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促进和谐，发展巩固和谐，稳定保障和谐——学习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有的同志会说，我们在六中全会之前，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认识已经很高了，现在还要再提高，怎么提高？这里我想跟大家谈一个观点。毛泽东在1949年写了一篇文章，叫《论人民民主专政》，这是纪念我们党28周年生日的时候写的。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讲，我们党也像一个人一样，要经历她的幼年时期、少年时期、青年时期，最终也要消亡；什么时候消亡？等阶级消灭了，国家消亡了，共产党也要消亡。我举毛泽东这段话，意在说明，我们这个党对重大问题的看法也是跟人一样的，一步一步在向前进。

实际上，自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认识是在不断深化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所以，我们整个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已经前进了，在座的各位，思想也有一个跟进的问题，这种跟进就是提高。我认为全党都有一个如何把认识提高到十六届六中全会水平的问题。目前党内党外上上下下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看法总的还是比较一致的。我觉得十六大以来，这一届党中央有个特点，就是很多重要的观点、重要的理论主张、重要的战略思想，都是从实际从解决问题出发的。

同志们回过头来看，远的不说了，从1978年以来，党的中央全会文件，有指导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有指导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的，唯独没有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改革的文件。所以六中全会《决定》至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制订的第一个指导社会建设的文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全党确实有个提高认识的问题。今天我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怎么提高。

一、从目标层面看

与以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认识相比，十六届六中全会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或者说非常明显的提高，就是把它提高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这个层面。大家知道，两年前，我们党把它作为五大执政能力之一提出来了；去年2月19日，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讲话当中把它作为一个战略任务；今天很明确了，把它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目标当然比战略层面要高，比执政能力更高，正因为如此，我们思想上有个更新的问题。我们党对重大问题的认识是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的，包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认识。从十六届六中全会之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就由原来的三位一体，扩展为今天的四位一体，也就是在原来的富强、民主、文明的基础上，再加上和谐，是四位一体。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些目标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提出来的。

我们党对现代化目标的推进，是与对现代化布局总体的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78年，我们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工作中心的转移问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响亮地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现代化。这个口号当时提出来，非常鼓舞人。一年以后，1979年，十一届四中全会提出，我们的现代化不是以这四个现代化为限的，四个现代化从文明上看，仅仅属于物质文明，我们社会主义的目标不仅仅是物质文明，还包括民主政治、健全法制，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这说明我们党还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事实证明，我们党的认识在不断深入。

我们党能够与时俱进，是与善于总结经验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到1986年，我们党已有了八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1986年召开了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中第一次概括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就是一个中心三个坚定不移。一个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三个坚定不移，就是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这是我们对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认识，是比较全面的。

在这个基础上，1987年召开了党的十三大，制订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用三句话来概括：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三句话是三位一体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把我们国家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就在党的基本路线中定下来了，但是我们党的认识不仅仅局限在这儿。我们党在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召开的十六大上提出了要在未来的20年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小康分为两种，2000年我们达到了总体小康，2020年我们才达到全面小康。全面小康的特征有六条，其中第五条就是社会更加和谐。

到了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我们党提出五大执政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就是其中之一。今天六中全会提出了我们要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我们现代化的重要目标，这个层次比全面小康的一条特征要高得多。大家知道，要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首先是党中央的执政能力，其次还包括我们各级执政骨干的能力。所以对今天六中全会把和谐社会作为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我们要有一个思想跟进的问题，跟进就是提高。有人问，是不是要修改党的基本路线？其实不是修改，是在不断完善。邓小平在十三大以后，特别是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讲到，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这是没问题的。但是100年不动摇不等于100年认识不能深化。实际上我们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表述也是在不断完善的，比如十五大，我们不仅论述了党的基本路线，还论述了党的基本纲领，这就是基本路线的展开。因此可以肯定，十七大要对党的基本路线进行新的表述，也就是新的完善和深化，因为我们的目标已经由三位一体变为四位一体。

有人讲，现在咱们的提法太多了，都应接不暇。大家应该看到，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发展也没有止境。邓小平讲到，我们这个党为什么要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前进？这是由我们所从事的事业的特点决定的。邓小平讲，我们所从事的事业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是前无古人的啊！马克思、恩格斯没讲过，马克思、恩格斯讲的是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的东西，他们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实践嘛，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干过，比如说前苏联，他建设苏联的社会主义，东欧搞东欧社会主义，我们是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何况现在苏联东欧都不搞社会主义了，我们的前人没有搞过这个事，我们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前进。邓小平的话讲得很好。我们党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的认识不断深化，这是因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发展也没有止境，同时这也是我们党与时俱进的生动体现。我们党85岁了，但还是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什么原因，就是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就决定了我们党生机勃勃。所以六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高到目标的层面，这是需要我们提高认识的。

