗斯的石油管道经过咱们东北，结果从2005年谈到现在，油还没有过来。所以说高消耗的发展模式已很难维持了。

关于高污染，大家都是有切身体会的。搞个造纸厂，倒是能换点花花绿绿的钞票，但大管子把废水都排到河里去了。搞个水泥厂，也能换点钞票，但大烟囱把废气排到空中去了。结果这些年来经济是增长了，但青山绿水越来越少了，蓝天白云越来越少了。小时候，抬头还能看到星星眨眼睛，现在抬起头看来看去，能看到星星眨眼睛是一件很稀罕的事情了。

目前，中国有16个城市被国际社会评为已经完全不适应人类生活的地方。全世界评出25个，我们占了16个。当然这样的评选未必具有权威性，我们中国也不能全盘接受，但一定要记住毕竟无风不起浪啊。我们承认发展经济不可避免地要浪费资源、破坏环境，但是当浪费、破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会反过来把我们的一切努力全归零。所以这种高污染的发展方式也不能持续下去。

有同志说，污染怕什么，污染之后咱们可以治理啊，北京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吗？北京这两年的空气质量确实不错，北京大气治理的成就简直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但大家知道，我们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高污染的发展模式终将使我们居无定所。

3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9.8%，为什么这么高？除了刚才讲的“三高”之外，还有一条原因是我们采取了非均衡发展战略。由于我国财力物力有限、生产力水平有限，所以我们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些年来我们的城市化发展很快，外国人到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大城市一看，一个个惊讶地说，你们的城市建设不比美国的纽约曼哈顿差。

北京的四号线地铁，我去坐了一次，感慨很深。目前来看，全世界基本上没有哪一条地铁能跟四号线比，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纽约地铁，那简直不是人坐的地铁。但有一利总有一弊。中国这么巨大的成就来源于这些年来我们把大量的财力、物力都集中在城市，这同时就意味着中国还有庞大的地域会失掉营养。有外国人到我国西部跑了一圈之后跟我说，中国要崩溃了，中国农村哪是人呆的地方啊？外国人有造谣之心，但同样也是无风不起浪啊。

中国的城乡二元差距现在是越来越大了。坦率地讲，中国的城乡二元格局是计划经济时就已经奠定了，但城乡二元差距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过。中国农村占中国国土面积的绝大多数，中国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如果我们的发展只是让少部分地区和少部分人获得了超常规的收益，而让更大部分地区和更大多数人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跟不上发展的步伐，那么这样的发展是否具有合法性？是否具有说服力？我们已经意识到今天的中国如果再按照这种非均衡的发展方式往下走，将会造成城乡严重对立。

经过30年的发展，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发展方式已经非改不可了，再也不能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非均衡发展了，因为这样下去是支撑不了多久的。

第五，发展环境更加复杂。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国融入了世界，走向了世界，加入WTO，参与全球化，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当年中国共产党刚刚取得政权时，美国对我们施行的是遏制战略，不跟我们交往，想把我们给困死。后来我们跟苏联合作，结果没有多久，我们发现这位老大哥老想占我们的便宜。最后我们只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关起门来搞建设，这意味着我们跟世界是隔绝的，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跟中国没有关系。

大家如果有兴趣去查看过去的《人民日报》，会有一种很新鲜的感受。过去，如果说西方国家发生经济危机，我们的《人民日报》虽然不叫幸灾乐祸至少也是兴高采烈地发文说，资本主义又发生经济危机了，这表明帝国主义在一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会一天天好起来。但是去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刚刚打喷嚏，中国就感冒了。今天的中国跟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了。

这种紧密是好是坏不能一概而论。

我们回顾中国对外开放之初的一些情况是很值得琢磨的。按道理说，当时的中国跟国际社会隔绝了接近二十年，我们有朋友也都是亚非拉的一些穷朋友。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成见很深、矛盾也很深，可是当年中国跟美国建交却出奇地顺利。为什么？当年的国际格局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属于两军对垒，打得是紧锣密鼓，资本主义的代表是美国，社会主义的代表是苏联。中国也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但当时中国已经跟苏联分道扬镳了，如果美国能把中国拉到他这边来，就相当于凭空增加了一股新生力量。因此，虽然当年中国无论军事力量还是经济实力都不够强大，但中国的倾向能改变美苏之间的微妙平衡。在这样的状况下，中国跟美国说建交就建交，而且美国是高高兴兴地跟中国建交，美国希望中国参与进来，制衡苏联。

