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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60年与中国发展道路
2009年09月01日 15:31
我很高兴能有机会与大家一起学习交流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体会。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60年来,在实践中,我们探索出来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在理论上,我们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十七大报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放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强调的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要继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且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十七大报告对改革开放的经验进行了总结,认为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去年年底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同志进一步强调,30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且在未来发展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还指出,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封闭僵化的老路就是我们称之为传统社会主义道路,比如苏联模式代表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我国“文革”时期的一些道路。改旗帜的邪路就是苏联东欧剧变的路。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们也看到思想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混乱的状况,当前大家在围绕几个重大问题进行探讨,比如正在探讨的“六个为什么”,来解决思想认识上的一些问题。
今天和大家回顾一下新中国60年来如何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开辟这条道路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到底包括着哪些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贡献和对未来发展的指导意义,以及我们将会遇到的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60周年来,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把它简称为中国发展道路,国际上有人称之为中国模式,有西方学者称之为北京共识。我们应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与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遇到的几次重大的危机是分不开的。
谈到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发展策略的制定,我们不得不谈到危机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危机把原有体制的弊端以集中且尖锐的形式充分暴露出来,从而使人们有可能深刻认识这些弊端。人们在分析危机原因、寻找解决问题出路时,才会对以往体制的弊端进行清醒的认识,比如我们正在经历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原有的体制是怎样的?在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人们在反思原有体制的弊端。在全世界范围内,很多人现在开始寻求原有体制替代方案,寻找更好的体制。正是因为危机的爆发有力地打破了体制改革中所遇到的传统观念障碍,人们在反思体制的过程当中,必然会反思思想观念。于是,在寻求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时,必须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又必须破除原有观念的束缚。这就是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和十七大以来一直强调解放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如果没有危机的发生,就很难冲破既得利益的障碍从而开辟新的发展道路。从历史上来看,战后的日本和德国就是在民族遇到生存危机的情况下崛起的。而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国家在二十世纪后半期也遇到过几次重大危机和严峻挑战。
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与二十世纪下半期所遇到的三次危机是分不开的。
世界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遇到的第一次危机是苏共二十大带来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用3年时间使国民经济恢复,然后用三四年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建设到底怎么搞?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没有经验,苏联老大哥在前面走,我们在后面跟,因为苏联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经验。恰逢其时,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苏共二十大一结束,赫鲁晓夫召集二十大代表从晚上12点到凌晨4点,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在会议上,赫鲁晓夫做一个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斯大林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英雄,是苏联人民心目中的神。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揭露斯大林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和对他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是对斯大林和苏联模式全盘否定。在报告里,斯大林被描绘成为独裁者、刽子手和暴君。这份报告之所以被称为秘密报告,是因为赫鲁晓夫本人不想让全党知道,意图是推动党内的民主建设、对原有的斯大林体制进行改革。但没想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得到了这份报告并在欧美报刊上发表,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一次大地震,直接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内部分裂,发生1956年6月波兰波兹南事件和10月的匈牙利布达佩斯工人罢工游行示威事件;二是世界范围内出现共产党的第一次退党高潮。
整个二十世纪出现过两次共产党员退党的高潮,一次是苏共二十大引起的,一次是苏联解体引起的。二战之后,由于苏联是战胜国,“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是个非常热门的话题,成为世界上凡是比较明智的国家首选的发展目标。英国工党打出来的竞选旗号是建立大不列颠式的社会主义。法国戴高乐宣布建立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绝大多数按照苏联的模式建设社会主义。曾经有一段时间,非洲有将近50个国家和地区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或者称之为非资本主义道路。可是,苏共二十大之后,特别是秘密报告之后,赫鲁晓夫把苏联模式的盖子给揭开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在社会主义内部,也开始进行改革,各国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当时,面对这样的危机,中国社会主义面临三种选择,每一种选择都有一定合理性,这时中国怎么办?