那么，我们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不是到2020年就结束了？这一段时间一些电台的记者来采访我，他们多数问过这个问题。我说还早着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连我都看不到最后实现的那一天，它非常漫长，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始终。所以说，认识上要不断深化，这不仅仅是2020年前的事，至少是要贯穿于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以把它提高到目标的层面是很重要的。

 

二、从理论层面看

六中全会还作出一个很重要的判断，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作为理论工作者，我感到这个判断是非常重要的，它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我就讲两条。

第一条，这个判断把我们党对和谐社会的认识与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的观点贯通起来。大家知道，在理论上，我们党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当然我们党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包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见到社会主义社会，他们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只是做了一些原则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一般是在两种情况下论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的：一是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的时候，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做了一点预测；另一种情况是在分析资本主义弊端的时候，提出未来社会主义应该是这样子，比如资本主义为什么那么黑暗，那么剥削广大老百姓，那么贫富不均，他们认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制度，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讲，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跟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同。

第二种情况就是想象，空想式的。这里谈谈空想社会主义。那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还是很有本事的，人家在一二百年前，就给我们后人指出了共产主义应该是怎么样子的。但是正因为他为未来的社会描述的太详细了，所以这样的社会只能是空想。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当中有一个是欧文，他甚至进行了社会主义的试验。欧文这个人很有本事。他本身是学建筑的，他感到资本主义社会不行，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他一直想用自己的行动来搞一个合理的社区。他是有产者，他把自己家里的财产变卖，到了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买了一块地，在资本主义汪洋大海当中，搞了一个共产主义移民区，也就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块特区，比我们深圳还早得多，后人称之为共产主义特区。因为他是搞建筑出身的，所以在这个特区里面，厂房是他设计的，商店也是他设计的，居民的住房也是他设计的，共产主义社会居民住的楼房是五层楼，四五层楼是女同胞住的，一二三层楼是男同胞住的，男女分开住，衣服穿的差不多，甚至食堂也是他设计的。他不想剥削人，他把剩余的产品都用来放在提高工厂的再生产上面，所以路易斯安那州这一块共产主义移民区曾经搞得红红火火，很多记者去采访他。欧文很得意，说我这个社区的情况就是未来共产主义的蓝图。其实，对未来社会你想得越周到越细致，越是容易陷入空想。当然这个移民区没有存在太久，因为周围是资本主义汪洋大海，因为大家都来吃大锅饭，游手好闲的人也进来，最后破产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欧文还有圣西门、傅立叶，这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感到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合理的，今后肯定要出现一个比资本主义合理的更高明的社会制度。因为陷入空想也就不能成功，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评空想社会主义的时候，还表扬了他们，肯定了空想社会主义提倡未来和谐社会的主张是很积极的，认为未来社会是和谐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本质上是和谐的。

下面讲讲列宁和斯大林。大家知道，列宁、斯大林跟马克思、恩格斯不一样，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列宁、斯大林是属于双肩挑的干部，一个肩膀曾经挑起社会主义革命的担子，另一个肩膀挑起社会主义建设的担子。特别是列宁，领导十月革命成功了，十月革命成功以后，虽然列宁在1924年去世，但是他有四到五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列宁跟后来的毛泽东邓小平一样，很善于总结经验。列宁在总结仅有几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经验的时候，提出一个重要的判断，这个判断实际上提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和谐的。列宁讲到，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没有了，因为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消除了对抗，不像资本主义制度一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对抗的关系，但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有矛盾的。列宁还讲，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够依据科学的原则，进行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按劳分配、宏观调控；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使所有的劳动者过上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而且，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其制度决定了她应该帮助农民，应该消除城乡对立，应该把国民经济的发展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相结合之上；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发扬民主，克服官僚主义，改革国家机关制度等。列宁的话其实讲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本质上是和谐的，为什么？消除了对抗。虽然他没用和谐这个词，但是也包含了这个意思。

