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下一个30年的改革如何开局

2008年12月18日，中国改革开放满30周年。一方面，我们总结过去30年的改革历程和经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规划下一步的改革发展任务，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和讨论改革的战略背景。我个人认为，以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３０周年大会为标志，中国改革的第一个30年“这一页”已经掀过去了，中国的改革即将进入下一个30年的新阶段。在我看来，历史赋予中国的应该是类似奥运“五环式”的改革，包括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社会改革、文化改革、环境制度改革，环环相扣，共进共荣。要完成此任务，恐怕还需要二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2009年是下一个30年新阶段的开局之年，我们面临着几个关键的日期，比如建国60周年、五四运动90周年等。根据我个人研究和了解的情况，当前我国正处于各种复杂的矛盾交织体中，几个尖锐的矛盾纠葛在一起，难解难分，改革的难度增加。因此，对下一步改革需要有新的探索。谈三个观点，与大家讨论。

第一点，抓住国家“力促经济发展”对改革所形成的“倒逼”态势，主动顺势改革，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如何判断2009年的改革形势？最近有一种观点认为，审视2009年的改革，重点是保增长、扩内需，因此，经济体制改革可能有所弱化，甚至会被搁置一旁。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国家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强民生，恰好对改革形成“倒逼”机制，应抓住这个难得机会来深化改革，变经济“危机”为改革“契机”。

通过实际调查，我得出一个结论，这次我国经济增速急剧下滑，固然有国际大势的影响，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的重大拖累，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也和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层矛盾和经济体制内部的“痼疾”分不开。增长速度“水落”之后，可以看出一些硬“石头”，就是在经济高增长情况下掩盖的一些制度性问题，通过这个危机显露出来。这叫“水落石出”。

比如，金融体制问题。我到长三角、珠三角和湖南、山西、甘肃等地调研中小企业资金为什么那么困难？它既跟企业外销不畅、产品占压资金严重有关，也跟信贷紧缩有关，也与我们的金融体制有关。像企业贷款问题，中小企业如果不能从官办银行那里得到信贷资金，还能从哪里得到？我们缺乏与官办银行相辅助的私人股份制银行。前几年，我到越南考察，越南当时就有38家私人股份制银行，资本金最少的2000万美金，多的4000万美金。这只是一个小小事例，说明这次危机暴露出我国在前一段高速增长情况下所掩盖的制度性问题，包括旧体制遗留的问题，也包括“转轨”中出现的新问题。这些都“倒逼”着改革。

2009年经济大局的基调是“一个目标、四个支撑”，目标是保增长，这点很明显。支撑是什么？第一支撑是扩大内需，这是保增长的基本途径；第二支撑是调整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这是保增长的主攻方向；第三支撑是体制改革，这是保增长的根本动力；第四支撑是强民生，这是保增长的全部归宿。因此，我认为，完全可以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强民生”与“深改革”结合起来，相辅相成，而不是把它们看成彼此对立的东西。

比如，为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内需，我们国家应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仔细研究一下，这几年来，虽然社会财富明显增长，蛋糕越做越大，但居民收入分配的比重是下降的，政府和企业所得的比重是上升的。1992年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为68.6％，2007年只有52.3％，16年下降1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政府和企业收入比重上升1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社会财富增加的同时，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和比例在向政府倾斜，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客观事实。现在就是要改变这个结构，调整这个格局。如何改变？就是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而要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除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外，相应的就要降低或减少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占GDP的比重。

应该说，降低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是一张好牌。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切入，这样做，可以顺势推进政府自身体制的改革，解决政府自身长期以来存在的过多干预经济、揽权审批、机构臃肿、公款挥霍浪费等痼疾。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前几年的资料，2004年全国公款招待3700亿元，公车消费3986亿元，公款出境旅游消费2400亿元，三项相加为1万亿元。近几年这一情况更为严重。“从经济入手”推进政府改革，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而且能获得社会共识。

如何减少企业收入所占的比重？这也触及到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深层问题。由于我国的资源价格偏低而使企业成本偏低，利用廉价资源的企业获得较高的利润。据有关方面统计，2007年，企业未向国家上缴的资源租金约3000多亿元，本应属于全民的财富变成了部分企业占有的财富，这里的要害是资源价格不合理。因此，要解决企业收入比重过高的问题，倒逼着政府要按照市场取向和政府调控相结合的思路，进行资源价格的改革。这又是一个新的切入点。仅仅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这个角度就可以引出政府和资源价格的改革。

总之，不论是保增长、扩内需也好，还是调结构、强民生也好，都触及深刻的体制问题，因此我们要围绕这些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深化改革，真正为发展提供新的体制支撑。

第二点，抓住三个重点领域的问题，寻求体制改革的新突破。

如何推进2009年的改革？重点在哪里？根据前一段对改革的调查和分析，我认为，除政府改革外，应抓住以下三个重点领域，形成一个立体式的推进方略。

一是产业层次，建议在2009年着力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把扩大投资与垄断行业改革这两者协调推进。根据评估，经过30年改革，我们都已经看到竞争性部门的改革相对进展快一些，但垄断性行业的改革比较滞后，某些方面甚至没有“破题”。