第一种选择,顶住国际上否定苏联模式的逆流,继续走斯大林之路。斯大林曾经被描绘成神、领袖、英雄,这不是一点依据都没有的。苏联原来是欧洲落后国家,经过将近30年的发展,苏联成为欧洲第一强国、世界第二强国。在发展的最好时期,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0%。在当今世界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曾经接近过这个水平,所以那时它是另一个超级大国,敢和美国进行PK。斯大林的苏联模式有其合理性,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点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也是承认的。丘吉尔说,斯大林留下的是一个具有核武器的苏联。我们现在可以看出普京与戈尔巴乔夫及以前的领导不一样的是,普京上台后只谈未来不谈过去,从没否定过任何一个领导人。实际上我们在八大前,制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等都是按照苏联那一套制定的。因此,斯大林之路有其合理性。但斯大林的盖子揭开后,毛泽东同志一喜一忧,喜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必再看苏联共产党的脸色行事,忧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了分裂,所以这是一条危险的路。
第二种选择,向赫鲁晓夫学习,走斯大林之后的苏联的路。既然赫鲁晓夫说斯大林之路不对,那么他应该是对的,我们跟着他做,毕竟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这里存在着一个问题,赫鲁晓夫本人是斯大林体制的参与者、执行者,也就意味着斯大林模式里有赫鲁晓夫个人的成份。如果把斯大林体制过度否定,赫鲁晓夫最后必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于是,对于到底要怎么批判、认识原来的模式,如何建立新的模式,赫鲁晓夫本人也没有明智的选择。所以,我们称之为这是一条不明的道路。
那么剩下的只有第三种选择: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当时,毛泽东开始提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一次结合探讨了中国革命的道路,第二次结合探讨中国建设的道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56年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召开了中共八大,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到今天为止,八大的有些决定和判断依然是正确的。1957年毛泽东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今天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源点应该找到《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提出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重要观点,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外交等问题,标志着我们党开始独立自主探索适合于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我们今天所说的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要坚持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政党制度、要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发展基层民主都是在毛泽东时期确立起来的。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国逐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正因如此,十七大报告提出三个“永远铭记”的第一个“永远铭记”就是,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选择方面,首先不能忘记毛泽东。
在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我们不能否定新中国前30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不能用后30年来否定前30年,用肯定后30年来否定前30年。首先,前30年的贫穷不是中国共产党造成的,那是旧中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外国掠夺者造成的。其次,票据经济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发明,那时的票据经济至少做到把十分有限的物质产品平等地分给每一个中国人。后30年,物质确实丰富了,甚至供过于求,但这只是一种结构性的供过于求,还有很多地方、很多人仍然是吃不饱的,公平问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始于毛泽东,毛泽东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尤其是犯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文革”把中国经济带向了崩溃的边缘,使中国社会发展遇到了第二次危机。在解决第二次危机的过程中,邓小平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过程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文化大革命”无疑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遇到的一次非常严重的危机。“文革”对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二战”结束后,中国是战胜国,日本是战败国,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949年大致是相当的。可是到了197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日本的1/4,而我们人口还增加了一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亚洲四小龙抓住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成功走向了现代化道路,而中国却把重心转移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去了。
“文革”结束之后,中国再一次面临着三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继续走“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坚持“文化大革命”的路线不动摇。继续走“文革”的路的具体表现就是“两个凡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意识到,如果不否定“两个凡是”,“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真正结束。在这个过程中,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开始思想解放运动。1978年12月18日,我们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这次会议为标志,我们进入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批“两个凡是”,把这条路给堵死了。
否定“两个凡是”之后,马上出现了第二个选择,就是是不是像苏联否定斯大林那样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文革”必然涉及到毛泽东,涉及到对毛泽东的功过评价,涉及到对毛泽东思想认识和评价的问题。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始逐步走进政治历史舞台的中心。有人预测要拿否定毛泽东开刀。因为一方面,邓小平在“文革”是受害者;另一方面,否定前一任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已有先例。一些人认为邓小平可能会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可是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的个人功过要有客观的评价,要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分开,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结束,邓小平率先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一条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家别小看了这件事情,苏联的赫鲁晓夫否定了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否定赫鲁晓夫,然后后任领导者再否认前任领导者,以至于戈尔巴乔夫发现,再否已经没新意了,就把整个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全部都否了,导致苏联解体,苏联共产党垮台就成为必然的事情了。苏联解体后,叶利钦的个人秘书参观华盛顿白宫后发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感慨说,参观美国白宫时,经过走廊到椭圆形总统办公室,发现在走廊的两边,美国的历任总统露着慈祥的笑容看着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每一位来访者;而苏联不一样,苏联的后一任领导人一上来就把前一任领导人的画像从墙上摘下来,踩到自己的脚下,然后再把自己的挂上。苏联否定了历史,否定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也否定了社会主义合理性。邓小平说,我们绝对不能像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那样否定毛泽东。所以先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后来将其纳入四项基本原则,并把四项基本原则称为立国之本。
