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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印度的发展模式
2009年03月01日 12:49
今天我和大家谈谈印度和印度发展模式,主要从中印比较的角度来说。在亚洲,中印两国发展模式始终备受关注,印度有印度的模式,中国有中国的模式,不过有很多人拿印度模式来说中国,也有人拿中国模式去说印度。前几年,我去了印度一段时间,之后回来做了一些研究,今天就把研究的结论跟大家讨论一下,分为四个部分:第一,印度的地缘政治特点及其对印度未来的影响;第二,印度和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发展道路及其未来影响;第三,甘地告别革命的印度文化及其后果;第四,阿玛蒂亚·森的理论与印度的未来。
一、印度的地缘政治特点及其对印度未来的影响
谈印度就不能不谈它的地缘政治状况。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有三个,分别是埃及、印度和中国,但从三者的地缘政治位置来说,最重要的是印度。在印度洋这个地缘政治如此重要的地方,竟然能存在印度这么一个大国版图,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从古罗马开始到中世纪,再到近代拿破仑一直到现在,角逐世界霸权的国家没有不追求控制印度洋的。因为印度洋的地缘政治特点是地缘政治和资源政治高度统一。一般来说,各国都在追求资源,假如在北极能开采石油,那么北极就成为各国争夺的重点。如果缺少阳光,那么太阳就会成了地缘政治的一个特点。对资源的追求决定了地缘政治目标。印度洋的特点是出海口、海路特别丰富,谁要是控制了印度洋,谁就能把世界上主要海上路口都卡死了,比如控制了红海海峡、马六甲海峡,就把大西洋和太平洋通往中东的两大通道全封住了。最重要的是,印度洋周边的非洲有丰富的矿产,波斯湾地带是世界上最丰富的石油地区。因此,印度洋必然成为大国必争之地。而印度就位于中东波斯湾与马六甲海峡之间,从地图上看,印度像一个伸进印度洋的大象鼻子,不管谁在印度洋有动作,印度这个“象鼻子”都会受到影响。
与中国比较来说,印度有一个特点。因为中国尽管在近代受到帝国主义入侵,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但是中国有革命传统,从历史上一次次的农民革命到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是一个革命的历史,中国靠自己的力量留下这个大版图。印度是完全殖民地,我们应当注意到印度近代以来的大国版图是在英国的帮助下遗留下来的,不是印度自己保留下来的。在历史上,印度被匈奴人征服过,被伊斯兰人征服过,到了近代,被英国人征服了。黑格尔说,欧洲人初到印度的时候,看到的是许多小王国。印度内部是一种破碎的状态。印度是由各个邦组成的。中国的长城只有一条,而印度到处是“长城”。一条长城是中国人的福气,如果一个国家有许多“长城”,实际上是国家之祸。在印度,哪里都有“长城”,一条“长城”围了一个小山岗,这就是一“国”(土邦)。内部的脆弱造成印度很容易被征服,而在如此脆弱的情况下,印度能够保留这么大的版图,其原因就值得去考虑了。
近代,印度被英国人征服了。在此后三百年中,英国对印度进行了破坏,但也做了保留。破坏了什么?破坏了印度的生产力。保留了什么?保留并新增了私有产权。你要是到印度去看神庙,就会发现印度有很多神。这么多的神,这么多宗教,实际上就说明了印度国人的心理是破碎的。另外,印度把从封建社会的产权到殖民地时期的产权,然后一直到资本主义的产权全都保留了。印度独立后,它的所有制是破碎的,宗教是破碎的,人的精神状态也是破碎的。印度内部的破碎性,与其本身拥有的这么大一个板块,二者是矛盾的,那是因为英国人需要印度有这么大一个板块。这一点印度和中国是不一样的。在东亚地区甚至在亚洲,中国都是一个主体板块。印度在南亚是一个主体板块,印度的南亚主体板块有一个很好的条件,但内部已经让英国人整个摧毁了。
印度的地缘政治十分重要,有这么几个关键点,一个是马六甲海峡,一个是红海海峡,一个是波斯湾,还有一个就是泰米尔猛虎组织控制的地方,也就是斯里兰卡和印度之间那段海峡,这些都是西方大国很想控制的地方。尼赫鲁早年说过一句话,“印度如果不能成为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就必然销声匿迹。”五六十年代研究印度的时候,特别是到1962年中印战争前后,我们常提到这句话,有人说这表明了尼赫鲁称雄大国的野心,其实这是误解。这句话实际上反映了他对存在于世界地缘政治体系心脏海区即印度洋并拥有巨大版图的印度能否长期完整存在的前途的不安和忧虑。在某种意义上,他对于印度能不能成为有声有色的大国是怀疑的。因为就尼赫鲁本人来说,他受过良好的英国教育,对地缘政治非常熟悉,他一上台就任命潘尼迦为驻华大使。为什么当时他一定要跟中国改善关系呢?因为他认为印度的主要危险来自于南方,来自于海上。印度独立以后,更要防范的是海上,必须跟中国搞好关系。所以,当时尼赫鲁率先跟中国建交,这是有他的战略考虑的。