紧接着中国改革开放了，国际社会也随之对中国放开，当年中国想买美国日本的汽车彩电，要多少有多少，日元贷款、美元贷款说来就来。在那个阶段，中国在国际上走到哪儿都特别受欢迎。当时中国产品质量并不高，但卖多少，国际社会买多少；三十年后，中国产品的质量越来越高了，价格也越来越便宜了，但国际社会并没有更加欢迎，而是动不动就给我们扣上倾销的帽子。

现在我们周边国家，包括越南、日本都因为领海问题、资源问题跟我们吵个不停，为什么敢吵？这跟中国这些年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美国有一位文化学家在一篇报告里说，一个社会尤其东方社会，不管其体制多么专制，与西方社会有多么的不同，但如果这个社会中的百姓喝着可口可乐、穿着牛仔裤、听着摇滚乐，这个社会与西方社会已经没有多大的不同了。也就是说，一个社会中人的生活模式、行为观念决定着这个社会的运行状况。中国社会经过这些年来的发展，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为了维护自己民族权利而不惜以身抵命的劲头被逐渐转化了，我不是说这种劲头有多好，但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劲头，在国际社会中是得不到尊重的。中国到国际社会做打工仔是受欢迎的，想跟人平起平坐就不行，这就是中国目前在国际社会中面临的苦恼。如何在开放中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我们需要有一种新的战略考虑。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社会结构、社会需求、社会状态、发展方式、国际环境这五个方面都与30年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积极地应对这些变化，不仅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没有可能，甚至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都将得而复失。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背景下的阶段性特征

社会发展是有阶段性的，比如改革开放30年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就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来说，它是其中很小的一个片段，这个阶段上面还有更大的阶段，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相当于从两岁的孩子变成五岁的孩子，尽管五岁的孩子跟两岁的孩子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依然处于幼年阶段。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在看到中国社会变的同时，又必须看到中国社会的不变。邓小平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有100年。现在看来，恐怕还会更长一些。正因为我国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必须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很多问题，不能因为已经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就否定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判断。这基本判断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生产力水平依然比较低。

中国目前依然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城市化的初中期、信息化产业化刚刚开始。从中国的科技应用水平和科技发展水平来看，目前中国依然处于下中的位置，2008年全国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支出200亿元，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4570亿元，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为1.52%，而发达国家在3%左右。

这就要求在进行政策的选择和判断时，必须清晰地认识到我们所处的位置，不能去做力不能及的事情。这场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异口同声地说，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打击很厉害，但中国经济没受多大影响，因此中国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帮助世界经济复苏。中国能怎么帮呢？无非是让我们多投一点钱，帮助世界把经济发展起来。可是大家要知道，中国的钱是给世界各国辛苦打工赚来的啊！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按照国际经济发展惯例，尤其是美国经济发展惯例，美国面对经济衰退，总要通过运作新的产业来刺激经济发展，2000年是互联网产业，2002年是房地产业，最近美国又提出低碳经济。现在好多人都在跟着喊低碳经济。所谓低碳经济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尽量不要使用那些高排碳的产品和产业，让产业尽可能在低碳状态下运行。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这对于防止全球变暖是有好处的，从大道理上讲一点错都没有。问题是要想做到低碳经济，必须得有强大的科技研发实力、强大的低碳经济金融框架以及强大的低碳经济从业人员，美国在这些方面已经做了准备，而以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水平、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技发展水平还是很难达到的。如果中国现在贸然跟着美国搞低碳经济，不仅力不从心，这个过程还会成为美国社会对全球社会进一步进行技术掠夺和经济掠夺的新手段。