第三种选择,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家别忘了前半句话“走自己的路”是毛泽东说的。邓小平接着说,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面一条老路走不得,一条邪路更不能走,我们要走一条新路,开始探索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社会发展道路。
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尤其是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在这次会议上开始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一个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召开的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关键词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8个字。
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开幕词里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段话到现在仍不过时,可以作为学理研究的重要理论资产。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在点题后,开始破题、解题。
1987年十三大报告的题目叫《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报告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1949年到1987年将近40年的时间,我国社会主义仍然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一个不发达的阶段,按照邓小平的讲法,是一个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现在一些同志认为,邓小平讲的初级阶段是一百年。我认为,初级阶段绝不只是100年,邓小平讲的百年指的是长期性,而不是一个具体的量的判断。十三大第一次提初级阶段,十五大第二次强调初级阶段,十七大第三次强调初级阶段,所以我们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这是我们最大的国情。在十三大报告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立了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的目标。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进行了概括,认为我们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报告把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探索所取得的积极成果概括成为12个方面,并认为我们初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所以,十七大报告提出第二个“永远铭记”时指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报告还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1984年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1986年作出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前者是经济,后者是文化,还没有对政治改革进行整体性部署。十三大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如何深入发展作出了部署。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我们开始牵涉到权力的重新配置问题,牵涉到党政关系、政企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十三大之后,正当我们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时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遇到了
第三次危机。第三次危机在国外表现为苏东剧变,在国内表现为政治风波,世界社会主义开始走入低潮,原来社会主义国家15个,这时候变为5个——越南、古巴、老挝、朝鲜和中国。其他4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比中国经济发展落后,越南比中国至少滞后了10年,有人认为如果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越南就处于过渡时期。老挝认为自已处于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时期。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国际范围内出现了第二次退党高潮。有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只有5000人,而且基本都是老年人。全世界原来有9000万党员,到这时只剩下7000万,而中国就有5700万。冷战结束后,共产党的人数在增加,增加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现在7000多万人。
苏东剧变、“六四风波”后,中国又一次面临着三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再一次以俄为师,走资本主义之路。1989年后,国内学术界两派泾渭分明。一派认为,苏联老大哥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了,那我们还走什么社会主义道路。苏联执政74年都垮台了,回到老路上去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走这条道路呢?而且国际上面还有一股力量,苏联一解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的人认为社会主义的历史已经终结了,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共产党已经没有后发性了。美国学者福山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他认为,社会主义已经被装进了历史博物馆,历史已经终结了。他说,资本主义不是最好的制度,但至今没有比它更好的制度,现在留给我们思考的,是如何使还不是最好的资本主义变得更好。所以,国内有一部分人说,资本主义这条道路是可以走的。邓小平说,这只能成为资本主义的附庸,这是死路一条。
第二种选择,回到以前的老路上去,再一次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一条僵化的道路。由于经济领域的双轨体制并存,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发展上不去,是因为市场改革不到位,所以要进一步加强市场方面的改革。另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我们利用了市场。计划和市场的争论很激烈,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一直在徘徊,中国到底怎么办?对此,作为一个资深革命家,邓小平同志看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摇摆不定,心急如焚,他踏上了去南方的列车,于是有了1992年春天的南方谈话。
每次危机时,我们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面临着多种选择,而我们最后作出的选择其实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因为其他的路走不了,所以我们做了第三种选择——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形成了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南方谈话”是对改革开放的总结,强调了“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强调要解放思想,不要在问题上争论,争论就耽误了时间;提出判断改革是非得失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谈到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要推进理论创新,为什么要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提出主要防止“左”,还要警惕右。在当前这个时期,最主要的是“左”,所以要反“左”。“南方谈话”是解放思想的又一个宣言书。邓小平在“南方谈话”里谈的最多的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毫不动摇,一百年不动摇。