这次国家出台四万亿投资规划，其中占比重最大的就是基础设施建设类，共计1.8万亿元，占45%，1.8万亿中第一位的就是铁路投资。而现在的铁路体制改革恰恰是最滞后的，至今铁道部仍然是政企不分的组织，社会资本进入铁路也微乎其微，即使有少量进入也处于不公平竞争状态。现在要加大铁路投资，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是按照新体制来运作，还是按照原有的体制来惯性运作？如果不推进铁路体制改革，那么增加如此大规模的铁路投资势必会“复制”和“固化”原有的体制弊端，所以必须加快铁路体制改革。要首先解决政企不分问题，同时还要突破原框架内的铁路投融资体制问题。

除铁路投融资体制问题之外，还有其他的垄断行业，如电力、电信，以及市政公用等领域，也要寻找改革的切入点，分类推进垄断性行业改革，现在我们应把这个旗帜举起来。此前，我曾提出“四化”的思路，即“运营环境商业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市场竞争公平化、政府监管科学化”，下一步就应扎扎实实地推进。

二是市场层次，重点是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包括石油、天然气、供电、煤炭，以及水资源等。我曾在《资源产权制度缺陷》一文中提出了煤炭资源成本缺失，价格偏低，煤老板收入过高的问题。鉴于此，应该打足成本（包括资源成本、安全成本、环境修复成本），相应形成煤炭合理的价格，这是一个机制问题。除此之外，其他的资源性产品也应进行改革，以发挥价格对要素配置的优化作用。

三是宏观层面，重点是财政金融体制改革（也涉及到金融组织）。这需要有重大的思路性调整，要由原有的偏于基建性思路转移到公共性财政思路上来，这是财政制度转变的核心问题。公共财政应在财政收入中居首位。在当前国家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时候，不要使先前所提出的基建性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的思路发生逆转，而应继续按照公共财政的理念强有力地推进。在金融改革方面，应继续推进银行机构的改革，同时稳步推进金融创新。要看到美国在金融创新方面出了若干问题，但这并不等于中国就不要进行金融创新，中国现在的问题是金融创新不足，而不是所谓“金融创新过度”。

    第三点，面对下一个阶段的改革任务，改革的战略思维需要拓展和提升。

第一，我们下一阶段的改革任务与前30年的改革任务相比，已经明显加重。过去的30年，中国改革的任务主要是在经济领域中进行。着眼于未来的新的改革阶段，不论是30年还是多少年，改革的任务和范围已经远远突破，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还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以及我自己很看重的环境体制改革，我把以上称之为“五环式”改革。前30年针对经济体制改革，我们明确提出以市场化作为改革的取向，这是正确的，下一阶段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必须继续坚持，不能动摇，不能放弃；但是考虑到下一步改革任务的加重、领域的拓宽，我们仅仅提市场化够不够？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思考。我们知道，与市场化对应的是经济体制改革，现在还有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改革，所以，仅仅用一个市场化是不是能涵盖我们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个人认为，除了市场化之外，还有社会公正化和政治民主化等。总之，改革的思路要拓展。

第二，要切实地研究中国目前存在的几个重大社会矛盾。当前社会矛盾很复杂，虽然基本矛盾还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包括公共品和公共服务不能满足人们需求之间的矛盾，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新的矛盾。最近一些动态表明，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的矛盾较深，我去年10—11月份曾到了几个地区考察，在调研中发现，在社会层面上，确实存在着权贵与民生方面的矛盾。而要破解这类的矛盾，可能还要触及更深层的集权和民权之间的关系问题。实事求是去看，你说我们的思路是不是也需要进行拓展、进行提升？

第三，改革队伍如何壮大的问题。大家可以回想一下，1979年，当中国启动改革的时候，我们的队伍是大是小？可以说那是浩浩荡荡的，尽管当时阻力也很大，但基本上能拧成一股绳，整个社会的共识也较多。但是30年之后，我们却发现在改革的问题上有诸多看法，当然，有不同看法，这个并不奇怪，但力量问题和队伍问题却需要深入思考。我们不能无视这个问题，不应该“孤芳自赏”，应团结和壮大更广更大的改革队伍，这个问题也摆在“下一个30年”的起跑线上。

前不久，我曾到南美玻利维亚和智利等国考察，在玻利维亚圣克鲁斯开会期间恰好遇到大规模社会骚乱。身临其境，这就逼着我思考南美的改革道路问题。他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体制？从广阔的历史视角来看，有几种不同模型相继出现。一个是当年智利的阿连德曾搞过一段计划经济，结果导致国民经济崩溃，这条路没走通。二是有的国家搞过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结果造成贫富差距较大，而且权贵问题严重，腐败问题比较盛行，这条路也没走通。近年，玻利维亚新总统执政后，未能协调好贫困地区与富裕地区之间的利益关系，中产阶层利益受损，结果造成社会的动荡。

通过考察，我得出一个结论：在当今世界搞改革，一定要学会在市场化和社会公正“两个鸡蛋”上均衡“跳舞”，不要“踩碎”任何一个，要寻找市场化和社会公正这两个方面的“最佳平衡点”。在推进市场化时要防止“权贵”，在寻求社会公正时要防止“民粹”。关于这个问题，在我的著作《人本体制论——中国人的发展及体制安排研究》中有所论述，由于时间关系，不再展开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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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修泽，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此文系作者在“2009年增长与改革”会上的发言，有删改）

责任编辑：李贤博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09/0301/77314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