大家可能认为我这么说有点危言耸听，其实刚才的话题换一个角度讲就更明白了。世界上不同的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就好比世界上的不同动物，美国像老虎，中国可能就是兔子，兔子善于跑。但美国说，你为什么要跑呢，跑是懦弱、没本事，你应该拿出力量来跟我们掰腕子。大家想想，如果兔子跟老虎掰腕子，结果会怎样？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必须采取不同的适合自己发展的方式。

第二，人民生活水平依然比较低。

经过30年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个提高是跟过去贫困状态相比而言的，但是中国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依然处于一个较低的层面。但这些年来有很多同志借口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提高，去办一些超越目前社会发展阶段的事。国家的钱必须花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上，因为目前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依然比较低，所以要搞民生建设，但现在有些民生建设有一点变味，有些地方的经济适用房在200平米以上，这样的经济适用房是给那些普通群众住的吗？

前几天我看了一条消息，说中国一跃即将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头号的奢侈品消费大国，这个消息准不准？我相信是准的。为什么呢？咱们中国目前能够消费国际奢侈品的群体为数不少。不仅在国内消费，还到国际上去消费，在伦敦邦德街上有很多国际高端品牌，简直就是奢侈品一条街，那里不像中国大商场，商品都在一个个小院子、小房子里卖，那里几乎所有的售货员都懂中文，因为人家说就是为中国人卖的。可是大家想想，就算真正能够消费那些奢侈品的人有一千万、两千万、一个亿、三个亿，从绝对数量上看能超过美国人，但那也只是中国13亿人的一个零头。如果一个国家的发展只考虑少数人的生活水平，而把绝大多数给排斥在外，那么它就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由于中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做政策、制度安排时一定要考虑最大多数群体，我们的生活水平低档一点不是什么不好意思的事情。我认为，中国目前搞低水平的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或许才是真正的民生工程，可是现在一些地方在考虑问题时，动辄就是达到所谓的高标准，五十年不落后，一百年不落后，这不能说全错，但首先要考虑人民群众五十年、一百年后能不能过上这样的日子。

第三，制度化水平依然比较低。

30年的改革开放说到底是一种制度的创新和建立，我国的制度化水平跟过去比，确实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制度化的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邓小平曾经讲过，中国恐怕要再过上五十年，甚至八十年才有可能形成比较成型的、比较规范的制度体系。今天，传统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已经基本上给打破了，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建立，但从建立到完善将是一条比较长的路。

事实上，我们的制度建设是很落后的。就以市场经济体制为例，按道理讲，市场经济体制从1992年开始到现在也有17年的时间了，这么长的时间应该做得差不多了、完善得差不多了吧？其实远远不够。人民群众对市场化改革的意见越来越大。并不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好，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是人类社会的一大创新，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人类社会的一大财富。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如何有机结合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结合不好是会出大问题的。

刚开始搞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派一些干部到国外去考察，他们回来说，西方市场经济搞的政府官员一点权力都没有，因为他们不能与经济接轨，必须跟经济保持一定的距离。西方市场经济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要保持适度的空间，不像我们中国是直接参与和领导市场经济。

这些年来，腐败现象很厉害，群众对党员干部意见很大。我们承认，跟计划经济时期相比，这个阶段腐败现象确实比较严重，这跟制度的不完善有很大关系。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比如有一个干部看上了自己办公室里的办公桌，趁一天月黑风高偷偷搬回家了，但搬回去后，心里还不踏实，因为那办公桌的腿上还写着“组织部办公室”。可是市场经济却给了一些党员干部权力变现的捷径，这些年来，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势所趋，但在这个改革的过程中，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很多的民营企业家以极低的成本把国有企业买走，价值一个亿的企业，账面价格一千万就买到手了。国有企业卖的便宜，绝对不是因为民营企业家强买强卖，而是因为代表国家管理国有企业的部门的负责人想卖得便宜。由于类似这些因素的存在，中国社会这些年来有一些群体在获取财富时并不像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是通过劳动合法经营致富的。

我国的市场经济目前还是一种低水平、低层次的运行，因为我国的体制制度还不规范，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但这也不能全怪我们，西方市场300年才成熟，我们是比西方市场经济要求还要高的全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走了17年。

上述“三个比较低”说明中国社会尽管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有了很多我们称之为“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中国社会还依然没有跨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做一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情。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很多要求、任务，我们还必须按照小平同志的要求继续往前走。