南方谈话之后,1992年召开了十四大。十四大有两大突出性的贡献:一是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提出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始成为全党的重要指导思想。
十四大之后,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从国际形势来看,冷战结束,政治多极化开始发展,经济全球化成为全球经济的显著特征,文化多元化引起不同文化相互激荡。美国学者亨廷顿在九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分别写了《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从国内来看,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引起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和经济利益的调整。随着我国加入到世贸组织,对外开放形势发生了全新的变化。从党情来看,我国党员的数量和结构发生了变化,数量增加,结构上高学历的、年轻的党员开始增加,党员干部队伍进入整体交接时期。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着一些与党的性质、宗旨相违背的东西,所以江泽民同志再一次强调,要解放思想,要进行理论创新。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同志去世了,引起了人们对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一种思考。从直接原因上来说,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者,他的去世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思考。从间接方面说,因为我们进入世纪交替时期,马上要进入21世纪,邓小平去世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新的挑战,有人开始趁机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江泽民总书记强调理论创新,国外有些人就建议说,邓小平进行理论创新是破除了“两个凡是”,江泽民要创新就得破除四项基本原则。可是要是破除了四项基本原则,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吗?那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啊!还有的人借改革中出现的失误开始否定改革开放。我们看到,二十世纪末期,在整个世界范围里产生的一种浓烈的怀旧情绪,俄罗斯人开始怀旧,怀念斯大林时期,以至于普京上台后说了一句非常有哲理性的话,谁要是忘记历史,是没有良心的;谁要是想回到过去,是没有头脑的。在国内也有一种浓烈的怀旧情绪,有的人借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失误来否定改革开放;有的人对照科学社会主义来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为我们在许多方面违背马克思主义,否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说到底,这一切争论,最后归结到一点:举什么旗,走什么路。
邓小平去世三个月之后,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了“5·29”讲话,明确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用这个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紧接着,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上作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再一次强调了旗帜问题的重要性,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举什么旗”,确立了跨世纪的发展目标。
十六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阶段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报告的题目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报告总结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13年的历史经验,阐明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明确提出了新世纪头20年的奋斗目标,并对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作出了部署。我们把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创新叫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三大理论成果。根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进行了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正因如此,十七大报告的第三个“我们要永远铭记”就是,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承、发展并成功推向二十一世纪的。
十六大以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按时间来说,就是二十世纪的头20年,至今我们已经将近走过了1/2的时间。这一个时期从国际形势来看,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世界多极化;二是经济全球化;三是政治民主化在推进;四是文化多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五是技术、资源、人才、市场等方面的国际竞争开始进入白热化。上世纪末,我们曾经说过知识经济初现端倪,认为将来经济都是围绕人才、知识竞争的。进入新世纪后,人们发现,石油等资源仍然是竞争的重要力量。
从国内来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是完成“三步走”承前启后的时期,是实现工业化的关键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还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竞争体制的时期。此外,我国人均GDP从1000美元上升到3000美元,我称之为敏感发展时期。有人讲,这个时期里,如果中国搞得好,就是未来的欧美;如果中国搞得不好,就是未来的拉美。对此,我倒不这样认为,因为搞得好,不一定成为欧美,搞得不好我们与拉美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就是此一时彼一时、此一国彼一国。但在这个时期里,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三大危机也是我们将遇到的。第一个是社会危机。因为在1000美元发展到3000美元的过程中,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因为贫富差距带来的矛盾会引起社会危机。第二个是政治危机。过早或过度的民主化会带来政治方面的危机,这在第三世界国家非常明显。冷战结束后,很多国家马上照搬欧美的议会民主和多党制,为了获得竞选胜利,很多政党许下了难以兑现的承诺,一旦获得执政,人们发现承诺根本无法兑现,就开始进行街头政治,甚至最严重的发生军人干政。第三个是经济危机。为了解决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有些执政者开始大借外债,借了又还不了,结果要么依附于别的国家,要么让国内经济处于停滞。
所以,我国进入了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也进入了一个社会矛盾和问题较为突出的矛盾凸显期。十六大以来,围绕着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与问题,学术界提出了多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主张走新自由主义之路。新自由主义制度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华盛顿共识共有十条,其中最核心的三条是实现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新自由主义在前苏联东欧事变时使它们至少倒退了二十年,新自由主义在拉丁美洲使其失去了宝贵发展的十年。在这次金融危机后,我们至少可以说,新自由主义被证明彻底失败了。