二、印度和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
国家发展道路及其未来影响
在全球化进程中有站起来的国家,也有跪下的国家。一个国家的发展,最重要的就在于道路的选择。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自主性的,一条是依附性的。资本主义有资本主义的自主性,有它的依附性。社会主义也有社会主义的自主性和依附性。毛泽东反对斯大林霸权主义,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主要是反对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造成依附性的国家和自主性的国家的区别。而资本主义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后都在争市场,争市场更多的是在争谁是依附,谁是自主。世界上整个财富的流向是往自主性国家流的,因为依附性国家是提供原材料的,原材料本身不提供附加值,或者提供的非常少,所以依附性国家在整个利润分割中的比重占的非常少,出力不少却得到不多。
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是英国人。英国人的早期发展是原材料羊毛,后来很快建立起纺织业,成为一个自主性的创新主体。英国对这个自主抓得最紧,英国能走出这条路是因为英国国土面积很小,它特别有危机感。实际上,最初在古罗马时,英国就是个海岛小国,一样受人欺负:一开始被法国人欺负,紧接着被西班牙人欺负,被荷兰人欺负,最后被拿破仑欺负。可是,越受欺负,英国就越发展起来,这是为什么?因为英国不光是与别国打仗,它还紧抓自身的原创性技术。当时英国的法律规定,出口未加工的羊毛,最重的刑罚是剁手。所以,我们说自由贸易不是英国的原貌,英国是以残酷的方式甚至专制的方式进行技术垄断发家的。英国保护自己的技术的同时,还大量吸引法国的相关技术人员到本国去,并加以保护。
最初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大陆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负面影响。当时法国是农业国家,但它也想走工业道路。法国人的想法很简单,想先用法国的葡萄酒、工艺品等附加值极低的产品跟英国技术含量高的工业品进行交换,想等自己有了钱,工业就能慢慢起来。于是1786年,法国和英国签订了《伊甸条约》,法国人对这个条约的理解就很像我们今天有些人对中国进入WTO的认识。他们认为,通过商品交换,参与到对方的市场就可以了。实际上,两方产品的附加值完全不一样,由于英国的商品附加值高,法国的商品附加值低,于是造成一个不等价的剪刀差的交换。这样一来,法国农民赚不到钱,出现了大量破产。法国农民破产后就全部进了城。于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就爆发了。所以,我们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也得注意这一点。
黑格尔说,如果当时中欧的大森林还在的话,就不会出现法国大革命。这言下之意就是没有资源的压力、没有生存的压力就不会出现法国大革命。当时法国革命提出追求人权,反腐败等革命口号,但这些口号掩盖下的一个原因就是资源急缺。由于资源少、土地少,所以大量跟英国交换中破产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只好进城。法国很快就出现社会动荡,吉伦特派、雅各宾派等一个个政权更迭,最后拿破仑出现了。拿破仑虽然不是经济学家,但他看到了问题的根源在于英国工业对法国的冲击。拿破仑知道法国要走自主创新的路,就是要发展自己的民族资本。于是,拿破仑把欧洲全部封锁起来,不允许英国资本进入欧洲市场。之后,他把法国的资本转动起来,用军事手段把欧洲全部打散,让欧洲庄园农奴变成自由农民,继而使自由农民变为法国资本可以剥削的自由劳动力,使法国的资本家迅速赚钱。后来,拿破仑的法国尽管被打败了,但法国的工业生产力发展起来了,所以法国第一次挤入资本中心。
后来,美国也走向自主创新这条路。一开始,美国也是依附英国的,也为之提供原材料,但英国人的小把戏很快就被美国人看破了。所以,华盛顿上台后第一天穿的是土布衣服,意在告诉本国人民得自己生产,得穿自己民族的东西。这是华盛顿给美国人留下最重要的东西,以至于影响到南北战争的发生。华盛顿在卸任的告别讲演中坦承,他对美国未来最大的忧虑就是美国不幸陷入欧洲式的分裂及由此产生的长期内战。为什么会发生南北战争?南北战争就是选择走自主道路还是依附道路的战争。南方是依附性模式,而北方是自主性模式。南方希望降低关税,通过大量卖棉花赚钱;而北方要发展本国自主工业。两种发展模式之争最终导致南北分裂。这个时候林肯赢得美国人民的支持,统一了美国。美国人终于走上了自主的道路。