至于斯大林，那就很复杂了。我们党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功大于过，但是我们国家理论界、世界各国学者对斯大林评价是很不一致。前几年特别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对斯大林贬低得很厉害，说斯大林是政治流氓，是白痴什么的，非常混乱，但是斯大林在二战中的功劳是很大的。去年我率团到德国，深深感到，德国人从来不忌讳在二战中犯下的罪行，同时对斯大林也是比较客观的。他们认为，在二战的后期，苏联红军和斯大林的功劳比美国和英国要大，斯大林在柏林是很有威望的，德国东西界限是他定的，罗斯福和丘吉尔看到他也得敬畏几分。我们在参观柏林的时候问过德国人，我说东西德国的界限是斯大林划的，怎么苏联红军的墓修到你们西柏林呢？他们说这是斯大林定的，是美英妥协同意的，因为柏林是斯大林攻下来的，苏联红军牺牲很多，所以斯大林说一定要把烈士墓修到西柏林，然后有个规定，只要穿着苏联军人的制服，根本就不要身份证、什么出国护照之类的，完全可以自由进入，从东柏林到西柏林。我们今天还能体会到斯大林的余威，包括联合国的否决权也是斯大林发明的，联合国创始原有五个国家，美、英、法、苏联、还有中国，那时候中国还是蒋介石掌权。蒋介石当然还是比较听苏联的话，但是蒋介石不是共产党啊，所以苏联认为，自己在联合国当中永远是少数，因此提出一个否决权的原则，只要一方不同意，就不能作出决议。应该说斯大林设计的联合国的否决权对我们中国也是有利的。邓小平讲过为什么西方国家包括美国也不敢拿我们怎么地了，因为我们手中有两张王牌，第一张王牌我们手里有原子弹，60年代就造了；第二张就是否决权，就是你美国佬有事也要找我商量，怕在我们这儿通不过。

但是在社会主义矛盾问题上，斯大林在理论上倒退了，从列宁的起点上倒退。1936年在苏联基本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斯大林曾经发表一个讲话，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建立之后，苏联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完全适应，没有矛盾。这个判断一出来，麻烦就有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完全适应，那你苏联社会还要继续向前发展，这动力来自哪里？因为哲学上讲，动力来自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理论上的矛盾，苏联理论界就整出一个很奇怪的理论，说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是政治上和道义上的一致，这是推动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动力。这个观点、这个判断不能回答苏联在实际生活中还存在着阶级矛盾、还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的问题，所以后来看到在苏联的实际生活中还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时，斯大林又从原来的观点跳到了另外一个极端，提出苏联国内的实际生活中的阶级斗争完全是来源于外部的帝国主义势力的渗透，进而提出一个判断：社会主义越是胜利，阶级斗争愈加尖锐。这样实践中就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而且这个扩大化错误的后遗症很多，苏联后来的解体都与此有联系。

把和谐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联系起来，并对这个问题有一系列自己系统看法的是中国共产党。下面我介绍一下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这三个时期。我们先讲讲毛泽东。

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社会矛盾与社会和谐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是个转折。在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讲到，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跟旧社会相比，性质有了根本不同，它不是对抗性的，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的得到解决。首先承认这个矛盾，然后再看到这个矛盾不是对抗性的，跟阶级社会相比，他是可以在制度本身得到解决，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还要正确处理我们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系列重大关系，还制订了双百方针，提出要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在这个问题上，转折点是毛泽东，因为斯大林倒退了，所以毛泽东转过来，社会主义社会不是说没有矛盾，基本矛盾还是这两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但是跟旧社会比，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它不是对抗性的。

下面讲邓小平。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比毛泽东又前进了一大步，这很正常，因为他有这个实践。邓小平指出，他在总结“文化大革命”中讲到，尽管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会犯错误，甚至像文化革命这样长期性、全局性的错误，但是我们能够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用自己的力量比较迅速的克服错误，这说明，我们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有优越性的。经过十多年的思考，1992年他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了概括：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虽然没有出现社会和谐这个词，但是我们从五句话当中，可以理解，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当中，包含着这个思想，就是社会主义与生产关系从本质上来讲，它是和谐的，不是对抗的，为什么？因为它可以消灭剥削制度，它消灭了两极分化的制度，而且最终它可以达到共同富裕。实际上邓小平是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生产关系就是基本制度）的层面告诉人们，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和谐的。邓小平认为，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面，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成果，应该属于人民，我们国家可以做到，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可以正确处理人们内部矛盾，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从而达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而且邓小平提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所以说，在社会和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邓小平又前进了一大步。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这个问题上也是进一步发挥了发展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思想。大家知道，邓小平时期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但是在江泽民时期，又提了一个政治文明，就是三大文明要协调发展。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他讲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我们要在促进三大文明协调发展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所以江泽民在论述社会主义本质的时候，把全面发展纳入到社会主义本质的范畴，应该说这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的一种发挥和发展。并且，最早在我们党的文件当中用和谐这个提法就是从江泽民开始的，大家可以打开《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他在十六大上作的报告，有三处用到了和谐这个提法，第一处是在论述“三个代表”的时候，在谈到要正确对待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中指出，要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局面。第二处就是他在概括2020年我们达到全面小康的六条重要特征的时候，用了社会更加和谐；第三处是在十六大报告的第六部分讲到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的目的就是为了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