第二种选择,主张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有的人讲,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够发展中国。实际上,我认为,他们最终的意图是搞议会民主和多党制。有人问为什么我们老反对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既讲民主又讲社会主义不是很好吗?那么,我要告诉大家,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我们从不认为北欧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称之为一种改良的制度。从1988年到现在的20来年,我对民主社会主义有一些研究,也曾到北欧一些国家转转,有一点必须承认的是,这些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社会福利等方面确确实实跟我们不是一个水平,他们处于第一方阵——发达国家的行列。可能这些适合于北欧国家的,却不适合于中国。给大家举个例子,按照去年人民币升值后计算,我国人均GDP是3300多美元,瑞典的人均GDP是4万多美元。要是创造3000多美元的财富能够享受4万多美元的生活,那该多好呀。但这是梦想。所以,我们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主要是在挑战我们的政党制度和民主制度,这也是为什么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种选择,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今年“两会”吴邦国同志在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谈到,为什么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为什么要坚持多党合作不能搞多党制?谈这些理论问题,针对的是不愿意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胡锦涛“6·25”讲话、十七大报告里都强调了这一问题。
因此,通过对这条道路形成和发展的回顾,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探索始于毛泽东。我们不能否定毛泽东对此作出的巨大贡献。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新中国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实践是动力,是源泉。第三,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发展的历史性根据。第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我们的理论基础。第五,人民群众的创造性经验是我们不竭的源泉。第六,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发展的新趋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不是我们党从主观愿望出发构建的,而是在面临着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和挑战的情况下,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是有其客观必然性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有同志问,为什么在中国和社会主义中间非得加特色两个字?就叫中国社会主义不就得了吗?原来不是也称越南社会主义、古巴社会主义、朝鲜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苏联社会主义、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吗?其实加“特色”两字源于我们近30年的表述。在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理解什么叫做特色。特色不同于特点,也不同于国情。因为特点也好,国情也罢,在价值判断上,都是中性概念,好的坏的全在里面。比如中国的特点有资源很丰富但人均资源很少;国土面积大但有效使用的国土面积不足。然而,特色是对特点和国情的超越。在价值判断上,特色代表的是事物的特长和优势。用哲学的语言说,特色代表的是事物的最优存在方式和最优演化方向。所以,我们简单称之为特色。
第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参照系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是不同的,按照马克思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演进来说,社会主义是比较高的社会发展形态。其次,作为社会主义,我们又具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中国特色,相对于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历史上的有些社会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具有中国特色。胡锦涛同志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方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另一个方面,我们又赋予它鲜明的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和实践特色。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其中社会主义是共性,中国特色是个性,两者结合在一起。比如,马克思列宁的科学社会主义要实现国有制,中国特色则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马列的科学社会主义讲按劳分配,中国特色则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就是共性和个性的一种统一。
在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我们必须反对四种认识上的倾向。第一,反对以中国特色来掩盖中国的落后。不要一说这个地方怎么脏乱差啊,中国特色嘛。这个地方社会治安好像不好,中国特色嘛。用中国特色来掩盖中国的落后,这是我们反对的,也是与中国特色本身的含义相违背的。第二,反对借中国特色而否定社会主义的右的倾向。有的人只讲中国特色,不讲或淡化社会主义,认为只要是我们搞的都对。第三,反对借社会主义而否定中国特色的“左”的倾向。老是用经典、原典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推出的一些设想来对照我们的现实,认为这不是社会主义,那也不是社会主义。第四,反对借中国特色而拒绝学习外国。有一种观念认为,所谓中国特色应该就是中国独有而其他国家没有的。那会导致我们脱离世界,自我独立起来。而且现在很难找到只有中国有而国外没有的。
第三,理解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前者是实践中的,后者是理论上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是政治方向上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一再强调,绝不走西方发展道路,绝不照搬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制度,确立了中国特色经济政治文化发展道路。这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不同,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不同,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发展也有所不同。但现在对这些问题有些不同的理解,比如,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我们和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相似了,但他们没有发现我们在意识形态、在制度安排方面所存在的区别。有人认为,我们现在所做的许多东西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翻版。我觉得我们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和借鉴了列宁时期的一些做法,但有很大的不同。但国外学者宁肯用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等,也不愿意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表面上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太长,不像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北京共识那样琅琅上口,实质上反映的是意识形态的差异。大家可想而知,西方国家如果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同时又承认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那就等于承认社会主义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就等于承认他们以往对社会主义的判断是错误的,等于扇了自己耳光。当然,还有其他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比如西方国家不承认中国是民主国家,说中国没有搞多党制,没有搞议会民主;西方国家不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国家,因为中国好多领域还没开放;西方国家不承认我们是社会主义。我们看到美国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两种人站在不同的视角,发表了不同的观点,却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一部分人认为,如果不发展民主,中国就发展不起来。由于中国现在没有把民主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要打击和制裁中国。另一部分人按照西方以往的逻辑认为,中国要是发展起来,必然对世界构成威胁。由于中国的发展会对世界构成威胁,所以要打击和制裁。于是,中国不发展不对,发展也不对,无论如何都要受到打击和制裁。所以,美国人一再拿台湾问题、西藏问题说事儿,一些美国学者在公开场合表示,目前阶段伊斯兰国家是美国最大的敌人,未来潜在的最大敌人是中国。所以,国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有这样、那样一系列不同的理解。针对这些不同的理解,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把握几个要点。