 

 

科学发展观是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深刻回应

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过也有没有变的，如何把握变与不变是我们党必须考虑的问题。如何判定已经变了？如何判定没有变？如何把握好变与不变的度？说到最后就一个原则，就是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做到决策着眼于最广大群众的利益。

如何体现最大多数群众的利益？

一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坚持为人民发展。

过去这些年中国社会不能说不重视发展，我们的党员干部每天都把发展挂在嘴边，我们的发展成果也是很明显的。但在取得明显发展成果的同时，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就是群众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了，比如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等。为什么现在医疗机构越建越大、越建越漂亮，群众看病却越来越难？为什么现在学校越来越豪华、规模越来越大，可是上学越来越贵？我们发现这个里面有一个误区，这些年来，我们在追求发展的时候，把发展当成了目的，为发展而发展，以为只要建起了高楼大厦就叫发展，有了GDP就叫发展，却忘了这些发展的成果是否真正能为人民群众所共享，是否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

比如，北京的商品房价格这么高，我估计很多人不靠父母想买套房子是难上加难，但北京缺房子吗？不缺！目前北京的房地产空置率在50%以上，也就是说，有很多房子盖起来还没有卖出去，有很多房子盖起来卖出去了但没有人住，因为房子从居住的功能变成了投资的功能甚至变成了投机的功能。很多人买房子不是为了住的，而是用来保值增值的，甚至是用来套利的。如果我们的发展允许这样的状况出现，这种发展还是为广大人民发展吗？

二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发展。

中国社会是很重视发展的，但经过30年的发展，越到后期我们的发展越是力不从心、得不偿失。发展了半天，突然发现资源没有了、环境破坏了、城乡二元对立更加严重了，这样的一种发展，还能持续下去吗？我们说不能，因为这样的发展方式是不科学的，甚至还会引发更大的麻烦。

我们还以非均衡发展为例。陈毅元帅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推车给推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何尝不是中国农民用血肉和生命奠基的呀！那么我们执政以后，为农民做了些什么？一个人要讲良心，一个政党更要讲良心，虽然用讲良心来衡量一个政党，这样的标准似乎太低了，但要做到也并不容易。扪心自问，什么才是中国共产党真正的立身之本啊？别看现在这些大款、大资本家以及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都跟共产党走的很近，那是因为你是执政党，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我们该干什么了？非均衡发展战略的转变对中国来说，是下一个阶段实现长治久安、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为什么今天要向同志们讲当代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不仅仅是想告诉同志们中国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中国社会应该怎么办？其实是想告诉大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也就是我今天所讲的结论。

中国共产党搞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诞生了她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30年的改革发展，证明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一大贡献，是难得的精神瑰宝，正因为这个理论的指导，中国社会才会有如此之快的发展和如此重大的成就。

大家知道，邓小平理论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有着很大的差别。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无非就两条，第一条，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经济运行方式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第二条，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离开这两条搞社会主义就是“挂羊头、卖狗肉”。邓小平理论恰好是对这两条的创新、超越。小平同志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可以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为什么邓小平这样讲，我们不仅没有把他看成是“挂羊头、卖狗肉”，没有把他看成是修正主义，反而认为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最大创新和突破？这是因为邓小平理论有一个前提，小平同志说，毛主席说的那两条一点错都没有，但他所说的那是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我们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属于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没有入门的社会主义，是站在社会主义门槛上的社会主义，既然我们是不够格的、没有入门的、站在门槛上的，那么对于一些不是社会主义的做法，也可以拿过来，为社会主义所用。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科学发展观。为什么提出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准确地把握住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经过30年的经济发展，今天的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要求我们要有新的思想、新的理念、新的理论去应对、去指导，所以我们要有新的指导方针，这就是科学发展观。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同时由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背景下的一个中间段落，所以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而不是互相偏离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合三为一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今天讲了这么多，最后的落脚点就是想告诉大家，要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对于今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地位，科学发展观的地位来自哪里？它来源于科学发展观的创始者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深刻把握，当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就理解了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重心。

（报告人系中央党校教授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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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婧雅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0/0201/77247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