回顾历史，我们会理解六中全会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这个判断的历史厚重感，这个判断的重要性，在于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同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的观点是贯通起来的。

第二条，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意义在于，它给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这个我们就简要地讲讲，因为我们在座的可能搞理论工作的不太多。这点对理论工作者来讲是深受鼓舞的，为什么给我们留下很大的空间呢？因为你既然承认和谐社会是本质属性，那么它就会渗透在一切领域。大家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各种各样的属性，但在唯物辩证法看来，只有一个本质属性，而且本质属性是渗透在其他属性当中的。既然承认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那么它就要渗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切领域——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正因为如此，是否实现和谐，可以作为今后我们判断工作领域政绩好坏的一个标准，这为今后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推进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列宁有一次在跟托罗茨基和布哈林辩论的时候，说有一篇文章讲得好，在讲本质属性和各种属性的关系时，他以茶杯为例子，说茶杯有各种各样的属性，装水的时候是茶杯，放笔的时候就是笔筒，当我们把它当一个观赏物的话，它就有一种观赏物的属性，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说这个茶杯什么玩意儿也不是。列宁批评托罗斯基和布哈林，搞社会主义，这个也是，那个也是，它还有个本质属性，茶杯的本质属性就是茶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就是社会主义。刚才讲，我们尽量把社会和谐提高到本质属性的时候，说明它可以渗透到一切领域，既然它是本质属性，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实现这个基本制度层面的和谐，是要经历漫长的过程的，不像有些记者认为的到2020年就结束了。

六中全会不可能对和谐社会的整块问题进行阐述，这个任务可能要留到十七大，所以刚才讲到，我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介绍了两大理论创新，这两大判断完全是一种理论创新，当然它不仅仅是这两部分，还有很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点是什么？是我们共同建设、共享发展成果，这是很重要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怎样一个社会，是共同建设、共享建设的社会。如果建设成果让少部分人享有，不是让大部分人享有，那这个社会也不是和谐社会，这是趋势，也是六中全会的亮点。

 

三、从操作层面看

下面讲具体一点，是属于操作层面上的一个新提法，全面认识和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与和谐的关系。大家知道，以前我们对改革发展稳定这三者的关系讲了很多，六中全会又提出这么一个重大的关系。在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任务繁重，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长过程来看，我们要处理方方面面的很多重大关系，比如说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关系、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体制改革的关系；在区域发展问题上，东中西部的关系怎么处理？在各个行业之中怎么做到和谐发展？这都是我们要正确处理的、全面落实的方方面面的关系，但是在这一系列重大关系当中，我认为最大的关系就是改革、发展、稳定与和谐的关系。

下面我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社会主义需要处理若干重大关系，其中以下关系具有全局性、前瞻性和长期性（前瞻性是说在可以预计的将来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新判断）。

（一）以改革促进和谐

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前面实际上已经回答了，有人老是觉得现在提法太多了，提法是比较多，但是我们冷静思考一下，有些提法是统揽全局的，有些提法是局部性的。有些提法很重要，但是只是局部性的，比如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那就是对千千万万共产党员来讲这是很重要的事；西部大开发的提法也很重要，但仅仅是对西部来讲，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是统揽全局的。统揽全局的战略思想是怎么提出来的？肯定不是哪一个领导拍拍脑袋说出来的。这届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直接的理论和实践依据是什么？就是我们国家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出现了一系列阶段性的特征。这个阶段性的特征，就是说这是我们在以前的发展中所没有的遇到的，现在我们遇到了，有一系列两难的问题，比如四中全会我们提出的我们现在是黄金发展期，但也是矛盾凸现期，这是典型的两难。发展很快，今后我们发展起点很高，但是当前矛盾很多。有些国家从人均1000美元到3000美元是用几十年时间才完成的，我们要用十几年时间把它完成，人家几十年的矛盾我们就聚集在15年。所以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个直接的理论依据就是，我们当前遇到了一系列两难问题，进一步分解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国际上我们要加入经济全球化，这是不可阻挡的潮流。我们加入WTO已经五年了，今年年底过渡时期结束，各行各业都会感受到加入经济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压力。这就是一种两难，不能因为我们目前受到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压力，我们就不加入。邓小平讲，关起门来不能搞现代化建设，西方国家对我们西化和分化的战略始终没有改变，党政干部是他们重点攻关的对象，当然我们今天要正确看待这个，我觉得我们党当前很自信，一方面告诉我们各级领导思想上要有这根弦，另一方面，我们没有因为这个就拒绝改革开放，我们要冷静应对，这就是两难。至于经济上打贸易仗，那是常有的事，所以现在大家也习惯了，现在中国和美国、欧盟贸易争端、摩擦已经常态化了，但是我们尽量不使它焦点虑化，这对双方不好。