第一点,这条道路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辟的,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共产党领导。
第二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的,结合于中国实际。这种发展道路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的,在制度安排上,体现出中国特色:在经济发展道路上,我们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八个字必须放到一起,割裂开来是不对的。江泽民同志讲,社会主义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计划和市场统一在一起的,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在政治发展道路上,我们强调不按西方政治发展模式,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文化发展上,我们确立了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道路。这种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四有公民”为目标,发展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科学、大众的文化,强调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建设道路的选择上,我们强调的是走社会和谐的发展道路。在制度安排上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所不同。
第三点,这条道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以基本路线为集中体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条道路确定的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所确定的目标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十二大强调的是高度民主、高度文明,十三大强调的是富强、民主、文明,十七大强调的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从原来的“两手抓”,到“三大文明”,到现在的“四位一体”,反映出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科学化。最后,在对外发展方面,我们想走的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
第四点,理解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在三大理论成果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所有理论创新成果,包括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这个理论体系贯穿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之中,在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以及领导力量、依靠力量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观点,是一个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其次,这个理论体系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一方面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直接继承了毛泽东时期对于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成果,凝结了几代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心血。我们在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不能把它和前面的理论割裂开来。最后,这个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需要进一步发展,需要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开放的,需要发展、需要与时俱进的。
第五点,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贡献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的主题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围绕着这个主题,有四大基本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发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三大理论成果共同回答了这四个基本问题,而不是一个理论成果回答一个问题。原来我们认为,邓小平理论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科学发展观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发展。这种理解是片面的,以至于后来习近平同志、刘云山同志在很多场合通过讲话、发表文章来论证三大理论成果共同回答三个问题或现在的四个问题。这三大理论成果是层层递进、相互连接的关系,而不是各行其是、分门别类的。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实现广大人民的利益,所以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在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以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上,我们都提出了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坚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
面向未来,我们还会有一些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十七大报告里面强调了两个“前所未有”: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但同时强调,机遇大于挑战。那么,现在这些阶段性的特征已经呈现在了我们面前,比如说我国经济总量很大,位居世界第三,但生产力水平总体不高,我们人均GDP居一百多位;我们原始创新能力差,生产效率低;社会发展速度很快,但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强,东部和西部、城市与乡村、一二三产业之间发展不平衡;我国现代化进程加快,资源的压力逐步加大,能源资源不足;虽然一直重视环境保护,但环境状况依然持续恶化;人均收入整体在提高,但贫困人口数量仍然很大,贫富差距逐渐加大;就业方式多元化,但就业压力日益加大;以及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应对突发性危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应对国际竞争等方面,我们都存在着一系列有利的条件和不利的因素。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怎么办?实际上,中国的问题只能够靠中国解决。前些时候,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给中国经济拉动内需开了药方,证明他们的的确确是“老外”——外行的外,不了解中国情况。第一条药方是让工会跟企业主谈判,提高工人的工资待遇不就能拉动内需了吗?但中国企业的工会有这种职能吗?第二条药方是增加劳动力需求,力争使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带动劳动力价格上涨,劳动者收入高了不就拉动内需了吗?但他就是不知道,现在中国的劳动力存在很多问题,农村的劳动力需要转移,城市的大学生需要就业,新增劳动力需要安置。对这位
“老外”的建议,我们称之为教科书式的药方,中国的问题按照教科书解决是解决不了的。面对上述一系列的问题,现在我们强调的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理想来凝聚力量;用制度作为保障;用发展作为动力。但这种发展不是瞎发展也不是硬发展,而是科学发展。
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讲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谢谢大家。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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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贤博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09/0901/773230.shtml