还有一个发展道路就是苏联模式,苏联为什么要选择自主模式呢?也是因为有失败的经验。在十九世纪的时候,俄国也是大量地引进外资,认为只要把别人的工业买过来就可以了,所以大量引进法国人的原料,当时工业化速度非常快。由于不是内生性的工业,没有自主的技术,到了十九世纪末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俄国根本没有办法再支撑这样的发展速度。1905年,俄国跟日本打了一仗,战败后就全部垮了下去,于是经不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考验。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一段经验对于列宁和斯大林选择发展道路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十月革命之前,列宁恰好在德国,当时德国有一个经济学家叫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用“种树论”来比喻产业政策,认为一个民族关键是要有种树的能力,而不能仅仅只会收获树上的果实。俾斯麦就采取了李斯特的方法,使德国迅速崛起。德国的工业迅速发展,形成强大的生产力。这对列宁影响很大,列宁在革命成功以后就提出工业化道路、电气化计划。斯大林选择了自主性发展道路,但他也不希望东欧那些国家搞自主性,怕一旦搞上自主就跟他对立了。其实,依附和自主之间不产生根本性的矛盾,一个甘当奴隶,一个争当主人,这有什么矛盾?最重要是两个都想做主人的人的矛盾。斯大林明白这一点,在解决德国问题时,他也利用了这份经验,要让德国的战争机器全部摧毁,也就是摧毁它的全部工业能力,只要没有工业能力,这个国家就没有力量。罗斯福更绝,说要把德国变成牧羊场,牧羊场就是依附性的,就是商品的倾销地。作为牧羊场的国家是没有力量的,像加拿大、澳大利亚,很温顺但没有影响力。所以,是自主性国家还是依附性国家,你走哪一条道路,就决定你最后的命运是什么样的。
对于中国来说,一开始蒋介石走的那条道路就是依附性的道路,引进大量的外资。因为大量引进外资,却没有引进技术,到了最后,外资冲击农村,农民的整个购买力低,无法支撑生活,农村经济就解体了。毛泽东亲自经历了这个过程,后来他走到哪里都有大量的农民跟着红军闹革命,这个干柴烈火是谁铺的?就是蒋介石的发展模式铺下的。是谁浇的油?就是外资浇的油。于是,毛泽东拿一个打火机点个火就着了。中国人民经历这场革命并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的含义是什么?是独立自主的道路,自主创新的道路,和谐的道路。什么叫“和谐”?人民是主体,人民既是生产的主体,又是消费的主体,如果人民不能成为主体,或其中一个主体被抛弃,就会两极分化,由少数人来支配,这就不和谐了。和谐必须是人民的和谐,所以了解我们过去的发展历史,我们就能知道为什么中国选择走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而印度的发展模式恰恰是相反的。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也不允许它自主创新,它没有自我选择能力,也没有多少革命的能力。二战中印度有两个人物,一个是尼赫鲁,另一个是钱德拉·鲍斯。钱德拉·鲍斯是个强权派,他跟着希特勒,主张用军事赶走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1945年8月,他死于飞机失事。从此,印度失去了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最后,尼赫鲁走的是和平取得政权的道路。这样的结果有一个好处,就是成本低,但也有不好的地方:谁都不得罪,听任两极分化,其结果就是很多私有权保留了下来。这对印度来说,所有制越复杂,产权越明晰越细致,历史沿革越长,国家就越发展不动,越容易被人操纵。
与印度相比,中国经过了一个彻底的革命,从生产经过流通再到消费,再从消费再到生产,这样一个循环过程没有很复杂的切割。印度就不是这样,国家动辄就得给私有权即给大小地主资本家付出红利,国家投资往往被私产预先截留,一万块钱投资到生产中,资本家、地主都要截留,所以没有真正的生产动力,倒是雁过拔毛的动力极强。在印度,我看到修建一座立交桥,还在用手拧铁丝,工程进度很慢,修一段就得买地,而且产权很复杂,不知道它是哪个朝代留下的产权,因为国家对产权都不能得罪。那广大的贫困人民怎么办?人民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生产者没有钱投资就借高利贷,印度贷高利贷很厉害,特别是对农民压力很大。这就导致印度生产没有动力,中间人靠产权来获得分配,劳动者没有投资和消费能力,出现庞大的贫困阶层。