从国内讲，现在既要坚持继续发展，但同时也要强调科学发展。十几年前，我们谈到发展的时候，只要GDP能上去，国内生产总值能上去就行了。那时我们懂得什么叫环保？什么叫绿色GDP？什么叫节能？今天就不一样了。今天讲发展，不能不讲节能和环保。前不久中央出台两个政策，在干部中反响很大，一个是关于干部管理中的三个条件，一个是考核干部的政绩观，就是今后要把环保节能作为考核政绩的一个重要依据。这样，很多领导就傻眼了，以前GDP是第一标准，领导干部只要把GDP搞得高高的就可以了，现在就不一样了，既要发展，又要讲环保节能。在地区发展问题上，既要保持东部发展的活力，同时要做到东中西部协调前进。现在不能因为要开发西部，振兴东三省，中部崛起，就限制东部的发展，不行，东部要继续保持它率先的态势。十几年前我们就重点发展东部，小平的政策是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叫东中西协调前进。

社会各阶层也是这样子，既要鼓励和支持先富起来的，也要关心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当然，支持先富应该是支持勤劳致富、合法致富人群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很可贵的。我们不能因为先富群体中存在着为富不仁的人，就对那些先富起来的人采取什么措施。应该说先富起来的群体，绝大部分对我们发展是很有利的，如果我们全国各地的老百姓都能像浙江省老百姓那么富，交税那么多，那么我们国家的总理就好当多了。但同时我们要看到，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数量不小的弱势群体。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今天讲的弱势群体，不是仅仅指6000多万的残疾人，残疾人在任何国家都有。我们今天讲的弱势群体，除了残疾人以外，还包括由于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国企改制，大批原来从主流群体当中分化出来的很多下岗的待业工人，这些人原来是主流群体，原来都是领导阶级，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而且下岗待业工人大部分都是制造业系统的，用我们的话讲就是产业工人，今天他们下岗了、待业了，虽然有最低生活保障，毕竟跟在岗的不一样，他们就成了弱势群体。但是这些下岗待业工人比起农民来讲待遇还好呢。在我们国家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越来越多失地的农民，没人给他们保底，现在出现很多“三无”农民，他们“种田无地、进城无岗、低保无份”。这些加起来，我们弱势群体的数量也不少，作为政党也要关心保护他们的利益。

前几天有香港记者采访我，他是海归派的，他说严教授，我以前在国内根本不关心政治，不关心中国共产党怎么执政，后来在国外学完了到香港电台当记者，发现中国共产党很不容易，在13亿人口的大国领导改革开放的建设，而且西方国家整天都在攻击中国共产党。我说你明白这一点就不错了，我希望你们能够把我们中共的大政方针转化成香港同胞能够接受的语言，这就是你最大的爱国。他说，是是是，这就是我们采访你们的目的。我为什么讲到这个，是想告诉大家正因为当前遇到两难问题，所以出现了对改革的不同评价。很多人认为，矛盾是改革带来的，1978年以前哪有这么多事？这么说对吗？显然是不对的。在我们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期，在我们社会生活的转折期，出现了对改革不同的评价，第一大家不能感到大惊小怪，我们党作为执政党的承受能力也是越来越强了。互联网是我们社会多样性的一种表达，我们要意识到不同意见没什么，关键是各级领导要有自己的主心骨，要有对改革的一个基本评价，要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和基本取向，这是最重要的。其实那些攻击改革、对改革说三道四的人，你真正叫他回到1978年前，他还不干呢，是不是这个情况？大家可能也注意到，前不久我们主流媒体重点组织了一些文章，正面阐述我们怎么看待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请大家注意，温总理在10月1号国庆招待会上讲话讲得很短，但是有一段话回答了对改革的不同评价，应该承认，这28年改革开放是举世公认的。

刚才讲到，现在有不同的评价很正常，但是我们各级领导一定要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和基本取向。正确方向是什么？就是在大的方面，我们方向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取向是搞市场经济，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其他改革包括文化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都要服从我们当前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因为要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其他体制跟市场经济体制不适应的话，就要改革。在改革方面，确实有不同的评价，我们也承认在当前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对改革的某些失误如果考虑不周到，如果没有配套措施跟上去，可能引发一些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我们要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和基本取向，因为有不和谐的因素出现就不搞改革，这是不对的。

我前面讲到，我们党把社会和谐放到现代化的目标中，放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上面，这是从目标、属性层面讲，实际上表明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和谐是我们执政党一个治国理政的理念。在面对着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特别是引发了一些不和谐因素该怎么办？我们可以采取两种办法，一种就是丢掉一头保一头，比如遇到区域发展问题，不考虑东部的发展，把有限的资金集中到中部或西部，但这种做法不是一种和谐的理念和做法，和谐的理念要求我们东中西要做到协调发展，东部要继续保持它的发展态势，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利税主要是来自东部，所以保持东部的活力对我们国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国家目前存在着两个群体，一个是强势群体，另外一个是弱势群体。作为执政党，如果不是采取和谐的思维方式的话，那只能保一头，不顾另外一头，要么要保强势群体，因为强势群体毕竟是大多数，我们作为执政党，我们制订的政策不能仅仅考虑强势群体，要考虑弱势群体，虽然说他在我们13亿人口当中，才是十几分之一，但他毕竟也是我们党执政的基础。和谐的思维方式就是不允许我们丢一头，保一头，就是要做到统筹兼顾，用一句比较时髦的词讲叫做“双赢”。作为执政党，我们出台的政策不能仅仅考虑强势群体，当然也不能仅仅考虑弱势群体，如果仅仅考虑弱势群体的话，我们国家就难以发展。

 

（二）以发展巩固和谐

刚才讲到，不但在改革的问题上，我们出现了不同的主张，在发展的问题上，也有不同的主张，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几个误区吧。刚才讲到，在我们党特别是这一届党中央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之后在认识上出现一些误区，前面已经讲到了，有人用科学发展观来批评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批评江泽民的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素。另外，有观点认为既然我们党今天这么强调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既然我们看到了当前在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矛盾和不和谐的问题，我们可以考虑暂缓发展，就是说停下来，再搞一次治理整顿吧。不能说这个观点有多少不对，有多少错误的，如果只是以某个地区、某个部门，某个行业的情况看它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对全国来讲，这个观点是不适合的，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原来经济基础那么落后，很多问题都要靠发展来支撑。最近，我们周边出现了朝鲜的核武器试验，世界上舆论很惊奇，没想到我们中国这么强硬，这就跟我们20多年的发展很有关系，我们现在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外交部讲，我们一切从中朝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你们的做法违背中朝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当然要谴责和批评了。

第二个观点是关于发展代价的。科学发展观告诉我们，任何发展都要付出成本和代价，发展不可能零成本、零代价，于是，有人主张，发展都要有代价，环境该污染的就污染吧，能耗高就高吧，关键是要有速度，要有GDP。但是，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把成本和代价降到最低最合理的界限。

第三种观点就是叫废除GDP，这也是比较极端的。大家知道，GDP这个指标，我们以往把它看得太重，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目前还不能取消，因为它毕竟是衡量经济发展的一个无法取代的指标体系，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它是有局限性的，不能像以前那样以GDP论英雄。因为前几年我们对GDP看得很重，所以东部就比较有优势，那时候在考核政绩的时候，确实把GDP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各地干部来中央党校学习，大家讨论，西部地区来的提出在提拔干部的问题上我们不服气啊，滨海干部进中央，我们西部干部保边疆，就这样的。江苏省无锡市的产值和苏州市的产值，西部几个省加起来还赶不上，前一段讨论苏州为什么出现这么多省部级干部，你说能不多吗？它一个市的产值顶你们西部几个省。这几年就不一样了，但是GDP仍然要存在。大家知道发展有四大指标，速度、效益、结构和质量，GDP只能反映速度和效益，不能反映经济发展的结构和质量，尤其不能反映人民群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哪些实惠，所以它有局限性，但是不能把它取消。我曾经做过比喻，GDP这个指标有点类似国家的高考制度，谁都知道高考制度有毛病，你看高考制度弄得小学生比中学生负担重，中学生负担比大学生重，但是高考虽然毛病很多，但是没办法取消，一取消更乱了，歪风邪气都来了，走后门腐败都来了，所以我当时讲，对GDP啊，咱们第一不要像以前那么看重，第二目前还没有其他指标体系能够取代。