社会基层如果没有经济活力,整个印度经济就不会获得自主发展,不能发展就没有市场,没有民族市场的国家就不可能崛起。从这个角度看,印度的问题是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印度最关键的问题。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通过国家的力量,用反剪刀差的形式把农产品的价格提起来,让农民先获利。为什么能这么做呢?因为国家不受私有者支配。而印度的议会里都是“胡汉三”、“刘文彩”,每个人都有小利益,根本没有国家,国家包揽一大堆矛盾,只要人民不造反就可以了。由于广大人民没有钱,所以印度的真正的消费还得通过政府,因此政府容易产生腐败,因为它是垄断性的消费。政府害怕得罪资本家,也不敢得罪人民,只好把资本家哄好了,然后拿一些钱把人民最低的生活保证了,就这样半死不活地往前走。印度大学生总说我们中国人“不懂民主”,我就和他们说,你要谈民主,就先把尼赫鲁大学旁边的贫民窟解决了。1960年尼赫鲁提出一个问题,从1950到1960年这十年,印度创造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实际上,这些财富就是被私有产权拿走了。
尼赫鲁本来想要搞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是要革命的。从这个意义上,罗斯福反倒说得明白。在德黑兰会议时,罗斯福与斯大林有一个对话。罗斯福说,议会制不适合印度,印度应该搞苏维埃制度。这句话一语双关,一方面对斯大林表明印度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是说印度要自主创新没有革命是不行的。斯大林回答罗斯福说,那就意味着要自上而下革命了。罗斯福没有表态。印度没有这场革命,而恰恰中国有。我有一个资料是1700年到1995年中国和印度经济水平的比较,印度与几乎是同期建国的中国之间的差距是在中国1952年土改完成及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迅速拉大的。中国大陆1952年比较彻底的土地改革和1956年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后,使中国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化为一体。土地资源到了国家手中,大大降低了国家的发展成本。当时,国家要修一条公路,生产队马上让地,这条路就过去了。我们把基础设施建完,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建立后,计划经济的主要任务也已经基本完成。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搞市场经济,通过市场经济我们参与经济全球化,国家富强了起来。如果产权没有解决,现在中国的神奇变化就不可能发生。
让我们反观印度。印度是一个软件大国,但在2000年我到印度尼赫鲁大学时,学生处收钱的地方还在用打字机,那个打字机有桌子那么大,到了尼赫鲁大学就好像进入了工厂一样。当时,我所在的国际政治系只有一台386电脑,许多人排着队等信件,还要先预定哪天能上网,上网要排队一个小时,排上了先忙别的,半个小时收一个邮件。这算什么软件大国?实际上都是在为外国公司打工,印度发展的都是儿童玩具之类的电子产品,而核心生产力和战略电子产业几乎没有发展。从1997年到2000年这3年,印度的战略电子产品出口只有一亿卢比,其原因在哪里?在于没有自主创新,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净长赘肉,没有肌肉和心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中国和印度拉开差距应该归结于社会主义革命。就这一点来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也承认,虽然他是一个自由经济者,但他对毛泽东时期的经济成果非常肯定,他认为1979年之前毛泽东领导的社会改革无意中为1979年中国商品和市场经济改革启动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铺平了道路。他说,毛泽东的土地改革、普及识字、扩大公共医疗保健等等政策,对改革后的经济增长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改革后的中国受益于改革前的中国所取得的成果的程度,应该得到更多的承认。