由上可见，在发展问题上还有许多误区。既然认识上有这么些误区，那正确的认识应该是什么呢？怎么做到以发展来巩固和谐呢？我注意到十六届六中全会在讲到发展的时候，是这么三句话：继续发展，科学发展，共享发展。我认为这是在发展的问题上又前进了一步。

继续发展。就是我们不能考虑那种在全国范围内来暂缓发展的观点。邓小平讲，发展要有一定速度，像西方国家百分之零点几，我们中国是不能这么做的，因为人家国民经济GDP总量很大，只要不是负增长，人家社会都在发展，咱们不一样，咱们经济文化基础这么落后，经济发展要有一定的速度，但是这个速度不能太高，太高的速度和太低的速度都会制约我们发展，所以一要继续发展。刚才讲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当中，速度是不能少的，当然如何确定这个速度，我们党现在也是在不断总结经验，“十一五”规划制订的速度是比较合理，零增长和零点几对我们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不行的。

科学发展。今天我们讲发展，不能不讲环保，不能不讲节能，因为大家知道中国人口基数太大，不节能的话我们的能源将很快耗尽。为了节省能源，北大一批教授坚决主张不买小汽车，而且写了信，让很多名教授签名，都是搞社会学的，当然这也是一种极端，而且中央台还专门做了一个节目宣传他们的观点，坚决反对小汽车进入家庭，坚决主张步行、骑自行车，坚决主张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国情是不能提倡小轿车进入千家万户，我们算了一笔帐，就是说要是我们中国家庭像美国那样，美国每个家庭平均是2.5部小车，我们中国家庭即使平均每户一部小汽车的话，会怎么样呢？我们计算的结果是全世界生产的原油给中国当汽油来用的话，还差75万桶，这是每天的数量。还有，大家知道，今后2020年农村小康的模式跟我们城市也是不一样的。2000年以后，我们城市小康有个标志，就是城市每个居民都有一套住房，面积大小因个人情况不同而不一样，但是每个人都有一套，用天然气，都有抽水马桶，用的都是自来水，这是全面小康的标志。如果这个模式2020年推广到农村的话，我们做过计算，仅抽水马桶用水一项，把长江黄河的水全用上也是不够用的。所以，2020年农村小康模式跟城市不能一样，特别是生活模式不能一样，不能像城市一样消费。所以讲，要研究怎么科学发展。

今天讲发展，不能一个劲鼓吹不要看重发展代价，“十一五”规划制订的节能每年4%，环境污染降低2%，实际上今年上半年就没有完成，让地方党委和政府感到很头疼，我们这个指标很关键，每年节能4%，污染降低2%，到了2010年，降到10%，看来我们很难坚持。

共享发展。虽然这个提法在六中全会之前的文件已经有了，但是今天把它提高到很高的层面，一是提高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征，二是提高到我们今后发展的层面。有一句话，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怎样一种社会呢？是人们共同建设、共享发展的社会，这很关键。应该承认，在28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少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得到了实惠，但是我们讲的共享发展，应该是绝大多数人都能够得到实惠，这是符合我们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宗旨的。我们作为执政党，不能仅仅考虑强势群体，也不能仅仅考虑弱势群体，怎么使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利益达到最佳的结合点，这个就是我们要用和谐这个治国理政理念来指导，这个最佳的边界在哪里？这是我们执政党要考虑的。

只有做到共享发展，老百姓才能跟你一起共担风险，共渡难关。否则的话，老百姓会觉得改革开放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对于我们整个国家来说，我们的指导思想很明确，是要让所有人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但现在有些地方，贫富差距比较严重，我们搞调研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反映很强烈，说当地党委和政府嫌贫爱富，因为富人越多，对他的政绩越有利，利税交的也多，所以他们对弱势群体、困难的群体不太在意，这是不对的。有些老百姓讲得很尖锐，说五六十年代，我们党群关系是鱼水关系，鱼儿离不开水，军民鱼水情，到了现在，党群关系变成油水关系，党政对有油水的、富的群体照顾，后来还发展成蛙水关系，这是老干部提出来的，我觉得这个话讲得挺到位，挺厉害，说我们领导干部平时就是高高在上的，只在他遇到困难和风险的时候才想到老百姓，就跟青蛙一样，平时在岸上高高在上，遇到危险的时候往水里面跳，这就叫蛙水关系。老百姓说你平时不想到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想到我们了，我们算什么了？危险时为什么要支持你啊？   