从军事上来说,中印两国也不一样。1962年的中印之战,实际上是一场制度之战。第一,军队的精神状态不同。印度方面是国家雇佣军,为薪水而战;而中国方面是已得到土地的农民战士,掌握自己命运的战士,和仅仅拿着工资的人的战斗力完全不一样。第二,决策不同。中国说干就干,说停就停;可印度议会里的大资产者们的争吵始终还没有结束。印度对于战争结束没结束,停战没停战,到现在还是一笔糊涂账。第三,时机不一样。毛泽东动手那天,恰恰是肯尼迪由于古巴导弹危机宣布封锁古巴。美国顾不上中印边界这边,毛泽东兵贵神速,一步到位,打了尼赫鲁个措手不及。当印度一片混乱、神志未定之际,我们又立即收兵,收兵的时间也正好在古巴导弹危机解除的前一天。一个月后我们把缴获的武器还给他们,在国际上树立了正义、和平的形象,同时也在战术上堵死了苏美插手中印冲突的任何可能。
再看看印度的对外贸易,1949年到2003年长达五十多年的历史中,印度只有两年顺差,一年是1972到1973年度贸易顺差10亿卢比,另一年是1976到1977年度顺差6.8亿卢比。2003年时逆差达到了4206亿卢比。印度非常依赖外部市场,对此,我称之为“利润逆循环”,就是出口工业品技术含量较低,而进口高附加值的工业品。印度没有什么原创性技术,这造成对西方技术愈卷愈深的绝对依赖关系。印度有航空母舰,但却由俄国人提供技术。美国人也想给它提供,可是印度不敢接受,原因是如果接受了美国的航空母舰,整个一套的训练和维修都要改,而印度自身无法完成这样的转变。所以,印度的发展因其严重的依附性而受到很大的限制。
三、甘地告别革命的印度文化及其后果
英国人对印度的摧毁是根本性的。因为英国通过加深印度原有的分裂把印度给弄残废了:首先印度内部是分裂的——民族最多、宗教最多、土邦最多,而且英国走的时候还将印度的国土分裂了,分出了一个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后来也分裂了,东巴基斯坦成为孟加拉国。
英国那么小,法国、西班牙、荷兰都曾欺负过它,俄国也整过它,经过一场场战争,打了三百多年,居然打出个“日不落”帝国。英国的海军最早是从保护商船开始的,它的海军从最早的意义上来说既是海盗又是英国商船的保护者,既打劫别人又保护自己。英国早期海军将领大都是海盗出身,因此,英国对世界的认识比较冷酷,它希望一个国家忠实于它,就把这个国家给分裂了,根本没有东方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善良,就像中国对日本人,明明打败了人家,但不要求赔偿,也不驻军,可是不见得日本人对我们多好,到现在它竟连战争责任都不承认了。这说明治理世界仅靠善良是不行的。而且世界地理政治有一个特点,越是资源丰富的地区国家就越多。你看波斯湾那一带,科威特那巴掌大的地方也是一个国家,新加坡也是这样。这是为什么?因为它们都是海上关键处。关键处被西方人分出来,这便于他们控制。巴拿马、泰米尔、亚齐等都是关键区域,西方人在这些地方一定要争,因为把这些地方控制住的话,就掌握了海上基本线路。
英国人走后,这么大的印度该怎么办?印度洋将来要怎么控制?在英国人看来,我就是走了,也不能让你起来,所以英国就把巴基斯坦给分了出来,这对印度是致命的。在国家分裂问题上,尼赫鲁有书生气。他以为巴基斯坦分裂后早晚会回来的,结果巴基斯坦一去不复返,50多年越走越远。长期以来,这两个国家把许多钱都耗进去了,现在是两国原子弹对着。英国从西北把巴基斯坦分出去肢解,这是为什么?因为英国人往北看,他们要海,大陆国家间要打尽管打,正如伊拉克打伊朗打了八年,英国人不管,美国人也不管,可是伊拉克打科威特就不行。所以,海洋国家很注重海,陆地上打得越凶,对海的索求就越小,而海洋国家在海上的控制力就越强。所以英国把巴基斯坦分出来,以在北方牵制印度。
英国人对印度的根本性摧毁还表现在从心理上把印度人给分裂了。印度的文化就是告别革命的文化,就是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英国一批一批地杀印度人,甘地不抵抗,英国人称他是“圣雄”。这跟中国的武训是一样的,打了一巴掌给两分钱就行。印度传统文化保留得很好,我到佛教圣地住了几天,花了大概五毛钱,大概是释迦牟尼初次讲课即“法轮初转”的原址吧。印度的传统文化中,只要求有钱人善良就可以了,你看印度神话的结局都是最后感动了有钱人,善良的有钱人帮助了穷人。于是,印度的乞丐特别多,到处追着你,他认为你天生就是应该善良,但他是不反抗的。英国人推崇的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再加上它的传统文化,把印度人的革命意识彻底抹杀了,印度没有革命文化。我在印度就碰到这样一件事。有个人在马路边站着,刚一迈步,一辆轿车就把他撞得像一件衣服一样飞起来,然后滚出去一丈多远。但那人站起来,抖动抖动腰,摸摸衣服就让车走了。为什么?因为那是轿车,坐轿车的是有钱人。这事要是在中国发生,就没这等便宜事了。中国人对有钱人不买账,有时候对大官也不买账。
现在印度的学生对于工作有两个最大的愿望,一个是出国,一个是公务员。有一次,我去印度的一个小餐馆吃饭,那天女老板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她儿子拿到美国绿卡了,这在印度是很自豪和高兴的事。印度有很多IT人才出国工作,但这些人才进不了外国的核心部门,只能去做一些能赚钱的软件,都是非常外围的东西。所以说印度拿脑子给别人服务,因为受完教育的人也是一个产品。产品往哪里走呢?国内吸收人才的能力非常微弱,所以IT人才蜂拥往国外,或者到设在印度的外国公司,再就是想成为公务员,因为公务员有权。
我们中国没有说自己是软件大国,但实际上中国的软件产业远远比印度强大,因为我们有自主研发的能力。虽然好多年前我们对此不重视,但现在我们非常重视自主研发能力,并且逐渐有自己的品牌,国内的电脑消费给软件产业提供巨大的市场。所以说中国的软件产业前景十分广阔。
但是印度有它的长处,印度的自然资源多,而中国发展已经开始透支自己的资源了。就土地来说,印度的土地大部分能耕种,而中国有一半不能耕种。从自然资源存量来看,印度发展的可持续性强,而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差。因为中国用自己的资源支撑这种快速的发展已经没有力量了,所以,这给中国提出一个任务,就是必须走出去。目前,中国面临第三次的飞跃。第一次飞跃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第二次飞跃是改革开放进入小康,第三次飞跃就是要从世界的范围内审视中国的问题,并且审视中国的发展,给中国发展带来机遇,这就是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思想的提出和实践。所以说,今天的中国是站在全球的角度看自己的发展,维护自己的发展权利。如果我们走得出去,也走得好的话,我觉得印度是没有办法跟中国竞争的。
四、阿玛蒂亚·森的理论与印度的未来
产生于印度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论就是阿玛蒂亚·森理论。这个理论说,人民消费不起,不是因为没有东西,而是人民消费权利的失败。人民消费权利的失败,实际上是社会结构排斥他的权利。他没有资格参与消费,于是就变成穷人,穷人越来越多。只有印度这样的土壤,才能滋生阿玛蒂亚·森这种理论。
这就给我们一个思考,市场经济怎么走?如果作为一个国家主体的人民没有购买力的话,这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就搞不下去。西方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拿世界资源养本国的富裕阶层,拿世界资源使本国人民有购买力。而中国怎么办?一方面世界没有那么多资源,另一方面中国也拿不到那么多的世界资源,那么,中国一定要考虑市场经济的道路问题。我觉得人民市场必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基本的特征,因为人民是生产主体,应该也是消费主体,那怎么检验呢?我们有时候用人均多少衡量,我觉得这个不科学,真正的人均应该介入基尼系数。比如说今年我们收入一万美元,如果没有基尼系数,那么一万人就是一人一美元,可这一万美元恰恰可能就是几个人拿着,大部分人没有钱。如果基尼系数大的话,那可能引起社会动乱,所以基尼系数介入目前的经济核算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丢掉社会主义,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印度一样,一定是没有前途的。因为我们不能和西方一样拿世界的资源来养我们,也没有那个条件,所以说一定要照顾到人民劳动、人民消费、人民享受,这样就可持续了。有人民支持,再大的灾难我们都不怕。
现在的印度政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像一个大保姆管着一大堆穷人。而从它的社会结构来说,诚如阿玛蒂亚·森所指出的,又是排斥人民的。印度将来的发展还是为庞大和细密的私有产权分割所拖累,印度的议会也把国家拖累得差不多了,什么都决定不了。我在印度经常看到罢工,比如有一个学生考试不及格,他就把几个老乡叫上,说这是属于宗教歧视,结果就让他的成绩及格了。印度的整个社会在极为散漫地缓行前进。如果九点上课,准是九点半到,这是按时了,在印度40分钟的误差率是正常的。作为教授来说,半个小时之内到课堂上就不错了,还往往提前十多分钟就下课。所以去印度走走,就会有许多和在国内根本不同的感受。
所以从上述中印比较中看,我很有信心,我觉得中国走科学发展之路,一定会有第三次的大飞跃。从全球视野观察,这是一个历史机遇,我们都应该为此而努力。
(报告人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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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贤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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