（三）以稳定保障和谐

这一点大家比较容易接受，国内外历史发展经验证明，保持稳定是极其重要的。我为什么讲到国内外发展的历史经验，因为国内的经验大家走过来了，我们在历史上也曾经有过不稳定。邓小平讲，稳定压倒一切，因为我们中国搞改革开放，搞发展，国内外环境是不宽松的。我们中国体制改革怎么这么慢，本来这个问题应该放到前面改革来讲，但是放到稳定来讲，可能更好，应该看到，我们中国搞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内外环境是很不宽松的。为什么？大家知道，西方国家希望体制改革改到他们的轨道上去，1989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我们已经走过来了，已经挺过来了。前一两年我们周边独联体国家出现了颜色革命，首先对准俄罗斯，其次是对准中国的，希望中国也走上和平演变的道路，也走上像他们多党制啊什么的，当然这个是不能走的。这是外部环境，宽大而不宽松。

再者，我们内部环境也不太好。但是有一点，我的观点是这样的，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从1980邓小平提出来之后，应该说从来没有间断的。这点，西方不断攻击，说中共只搞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不对的。我们跟西方记者交流的时候，就驳斥他们说，我们实行的是公务员制度，公务员制度是政治体制改革一个很重要的成果，我们又跟他们讲我们农村的村民自治，9亿人口的农村搞直接选举，这是你们西方人难以想象的。应该看到，政治体制改革有快有慢，力度有大有小，这跟我们所处的国内外环境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说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进展是不对的。

为什么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么谨慎，在积极稳妥地推进，这是跟国内外环境不太宽松有关系的。可以讲，十七大肯定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只能是积极稳妥，因为外部环境我们有时候改变不了。邓小平讲，国际大气候我们没有本事管，但是国内大气候小气候我们可以管。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国内小气候也不是那么好。我们党内有这么两部分人，一部分极“右”的人认为这些年我们的政治体制根本没动，都是搞经济体制改革。在他们看来，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搞多党制，就是要搞三权分立才过瘾。用这个标准来讲，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当然没有发展。而党内还有一些极“左”的人，听到我们党中央要积极稳妥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马上就写信给中央，说不能提政治体制改革，更不能提要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因为一提我们搞政治体制改革，他们认为就是往多党制、“三权分立”方向发展，所以列宁曾经讲了一句很深刻的话，“左”和“右”片面性是相通的。大家看到，“左”和“右”在我们党内打架打得很厉害，但是在他们观念深处，其实都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标准是一样的，都是搞“三权分立”、多党制。“右”认为你没搞，“左”怕你往这个方面改。在这方面我们党中央还是把握的比较好的，积极稳妥同时坚定不移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改的话，我们国家政治和谐做不到。

要真正达到和谐，当然要用改革来推进，但是改革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有稳定来保证和谐。刚才讲，和谐是一种社会状态，要比稳定来得高级，稳定是比较容易做到的，用高压手段也可以达到稳定，但是真正和谐那是不容易做到的。用毛泽东的话讲，和谐就是既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个人不同意见发表等，但是你要说要达到和谐，首先必须要稳定，没有稳定一切都是白说。

国内不说，单说国外，苏联东欧冲击波我们顶过来了。大家知道，我们中央党校的学者以前仅仅跟社会主义国家接触，现在跟西方民主党也接触比较多，我们曾经也接触目前的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洛夫。久加洛夫讲了一段发自肺腑的话，用我们话来讲，是痛定思痛的体会，但是讲这个话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所以说我们党提出“三个代表”还是很英明的。久加洛夫讲到，世界上有两百多个民族，有一百多种语言，但没有任何一种语言能够形容俄共丧失政权的痛苦。确实，我们有些教授去过俄共中央党部，还不如我们今天华北铁道部的会议室呢，而且在开党代会的时候，两次停电，你看，俄共在任的时候谁敢这样子？这就是他们当初搞什么多元化，搞什么公开性，然后造成社会混乱，右派势力在乱中夺权的后果。

所以刚才讲，我们要用稳定来保障和谐，但是应该看到，我们的要求和水平不能仅仅停留在稳定的层面，因为稳定跟和谐还是有差距的。和谐是一种很明显的状态，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百花齐放，又有百家争鸣，这才叫和谐，但是前提基础是要稳定，没有稳定，改革、和谐、发展都是白扯。

好，今天就谈到这里，占用大家两个小时的时间，谢谢大家。

（根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题目为编者加）

（报告人系中央党校科社部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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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婧雅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06/1101/77320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